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
對於防禦者來說，每一方案不僅決定著軍事力量的部署，而且還決定著受到威脅的那部分地區的命運。那種把防禦與保護等同起來的線性邏輯很自然地會與戰略反常邏輯發生衝突，使得人們在政治和軍事這兩個方面不能兩全時，面臨著困難的選擇。這一點在彈性防禦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彈性防禦解除了部隊的防護性任務，為了更好地防禦所有的地域，它並不要求專門防禦某一特定的地域。由於實行彈性防禦，防禦者可以行動自由地避開敵人的攻擊矛頭，按照自己的意願集中全部力量，從而使進攻者失去所擁有的主動權，而防禦者持有地形熟、工事堅諸方面的固有優勢。從純軍事觀點看，這通常被視為理想方案，但在那些統治者眼中這卻是最拙劣的方案，因為他們極力追求的只是財富、福利和控制權。相反，如果採取禦敵於國門之外的前沿防禦方案，問題也同樣存在。阻止敵人在任何地方入侵雖然在政治上是最佳選擇，但在軍事上卻是最下乘的方案。
當然，走兩種極端的事例是很少見的。在實踐中，我們只能遇到近似極端的例子。儘管史達林的最高統帥部決定以有充分彈性的防禦避開德國人1942年的閃擊戰，但卻拒不放棄史達林格勒。儘管目前北大西洋聯盟承諾在西德實行前沿防禦，但這並不意味著北約要守住西德的每一寸領土，即使彈性防禦的方案在原則上遭到抵制。 [ 註：蘇聯裝甲和機械化部隊有充分的內在供應能力，當前任務的進攻縱深將會非常大，實行足以削弱其進攻銳勢的彈性防禦恐怕根本保不住西德的領土，而只能犧牲西德以利於西歐其他國家之防禦。此外，蘇聯還肯定會利用核威脅阻止收復德國領土的任何努力，即使直到那時這場戰爭仍是非核戰爭，蘇聯的這一招未必沒有效力。 ] 因此，在實踐中，政策總是線性政治考慮與反常的軍事考慮的折衷產物。如果決策人的安全感(且不說這種安全意識是否有道理)強些，政治上的優先考慮就會多些，如果決策人的恐懼感強些，擔心很快大禍臨頭，軍事上的優先考慮就會多些。
顯然，在完全不抵抗、而是保留所有力量進行反攻的彈性防禦方案與純粹預防性的正面防禦方案這兩個極端方案之間，決策者有一系列的中間方案可以選擇，這完全看決策者的決定了，決策者可以自己判斷哪些要不惜代價加以保護，哪些可以至少暫時放棄。但是還有一種與這套方案不同的“縱深防禦”的方案，即對於縱深大小不同的前沿地區，防禦者既不組織頑強堅守，也不將其放棄並作為自由機動地區，而是組織若干獨立的武裝力量在該地區實施有選擇的防禦，這些武裝力量在縱深內形成許多抵抗之島，構成防禦格柵，而不是構成一條防線。
憑藉有利地形，人工障礙以及獨立作戰的心理準備和組織準備，再加上所需的後勤補給，這些抵抗之島(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稱為“刺蝟”)至少可以暫時堅守主要進攻通道兩側的交通要道和重要軍事設施，如機場、主要兵站。但這些抵抗之島的主要作用是為實施騷擾性襲擊和出擊提供良好的依託。當然，這些騷擾性襲擊和出擊應與留在前沿地帶敵方一側的主力部隊的反攻行動密切配合。
如果抵抗之島具有較強的防禦力量，並被部署在足夠大的縱深內，那么就會因受數量的限制不可能構成一個連續不斷的防線。因此，敵人在進攻時可以繞過這些抵抗之島，不停頓地直接攻擊位於縱深地帶外的預定目標。但是，這樣做也具有很大危險：這正如從前攻克敵人的堡壘一樣，有些沒有被攻下的堡壘中仍有傷亡不大的敵人，並且隨時能夠出擊，前進中的部隊決不能對其置之不理；今天，一支裝甲機械化部隊在進行縱深突破時；同樣不能對可以隨意攻擊自己翼側的敵軍置之不理。然而，停下來消滅各個抵抗之島必定會使最關鍵的進攻速度受到影響，若每隔一段距離就派出一支牽制部隊則會使進攻一方的力量越來越分散(何況在進攻過程中，部隊本來就會自然地減少)。
