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軍西藏

進軍西藏

昌都解放後,中央政府再次敦促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來北京談判。以阿沛·阿旺晉美為代表的愛國上層人士力主和談,提前親政的十四世達賴喇嘛接受了進行和平談判的意見。1951年4月,西藏地方噶廈政府派阿沛·阿旺晉美為首席代表到北京談判。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問題達成協定,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定》(簡稱“十七條協定”)。協定明確規定,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自動進行改革。和平解放西藏的協定受到西藏各民族人民的贊成和擁護。10月24日,達賴喇嘛致電毛澤東主席,表示“雙方代表在友好基礎上,已於1951年5月23日簽訂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定。”班禪和堪布廳也發表聲明,指出協定“完全符合中國各族人民,特別是西藏民族人民的利益”。同年10月26日,人民解放軍在西藏人民支持下,順利進駐拉薩。

部署進軍西藏

建國前夕,中共中央已把解決西藏問題列入議事日程。1949年2月,毛澤東在西柏坡會見來訪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時說,大陸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去就行了;西藏問題也並不難解決,只是不能太快,不能過於魯莽。這主要是基於兩個方面的考慮:一、交通困難,大軍不便行動,給養供應麻煩比較多;二、民族問題複雜,尤其是在受宗教控制的地區……不應操之過急。西藏的問題比較特殊和複雜。陰老說,全面了解西藏的情況,是很難做到的。他舉了個很形象的例子:有一次日喀則地區開會,各縣穿各自的服裝,結果是十幾個縣,一個縣一個樣。
8月6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說,聽說班禪到了蘭州,打蘭州時要特別注意尊重、保護班禪和甘、青兩省的藏族人,為解決西藏問題作準備。陰法唐說,毛澤東並沒有像有些媒體後來所稱,給1野下達進藏的具體任務。10月13日,毛澤東就西南、西北作戰部署致電彭德懷:“經營雲貴川康及西藏的總兵力為2野全軍及18兵團,共約60萬人。西南局的分工是鄧、劉、賀分任第一、第二、第三書記,賀為軍區司令員,鄧為政治委員,劉為西南軍政委員會主任。”毛澤東把解決西藏問題的任務明確交給2野。毛澤東用了“經營”一詞,耐人尋味。
後來形勢有所變化。國民黨軍隊集中了八九十萬人,固守四川。2野的任務加重。而西北戰事結束得早,新疆已和平解放。11月23日,毛澤東再就解決西藏問題致電彭德懷:“就現在的情況看來,應責成西北局擔負主要的責任,西南局則擔任第二位的責任。因為西北結束戰事較西南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據有些人說平坦好走,班禪及其一群又在青海。出兵當然不只有西北一路,還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後,即應著手經營西藏。”彭德懷隨即派人調查了解自青海、新疆入藏的情況,結果是從青海、新疆入藏困難甚大,難以克服。如入藏任務歸西北軍區擔任,完成入藏準備,需要兩年。彭即將此情況報告中央並毛主席。
毛澤東基於國內外形勢的變化,此時對解決西藏問題已有新的考慮,從“暫緩”轉向“宜早不宜遲”。他接到彭德懷的電報時,正在蘇聯訪問,即於1950年1月2日從莫斯科致電中共中央、彭德懷並轉鄧小平、劉伯承、賀龍:“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進軍,既有很大困難,則向西藏進軍及經營西藏的任務應確定由西南局擔負。”並指示“應當爭取於今年5月中旬開始向西藏進軍,於10月以前占領全藏”。毛澤東在這封電報中還提到:“西藏人口雖不多,但國際地位極重要,我們必須占領,並改造為人民民主的西藏。”“進軍及經營西藏的任務是我黨光榮而艱苦的任務。”“入藏軍隊可定為3年一換,以勵士氣。”
西南局在接到電報的當天即在重慶召開會議,制訂入藏計畫,決定入藏部隊。劉鄧首長認為5兵團18軍軍長張國華有開闢新區的工作經驗,政治、軍事工作都乾過,確定他為入藏部隊負責人,由他在2野隨意選擇3個師。張表示還是帶自己的部隊。隨後劉鄧將進軍西藏的計畫上報中央。1月10日,毛澤東回電“完全同意”,並指示“經營西藏應成立一個黨的領導機關……這個領導機關應迅即確定,責成他們負責籌劃一切”。這就是不久之後,即1月24日中央批准成立的中共西藏工委。

進藏準備

成都戰役結束後,2野的部隊本已準備“安家”於雲貴川康等地方。陰老說,18軍原定去貴州,後改在川南的廬州、宜賓、自貢等地,較四川其他地區特別是貴州條件要好,大家都很滿意,有的部隊已向駐防地開拔,此時突然接到緊急通知:停止行動,原地待命,師以上主要幹部到重慶開會。2野首長曆來只給兵團一級交待任務,這一次召集師一級幹部開會,必然有特殊情況。大家紛紛猜測:海南島、台灣……最後還是想到了西藏。陰老說,原本已確定去川南條件不錯的幾個地方“安家”,轉而改為進藏,對部隊的情緒影響很大,艱苦、生死、婚姻、家庭等等一下子都成了部隊面臨的很直接很現實的問題。劉鄧首長在會上傳達了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講進藏的意義,講大局觀,強調任務的艱巨性和光榮性。經過一段時間的傳達上級指示和學習形勢任務,如將革命進行到底、解放全中國及階級教育等等以後,部隊的思想逐漸轉變過來,情緒也高漲起來。

