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歷
1924年4月10日 出生於江蘇省無錫市。
1949年7月 在台灣大學農學院農藝系畢業。
1949年8-11月 任台灣大學農學院農藝系助教。
1950-1952年 任華東農林部農業處技佐，華東農林部國營農場管理局技佐。
1953-1954年 任華東農林水產局國營農場管理處技術員。
1955-1956年 任中國農業科學院籌備小組助理研究員。
1957-1958年 任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科技辦公室助理研究員，情報組（室）助理研究員等。
生平介紹
過益先，1924年4月10日出生在江蘇省無錫市一個普通知識分子家庭。父親過暢候是商學院肄業生，先後在無錫制鎂廠和常州市一家電廠當職員。母親知書達理，能詩會畫，是一位敢於反抗纏足封建陋習的新女性。過益先的童年和青少年時代是在內亂頻繁、列強瓜分勢力範圍、日本侵略軍侵略給中華民族造成沉重災難的日子中度過的。由於時局動盪，父親工作不穩定，他從小隻得跟隨母親投奔無錫鄉下的祖父母家，在那裡完成了國小學業。從記事時開始，“九一八”事變的爆發和由此引發的全國抵制日貨運動，以及一浪高過一浪的民眾抗日救亡運動，給幼小的過益先以強烈的震撼。在他的心靈里早早的撒下了愛國自強的種子。1936年，12歲的過益先進入私立無錫中學，從此告別了他所熟悉和熱愛的鄉間生活，到城裡讀國中，也開始了他四處奔波的求學歷程。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件爆發不久，無錫被日軍占領。父親不願為日本人做事，憤然辭職離開了工廠。受其父影響，過益先寧願到一個老秀才家讀私塾、去上海租界讀書，也不願進日軍占領下的學校。直到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入侵上海租界，他才不得不回無錫進私立正風中學讀完高中課程。1943年秋過益先考入南京中央大學農學院農藝系，開始了大學生涯。值得一提的是，這年冬天一個寒冷的夜晚，他滿懷愛國激情，同數千名大學生一起參加了由四年級學生領導的“首都清毒運動”。他們遊行到南京夫子廟一帶，沖砸了所有鴉片館，把醉生夢死的吸毒者揪了出來，還把抄出來的大量鴉片、毒品和菸具拿到國民大會堂廣場焚燒。同學們圍著熊熊的篝火齊聲高唱畢業歌，滿腔悲憤，面對持槍列陣、虎視眈眈的日本憲兵隊而毫無畏懼，大長了中華兒女的志氣，其情其景歷歷在目。1945年8月抗戰勝利，南京中央大學被關閉，過益先起初到上海南通農學院借讀，隨後入南京臨時大學讀完三年級。1946年夏，臨時大學結束，過益先被分配到浙江金華英士大學農學院四年級，就讀約兩個月，因反對校方編級考試，加上學生之間的隔閡與矛盾，校內激發了一次衝突，校方為平息事端，一方面出布告勒令過益先及其他兩名由南京臨時大學分配來的學生退學，另一方面又按照過益先等的志願，轉請原教育部高教司介紹去新光復的台灣大學農學院就讀，至1949年暑期才畢業。畢業後留校任助教，總算結束了艱難的學生時代。
過益先研究的課題幾乎涉及中國水稻生產的各個領域。幾十年來，生產需要什麼，他就專心研究什麼，從不計較個人得失。為了推動首都水稻生產的發展，他盡心盡職做好北京市水稻科技顧問團工作，頻繁出現在鄉間地頭和農民家中，深入淺出傳授水稻育秧新方法和化學除草技術。在北方，過益先首先研究和推動以旱種為核心的水稻節水栽培技術。又是他首先從日本引進水稻工廠化育苗技術和設施，並在北京郊區進行試驗示範。他業務視野開闊，1979年就開始走出國門，歷訪美國、日本、東南亞及南亞各國，開展科技交流，弘揚中國農業和水稻成就。他促使中國較早加入亞洲稻田農作制研究協作網，讓我們古老而豐富多彩的農作制與國際接軌。晚年，他出於對生態環境保護的關注，和研究生一道致力於稻田甲烷排放量控制研究，為國內這一新興領域積累了寶貴的科學資料。