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學創立
“太學”一詞西周時已有，《大戴記・保傅》記載：“帝入太學，承師問道。”西周的太學又名大學，天子和諸侯均設之，“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辟雍和泮宮亦如宮廷，貴族們常在這裡舉行祭祀、宴會、選拔武士，議定作戰計畫等，打了勝仗，就到這裡“獻俘”、“告功”。至漢代，太學獨立分化出來，成為專門傳經授業的學校。西漢的太學，是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的官辦中央最高學府。它的出現，不僅延伸了中國殷周以來的教育階梯，而且健全了從中央到地方網路交織的教育體系。
漢武帝採納董仲舒提出的文化教育政策建議，設五經博士，並接受丞相公孫弘於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呈遞的奏請，為博士置弟子，此即為太學之始。具體做法是由朝廷選拔優秀青年五十人為博士弟子，列入固定編制。其標準是“十八以上，儀狀端正，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這種博士弟子無俸祿且自理生活費用，但可享受免學費及“復其身”（免除本人賦稅徭役）的待遇。太學的考核制度十分嚴格，據《漢書・儒林傳》記：“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就是說，博士弟子每年需經考試，通一藝（即詩、書、易、禮、春秋五經之一）便授下級諮詢官吏；優秀者可充任皇帝侍從，優異者破格錄用。對“不事學”或“下材”的劣等生，考核後予以除名。
隨著漢代經濟文化的發展，京師太學的規格不斷擴大，博士弟子逐代增多。漢昭帝時100人，漢宣帝時200人，漢元帝時1000人，漢成帝時3000人。漢平帝時，王莽秉政，為了粉飾太平，竟增至10000人。
太學生活
博士弟子的生活一般比較清苦，西漢中期的名臣王章在太學肄業時，病臥於牛衣（冬季牛馬禦寒的粗褐）中，哀哀哭泣。西漢晚期的宰相翟方進，原是外郡孤兒，為了求學，寡母隨他跋涉千里，在長安編制草鞋供他衣食，終於學而有成。東漢光武帝劉秀，原是南陽中小地主，他在西漢晚期肄業於長安太學時，曾和同窗合資買驢，對外租賃，以補貼生活費用。當然，太學中也有貴胄子弟，如新都侯王莽為了沽名釣譽，將子侄都送入太學，在他休沐之日，“振車騎，奉羊酒，勞遺其師，恩施下竟同學。”（見《漢書・王莽傳》）。不過，這種闊綽的學生畢竟只是極少數。
西漢施政，儒法雜糅，將經術與法制有機地融為一體。因而太學出身的經生一旦臨政，往往頓成能吏，上述王章、翟方進、劉秀都是代表人物。因而，有見識的地方大員，寧可自出學費派有為的青年入京就學。例如蜀郡太守文翁在太學初備雛形時，便選擇“開敏有材”的小吏十餘人，親自飭勵，送入京師為博士弟子。每年派官員入京繳納貢賦時，隨帶大批土產，支付學生們的用度。他的苦心果然沒有白費，這些“保送生”們以後不少位至郡守刺史。由於太學博士弟子多數來自下層，所以政治眼光敏銳。他們年輕熱情，敢作敢為。漢宣帝時，司隸校尉鮑宣秉公司法，遭到權貴誣陷，判處死刑。濟南籍的太學生王鹹，在太學門前揚幡大呼：“欲救鮑司隸者集此幡下！”一時聚眾千人，遮攔長安大道，鉤留丞相馬車，在未央宮北闕門慷慨陳辭，一時震動京城，並終於因此挽救了鮑宣性命。這恐怕可以算得上是我國歷史上學生運動的開章首篇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