接下來,部隊轉入入藏前的準備工作階段。陰老說,進軍西藏前的準備工作較之進軍其他地方,要複雜得多。他說了以下幾個方面:一、思想準備。傳達和學習中央指示,領會進軍西藏的意義等。二、政策準備。了解西藏的概況,掌握必要的藏語和民族宗教知識與政策。三、物資準備。衣食住行都在準備之列。每個戰士要背足半個月的糧食(包括蛋黃蠟、燃料等)和春夏秋冬的衣服及帳篷等等。四、軍事訓練。側重高原行軍和作戰。五、體育鍛鍊。每個戰士須負重35公斤左右在高原上行軍,因而事先的負重行軍訓練是腿綁沙袋,背負石頭、鐵鍋、磨盤等等,馬匹也要進行訓練,保證人馬健康
大部隊行動前,先派出了兩支先遣部隊。陰法唐所在的18軍52師奉命作為進藏先遣部隊,由師長率一個團先開往西康的甘孜,在那裡建一個進軍基地,並為後續大部隊掩護和參加修築公路,調查社會情況,做統戰和民眾工作。陰老說當年成都到雅安通公路,雅安到甘孜則須徒步行進。52師的先遣部隊於3月出發。南邊另一支先遣部隊則由53師副政委帶隊於7月出發,開往巴塘。大部隊在雅安至甘孜的公路修好後於8月底9月初出發。

著名的昌都戰役

解放西藏,部隊必須開進去,但這並非意味著使用戰爭手段。對此,中共中央有明確的態度。1949年3月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提出爭取以北平和綏遠方式解決尚待解放的各地問題。1950年1月18日,朱德在政務院西藏問題討論會上講道,“西藏問題最好採取政治解決的辦法”,不得已時才用兵。劉少奇代中央起草的電報中也明確強調:“我軍進駐西藏的計畫是堅定不移的,但可採用一切方法與達賴集團進行談判,使達賴留在西藏並與我和解。”
中共中央為了和平解決西藏問題,一方面採取各種措施,另一方面也著手制定各項政策。中央要西南局和西北局分別提出有關政策。西北報了6條;西南報了4條,包括西藏回歸中國大家庭、實行區域自治、政治制度不宜改變等。中央認為西南局上報的4條較好,但作為談判條件尚有不足。後來在鄧小平的主持下又增補為10條。毛澤東閱後表示滿意,只在個別地方加了一句話。這就是十大政策,也稱為十大條件,後來簽訂的17條協定就是以此為基礎的。
然而,對於中央政府的種種和平努力,西藏統治者不僅不回響,而且反其道而行之。他們擴充兵力,訓練軍官,購買武器彈藥,調兵遣將,把10個團擴大為16個團。藏軍大部分調到昌都周圍,以金沙江為防線,阻止解放軍前進。我軍在求和不得、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被迫應戰。陰老說,不打不能和,打也是為了和,所謂“以戰求和”是最終目的。這一戰即著名的昌都戰役。
昌都戰役從10月6日開始,至10月24日結束,歷時19天,是一個乾淨利落的殲滅戰。
陰法唐說,昌都戰役前,我國駐印度大使曾接見西藏代表團,明確告其人民解放軍即將向西藏進軍,他們務必在9月20日前來北京談判。9月23日我大使又警告他們說,既定9月20日前去北京的期限已過,後果由他們負責,但仍然可以繼續前往北京談判。然而他們仍然遲遲不動,失去談判解決西藏問題的良機。毛澤東估計如果仗打得好,可能爭取藏方來談判。事實證明這個估計是正確的。和平有時候要用戰爭來贏取。
1951年春天,中央和西藏的談判結束。5月23日,雙方簽訂協定。5月25日,毛澤東發布進軍訓令。解放軍開始向拉薩和平挺進,進駐拉薩等國防要地。從此時開始,到18軍52師一個團進駐江孜、日喀則、亞東後,紅旗插上了喜馬拉雅山,18軍完成了歷時1年零9個月的進軍西藏的歷史使命。

