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祖詒

貝祖詒

貝祖詒,男,號淞蓀,生於1892年,蘇州人。1911年考入唐山交通大學(現西南交通大學),曾供職於盛宣懷創辦的漢冶萍煤鐵公司統計部。 1914年貝祖詒進入中國銀行北京總行,先後擔任廣州、香港、上海分行經理及總行副總經理。 1946年3月1日貝祖詒出任中央銀行總裁,在一年的任期內,貝祖詒致力於外匯管理,被視為最有才幹的財務官員。 1947年2月因捲入黃金風潮,貝祖詒被撤職查辦。 1973年貝在任香港上海商業銀行辦事董事11年後退休,寓居紐約。 1982年12月27日去世。

基本信息

人物生平

1914年貝祖詒進入中國銀行北京總行,先後擔任廣州、香港、上海分行經理及總行副總經理。抗戰勝利後,時任行政院長、掌握財政金融大權的宋子文,極為賞識已是中國銀行副總經理的貝祖詒。由他推薦,貝祖詒於1946年3月1日出任中央銀行總裁。

在一年的任期內,貝祖詒致力於外匯管理,被視為最有才幹的財務官員。後為了對付通貨膨脹,主張開放外匯,拋售黃金,因捲入黃金風潮案,再加上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1947年2月宋子文被迫下台,貝祖詒被撤職查辦。1973年貝在任香港上海商業銀行辦事董事11年後退休,寓居紐約,1982年12月27日去世。

貝祖詒雖曾身居要職,但在他負責的銀行中不用親戚,眾多兄弟,子侄從事金融工作,但沒有一人是在貝祖詒的銀行工作的。

另外,他是著名建築師貝聿銘之父。

社會事件

舊上海黃金風潮案

1946年3月初,國民政府決定開放外匯市場,實施黃金買賣政策。此事的起因是,當時國統區物價狂飆,民不聊生,國民黨官方貨幣——法幣的地位岌岌可危。在行政院長宋子文的主持下,國民黨政府企圖以此來回籠泛濫的流通貨幣,抑制洶湧的通貨膨脹。  但在拋售黃金的過程中,官僚特權勢力狼狽為奸,趁機大肆貪污營私,從而引發了一場極為混亂的社會動盪,上海市民連稱:“國民黨氣數已盡”。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黃金風潮案”。

拋售黃金無濟於事

黃金買賣由中央銀行負責辦理相關事宜。所謂“買賣”,主要還是大量低價拋售為主,中央銀行間或有買進黃金,但數量極少,而且都是礦金,做做樣子而已。實際上只有“賣”,沒有“買”,因而在一般市民眼裡,買賣就是拋售。

拋售的辦法分為兩種,第一種是明配。每天上午10時,由中央銀行根據當日上海黃金市場的金價規定牌價,由上海的金號、銀樓公會會員,提出當日申請購進的黃金數量,交由公會負責人報請央行業務局配給。上午由央行將黃金配下,下午金市收盤時,配售戶將配給的黃金的價款繳庫。

第二種是暗售。因為當時明配的黃金數量總是供不應求,遂由央行根據市場波動情形,暗地將黃金交由委託的幾家金號、銀樓,向市面拋售。央行不直接露面,說是為了便於控制,實際上是為了便於勾結舞弊。

黃金買賣的中心,自然是號稱遠東金融中心的上海。

央行拋售黃金的市場代理人,是上海金業公會和上海銀樓業公會,具體由同豐余、太康潤、大豐恆三家金號,方九霞昌記、楊慶和發記兩家銀樓負責,他們經領和分發所有中央銀行配發的黃金。

在最初的幾個月內,上海的黃金市價波動還比較小。全權負責的宋子文,對黃金買賣的動向十分關注,要求中央銀行總裁貝祖詒、央行業務局正副局長林鳳苞、楊仁安等人,每天向他匯報黃金市場的動態。財政部長俞鴻鈞則被架空在一邊,無權過問此事。