如果防禦者還能對隨著敵人的前進進入自己打擊範圍內的敵軍補給部隊、勤務部隊和小分隊發動小規模的襲擊，那么縱深防禦給進攻者造成的具體困難將更加嚴重。不過，隨著地形對進攻者限制的增大，進攻者只能沿著可能被阻塞的狹窄的進攻路線前進，對進攻者來說，腹背受敵的情況反而會減輕。現在進攻者必須一一敲掉他選擇的進攻道路上的各個抵抗之島。當然，任何規律都是有限度的，戰略邏輯不允許這種現象無限制地線性遞進：一般來說，整個戰區內的地形越限制進攻的行動，進攻者越會擺脫腹背受敵的境地，如果這一過程超過頂點，遇到喜馬拉雅山那樣真正限制性極大的地形，事情又要另當別論了：因為在類似喜馬拉雅山那樣的地形中，防禦者可以通過彼此連線的一個個堅固陣地堵住每一條狹窄的通道，組織起堅固的防禦。這種防禦勝過任何一種縱深防禦。 [ 註：中國和印度都不能利用這一條，因為兩國都想控制喜馬拉雅山，而不是想在山後進行防守。 ]
對北大西洋聯盟和其在德國的中央戰線來說，縱深防禦所具有的優點不會因超過頂點而走向事物的反面。中央戰線的某些地段中有山，但這些山不同於喜馬拉雅山或阿爾卑斯山，北大西洋聯盟憑藉這些山無法絕對堵住任何主要的突破上通道。然而，即使在德國北部平原和所謂富爾達峽谷地區也有很好的地形障礙，如遠遠延伸到後方的長滿樹木的山嶺和城鎮居民區中，可以建立起由抵抗之島所連成的防禦格柵。因此，縱深防禦的戰區戰略當然是屬於對付目前蘇聯威脅的機動策略，因為這一戰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開蘇軍裝甲兵的“鐵拳”銳勢。由於無法將中央戰線當作一條由堅固的障礙所組成的防線加以突破、蘇軍的入侵部隊只好從北約的整個防禦地帶衝殺過去，甚至分散他們的部隊去控制所經過的地區。這樣，它就很容易受到隱蔽的防禦部隊的打擊。
方案
到目前為止，已經出現許多聯盟中央戰線的縱深防禦方案。有的方案主張保留現在的裝甲與機械化部隊，但不是將它們擺在前沿陣地上，而是將它們留在後方以便自由機動； [ 註：約亨·勒澤爾：《既不赤化，也不死亡》(1982年)。 ] 有的方案主張將裝甲與機械化部隊與小規模飛彈輕步兵部隊結合起來使用，用直升機靈活地調遣這些小部隊； [ 註：弗朗茨·烏勒-韋特勒：《原子時代的輕裝步兵》(1966年)。尼伊·布羅索萊特在其有獨到見解的著作——《試論非戰鬥》中提出了有廣泛影響的海綿式可變性“模糊”防禦的論點。 ] 有的方案主張將裝甲與機械化部隊與打游擊戰的地方民兵和常規輕步兵結合起來； [ 註：見史蒂文·坎比的《中歐的國土防禦》（1980年)以及坎比的眾多其它著作。 ] 有的方案主張將裝甲與機械化部隊與分散在各個要塞中保衛遍布德國原野的石建村莊的小股常規步兵部隊結合起來； [ 註：威廉·斯考特：《非機械化步兵的一種作用》(1980年)。 ] 還有些方案主張增設坦克障礙以遲滯蘇軍的裝甲縱隊；還有其它一些方案：有的主張要坦克障礙物，有的主張不要坦克障礙物，但都主張應為某些部隊構築防禦工事以便使他們能夠遲滯敵軍通過前沿後方縱深地區的道路和走廊地帶。上述這些方案的目的都是儘量遲滯蘇軍裝甲部隊，使之無法僅靠前沿地區的一場苦戰就能一舉完成對北約防線的快速而深入的突破，而是陷在縱深防禦的泥潭中，直到被切斷和各個擊破或被北約的大規模反擊所打敗。 [ 註：在所有的方案中，都需要作出適當分散的補給安排。貯備數量必須更加龐大，以便能夠滿足遍布於整個戰鬥區域的貯備點和貯藏處的需要，以改變目前由卡車隊和輸油管道向前線的大型中心貯備站和油庫按需要供應的辦法。在所有上述方案中，指揮與控制也都必須有所分散，分散的程度應取決於每一方案的特點。 ]
