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楊少尹序

送楊少尹序

送楊少尹序,韓愈贈序一篇。楊,姓。少尹,官名。名臣源,字景山,以能詩稱。唐貞元五年進士。長慶中,年七十,致仕歸。朝官作詩送行,時文公為吏部侍郎,為之序。

基本信息

作者

 韓愈(768~824)唐代文學家、哲學家。字退之,河陽(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漢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稱韓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稱韓吏部。諡號“文”,又稱韓文公。他與柳宗元同為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主張學習先秦兩漢的散文語言,破駢為散,擴大文言文的表達功能。宋代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並稱“韓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韓愈還是一個語言巨匠。他善於使用前人詞語,又注重當代口語的提煉,得以創造出許多新的語句,其中有不少已成為成語流傳至今,如“落井下石”、“動輒得咎”、“雜亂無章”等。在思想上是中國“道統”觀念的確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韓愈三歲而孤,受兄嫂撫育,早年流離困頓,有讀書經世之志,雖孤貧卻刻苦好學。二十歲赴長安考進士,三試不第。二十五歲後,他先中進士,三試博學鴻詞科不成,赴汴州董晉、徐州張建封兩節度使幕府任職。後回京任四門博士。三十六歲後,任監察御史,因上書論天旱人飢狀,請減免賦稅,貶陽山令。憲宗時北歸,為國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五十歲後,先從裴度征吳元濟,後遷刑部侍郎。因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歷國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職,五十七歲終。政治上較有作為。詩力求險怪新奇,雄渾而重氣勢。
他與柳宗元、蘇軾、蘇轍、蘇洵、曾鞏、歐陽修、王安石合稱為唐宋八大家.韓愈(七六八-八二四),貞元八年(七九二)進士。唐憲宗時,曾隨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鎮之亂。在刑部侍郎任上,他上疏諫迎佛骨,觸怒了憲宗,被貶為潮州刺史。後於穆宗時,召為國子監祭酒,歷任京兆尹及兵部、吏部侍郎。
他是唐代著名的散文家和重要詩人。他和柳宗元政見不和,但並未影響他們共同攜手倡導古文運動。他們反對過分追求形式的駢文,提倡散文,強調文章內容的重要性。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韓愈,曾經因為進言佛骨一事,被貶袁州,即今江西宜春。任職袁州期間,韓愈政績卓越,並且培養了當時江西省的第一個狀元。現宜春秀江中有以沙洲,名為狀元洲,傳說就是當年學子讀書之處。宜春城中最高山頭建有狀元樓,宜春市區有昌黎路,都是為了紀念韓愈的特別功績。
韓愈時代的詩壇,已開始突破了大曆詩人的狹小天地。韓愈更是別開生面,也創建了一個新的詩歌流派。他善於用強健而有力的筆觸,驅使縱橫磅礴的氣勢,夾雜著恢奇詭譎的情趣,給詩思渲染上一層濃郁瑰麗的色彩,造成奔雷摯電的壯觀。
另外韓詩在藝術上有「以文為詩」的特點,對後世亦有不小的影響。當然韓詩中也有追求怪誕詭譎的遊戲文字,是不足取的。著有《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師說》等等。

