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危機

財政危機

財政危機(financial crisis)國家財政因收不抵支而發生嚴重的混亂和動盪。具體表現為:國家預算出現巨額赤字,入不敷出;國家債務劇增;停付全部或部分國家債務等。廣義財政危機還包括貨幣信用制度的混亂和動盪,通常發生在資本主義國家的財政危機,是由國民經濟軍事化、實行膨脹性的財政金融政策或其他經濟、政治原因而引起。主要表現是:國家財政收支狀況趨於惡化,入不敷出,財政赤字巨大,國家債務增長,全部或部分國債停止支付和嚴重的通貨膨脹。

基本概述  

資本主義國家,由於國民經濟軍事化、實行膨脹性的財政金融政策或其他經濟、政治原因而引起的嚴重財政困難和混亂。主要表現是:國家財政收支狀況趨於惡化,入不敷出,財政赤字巨大,國家債務增長,全部或部分國債停止支付和嚴重的通貨膨脹。

根源表現

資本主義財政危機的根源在於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

政府財政危機政府財政危機

它一般是伴隨著周期性的經濟危機而發生的。在經濟危機到來時,由於生產銳減,企業倒閉,引起國家財政收入的下降;而為了擺脫危機,緩和國內階級矛盾,用於刺激經濟和失業救濟方面的財政支出又在急劇增加。這就使財政收支失去平衡,財政赤字顯著增大,從而爆發財政危機。此外,戰爭、擴軍備戰以及其他擴大財政支出的措施,也是引起財政危機的重要原因。

在自由資本主義階段,由於國家財政支出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還不大,由戰爭或經濟危機引起的財政危機一般是短期的。渡過危機以後,國家財政收支就會逐漸恢復平衡,財政危機也會暫時消除。到了壟斷資本主義階段,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進一步激化,經濟危機日益頻繁。隨著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財政支出不斷膨脹。這時,資本主義國家財政支出不僅在絕對額上增長很快,而且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也大大提高。儘管資產階級政府不斷增加稅收,仍無法彌補財政收支的巨大差額。無論在戰爭或和平時期,在經濟衰退或經濟增長時期,資本主義各國的財政收支都難於保持平衡,財政赤字已成為經常的普通現象,從而財政危機也具有長期性和尖銳性。

戰後深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國民經濟軍事化和軍備競賽的增長以及政府對經濟生活干預的加強,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財政支出進一步膨脹,財政赤字越來越大。
政府債務危機政府債務危機

70年代中期以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陷入“停滯膨脹”的困境,財政收入相對減少,而政府用於公共工程和“社會救濟”的費用反而增加,使得國家財政收支嚴重失去平衡。在1975~1979年期間,美國財政赤字每年平均高達510.28億美元,約為60年代平均數的11倍。同一時期,日本年平均財政赤字為60年代的24.5倍,英國為24倍,義大利為21倍,聯邦德國為10.7 倍,法國為 3.7倍。

80年代,上述各國的財政赤字又有較大的增長。1980年與1975~1979年期間相比,美國增長了70.3%,義大利增長1.3倍,法國增長94.2%,聯邦德國增長44.3%,英國增長32.6%。為了彌補連年巨額財政赤字,各國不得不大量發行國債,從而使還本付息的負擔越來越重。利息支出的增加擴大了財政赤字,財政赤字的擴大反過來又增加了利息支出。這就使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財政預算陷入嚴重的惡性循環。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日益嚴重的財政危機,引起了經常性的通貨膨脹。各國政府為了彌補巨額財政赤字,除依靠大量舉債外,還將增發貨幣作為籌措資金的重要手段。由於濫發紙幣和實行信用膨脹,使國內貨幣流通量的增長大大超過商品流通中的實際需要量。這就必然造成貨幣貶值,物價上漲,給勞動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統計,24個成員國消費物價平均上漲率,60年代為2.9%,70年代增加到8.3%;到1980年,上漲率已達12.8%,超過了70年代的平均水平。

危機轉嫁

80年代初,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轉嫁危機和加強國際壟斷資本的剝削,使第三世界國家的財政經濟狀況日益惡化,主要表現在嚴重的債務危機上。到1986年,第三世界各國積欠的外債總額已接近10000億美元,1980年以來,由於美國實行高利率政策,使第三世界各國每年用於償付外債利息的支出日益增大。許多國家的經濟困難加重,無力還債,不得不壓縮進口。國家財政危機是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危機在國家財政金融領域裡的反映,它已成為資本主義無法醫治的痼疾。不管資產階級政府採取什麼樣的“反危機”措施,都不可能從根本上使資本主義各國從財政危機的困境中擺脫出來。

中國情況

財政危機財政危機
通常在討論金融領域等的問題導致財政收支方面的問題時,通常容易忽視財政危機本身也會對其他領域的運行和改革產生多方面的影響。人們可以將其稱為財政危機的傳染效應。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財政收支的困境愈演愈烈,中國的國家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從 1979年的28.4%下跌到1995年的10.7%,然後稍微上升到1999年14%。這樣的比例遠遠低於開發中國家的平均值32%。特別是,中央政府可支配的財政資源所占的比例更是巨幅下跌。在1979年中央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為16.2%,但到了1996年只有3.2%,此後微幅上升到1999 年的5%。而1999年的比例之所以上升,很大一部分是發行國債所得,政府在未來將面對龐大的債務負擔。

