1、人物簡歷
1950 年12 月至1964 年3 月，在安徽省來安縣任國小校長、《來安報》社負責人、縣委宣傳部理論幹事。1963 年12 月至1970 年12 月， 任《滁州報》、《皖東報》、《皖東通訊》編輯、編輯組長。
1971 年1 月至1982 年11 月，先後任滁縣地委政研室副主任、秘書室主任、地委辦公室主任和地委副秘書長等職。
1982 年12 月至1985年1 月，任滁縣地委副書記。
1985 年2 月至1992 年5 月任滁縣地委書記。
1992 年6 月起， 任安徽省第七屆、八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是中共安徽省第四屆、五屆省委委員、中共十三大代表。是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2、主要成果
曾主編《農村改革哲學思考》一書；所撰《論農業企業化經營》一文受到黨中央總書記首肯，並被評為全國優秀論文；
《農村改革與發展幾個重大問題的意見》一文，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以內部參閱檔案印發中央領導人和各民主黨派、省市自治區黨委和政府參閱。
3、人生信條
一輩子幫農民講真話看到剛頒布的2005年中央1號檔案，陸子修很高興。
就在2004年年底，在陸子修參與的“安徽2070戶農民調查報告”中，他們還呼籲：“像80年代一樣，中央再連發5個1號檔案，真正把農民放在重中之重地位，在硬投入上，一年解決一兩個癥結問題，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就有希望了！”
安徽省人大常委會住宿區，臘梅盛開，暗香四溢。陸家的門上貼著“指點江山，激揚文字”，陸的字跡灑脫。在採訪過程中，陸從書房裡不斷翻出調查報告，以及退休後出的《“三農”論衡》、《農村問題答案不在農村》、《第三次解放農民》等書。
“文章都是我自己寫，從不找別人代筆。”
陸子修現年72歲，退休8年來比上班還忙。自上世紀70年代親身參與促成“大包乾”以來，陸子修30多年裡始終都在思考“三農”問題，從未停止過為農民鼓譟與呼喊。
年輕時難忘一幕
“我當過記者，鼓吹過浮誇風，那是畢生難忘的一課。”陸子修說。
陸子修20歲出頭時在安徽滁州的《來安報》當記者，24歲當總編，正趕上1958年的“三面紅旗”時期。
不久，老百姓中開始出現餓、病、逃荒、死亡……陸的幾個親人也在那時餓死。這一幕幕慘景，陸無數次想起，都宛在眼前。
1961年，陸子修作為反“五風”工作小組成員，下鄉聽老百姓“揭蓋子”，聽到更多慘痛故事。
“我不是從檔案，而是從農民口中，知道犯大錯了。”“老百姓訴苦，說的最多的是那幾年自己曾參與過的事，這教訓太沉痛了！”
這一教訓深刻地影響了陸子修的人生觀、價值觀。陸相信民眾、重視調查研究的工作態度自始確立。
1964年7月1日，滁縣地委創辦《滁州報》，試刊號的首篇文章是陸子修寫的《搞生產就是幹革命》，1萬多字的通訊寫琅琊公社陡崗大隊科學種田、興建水利工程，由窮變富。文章發表後被《安徽日報》轉載，陡崗經驗也在滁縣範圍內推廣。
陸子修當時在農民家吃住兩周，日夜找人談話。他問：為什麼大搞水利？農民說：農民幹革命就是搞生產。我們自己能吃飽飯，也能多給國家交糧。陸覺得，這是農民的一種精神境界。
“文革”中，此文成為滁縣地委及陸個人搞“唯生產力論”的罪證。“我就不寫脫離經濟的政治。寫的要么是經濟，要么是經濟與政治的統一，那時就成了不講政治。”陸子修說。
“大包乾”背後風雲
上世紀70年代末發端於安徽的“大包乾”，人們多對那群小崗人的“冒死分地”記憶深刻，卻大多不知在此之前，小崗隸屬的滁縣地委（今滁州市）的風風雨雨。
陸子修1972年任滁縣地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總想著“在舊體制框子之下尋找新政策”。
1975年，全國普及大寨經驗，陸子修在地委領導下，在滁縣進行了一次“普及大寨經驗”的調查，具體了解在學大寨活動中，農民的生活、生產、集體經濟究竟如何，是否比學之前好。
統計調查的結果，用幾句話形容，居然是“幹活大呼隆，生產一窩蜂；出工不出力，分配不兌現……”。陸子修根據調查，寫就《落實黨的農村經濟政策》的報告，直陳時弊。不料，此報告使地委受到省里批評。
局面扭轉，是在萬里到安徽後。萬里同志看到報告，覺得真實可信，於是指示滁縣繼續調查。根據滁縣地委新的調查結果，省委出台了聞名全國的“落實農村經濟政策6條”。
滁縣貫徹“6條”，幹部民眾很受鼓舞，原來作風“漂浮”的幹部都一齊參加勞動了。有的地方已包產到組，如來安煙陳公社已“定產到組”，天長的新街公社也將棉花地包產到戶。但在1978年滁縣市級幹部會議總結經驗時，這些秘密經驗還未獲準交流。有公社書記在會上質問地委：為什麼有的地方搞得好，災年大增產，經驗卻不讓介紹？！
這事實上是因為“安徽6條”本身有禁區———不準聯繫產量搞責任制，不能包產到戶。
會後，時任滁縣地委書記的王郁昭和陸子修專程向萬里匯報貫徹“6條”的情況。萬里說，“6條”也不是框子，可以突破；可以在一個縣範圍內，找一個公社推廣試驗。
