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光[山東省省長助理]](/img/f/ec5/nBnauM3X0ITN4cDM0cDMzQTNyQTM4kDM0IDMxADMwAzMwIzL3AzL2EzLt92YucmbvRWdo5Cd0FmLxE2LvoDc0RHa.jpg "陳光[山東省省長助理]")
簡介
改革家陳光陳光，男，漢族，1956年11月生，壽光市人，1975年12月入黨。山東省委黨校業餘本科班經濟管理專業畢業，省委黨校在職大學學歷。
陳光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曾以諸城國有企業改革“陳賣光”聞名全國，諸城以一個縣級市因為改革的及時和徹底，千萬資產以上的諸城人已多達3000多戶。
陳光繼諸城市委書記之後又升任山東菏澤市市長、菏澤市委書記，在菏澤期間，又曾因為改革的作為，被稱為“陳送光”，以非常的勇氣主持了菏澤的國企改革。
1994、1995、年被中組部分別授予全國百名“人民好公僕”和百名“優秀縣委書記”稱號。
著有《當代中國城市的改革與發展》等書。
簡歷
1974.08-1975.12 壽光縣紀台公社下鄉知青
1975.12-1976.05 任壽光縣供銷社辦事員
1976.05-1976.11 任壽光縣委宣傳部幹事
1976.11-1981.08 任昌濰團地委秘書
1981.08-1985.06 任昌濰地委辦公室秘書（其間：1983.09-1985.06，昌濰師專乾修科中文系學員）
1985.06-1986.06 任濰坊市委研究室秘書
夏駿執行主席會見改革家陳光先生（右一）1986.06-1986.12 任濰坊市委研究室城市經濟科副科長
1986.12-1989.05 任濰坊市委研究室城市經濟科科長
1989.05-1991.10 任共青團濰坊市委書記
1991.10-1993.01 任諸城市委副書記、市長
1993.01-1994.05 任諸城市委書記
1994.05-1997.06 任濰坊市委常委、諸城市委書記（其間：1994.09-1997.06在山東經濟學院業餘本科班統計與會計核算專業學習）
1997.06-1997.12 任菏澤地委副書記、行署副專員
1997.12-2000.11 任菏澤地委副書記、行署專員（其間：1996.09-1999.01在省委黨校業餘本科班經濟管理專業學習）
2000.11-2001.01 任菏澤市委副書記、行署專員
2001.01-2002.12 任菏澤市委副書記、市長
2002.12-2008.2 任菏澤市委書記
2003.02月24日 任菏澤市人大常委會主任；九屆全國人大代表，省九屆人大代表，山東省六、七、八次黨代會代表。
2008年2月 不再擔任菏澤市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任山東省省長助理、省政府黨組成員。
人物軼事
“賣光國企”事件
陳光1992年開始，山東諸城市長陳光主導，對諸城市282家國有和集體企業全部改制，15個月內，基本全“賣給”了內部職工。這一改革引起了廣泛爭論，直至國務院調查組給出定論方止。此後，國企改制在國內全面展開。陳光的嘗試，啟動了中國國有企業現代化改革的征途。在一定意義上，陳光不失為國企產權改革的先驅。
1992年4月，就在鄧小平南方談話後不久，年僅35歲的諸城市長陳光啟動了這項後被廣泛傳播為“賣光”的國企改革。1996年2月，中央聯合調查組赴山東諸城處理“賣光國企”事件。最後的結論是：諸城的改革，方向正確，措施有力，效果顯著，民眾滿意。一個月後，朱鎔基親抵諸城，對諸城市採取多種形式探索搞活小企業的做法表示肯定。至此，被冠上了“陳賣光”的諸城市長陳光才鬆了口氣。
被逼出來的“賣光”
當時那場石破天驚的改革，與其說是被設計的，更不如說是被逼的。當年，該市近70%的市屬國企虧損，很多企業常常發不出工資。企業發不出工資也上交不了利潤，市財政捉襟見肘，連吃飯財政都難以保證。市長難當啊。沒辦法的陳光想到了“賣”。那時候，中共十四大——將南方談話為中國改革指明的方向具體化——幾個月後才召開。正是十四大，第一次提出了中國體制改革的目的是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計畫經濟徹底劃清界限。也正是十四大，標誌著中國改革正式從增量和外圍改革進入存量和核心改革，拉開了包括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在內的城市改革的大幕。
從1992年4月到1994年7月，只用了15個月，諸城市282家國有和集體企業全部改制，其中90％以上的企業是將企業淨資產賣給了內部職工。當時陳光將這種改革策略性地稱為“股份合作制”，在那個仍有人討論姓“資”姓“社”問題的年代，試圖用“合作”淡化“股份制”。但大眾的解讀就是“賣光”。陳“賣光”也一夜聞名，廣受爭議。
只講產權改革也不行
由於諸城“人人持股，平均持股”的國企改革，是國企職工的自願選擇，且市政府同時做好了社保等配套體制的改革，整個改革進行得比較順利，用後來中央派來的調查組的話說是“方向正確，措施有力，效果顯著”。但是，當1997年陳光將諸城改革經驗複製到他掌舵的菏澤市時，沒想到麻煩和怨言卻多了起來。事後看來，菏澤與諸城有諸多不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背景是，以農業為主的菏澤當時是山東最窮的一個地級市，窮到企業職工都拿不出錢來購買國企股份。因此產權改革不得不轉為“招商”——為那些市屬的小型國企尋找新“東家”，甚至是白送。也在此後一年，經濟學家郎鹹平和國企買家顧雛軍，就顧雛軍在入主科龍的過程中有否導致巨額國資流失的問題，展開激烈爭論。隨著顧的經濟問題引起司法介入，郎顧之爭又演化成企業界與經濟學界關於國企改革的得失之爭。
陳光，這位中國國企產權改革的先驅，以自己的實踐證明，國有企業不進行產權改革不行，但只講產權改革也不行。產權改革的成功，需要整個國家體制和社會的轉型來配合。社會貢獻
陳光接受新華網記者採訪其次，盤活了大量的國有資產。在諸城的中小企業改革中，原來由於經營不善而閒置的大量國有資產盤活了，這些國有資產有些雖然是以低於折舊後價格出售的，但盤活了，能用了，這不僅不是國有資產的流失，反而是將國有資產變現，儘可能降低了國有資產的價值損失。
再次，促進了諸城市各級領導和人民民眾觀念的轉變。改革可能只是一時的，但是通過改革，使諸城市各級領導和人民民眾的觀念轉變得更加靈活了。這樣，當以後遇到問題的時候，不再是局限於原來的框框尋找解決的辦法，而是通過各種形式來解決，在諸城市最初的改革之後又進行的一系列改革，就說明了這一點。這也可以看作是諸城改革的長期意義。
當時的諸城改革，對國有企業或其他經濟領域的改革，都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這主要是在觀念上，諸城改革打破了地方政府等、靠、要政策的問題，自己進行試點，推進改革，通過各種方式推進國有中小企業發展。改革的成效出來了，改革得到了承認。國有企業改革和其他領域的改革也應該如此，不能片面地強調改革了多少，而更要強調改革為人民民眾帶來的實際利益。在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並發展完善，任何能夠為人民民眾帶來實際利益的改革都將被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