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詔獄[漢語詞語]](/img/9/4e9/nBnauM3X3QDM2QTN0czM5IDO3ITM1IjM4AjNwADMwAzMxAzL3MzLxIzLt92YucmbvRWdo5Cd0FmLwE2LvoDc0RHa.jpg "詔獄[漢語詞語]")
歷史來源
詔獄名詞含義
如此以來，“詔獄”的第一層含義是皇帝欽命的法律案件，或如日本學者富田健之所說是“敕命刑獄”。《史記會注考證》引用胡三省語說道，“蓋奉詔以鞫囚，因以為名”。王先謙《漢書補註》引用周壽昌語，語意與之相近：“凡遣官治獄曰詔獄，謂奉詔治獄也。”因此，“詔獄”不同於一般獄訟的特性，即奉皇帝詔旨治獄的特性，才凸現出來。實際上，一旦有重案發生，朝廷百官多會請求皇帝下詔收系罪犯。“假謁者節”召犯人入“詔獄”，正可表明“詔獄”性質的特殊———謁者所持之“節”，作為一種憑信，是皇帝的象徵和皇權的體現，代表皇帝的意志。頻繁見於史籍及簡牘的“詔所名捕”等司法術語，也可以從側面證明案件性質不同一般。
存在時代
作為實體牢獄（即關押、囚禁犯人的場所）的“詔獄”也是存在的。兩漢之際，赤眉軍立劉盆子為帝，時任更始政權的盆子兄長劉恭自以為罪惡深重，故“自系詔獄”（《後漢書·劉玄傳》）。顯然，“詔獄”也可指關押、囚禁犯人的場所，否則，我們就無法解釋清楚此段話語。靈帝時，曾派遣侍御史“行詔獄亭部，理冤枉，原輕系，休囚徒”（《後漢書·孝靈帝紀》），“詔獄”與維護地方治安、鞠系罪犯為主要職責的“亭部”並稱，其具有囚禁犯人處所的意義自是不容否認。漢代中央、地方的很多牢獄，多因為臨時收押、訊問欽定案犯，性質才發生變化而成為“詔獄”，“魏郡詔獄”、“鉅鹿詔獄”等即是如此。
興起原因
“詔獄”興起的原由，兩漢典籍缺載。不過，《宋史·刑法志》中的記載，對我們認識問題或不無裨益：“本以糾大奸匿，故其事不常見。”時代相隔久遠，宋元時期的判定是否適用於兩漢呢？筆者傾向於贊同。實際上，漢代就有類似意義的話語出現。東漢順帝時，大司農李固就當時選舉人才中出現的弊病上書奏言。順帝接納其建議，“於是下詔諸州劾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遇人無惠者，免所居官；其奸穢重罪，收付詔獄”（《後漢書·李固傳》）。從詔旨內容中可以看出：“詔獄” 用以糾察為非作歹的官吏。這一點也應是“詔獄”特性所在，即糾察、懲治的對象與行為的特殊。比如，“詔獄”作為打擊諸侯王的重要手段，諸侯王心知肚明且有餘悸，江都王劉建就有“我為王，詔獄歲至”（《漢書·景十三王傳·江都王劉建傳》）的怨言。又如，“詔獄”多牽涉朝廷要人，文帝時的周勃、成帝時的王商，二人雖曾貴為丞相，但均受“詔獄”之苦，周勃甚至有“安知獄吏之貴乎”（《史記·絳侯周勃世家》）的感嘆。
主要作用
“詔獄”的興起，往往又與酷吏、戚宦政治相關聯。故而，在某些歷史時期，“詔獄”多被視為亂政的代名詞。武帝時，杜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以致於 “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漢書·杜周傳》）。“黨錮之禍”時，由宦官負責的“黃門北寺獄”，更是收系“黨人”、殘害忠良的場所。李膺、范滂等“黨人”身系牢獄，而陳蕃、劉陶、李雲等人更是飽受拷掠之苦、命喪獄中。故而，宋人張方平說道“漢有亂政而立黃門北寺之獄”（《樂全集·詔獄之弊》）。唐朝武則天時，重用周興、來俊臣等人，“詔獄”屢興，人心惶惶（《唐會要》卷四一“酷吏”）。有明一代，“詔獄”更是亂政，“錦衣衛獄者，世所稱詔獄也”（《明史·刑法志》），以錦衣衛為“詔獄”的代名詞，亦可見“詔獄”之貽害無窮。故而，沈家本在《歷代刑法考》中痛言：“恂一代秕政，為古今所無者。”
賢良、忠貞之臣因“詔獄”而為酷吏、外戚、宦官所害，時人及後來之人可對他們的暴亂行為大加痛斥。皇帝又何嘗不藉手中之權，公行私心，殺戮忠良？當無辜之人死於皇帝之手，又當指斥誰人？劉輔冒死而“上書言得失”（《漢書·劉輔傳》），何嘗不是出於忠君為國之心？漢成帝卻將之收系掖庭秘獄。群臣苦苦求情，劉輔才得以免除死罪，但仍受刑罰之苦。東漢安帝之時，河間男子趙騰至洛陽上書，指陳政治得失。安帝盛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太尉楊震苦苦求情，但終無濟於事，趙騰“竟伏屍都市”（《後漢書·楊震傳》）。此二人之獄，究竟由誰負責？外戚、宦官之禍，固然可歸之於竊權，但誰又能透過宦戚之禍而指斥皇帝及其所代表的皇權？
歷史意義
作為溢於國家正式法律體系之外的特殊制度，“詔獄”制度合理髮揮作用的前提，並不是建立在某種制度基礎上，而是權力掌握者與行使者的意願，故具有濃厚的人治屬性。正因為此，“詔獄”制度自身可能所具有的合理性因素，也會因為秉政者個人的私心而大打折扣乃至於消逝殆盡，甚至蛻變為自逞私欲的工具；一旦君主昏庸、權臣秉政之時，掌權之人多借“詔獄”之名，泄私憤，逞淫威，打擊異己，禍害無窮。所以，宋人張方平在《樂全集》中痛言漢、唐兩代之衰，“詔獄”之弊為亂政之首：蓋一成之法，三尺具存。而舞文巧詆之人、曲致希合之吏，猶或高下其手，輕重在心，鉤摭鍛磨，罔用靈制。又況多張網穽，旁開詔獄。理官不得而議，廷臣不聞其辨。事成近習之手，法有二三之門哉！是人主示天下以私而大柄所以失於下，亂所由生也。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權力移於下而人主受制於臣，而刑罰又是“人主大柄，天下公器，非所以假人者也，法一傾而上下危矣”（《樂全集·詔獄之弊》）。但人主大權獨攬就能避免“詔獄”之禍嗎？
從某種情況而言，酷吏及戚宦之禍，是皇帝制度衍生出來的不可避免的結果。在人治盛行家天下且又沒有有效約束制衡力量存在的帝制時代，當個人手中的權力高度集中、日漸膨脹時，權力的濫用是必然的事。皇帝並非生就精明能幹，權力被臣下竊取也是在所難免，而皇權也並非始終正義無私，也可徇私而行。那么，徇私而行的權力，又如何能使合理、公正的國家運作機制建立？所以，與其指責佞幸所造成的“詔獄”之禍，倒不如切實反思皇帝制度的自身弊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