人們看到的過益先，一直是一位思路敏捷、精力充沛、幹勁十足的水稻專家，卻很少有人知道，早先患的嚴重肺結核險些奪去了他的生命，後來得的肝病和支氣管擴張又經常折磨著他的身心，是祖國的呼喚和對事業的熱愛給了他戰勝一切困難的勇氣。他在水稻栽培專業上的長期執著追求也相應地獲得了回報。“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他接連晉升為副研究員和研究員，水稻旱種技術被授予全國科學大會成果獎（1978）。他當選為全國政協第七、八屆委員及其所屬科技工作委員會委員（1988-1998），中國作物學會副理事長（1986-1998）兼該會栽培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1986-1997），北京市政府水稻科技顧問團副團長、團長（1980-1996），海南省海南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國際諮詢委員會委員（1990-1992），亞洲水稻農作制度網（ARFSN）工作組成員（1982-1995）。先後參加《中國水稻栽培學》、《中國稻作學》的審、撰稿工作，擔承多種農業科技刊物的編委，還被聘為亞洲農作制度協會（AFSA）第一、二屆理事（1990-1993）。1992年起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
主要論著
1 過益先.《松江單季晚稻豐產經驗總結》.中國農報，1961
2 過益先.《關於水稻葉色變化的研究動態及問題》.作物學報，1962，1（3）：313～318
3 過益先.《從群體結構探討水稻高產規律》.人民日報，1963年04-09（3）
4 林世成，過益先等.《水稻不同群體結構豐產特性的研究》.作物學報，1963，2（4）：363～380
5 過益先.《北京郊區種植麥茬稻的經驗》.中國農業科學，1976（2）：42～45，等。
技術成就
開創水稻旱種技術
1971年，過益先隨他所在的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所集體下放到北京市農林科學院。“文化大革命”中並未受到太大衝擊的他，被駐所軍代表指派到京郊水稻主產區大興縣農村蹲點，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過益先十分珍惜重新回到專業工作以自己的知識為農民服務的機會，一心想做出成績來。然而，70年代初，北京地區乾旱少雨，使水稻插不上秧，插上秧返不了苗，返了苗也長不好而發生減產，水稻種植面積一年比一年少，單產一年比一年低。地勢低洼的北京著名水稻產區大興縣蘆城公社幾乎全部耕地種植水稻，一年一熟，生產和生活所遭受的打擊更大，農民們心急如焚，渴望上級能為他們提供一種抗旱種稻新技術。
過益先急農民之所急，決心要為領導和農民排難解憂，他一方面不辭辛勞騎上腳踏車訪問稻區幹部民眾，了解發掘當地抗旱節水種稻經驗，一方面詳細翻閱國內外有關文獻資料，並從日本水稻乾田直播技術中得到啟發；後來又專程到河北省蘆台農場學習了解50年代該場水稻旱直播、幼苗旱長的經驗和教訓。他通過對北京市1841年以來百年降水記錄的分析，總結出北京地區降水特點是：年降水量小，平均為636.7毫米；年際間變幅大，最多1406毫米（1959），最少242毫米（1869），相差4.8倍，年雨量分布不均，85%（541毫米）集中在6至9月，7、8月的月平均在200毫米以上，超過長江流域稻區。他從前人的研究得知，水稻蒸騰係數與小麥相仿，生理需水遠低於當前的田間需要量，如果改水整田為旱整地、改移栽為直播，延長小苗旱長時期至接近或進入雨季，並採用淺水結合落乾的灌水方法，就可避春旱、迎秋澇，化解種稻用水多的矛盾，形成一套適應北方降水特點的抗旱節水種稻技術。過益先擬訂了從品種篩選、不同葉齡灌水效應、高效化學除草劑選優入手的旱種水稻技術研究計畫，選定在蘆城公社東蘆城大隊進行試驗研究。