然而,局勢正慢慢變得失控,所謂不以少數人的意志為轉移,誠哉是言。

1946年10月以後,隨著國共內戰的演進,戰局對國民黨越來越不利,軍費開支猛增,金融市場便出現大幅度的波動。到了1947年初,市面金價一天幾波,中央銀行雖然逐日拋售金條,但漲風仍不能平息。當時,全國各地的金價普遍高於上海,以1947年2月11日的金價為例,每根金條上海最高為734萬元,北平為860萬元,南京為930萬元,武漢為950萬元,重慶為950萬元,廣州竟高達1100萬元。

於是乎,全國各地遊資紛紛流向上海搶購黃金。許多高級軍官,都把領到的軍餉鈔票暫不下發,大批裝運到上海來搶購黃金美鈔。運送戰備的火車,成為運送鈔票的專列,各大派係為了爭奪交通工具,還大打出手,軍心一片混亂。連中航的飛機,也被人用來運金。

上海黃金庫存很快見底,宋子文急忙調用運輸機,從重慶的黃金庫存向上海輸血。最高的一天,曾拋售黃金10萬兩,但也無濟於事。

停售黃金引來搶購風潮

60年前的1947年初,上海各報上這樣的標題比比皆是,令人不寒而慄:“物價如脫韁之馬,各地糧價飛升,平民叫苦連天。”“百物一致暴漲,市上一片混亂。”

而此時,金融市場也一片混亂,並帶動物價一再狂漲,社會動盪不安。上海的米價1946年漲了15倍,1947年則漲了20倍。其他與市民生活密切的商品,也無一不漲。市民一覺醒來,往往發現原先夠吃一天三頓飯的一伙食費,這時候已經只能吃兩頓飯了,晚飯需要勒緊褲帶了。

2月中旬,上海多家米店、銀樓,被憤怒的市民搗毀。隨後,廣州、武漢、長沙等地,相繼爆發相同的事件。

面對這種情形,蔣介石再也坐不住了,決心停止拋售黃金。他叮囑宋子文說:“今日所應急切圖之者,尤莫重於改變經濟政策。”宋子文還想變更外匯匯率和繼續拋售黃金,被蔣介石一口拒絕。但下一步如何走,他也不知道,只好走一步看一步。

2月16日,行政院發布《經濟緊急措施方案》,重新實施黃金管制,禁止黃金買賣。並且組成了經濟監察團,對商民持有的黃金和美鈔,加以充公或按市面牌價兌換,從市民手中搶得僅有的一點物資和金鈔。

但是,停售黃金,卻引來了更為嚴重的搶購風潮,社會危機如決堤之水,無法抵擋。

風潮由上海始,蔓延至全國各地。金價狂漲帶動了物價狂漲,百姓生活成本大幅上升,許多家庭財產縮水三成。商店則囤積居奇,不願出售貨物。市民也開始加入到搶購物資的風潮中去。一些中小工商業者為了保本保值,只得從流動資金中移出一部分,購買與生產無關的物資。許多企業都在風潮中破了產,市面混亂不堪。

由於黃金風潮鬧得民不聊生,國民黨內就有人呼籲,要徹查黃金案的責任。有的人則把矛頭直指宋子文,想乘機把他趕下台。著名學者傅斯年,在世紀評論上發表《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一文,更是火上澆油。不同的動機,匯成了一股打倒宋子文的浪潮,釀成國民黨內部異常激烈的鬥爭。

在此情況下,蔣介石為了以示公正,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徹查“黃金風潮案”。

調查分三條線進行:在軍隊,由國防部二廳廳長鄭介民組成調查團,負責調查軍人在風潮中挪用軍費搶購黃金的情況;在民間,由淞滬警備司令宣鐵吾組織“經濟監察團”,負責調查上海商民投機倒把、違反金融管理規定的行為;在上層,由監察院委派何漢文、谷鳳翔、萬燦、張慶楨四名監委,負責此案的清查。