孰料，滁縣地委召開縣委書記會，每個縣都要求能夠被試驗；縣委書記回去開區社幹部會議，每個公社也都要求試一試。公社召集大隊幹部開會，大隊說每個生產隊都想試試看。如此不脛而走，奠定了此後中國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基礎的大包乾就在此氛圍中產生，小崗不過是其中之一。
講真話語驚四座
“大包乾”事過26年，陸子修脾性未改，依然執著於替農民講真話。
“過去缺糧為患，現在成了糧多為患……你問我為什麼，這說來話就多了！”1985年時任滁縣地委書記的陸子修，向國務院匯報《農村應由雙軌制走向市場經濟》。文中，陸說：老百姓罵我們說話不算數，“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陸還說，要農民多交糧、多出錢、多出義務積累工的契約，被農民說成是“不平等條約”。
“不少農民說，去年防汛抗洪時，中央領導人吃了那么多苦，解放軍出了那么大力，處處為農民著想，我們農民一邊看一邊哭。希望總理為民作主，把農民稅費負擔降到一人一畝100元。等於農村再來一次大包乾，我們就有奔頭了！”這是陸子修和原江蘇省委農工部長吳鎔1999年4月提交給中央一位領導同志的一份報告的結語。領導同志專門批示：這篇調查報告根據大量事實和第一手材料，對農民負擔屢減不輕的深層次原因作了大膽而透徹的剖析，反映的問題很具體，也很尖銳，值得認真研究。陸1992年擔任安徽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寫這封信時已退休。
《農民日報》原總編輯張廣友與陸相交多年，在為陸的書作序中說：1979年以來安徽省以及中央召開的農村工作會議，陸大部分都參加，他的發言屢次“語驚四座”。還有人評價說，陸不作空泛議論，根據事實講話；不趕時髦，卻常有前瞻性。
早在1988年，陸就撰文指出農業要企業化經營———與今日產業化異曲同工；1996年，他寫了《應將減輕農民負擔作為一項長期國策》；2001年，他研究農村稅費改革，指出不僅應減稅費“揚湯止沸”，更應“釜底抽薪”，對鄉鎮機構進行改革……
立言論寵辱不驚
迄今為止，陸子修牽頭或直接進行了150餘次有關“三農”問題的調查。這些調查，廣涉安徽農村經濟、農村稅費改革、勞動力資源、農民負擔、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等問題。他也多次走出安徽，對廣東、甘肅、新疆、黑龍江、吉林、浙江、四川等多個省份的農業農村經濟以及勞動力市場進行調研。“農民沒有專門組織給他們講話，安南不都說卸任後去做農民么？”陸說。
陸子修較早開始研究農村勞動力資源開發利用問題，較早呼籲重視民工潮。由陸子修等人於2003年策劃拍攝的5集電影理論片《中國民工潮》，在去年底被廣電總局授予2004年電影電視片一等獎。
“我也寫過一畝十萬斤的訊息，做過對不起人民的事情。後來被委以重任，就始終提醒自己，千萬不能再犯那樣的錯誤！”
退休後，陸子修的日子過得充實。這些年來，他的意見很受中央、省領導重視，常常能夠被決策層採納。“建言立論，一定要做到寵辱不驚。”“我們有不少經驗教訓，現在應該爭取多以成功抵償失誤。失誤，往往就出在憑書本出發、拍腦袋、經驗主義決策，不注意研究新情況，不從實際出發。”
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堅守（記者手記）
“現在有的幹部，官做到一定份上，文章可以有秘書代勞，甚至書也可以由秘書代看，但是陸子修卻從來沒有這樣做過。”說起陸子修，他的一位老友這樣感慨。
從鄉村國小教師開始，官至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陸子修官做得也算不小，卻始終愛往田間地頭跑，喜歡與普通民眾交流。眾多調查、書稿，都是他自己的心血結晶，從不假手他人。
不懈追求真理、尋覓真知，陸子修與志同道合者保持交流，彼此砥礪。朋友中有普通農民，有溫鐵軍這樣的學者、專家，還有從事農村工作的各級官員。2070戶的農民調查問卷，在很大程度上，是憑藉他的個人影響和魅力做成的。在調查研究形成報告之後，陸子修總是虛心做小學生，不斷徵求不同意見，超越不同意見以實現見解的升華。
調研辛苦，筆耕艱難，是什麼動力驅使一位七旬老人如此鍥而不捨？
陸子修總說，退休後幹得再好，也不可能取悅於上，繼續升官；樂在其中的原因，就是想為農民群體說點真話。
在採訪中，陸子修常說的一句話是：“農民是我們的衣食父母啊。”多年來，成長自農村的陸子修，始終牽掛著農民們的點點滴滴。現在，“衣食父母”奔小康尚還艱難，“我們已經拿著高薪，過上都市生活，怎么能苟富貴，即相忘？”
這，就是陸子修的認識。
古人云：靡不有始，鮮克有終———最難能可貴的，是始終如一。在陸子修的身上，記者看到了一個理想主義者的精神境界，一種對自己信念、理想的不懈追求和堅守。他從為農民大包乾鼓與呼，直到今天為農民減負鍥而不捨地深入調查，歷時幾十年，不管時代如何變遷，不管為官還是為民，他堅守著講真話，堅守著人民利益大於天。什麼叫共產黨員的先進性？能夠超越現實功利的誘惑，始終追求真理，理想主義激情永不褪色，就是先進性的一種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