文學成就

文創作理論上: 他認為道(即仁義)是目的和內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強調文以載道,文道合一,以道為主。 提倡學習先秦兩漢古文,並博取兼資莊周、屈原、司馬遷、司馬相如、揚雄諸家作品。 主張學古要在繼承的基礎上創新,堅持“詞必己出”、“陳言務去”。 重視作家的道德修養,提出養氣論,“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書》)。 提出“不平則鳴”的論點。認為作者對現實的不平情緒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在作品風格方面,他強調“奇”,以奇詭為善。
韓愈被列為“唐宋八大家”之首,又將他與杜甫並提,有“杜詩韓文”之稱。
他在詩歌創作上也有新的探索。所謂“以文為詩”,別開生面,用韻險怪,開創了“說理詩派”的詩風。當然,他的詩也存在著過分散文化、議論化的缺點,對後代有不良影響。
韓愈還是一位熱心的教育家,他能逆當時的潮流,積極指導後進學習,他“收召後學”、“抗顏而為師”(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特別重視教育和培養年輕作家。
他在《答李翊書》一文中說:“根之茂者,其實遂……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所謂“根”或“氣”,都是指作家的思想修養、人格修養強調作家的道德修養和文學修養,對搞好創作的重要性。現存《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
韓愈作為修武人,曾多次遊歷縣境北部的百家岩,在此曾作長詩《題西白澗》,由此使西白澗也成為百家岩重要一景。 思想淵源於儒家,但亦有離經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統自居,反對佛教的清淨寂滅、神權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讚孟子辟排楊朱、墨子,認為楊、墨偏廢正道,卻又主張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貴王道,賤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擊二王集團的改革,但在反對藩鎮割據、宦官專權等主要問題上,與二王的主張並無二致。這些複雜矛盾的現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韓愈的散文、詩歌創作,實現了自己的理論。其賦、詩、論、說、傳、記、頌、贊、書、序、哀辭、祭文、碑誌、狀、表、雜文等各種體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論說文在韓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為主要內容的中、長篇,有《原道》、《論佛骨表》、《原性》、《師說》等,它們大都格局嚴整,層次分明。嘲諷社會現狀的雜文,短篇如《雜說》、《獲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遠;長篇如《送窮文》、《進學解》,運用問答形式,筆觸幽默,構思奇特,鋒芒畢露。論述文學思想和寫作經驗的,體裁多樣,文筆多變,形象奇幻,理論精湛。敘事文在韓文中比重較大。學習儒家經書的,如《平淮西碑》,用《尚書》和《雅》、《頌》體裁,篇幅宏大,語句奇重,酣暢淋漓;《畫記》直敘眾多人物,寫法脫化於《尚書·顧命》、《周禮·考工記·梓人職》。繼承《史記》歷史散文傳統的,如名篇《張中丞傳後敘》,融敘事、議論、抒情於一爐。學《史記》、《漢書》,描繪人物生動奇特而不用議論的,如《試大理評事王君墓志銘》、《清河張君墓志銘》等。記文學摯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銘》、《南陽樊紹述墓志銘》、《貞曜先生墓志銘》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銘中,韓愈也有些“諛墓”之作,當時已受譏斥。
抒情文中的祭文,一類寫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韻常規,如《祭十二郎文》;一類寫朋友交誼和患難生活,四言押韻,如《祭河南張員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書信如《與孟東野書》、贈序如《送楊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韓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穎傳》、《石鼎聯句詩序》之類,完全出於虛構,接近傳奇小說。韓愈散文氣勢充沛,縱橫開合,奇偶交錯,巧譬善喻;或詭譎,或嚴正,藝術特色多樣化;掃蕩了六朝以來柔靡駢儷的文風。
他善於揚棄前人語言,提煉當時的口語,如“蠅營狗苟”(《送窮文》)、“同工異曲”、“俱收並蓄”(《進學解》)等新穎詞語,韓文中較多。他主張“文從字順”,創造了一種在口語基礎上提煉出來的書面散文語言,擴大了文言文體的表達功能。但他也有一種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謂“不可時施,只以自嬉”(《送窮文》),對後世有一定影響。韓愈也是詩歌名家,藝術特色以奇特雄偉、光怪陸離為主。如《陸渾山火和皇甫用其韻》、《月蝕詩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內容深刻;《南山詩》、《岳陽樓別竇司直》、《孟東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韓詩在求奇中往往流於填砌生字僻語、押險韻。韓愈也有一類樸素無華、本色自然的詩。韓詩古體工而近體少,但律詩、絕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答張十一功曹》、《題驛梁》,七絕《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題楚昭王廟》等。
韓集古本,以南宋魏懷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為最善;廖瑩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遺文》(明徐氏東雅堂翻刻)最為通行。清代顧嗣立、方世舉各有詩集單行注本。今人錢仲聯《韓昌黎詩系年集釋》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另外,為韓集作校勘或補註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陳景雲、王元啟、沈欽韓、方成和今人徐震。年譜以宋洪興祖《韓子年譜》最為詳備。趙翼《甌北詩話》、方東樹《昭昧詹言》、林紓《韓柳文研究法》中有關部分,是評論其詩文的代表著作。