“金牛黨”狼狽為奸營私舞弊

這三條線,關鍵還是監察院的那幾個老傢伙,許多人還指望他們扳倒宋子文呢。

監察院院長是民國元老於右任。他早就對宋子文看不順眼,想通過查案,一掃人稱“養老院”的監察院的萎靡之風,給世人一個交代。他說:“這次的查案,監察院必須下決心打老虎,不要只拍蒼蠅。”四監委深受鼓舞,決心查個水落石出。

通過一段時間的明察暗訪,四監委查獲了上海金業公會主席、同豐余號經理詹蓮生,利用公會主席的地位以及熟悉中行庫存情況,操縱上海金市攫取20多萬兩黃金的事實。

這是因為,拋售雖說面向公眾,其實仍是暗箱操作。黃金的拋售都歸同豐余號經理詹蓮生負責,再由同豐余號分配給有關係的金號、銀樓,他們利用“火耗”等名目,從中大肆剋扣,中飽私囊。

據當時任中央銀行稽核處的李立俠回憶:“甚至中央銀行以所存400兩一塊金磚,熔化為市面通行的10兩一根金條,也不經過當時的中央造幣廠,而直接交詹蓮生分配給有關金號、銀樓代熔,每條付給三分火耗。”

其實,詹蓮生所獲得經營暴利,何止火耗一項,當時查案的監委就收到舉報,說詹“一年中所賺得的黃金有10萬條以上”。

監委們曾詢問詹蓮生:“你賺得的大量黃金哪裡去了?”

詹蓮生毫不在乎地回答說:“賺項大,應酬也大,並沒有得到多少金子。”接著又大談他和宋子文、貝祖詒的關係,嬉皮塌臉,有恃無恐。

顯然,詹蓮生是上海黃金商人和央行之間的紐帶,而且神通廣大。因為詹蓮生雖只是個小小的經理,卻包辦了中央銀行暗售的所有黃金配額,而其他幾家代理金號、銀樓的黃金配額,也要靠他來分配。

說穿了,這其中自然少不了詹蓮生與中行總裁貝祖貽、業務局局長林鳳苞和副局長楊安仁等人的勾結。

詹蓮生與貝祖詒同為蘇州人,與貝家有親戚關係。早在貝祖詒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經理時,兩人已經狼狽為奸,在外匯買賣上大撈了一票。林鳳苞、林仁安則一直是貝祖詒的親信,原先也在中國銀行任職。貝祖詒任中央銀行總裁,就把這兩個親信捎上,當了央行業務局的正副局長。

貝、詹、林、楊,實質上是以同豐余為掩護的一個貪污團伙,被上海市民稱為“金牛黨”。

宋子文的推託

事情越查越多,正所謂拔出蘿蔔帶出泥。可笑的是,同豐余竟是一家沒有向政府備過案的黑店,這下監委們似乎找到追究的把柄了。

他們向上海市社會局質問道:“何以同豐余沒有批准立案,而經理這樣重大的業務,你們不加以取締呢?”

社會局負責人苦笑著回答說:“貝總裁招呼我們不要管,我們只好不管。”

監委們詢問林鳳苞,林的回答更加振振有詞:“因為上海金業公會會員複雜,不可靠的多。詹是公會主席,熟悉情況,有信用,有號召力,貝總裁也知道他的負責可靠,所以選擇他負責。”

再去盤問貝祖詒,回答也是差不多的口氣。

四監委又向貝祖詒詢問拋售黃金的情況。貝傲慢地回答說:“央行原有庫存總數,從1946年3月至11月的拋售總數和現存底數都有,但事關機密,奉主席(蔣介石)諭,對任何人不能公開。”

四監委只得從其他渠道再打探,最後還是利用了孔祥熙與宋子文的矛盾,獲悉了中央銀行已經將全部庫存900萬兩幾乎售罄的內幕。

據孔說,他卸任財政部長時,交給宋子文的庫存共有900多萬兩黃金。央行在宣布停售黃金時,已經是庫存告罄,無金可售了。監委們核以央行每月售出黃金約70萬兩,總計12個月,約為850萬兩左右,孔祥熙的說法是靠得住的。

不過,央行拋售黃金沒有什麼法定的手續,一切都有宋子文、貝祖詒說了算,“ok”了事。同豐余連一本進出的賬目都沒有。也就是說,監委們沒有什麼過硬的材料可以拿到手,這使查案阻力重重,難以獲得突破性進展。

線索也就到此為止了。

世人都明白,這幾人的頂頭上司就是宋子文,宋子文的上面還有蔣介石,怎么辦?如何查?

