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富胡同

豐富胡同

豐富胡同屬東城區東華門地區,是燈市口西街路北從西往東數的第二條胡同,自北向南溝通大草廠胡同和燈市口西街,長170餘米。清乾隆時稱“風箏胡同”,宣統時稱“豐盛胡同”;1965年整頓地名時,因與西城區的“豐盛胡同”重名,遂改稱“豐富胡同”。

豐富胡同19號,舊時的門牌是豐盛胡同10號,在胡同南口內西側,是一座二進四合院,占地面積500平方米。街門面東,是一座隨牆“小門樓”①,街門內迎面是一座貼著里院東廂房南山牆向南砌成的“一字影壁”,遮擋住通往裡院的二門,街門南側有兩間南房,為外院。二門建在里院南房與東廂房之間,里院有北房3間,北房兩側各有耳房1間,有東、西廂房各3間和兩間南房。院內房屋的屋面雖然是合瓦清水脊,但牆體卻不是整磚到頂的清水牆,而是被稱為“四角硬、棋盤心”的牆體,即:牆體上下左右四周用整磚砌成,中間則是外罩灰皮的碎磚牆。

小院的規格和布局透露出它最初的主人應該是戶“小康人家”,且具有一定的文化品位。小門、小院、“小門樓”和“四角硬”的牆體揭示出其主人決不是高官富賈,既沒有值得炫耀的社會地位,也沒有更多的富餘錢財。小院只能因地制宜,不過,小院的布局卻是中規中矩,甚至可以說是頗具匠心。

二門建在里院的東南角,占據里院的“巽”位;街門建在外院東院牆的北部,將外院作為坐西朝東的獨立院落觀之,亦占據“巽”位,此謂中規中矩。“巽”,八卦之一,為木、為風,卦形為 ;位在東南,時寓晚春,意為吉順。“巽”位開門在北京四合院中實為定例。外院狹長,在東南部位僅有兩間南房,然而,里院的兩間南房則占據外院的西北部位,使人疑為外院的北房;東南、西北部位的4間房屋與西南、東北部位的兩塊空地使狹長的外院虛實結合、錯落有致,亦可理解為八卦圖中間的“陰陽魚”,只不過由圓形變成了長方形,此謂頗具匠心。

誠然,“風水”是一種古老的迷信,古人也曾以“風鑒先生慣說空,指南指北指西東,若是真有龍虎地,何不當年葬乃翁”進行譏諷。然而,對一所小院的營造卻如此講究“風水”,就不能不承認當年的營造者具有一定的文化素養。

1949年,老舍從美國回國後托人買下這個小院。1950年3月入住。老舍對小院是滿意的,也精心地進行裝點,還在院子裡種植了兩棵柿子樹,每到金秋時節,橘紅色的柿子掛滿枝頭,老舍的夫人胡絜青還給小院起了個雅號——丹柿小院。

老舍在“丹柿小院”里創作了話劇《方珍珠》、《龍鬚溝》、《青年突擊隊》、《女店員》、《全家福》、《茶館》,小說《西望長安》、《無名高地有了名》、《正紅旗下》,此外,還創作了大量的散文、詩歌、雜文和曲藝作品等。話劇《茶館》被稱為中國近代史的史詩,《龍鬚溝》則是新中國的讚歌。1951年1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老舍“人民藝術家”的稱號。然而,1966年8月24日,老舍走出“丹柿小院”後就再也沒有回來。

1984年5月24日,老舍故居被公布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建成老舍紀念館。

老舍(1899-1966),著名作家,原名舒慶春,字舍予,北京人,滿族。1918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學校,曾任第17國民高等國小(今方家胡同國小)校長。1923年在北京教育會任文書,同時在京師公立第一中學堂(今北京一中)兼課,在燕京大學讀書。1923年赴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講授漢語和中國文學,陸續創作小說《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等。1930年回國,歷任齊魯大學、山東大學等校教授;先後創作小說《月牙》、《駱駝祥子》、《我這一輩子》等,其中發表於1936年的《駱駝祥子》是現代文學史上傑出作品之一,也奠定了老舍先生“京味文學大師”的地位,抗戰期間,老舍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總務部主任,主持“文協”工作,1944年創作小說《四世同堂》。1946年赴美國講學。新中國成立後,回國在北京定居,曾任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北京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北京市作家協會主席,多次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和全國政協常委。1966年8月24日,在太平湖蹈水而亡,系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所致,後被平反昭雪。孫郁在《大愛者——老舍先生逝世四十年祭》中說:“當代作家中,沒有一個人的死,像他那樣讓後人痛心,其悲壯之志,讓一切苟活者頓失光澤。”