根據世界銀行1997年的報告,包括醫療、教育、扶貧、年金、基礎設施、及環境保護在內的極為重要財政支出項目,中國每年至少短缺GDP的4.6%,相當於中央政府在1997年總預算的135%。布魯金斯研究院的經濟學者拉迪(NicholasLardy)估計,由國有企業負擔的社會福利開銷日後必須轉移到中央政府的部分高達每年GDP的3.3%,相當於中央政府在1997年的總支出。此外,世界銀行估計從1995年到2004年中國在基礎設施方面至少需要投入6萬億人民幣,相當於1995年整年的GDP。

同時,必須注意到的是,中國的財政支出中還有相當部分是沒有計入正常的顯形財政收支的隱性負債,這主要包括一些應當由財政承擔但是財政由於種種原因沒有承擔的債務,如財政欠發的工資、糧食經營虧損性掛帳、國有金融機構不良資產以及養老保險金欠帳等等。根據世界銀行的估計,中國的所有政府債務(包括顯性及隱性債務)積累已經達到GDP的100%。儘管債務的償付不會同時發生,儘管債務的償付還有其他形式(例如,出售部分國有資產),但是,由於各類隱性及或有債務的規模及期限看不清楚,如果各類債務交織在一起,同時對國家財政產生支付壓力,則可能會在短期內迅速提高實際債務負擔率,引發財政危機。而財政危機的爆發,則可能迅速傳染到經濟體系的其他領域。

傳染效應.

一、從財政危機對於金融市場化改革的傳染談起
著名金融學家麥金農指出,沒有一個高效率的、有力的財政,金融市場的自由化市場化就不可能持續順利地推進。

歐債危機的演變歐債危機的演變

這一論斷就觸及了財政危機對於金融市場化改革的傳染效應。如果說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貨幣化進程所產生的鑄幣收益等還能夠支持相對虛弱的財政下的金融市場化的話,那么,在中國的貨幣化進程基本完成之時,虛弱的財政對於金融市場改革的推進的制約就更為顯著了。

因為財政的虛弱,財政無力提供足夠的財力支持才解決國有企業的虧損問題,於是,逃廢銀行債務的行為、人為壓低利率以確保貸款的主要獲得者獲得市場利率與管制利率之間的隱性補貼的行為、被迫通過債轉股形式等變相為國有企業輸血的行為等就紛紛出現。這些行為和現象,無疑加大了國有銀行的經營負擔,阻礙了銀行業的市場化改革。銀行資產的快速膨脹、以及經營中不可避免地出現地一些不良資產等,都要求銀行需要及時地補充資本金,但是,虛弱的財政不能提供這一及時的支持,在銀行普遍缺乏上市等籌資渠道時,銀行資本金充足率的低下就是必然的問題。

在財政出現收支困難時,在中國以國有銀行為主導的金融結構下,國有銀行自然被迫承擔一些財政性的職能,這就是所謂“吃了財政吃銀行”,即將銀行作為 “第二財政”來使用就是必然的結果。銀行的國有性質,兼之銀行問題事關社會穩定的大事,因而不管銀行的不良資產是否由於政府干預而形成,銀行不良資產的沖銷,都將直接間接引起財政的減收增支;而一旦銀行出現支付危機,其最後的支撐者就只能是財政。

二、財政危機向養老保險制度的傳染
基於中國特定的就業結構和國有企業的主導性地位,國有企業職工的養老保險事實上成為財政的隱性負債。但是,虛弱的財政不能給予養老保險以有力的支持,即使我們不考慮由此可能導致的社會的不穩定而僅僅從養老保險制度的持續穩健運行來看,虛弱的財政也已經成為養老保險制度健康維持下去的硬性制約。要解決這一嚴重的問題,一定要從財稅等方面入手,通過調整財政支出結構、開闢新稅收來源等措施,逐步消化數額龐大的隱性債務。

希臘債務危機引來緊縮政策希臘債務危機引來緊縮政策

三、虛弱的財政誘發了不同形式的預算外收費,進而成為經濟持續混亂和腐敗的溫床
因為許多領域的財政開支,正常的財政支出不能滿足,於是,各種形式的預算外收費紛紛出籠,進而導致財政分配秩序的嚴重紊亂,預算外、制度外財力的過度失控和急劇膨脹上。預算外和制度外財力的存在,儘管可以發揮某些特定的作用,可以彌補預算內財力的某些不足,但它們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挖”預算內為代價的。它們所形成的“亂收費”現象,不僅嚴重破壞正常的財政分配秩序,而且極大地危害了經濟發展和敗壞了社會風氣,因而是中國財政內部的“心腹之患”,是中國財政風險的一個重要病灶。當然,財政危機的傳染渠道遠遠不僅僅在於以上幾個有限的領域,財政危機對社會穩定、教育發展等的負面衝擊是相當嚴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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