恰好宋子文那幾天在上海辦事,監委們聽說後,請示于右任,於答:“繼續查。”於是監委們趕往宋宅,正好把宋子文堵在家裡。

監委們得到的情報是,出售黃金經過政府的同意,而引起大風潮的停售黃金令,卻沒有經過政府的討論或同意,完全是宋子文個人的決定。於是監委們詰問這是怎么回事?

宋子文一臉不屑,說:“停售黃金是奉主席的口頭指示,我不過是奉令行事。至於事先沒有提出討論,一來事機急迫,二來主席的意思,大家也不會另有什麼好辦法。否則,會徒然引起一些無謂的爭論,暴露國家的機密,影響戡亂大計。”他又說:“我能力有限,已經向主席提出辭職,一切聽上面決定處理。”

事情已經到了這個份上,監委們只好倚老賣老,硬著頭皮打電報給蔣介石,詢問停售黃金是否確奉主席的命令?

國民黨敗象畢現無遺

何漢文等人,一面探聽蔣介石的真實意思,一面先造聲勢。他們在監察院領銜10多名監委,提出彈劾“宋子文、貝祖詒案”。立法院開會時,還把宋子文、貝祖詒請來質詢,弄得兩人面紅耳赤,下不了台。接著參政會也向宋、貝兩人提出質詢攻擊。

事情進展到這一步,監委、立委們知道,接下來,關鍵要看蔣介石的態度如何了。但他們的電報發出後,卻遲遲不見蔣介石的批覆。

監委們想見蔣介石,哪裡有合宜的時機。有老於此道的人出主意,讓他們到國民政府文官處查詢一下,看看蔣介石有無批覆。果然,那裡有人拿出一份檔案,笑笑說:“批示有的,不大好復電,你們看看吧。”

四監委拿過檔案,原來蔣介石在電報上的批示是:“並無其事。事到如今,有何辦法。”四監委看了,都啼笑皆非,怪不得一直沒有回音。看蔣介石的意思,顯然也沒有辦法,只能不了了之了。

的確,蔣介石也陷入兩難的境地。

據當時任中央銀行稽核處的李立俠回憶:“蔣介石對中央銀行是十分重視的。這是他的總賬房,不許別人為所欲為。由於宋子文亂花了他的家當,他就斷然把宋趕走了。”

不過他也知道,宋子文也是為他在辦事,試想,不是宋子文殫精竭慮,他打內戰的巨額經費,又從何而來?真要追究的話,自己是點過頭的,對於這一事件,應該負有主要責任。何況宋子文畢竟是自己的大舅子,關起門來始終是一家人。但他又對宋子文、貝祖詒在不知不覺中花掉大量外匯和黃金,惱怒不已。

但無論如何,事情總要有個交代。

1947年3月,中央銀行進行改組,貝祖詒被免去總裁職務,由張公權接任。宋子文也於1947年3月1日辭去行政院院長,黯然南下,就任廣東省政府主席。行政院長一職由蔣介石兼代,不久改由張群接任。兩張都是政學系的風雲人物,這番國民黨內部的鬥爭,政學系是得了大便宜的。

詹蓮生、林鳳苞、楊仁安三人,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詹12年;林、楊分別7年。但在美金、大黃魚的打點之下,三人後來獲得“保外就醫”的機會,依舊逍遙法外。

黃金風潮案就此告一段落,但國民黨政府的敗象已經畢現無遺。此後,國民黨政府的財政金融形勢一瀉千里,整個國統區的政治、軍事、經濟,都開始呈現崩潰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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