老舍一生著作豐厚,有《老舍文集》存世。

老舍以筆名行世。於是,有人誤認為老舍姓“老”,在濟南居住時,房東太太稱當時才二十多歲的胡絜青為“老太太”;老舍晚年也曾戲稱自己為“老老”。老舍是滿族人,除去漢化的姓氏“舒”,還有滿族的姓氏,俗稱“老姓”。老舍的女兒舒立說:“父親這‘舒’姓是來源於‘舒穆祿’氏。”自家人的說法應該是可信的。可是,啟功先生卻說:“如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原來姓‘舒舒’氏,後來加上‘覺羅’,就叫‘舒舒覺羅’,而老舍又從‘舒舒’中取第一個‘舒’字做自己的姓,又把第二個‘舒’字拆成‘舍’字和‘予’字,做自己的名字就叫舒舍予。”國學大師的解釋也是入情入理的。
其實,老舍的“老姓”究竟姓什麼已無關宏旨,老舍已經成為一種標誌、一個符號。中國老舍研究會常務副會長關紀新說:“老舍,有如一顆舉足輕重的砝碼,在我們民族諸多的文學和文化天平上,顯示著他的作用與價值。”

老舍是北京人,深深地眷戀著故鄉。他在《想北平》中寫道:“可是,我真愛北平。這個愛幾乎要說而說不出的。我愛我的母親。怎樣愛?我說不出。在我想做一件事討她老人家喜歡的時候,我獨自微微的笑著,在我想到她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時候,我欲落淚。言語是不夠表現我的心情的,只有獨自微笑或落淚才足以把內心揭露在外面一些來。我之愛北平也近乎這個……每一小的事件中有個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個北平,這隻有說不出而已。”

像老舍那一代學者、教授大多有坐“洋車”的體會,與“洋車夫”有直接的溝通。魯迅通過《一件小事》謳歌“洋車夫”純潔的心靈,胡適和沈尹默也曾作詩敘述“洋車夫”生活的艱辛。然而,以一部長篇小說《駱駝祥子》為“洋車夫”立傳的卻只能是老舍。因為,老舍是由窮孩子成長起來的大作家,與“祥子”們有著共同的生活經歷。

老舍先生說:“窮人是不輕易掉淚的!”所以,《龍鬚溝》中的“程瘋子”在家裡無端遭到欺負,全院人都為他揪心的時候,也只是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句——“誰讓我是個窩囊廢呀!”所以,《茶館》中“王掌柜”在即將結束自己生命的時候,也只是對孫女平靜地說:“跟爺爺說,再——見。”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于是之先生悟出了真諦,把這兩個人物演絕了!

若干年後,將老舍的自傳體小說《正紅旗下》搬上話劇舞台,上海人民藝術劇院的焦晃先生出演老舍。在劇中,老舍這一形象串聯全劇卻沒有動作,焦晃為此焦慮不安。於是,焦晃走進了“丹柿小院”,見到小院裡始終有張小方桌,桌子上始終擺著一壺茶,供過往的行人歇歇腳。焦晃終於找到了老舍在舞台上的心理動作:“應該是站在台前,弓著身子讓演員踩著我的背脊走向觀眾,讓觀眾踩著我的背脊走上舞台,而不是一個指手畫腳的主持人。”

劇終的時候,兩邊謝幕的演員紛紛退去,焦晃飾演的老舍卻踏過“太平湖”向觀眾緩緩走來,說:“朋友們,我愛你們!”

劇場頓時寂靜下來,繼而爆發出震耳的掌聲。觀眾們沒有料到,卻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老舍先生正在向自己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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