生平年表

唐貞元二年(786年)韓愈十九歲,懷著經世之志進京參加進士考試,一連三次均失敗,直至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進士考試才考取。按照唐律,考取進士以後還必須參加吏部博學宏辭科考試,韓愈又三次參加吏選,但都失敗;三次給宰相上書,沒有得到一次回復;三次登權者之門,均被拒之門外。
貞元十二年(796年)七月,韓愈二十九歲,受董晉推薦,出任宣武軍節度使觀察推官。這是韓愈從政開始。韓愈在任觀察推官三年中,邊指導李翱、張籍等青年學文,邊利用一切機會,極力宣傳自己對散文革新的主張。
貞元十六年冬,韓愈第四次參吏部考試,第二年(801年)通過銓選。這時期寫的《答李翊書》,闡述自己把古文運動和儒學復古運動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主張,這是韓愈發起開展古文運動的代表作。這年秋末,韓愈時年三十四歲,被任命為國子監四門博士,這是韓愈步入京師政府機構任職開端。任職四門博士期間,積極推薦文學青年,敢為人師,廣授門徒,人稱“韓門第子”。
貞元十九年(803年)寫了名作《師說》,系統提出師道的理論。冬,韓愈晉升為監察御史,在任不過兩個月,為了體恤民情,忠於職守,上書《論天旱人飢狀》,因遭權臣讒害,貶官連州陽山令。韓愈三年任職陽山令,深入民間,參加山民耕作和魚獵活動,愛民惠政德禮文治,《新唐書·韓愈傳》因此特書“有愛於民,民生子以其姓字之。” 在陽山令任上,一大批青年慕名投奔韓愈門下,與青年學子吟詩論道,詩文著作頗豐,今見之《昌黎文集》有古詩二十餘首,文數篇。此時構思並開始著述的《原道》等篇章,構成韓學重要論著“五原”學說,這是唐宋時期,新儒學的先聲,其理論建樹影響巨大。
貞元二十一年(805年)年夏秋之間,韓愈離開陽山,八月任江陵法曹參軍。
元和元年(806年)六月,韓愈奉召回長安,官授權知國子博士。
元和三年(808年),韓愈改真博士。
元和四年(809年),改授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兼判祠部。是年冬被降職調為河南令,以後相繼任職方員外郎、國子博士。
元和八年(813年),晉升為比部郎中史館修選,完成《順宗實錄》著名史書編寫。
元和九年(814年),韓愈任考功郎中知制誥。
元和十年(815年)晉升為中書舍人。
元和十二年(817年),協助宰相裴度,以行軍司馬身份,平定淮西亂,因軍功晉授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819年),憲宗皇帝派遣使者去鳳翔迎佛骨,京城一時間掀起信佛狂潮,韓愈不顧個人安危,毅然上《論佛骨表》,痛斥佛之不可信,要求將佛骨 “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憲宗得表,龍顏震怒,要處以極刑。幸宰相裴度及朝中大臣極力說情,免得一死,貶為潮州刺史。韓愈任潮州刺史八個月,概括說來:驅鱷魚、為民除害;請教師,辦鄉校;計庸抵債,釋放奴隸;率領百姓,興修水利,排澇灌溉。千餘年來,使潮州成為具有個性特色的地域文化,潮州地區成為禮儀之邦和文化名城!
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韓愈調任袁州刺史,雖然僅在袁州九個月,卻辦了一件“禁隸”的大好事,據據新舊《唐書》記載:“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入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曰:禁其為隸。”當地人為了感激韓愈的這一行為,建了昌黎書院(今存)表示紀念。
元和十五年(820年)九月,韓愈詔內調為國子祭酒。
長慶元年(821年)七月,韓愈轉任兵部侍郎。
長慶二年(822年)單身匹馬,冒著風險赴鎮州宣慰亂軍,史稱“勇奪三軍帥”,不費一兵一卒,化干戈為玉帛,平息鎮州之亂。九月轉任吏部侍郎。
長慶三年(823年)六月,韓愈晉升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京兆之地稱複雜難理,在韓愈整治下,社會安定,盜賊止,米價不敢上。後相繼調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
長慶四年,韓愈因病告假,十二月二日,因病卒於長安,終年五十七歲。