公社和生產隊領導十分支持，認為這正是他們想解決的問題，因而無償提供稻田作試驗地，打機井保證用水，並且組成以回鄉知識青年為主體的大隊科學實驗小組來具體承擔實施的任務。1973年種了4畝旱種試驗田，進行了品種、灌溉、化學除草三項試驗，5月15日播種，到6月下旬，旱種稻苗還不到20厘米高，幾乎沒有分櫱，而插秧水稻已是一片蔥綠。在社隊幹部的支持下，他冒著失敗的風險，硬著頭皮不澆水，7月1日一場大雨，連下了3天，雨量200毫米，一下子溝滿渠平，旱種稻田有了穩定的水層，結合追肥，經10天，株高達40厘米，約增高1倍，又過10天，株高達70厘米，超出了插秧水稻。試驗結果，品種京引47小區折合每畝產量380千克，為最高。又經2年試驗，1975年京引47小區折合畝產569千克，1.5畝示範田實收畝產491千克。這樣，一套適合北京地區降雨特點的抗旱節水種稻新技術終於產生了。其要點是：選用全生育期130～140天的中熟品種，於5月上中旬直播於底墒足的旱田，播深3厘米，播後覆土並鎮壓，噴施化學除草劑，苗期旱長，至長出4～6個完全葉開始灌水，有效分櫱期保持水層，以後根據水情實行灌溉，全生育期灌溉4～6次，每次灌水50立方米上下，結合灌水進行施肥，於10月初完熟。這項新技術於1976年開始在大興縣推廣，取得了每畝灌水200 多立方米（常規600～800立方米）、生產稻穀370千克以上的好收成。經《人民日報》和《北京日報》等新聞媒體報導之後，天津、河北、遼寧、河南、山東等地紛紛來信、來人訪問，引進技術和品種試種。1982年全國農業技術推廣總站為此立項推廣，1985年旱種面積就達260萬畝，其種植區域向南延伸到江蘇、浙江。經過廣大科技工作者和農民的共同努力，這套技術日趨完善成熟，不僅為乾旱少雨地區發展水稻生產開闢了新途徑，也為中國節水農業提供了一種新的種植技術。
推動農作制研究的發展
中國稻田農作制歷史悠久，內容豐富，特別是在充分利用土地和光熱資源以及用地、養地上有著很高的水平。但是由於國土幅員廣闊、生態條件多樣，加上農作制本身涉及作物品種、栽培、土壤、肥料、氣象、水利、機械、養殖等眾多學科，所以各地稻田農作制差異很大，具有強烈的地方色彩，缺乏規範的研究方法，同行之間缺少共同語言，很難擺脫各自就事論事的狀況。對比國外的成就和最新進展，過益先深為不安。1980年3月，他應邀隻身赴菲律賓國際水稻所（IRRI）出席國際水稻種植制度學術會議，並作了題為《中國水稻種植制度及其發展》的學術報告，引起了與會專家的濃厚興趣。回國後他抓住機遇，在國內組建了有遼寧、北京、浙江、四川、湖南、廣東六省、市農科院參加的水稻種植制度協作網，並作為中國成員加入“亞洲水稻種植制度協作網”，得到加拿大“國際發展研究中心”（IDRC）的經費資助，於1984年開始了第一輪合作研究。該協作網在遼陽、通縣、紹興、廣漢、長沙和新會建立了6個農村試點，重點研究為：現有主要種植制度評價，糧飼（肥）、糧經等二元結構種植制度創新和節水增收等配套栽培技術。1986年增加了種稻與養畜結合的研究內容，由江蘇農科院現代化所、土壤肥料所等4個研究所承擔，在鎮江建立了第一個稻畜（豬）結合的農村試點。1988年第一輪合作研究結束時，參加合作研究的單位增加到12 個，農村試點增加到7個。1989年開始的第二輪合作研究，項目名稱改為“水稻農作制度研究”，正式把農畜、稻魚結合納入研究領域，以適合中國經濟發展的需要，並與國際研究接軌。新增稻田養魚、農機具改革、經濟效益評價等專題，新建北京昌平、上海顓橋稻—奶牛試點，江蘇宜興稻—魚試點，原有試點也根據貧困農民是本項目主要服務對象的宗旨進行調整，組成了一支由20個研究所包括作物、土壤肥料、畜牧、農業生態、農業經濟、農業機械、農業氣象、淡水養殖等專業，老中青結合的多學科科研隊伍。通過大家10年的合作研究，在關係到中國農業生產可持續發展的一些熱點問題上取得了明確的結論。第一，傳統的稻田種植制，如稻麥兩熟、雙季稻、綠肥雙季稻、大麥雙季稻均是適合各地具體生態條件增產糧食的好制度，在適當的施肥制度，特別是施用有機肥和蒿稈還田的配合下不僅能增產，而且可持續發展。