儘管有關中央戰線的各種縱深防禦方案的具體內容千差萬別，但這些方案有一個共同點：它們在軍事思想方面都有新穎獨到之處。這些方案不僅僅與種種僵化陳舊的計畫格格不入，而且與政治現實同樣格格不入。此外，所有這些方案似乎都具有典型的幻想成份，即屬於“一錘子買賣”，因為在對蘇聯縱深突破的戰區戰略做出反應的同時，它們沒有考慮到這些方案實施後會使蘇聯採取何種新的戰區戰略，可能引起什麼反應。換句話說：這些方案忽略了戰略的基本規律。但在提出此種批評之前，應當指出，上述這些方案從純軍事的角度看還有相當多的可取之處。
在戰術層次上，我們已經知道，防禦一方的部隊在堡壘中打擊在明處的進攻之敵會在“消耗比率”方面占很大便宜，因為防禦者的火器可以充分發揮效力，而進攻者的火器卻不能。那些伺機襲擊蘇軍部隊，受到反擊時可以立即分散行動敏捷的小部隊同樣會在“消耗比率”方面占便宜。此外，只要抵抗者在工事障礙的掩護下能夠經受住敵人的炮火，反坦克壕、堅固工事、雷場等障礙物就能降低入侵之敵的前進速度，提高防禦武器命中目標的能力，使防禦陣地的戰術效果得到改善。在戰役層次上，障礙物和路障工事的混合效果將會削弱入侵者的相對機動能力，使防禦者更容易將足夠強大的反擊部隊部署在有利的位置上，打擊蘇軍進攻縱隊的翼側。在戰區層次上，所有上述方案都能避開蘇軍強點即蘇軍突破堅固防線的能力，同時又可利用蘇軍的弱點，即缺乏小部隊所具有的靈活性。 [ 註：機械、刻板的觀念認為；衝突中的所有敵人都失去了人的特性。因此，在第二次大戰中，一方面，人所共知德國軍隊最強大的力量在於它的高度的靈活性，與此同時德國官兵的形象是墨守成規的機器人。當然，事實上，德國軍隊的下級軍官和士官有很大的自由；在指揮和控制中，等級權威很順利地讓位於戰鬥的需要，在這方面甚至連美國人都無法仿效，更不用說英國人了。然而，至少在下級軍官中，蘇聯軍隊的確似乎非常刻板，無論命令是否正確，一概服從。這種情況既不能歸咎於文化上的先天局限性，也不能歸咎於官方的理論(官方的理論當然要求各級都發揮主動精神)而是出於事實上的制度方面的誘因：即使發揮主動取得了成功也給予適當的獎勵，但它的效果是微乎其甚微的，因為對未經官方授權的失敗行動採取的懲罰，要比服從命令而失敗所受的懲罰嚴厲得多。在阿富汗的戰鬥開始後，官方不斷呼籲“更多的主動性”就很說明問題。關於對制度結構問題的對比分析，參閱理察·加希里埃爾的《對抗者》(1984)。 ]
然而，縱深防禦的各種方案一直為歷屆西德政府，從而也為整個北大西洋聯盟所拒絕。這點充分證明，縱深防禦方案與現行的政策是不合拍的。但是政策隨時可以改變，摒棄不現實的政治是基本的要求。在戰略的技術、戰術或戰役層次上，所追求的目標是不言自明和無可爭辨的：質量高、消耗比率有利、打勝仗當然比質量低、消耗比率不利、打敗仗要好。但在戰略的戰區層次上，成功和失敗的含義是一個政治決策問題。縱深防禦方案可以擊敗蘇聯的入侵，但與此同時它未能保住西德，即消滅蘇軍，但同時也毀壞了西德的大部分領土，這究竟算是成功的方案還是失敗的方案便成了一個難下定論的問題。目前，各種具體的防禦方案要求在持久戰中放棄的領土面積各不相同，但沒有一種方案象現行的“前沿防禦”方案那樣，要保全西德的全部國土。