 題解

楊,姓。少尹,官名。名臣源,字景山,以能詩稱。唐貞元五年進士。長慶中,年七十,致仕歸。朝官作詩送行,時文公為吏部侍郎,為之序。

原文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於是公卿設供帳,祖道都門外,車數百輛;道路觀者,多嘆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跡,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
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
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輛,馬幾匹,道旁觀者,亦有嘆息知其為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
然吾聞楊侯之去,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
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于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游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評解

妙在一起引事來陪,以下同不同,兩兩相形,不惟文有律,亦且有情。至相形處,妙不說煞,全從“遇病不能出”句生來。古人行文,純用虛托,不肯用一實寫,乃自占地步,不濫誇人處,不徒善作波瀾已也。《輯注》評:突引二疏作陪,又將自己病不能送,偷插一筆,頓覺溪山重疊,煙雨迷離。末段偏從楊君歸鄉,追思童時事,並把沒後可祭,就鄉人心中寫出,純是空中樓閣,宛如逼真情景。文章巧妙,莫逾此法,昌黎尤長,所以冠乎八家。時文則金正希多有。學者即此四首,可悟一切矣。
 

 書後

項羽初得關中,即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而卒至垓下之敗。高祖以一泗上亭長,貴為天子,及還過沛,而乃悲歌慷慨,泣數行下,漢祚卒於此基焉。夫同一不去其鄉之感,而成敗懸絕若是者,何哉?蓋一出於意氣,一發於性天。古今人同不同,概可知也。楊子始冠舉於鄉,七十而致仕,五十年間羈旅功名,應不乏故鄉遊子之感。一旦乞骸歸里,在庸夫俗子之耳目,方且奔走駭汗,以艷稱其衣錦之榮。而不知故鄉為先人廬墓之區,非富貴所可誇耀,必其生平行詣可以法鄉里而示來茲,沒而祭於社,而後不愧為古所稱鄉先生者矣。文公以二疏擬楊子,吾知當日樂為之序者,必不在意氣而在性天。但不知楊子歸里後,指其樹,思其人,撫夙昔釣游之地,亦嘗召父老子弟縱酒,如高祖之悲歌慷慨否也。
 

 譯文

古時候疏廣、疏受叔侄二人,因為年老,同一天辭掉職位離去。當時,朝廷中的公卿擺設宴席,在京都門外為他們餞行,車駕有數百輛之多;道路上旁觀的,有很多人為之感嘆並流下了眼淚,無不稱讚他們賢明。漢代的史書既記載了他們的事跡,而後世擅長繪畫的人,又畫下了他們的形象,到今天依然光彩照人,清清楚楚的仿佛是前不久發生的事情。
國子監司業楊巨源,正以他善於寫詩來教育學生,一旦到了七十歲,也稟白丞相離職回歸他的故鄉。世上常說古時的人和現今的人是不能並論的,而今楊巨源與疏氏二人,他們的思想難道有什麼差異嗎?
我攀附於公卿之末,恰逢生病不能出去送行。不知道楊少尹走的時候,都城門外送行的有多少人?車有多少輛?馬有多少匹?道邊的旁觀者,也有為他的行為感嘆,知道他是賢者的,還是沒有呢?而史宮能不能鋪張渲染他的事跡,寫成傳記以做為疏氏二人的事跡的繼續呢?不會冷落寂寞吧?我看到現在世上沒有擅長繪畫的,而畫還是不畫,也就不必考慮了!
然而我聽說揚侯的辭歸,丞相中有敬重而憐惜他的,奏明皇上任命他為其故鄉河中府的少尹,以便不斷絕他的俸祿;又親自寫詩來慰勉他。京城中擅長寫詩的人,也作詩來應和。又不知道古時候疏氏二人的歸鄉,有這樣的事嗎?古人與今人相同還是不同,不得而知啊!
中古以後的士大夫,往往依靠官俸來養家,罷官之後就無歸宿之處。楊侯剛成年,便在他的家鄉被薦舉,參加了《鹿鳴》宴而來到朝廷的。現在回到故鄉,指著鄉間的樹說:“那些樹是我的先人種的。”“那條溪流,那座山丘,是我小時候釣魚、遊戲的地方。”故鄉的人沒有不對他表示敬意的,人們告誡子孫要以楊侯不捨棄故土的美德做為榜樣。古人所謂“鄉先生”,逝去之後能夠在鄉里社廟中享受祭祀的,大概就是這樣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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