第二，傳統稻田制的主要缺點是，產品單一，經濟效益低，而且常年連作，土壤結構差。改進的途徑是，改革種植結構，引進非禾穀類作物，實行水旱輪作，如廣東的菜—稻—稻，湖南的菜—玉米—稻，菜—玉米+大豆—稻，四川的麥—稻—甘薯，油菜—稻—甘薯（或蔬菜、玉米），浙江的西瓜—稻、西瓜+玉米—稻，上海的大麥/青貯玉米—稻，北京的小黑麥（青貯）—稻。第三，提出了不同種植制度下配套栽培技術，便於農民採用。至1993年項目結束時，協作組共有14項專題成果獲得國家級和省部級科技進步獎，有近50人次出國考察、培訓和參加會議；同時，研究制定了可供全國通用的稻田農作制研究方法，使研究規模和水平向現代化邁進了一大步。
開展稻田甲烷排放研究
80年代中期以來，農業生產的可持續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日益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關注。90年代初，對於作為第二個重要溫室氣體甲烷的研究，已開始由單純觀測其自然排放規律轉向謀求加以控制。稻田是大氣甲烷的重要來源之一，如何控制稻田甲烷排放，涉及水稻栽培技術的正確運用，必須以不影響水稻增產為前提才具有實際意義，這就為水稻栽培專業提供了參與機會。1990-1992年過益先參加了國家環保局引進、美國環保署（USEPA）資助的合作研究項目與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和北京大學環境中心的科研人員聯合組成的課題組。他們在3年的試驗中，得到了如下的結果：施用農家肥增加甲烷排放，間歇灌溉有抑制甲烷排放的效應，水稻旱種則測不出甲烷的排放。1994-1998年他和助手們又參加了由聯合國開發署（UNDP）資助、國際水稻所主持的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泰國等國參加的稻田甲烷排放與控制的國際合作研究，並引進了一套價值18萬美元的稻田甲烷自動取樣測定系統，對水稻本田生育期稻田甲烷排放量進行連續測定。他們用大量實測數據論證了北方稻田的甲烷排放量遠低於南方，也低於前人測得的結果；北方稻田甲烷排放的季節變化呈明顯的單峰曲線，分櫱期達到峰值，其後下降，先快後慢，以至趨向平穩；在同一季節內每天排放量的大小決定於當天溫度的高低。並進一步指出，為充分發揮間歇灌溉減少甲烷排放的效應，宜在分櫱期甲烷排放高峰期實施間歇灌溉。他們還初步證明不同品種的產量與甲烷排放量沒有密切聯繫，選用產量高、排放量低的品種可能是減少稻田甲烷排放的一項最有希望的措施。只要將品種、施肥、灌溉三者加以科學組合，不但可以有效控制甲烷排放，同時還可提高水稻單產。這項研究為栽培與環境保護和農業可持續發展找到了一個結合點，從而引向一個新領域。
儘管過益先早年得過嚴重的胸膜炎和肺結核，中年又患急性肝炎並被診斷為肝硬化早期，但他以超常的思想勇氣和毅力對待疾病，認為身體越是不好，就越要自覺鍛鍊，增強接受挑戰的意識與毅力，越要珍惜時光多做事，但他是一個工作起來不顧命的人。在他近50年的科技生涯中，他不聲不響地承擔了大量的社會工作。從年輕時代直到年逾古稀，無論是外出開會辦事還是下鄉下點，總是騎上腳踏車就上路。一次參加顧問團下鄉考察，在集合途中被汽車碰倒；一次在去基點為所在地農民講課途中被汽車颳倒，稍加包紮縫合後就趕赴集合點和繼續騎車趕到會場。他嚴以律己，凡要求別人做到的，首先自己做到。在試驗工作中，他經常參加田間作業，數十年如一日，1994年70高齡時還親自操作機動兩行插秧機為甲烷試驗田插秧。過益先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但是他處處以共產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過益先沒有什麼豪言壯語，但是他用自己的行動表明，他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