主張縱深防禦的人說，儘管縱深防禦有使部分西德領土遭到常規摧毀的危險，但這總比使所有的西德領土、包括各大城市最終遭到核毀滅危險要好得多。而在具體作出抉擇時情況又複雜了，因為這兩種危險變成現實的可能性之大小是不同的：我們當然可以說，戰場核武器比非核武器的勸止作用更為可靠。但實際上，這種選擇範圍本身就有問題，因為現行的政策包含著第三種選擇。西德政府在任何時候都可以禁止使用西德領土上的核武器。因此，如果勸止失敗，蘇聯開始進攻，中央防線守不住，西德政府可能會拒絕同意發動核反擊，並要求停戰。蘇聯的條件很可能十分苛刻，但這總比實際使用核武器可取，也比持久的非核戰爭給人口稠密的西德帶來巨大損失可取。縱深防禦作為替代官方政策和一種方案非常誘人，而真到戰時，它代替其它做法的可能性會怎樣，那就很難說了。
淺談
在傳統的防禦戰概念里，優勢是後發制人，依靠堅固工事減少己方傷亡，遲滯敵人進攻，增加敵軍人員傷亡，在防禦戰歷史中，為我們所知的最經典的莫過於上甘嶺了，可是歷史已成歷史，在當代科技條件下，傳統的防禦戰越來越像口棺材。在傳統防禦戰中，弱點在於被動，限制了己方的戰法和空間機動性，在過去，或許可以說牢固的工事能夠以逸待勞的消耗敵人力量，防禦嘛，就像自己穿著鎧甲，敵人一拳過來我沒事，我一拳過去他未必行，同等力量下，自然是敵方遭受傷害更大，可現在呢，這個拳頭越來越硬，相反防禦工事跟不上節奏，工事、天塹對軍事方面產生的麻煩越來越小，現在的武器，上可達外太空，下可至地下數百米，而我們的防禦工事呢？可以阻擋這一攻擊嗎？顯然不可能。我記得以前曾看過一篇文章，裡面寫到伊拉克戰爭時，伊軍坦克開進一個堅固的堡壘里，企圖以逸待勞等待美軍來送死，結果一個個全讓人揍死窩裡了，連人影都沒看到，甚至怎么死的都不清楚，這段話令我印象深刻，它基本可以宣布現代戰爭中傳統防禦戰的徹底終結，也給堅持傳統防禦戰法的人敲了一個警鐘，即便它不完全過時，那么它也接近棺材了，不相信先進武器可以輕易擊穿自以為堅固的鎧甲，偏要一試，那么等待的就是死亡。所以，在當代，要打防禦戰，是應該把規模縮小的，以小單位利用工事防禦，提高單兵防禦作戰能力，以及單兵能力同整體的配合，要善用運動戰，以此達到整體的效果，不給敵人一次性毀滅打擊我方的機會，又不失去我方戰鬥力，讓敵人因為難以選擇目標而猶豫。我有一個朋友是當兵的，是汽車兵，以前開玩笑，我說，一個飛彈打過來你就死了，我朋友笑道，“不怕，飛彈不值得打我這種目標，划不來，要是個師長嘛還行。”說到此處，不得不提一點，當代武器雖然先進，在數量上並非無限，在戰術上並非萬能，它如果能打你、能鎖定你、能看到你選擇你，你還不動，那打過去肯定無法防禦，如果讓他無法打出來、無法鎖定你、無法看到你、一直猶豫是否選擇你，那么先進武器的效果就大打折扣，斷不會為了一個小兵發射飛彈，除非這個小兵作戰能力太強，給敵人造成太大的壓力了，如果是我，我要打就打敵人一個點，打敵人痛處，可如果敵人處處都似乎是痛處，處處都是點，那我怎么打？一個一個都打了？那明天還過不過了？如果靠炮彈、子彈進攻，那其殺傷力就不是致命的了，起碼對一個團隊不是致命的打擊，真捨得拿飛彈打小兵？那就太好了，多準備點吧。況且，我們還可以想辦法讓他打不出來，這些都是固守一個地方不動的防禦戰法無法做到的，因為傳統防禦戰法還未等我方反擊就已經完蛋了。在過去，因為敵空軍實力強，我方曾選擇近身與敵軍肉搏，讓敵空軍投鼠忌器，無法發揮實力，任何一種武器，無論它再先進，都是可以找辦法反制的，處處給敵人疑惑，敵人惱火了打過來更好，消耗敵人，不打吧？就難受去吧，變被動為主動，變防禦為運動，變防禦為進攻。最好的防禦就是進攻，這句話在當代，我認為是再恰當不過了，躲避敵人的致命一擊，在消耗敵人的同時，也找機會給予敵人致命一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