西藏和平解放

1950年1月~1951年12月,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部隊一部在西北軍區部隊一部配合下,向西藏進軍,消滅西藏地方反動武裝,和平解放西藏的戰略行動。
西藏中國領土的一部分。1949年底,中國大陸除西藏外基本解放。為維護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和國家的統一,1950年初,中共中央決定採取軍事進攻與政治爭取同時進行的方針,一面命令人民解放軍立即著手進軍西藏的準備工作,一面制定了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維持西藏現行制度、尊重宗教信仰、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保衛國防等10項政策規定,作為和平解放西藏的基本條件,與西藏地方當局談判。西南軍區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命令第18軍軍長張國華、政治委員譚冠三率領該軍及第14軍一部,在西北軍區騎兵部隊配合下,執行進藏任務。
進軍西藏的戰略決策,得到西藏百萬農奴和上層愛國人士的歡迎,但是西藏地方當局中的頑固勢力,為了維護農奴制度,進而達到“西藏獨立”的目的,不僅拒絕和平解放西藏,殺害人民解放軍派出的聯絡代表,而且還在昌都地區增兵設防,將其總兵力的三分之二,計7個代本(相當團)全部、3個代本各一部共4500餘人和士兵(部族武裝)3500餘人,部署於昌都周圍及金沙江沿岸,企圖憑金沙江之險,阻止人民解放軍進軍。人民解放軍為了打擊西藏地方政府中的頑固勢力,促使其內部分化,於1950年10月6~24日進行了昌都戰役,基本消滅藏軍9個代本和部分土兵,爭取1個代本起義,計5700餘人,占領了藏東地區政治經濟中心昌都,打通了進軍的道路,促進了西藏愛國力量的發展。1951年春,西藏地方當局回響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號召,遂於 2月派出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的代表團前往北京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李維漢等談判, 並於5月23日達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定》。中共中央軍委按照協定規定,於同年5月25日發出了分路向西藏進軍的命令。進藏部隊於1951年8~9月先後由昌都、門工及新疆之于闐、青海之香日得出發。第18軍領率機關及所屬一部,經丁青、邊壩、沙丁、太昭等地,於10月26日進抵拉薩,相繼進駐日喀則、江孜等地;第14軍一部及西北軍區部隊也於10~11月先後進抵察隅、阿里、改則等地區。在進軍途中,各部隊發揚了艱苦奮鬥、英勇頑強的精神,翻越雀兒山、崑崙山等20餘座大山,渡過金沙江、瀾滄江等多條急流,穿過漫長的原始森林和高原沼澤,戰勝了空氣稀薄、供應艱難等重重困難。1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張經武一行及西藏地方政府談判代表團與進軍部隊在拉薩舉行大會,慶祝西藏和平解放。

歷史意義

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的勝利,保證了中國領土的完整和國家的統一,促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定》的實施,使西藏各族人民回到了祖國大家庭的懷抱。

進軍西藏,獻身西藏——譚冠三中將

1950年譚冠三張國華遵照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率領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八軍進軍西藏,完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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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冠三是湖南省耒陽人,1901年生。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參加湘南起義,上井岡山後任紅軍前委科員、宣傳中隊長、宣傳科長、師政務股長、團政委、師組織科長、醫院政委。參加創建井岡山和中央革命根據地的鬥爭及一至五次反“圍剿”作戰。1934年任紅一軍團政治部組織部巡視員,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達陝北後,任紅十五軍團八十一師團政委、抗日軍政大學俱樂部主任、冀中軍區政治部副主任、支隊政委。後入延安中央黨校學習,出席中共七大。解放戰爭時任晉察冀野戰軍三縱隊政治部主任、第二野戰軍十八軍政委。率部參加轉戰華北、中原和進軍西南的多次重要戰役戰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率部進駐西藏,歷任十八軍政委兼中共西藏工委副書記、第二書記、西藏軍區政委、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兼西藏自治區政協主席、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副院長、黨組第一副書記、成都軍區顧問等職。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是中共八大代表,第四、五、六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1985年12月6日因病在成都逝世。
譚冠三在風雪茫茫的進軍西藏途中,感慨地說:“人說蜀道難,我看西藏的路就更難了!不過,在我們共產黨人面前,是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的!”進軍西藏期間,他牢記中央制定的原則:“政治重於軍事,補給重於戰鬥。”他集政治工作歷史經驗,深知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他領導制定了《進軍西藏守則》發給部隊,反覆進行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教育,提高部隊的政策觀念,為執行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礎。部隊進駐拉薩之後,主副食供應十分困難。西藏軍區黨委遵照黨中央“進軍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提出和實行了“開荒生產,自力更生,站住腳跟,建設西藏,保衛邊防”等戰略方針,讓西藏上層朋友和各族民眾看到共產黨、解放軍的確是來幫助西藏人民發展生產、建設邊疆的。針對西藏當時的特殊情況,黨中央指示:要認真做好西藏上層統戰工作,通過上層影響下層,寄希望於西藏廣大人民。譚冠三模範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和統一戰線政策,在這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注意深入實際進行調查研究,集中集體的智慧,研究制定了符合西藏實際情況的方針政策,使西藏民主改革順利進行。他在西藏工作10多年,熱愛西藏人民,熱愛邊疆山河,向黨組織要求死後骨灰埋在西藏,真正實現了他“長期建設西藏,死在西藏,埋在西藏”的遺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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