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藥品回扣檄發檄原由
有網民就“藥品回扣”危害之烈、之廣、之久而堂堂衛生部長無知、無能、無為，拍案憤起，敦促衛生部長辭職。
亦有網民回應，竟然壓抑、斥責其為：“不必咒天怨人，作此匹夫之態。世事無常，起伏誰定，只要我輩努力，真相自有大白的一天。屆時尚需政府的推動和支持，目前不必過激行為，徒引不快。”
鑒於如此世風乖戾，是非不辯、人妖顛倒，對貪官污吏、醫匪院霸的禍國殃民的匪盜行徑忍氣吞聲或聽之任之、包庇縱容，於民生疾苦逆來順受或麻木不仁，居然心安理得、心曠神怡，因作“討藥品回扣檄”。
全文
討藥品回扣檄“藥品回扣”者，系醫院藥品購銷環節“把關者”以權謀私、索拿卡要，藥品廠商因之肆意哄抬藥價，從中抽取高額利潤之一部或大部，用於賄賂政府相關（醫政、藥政、工商、物價）官員、醫院（院長、藥劑科長、財務科長、及其下屬、直至醫生）相關人員，推動藥品促銷牟取暴利的一種違法經營和惡性競爭手段。
其始於80年代，盛於90年代末，登峰造極於21世紀初。歷時長達20餘年。
由於資金來得快，來得大，來得容易，很快取代治病救人的“醫術”成為國營各級醫院 “創收”的主要手段，成為醫院掌權者和大部分醫生搜刮民脂民膏、侵吞醫療公費、大發橫財的生財之道（不少國營醫院本身卻“窮”得債台高築，亟待國家財政“輸血”）。
其運作過程或表現形式為：精美、實（多）用藥品包裝——生活用品（鍋碗瓢盆）——救護車、小轎車、別墅——紅包現金。
其暴利額度高達：
以四川開江縣醫院2004年部分回扣藥品目錄清單為例
（肖啟偉向記者提供。記者在這份長長的清單中隨機選擇了8種藥品列表如下）：
一、品名 二、市場零售價 三、醫院零售價 四、回扣
1、頭孢哌酮舒馬坦鈉針 7.00元/支；32.10元/支；6.00元/支
2、加替沙星針 15.00元/瓶；75.00元/瓶；20.00元/瓶
3、頭孢他啶針 8.00元/支； 38.00元/支； 4.00元/支
4、那琦針 0.70元/支； 65.00元/支；10.00元/支
5、西米替丁針 0.30元/支；16.00元/支； 3.00元/支
6、羅紅黴素分散片 7.00元/盒 11.30元/盒； 5.00元/盒
7、頭孢呋辛針 7.00元/支； 23.00元/支； 4.00元/支
8、凱蘭欣針 6.80元/支；33.00元/支； 6.00元/支
醫院和醫生由此獲取的不義之財年累計可達10萬、百萬、千萬之巨。
其危害（性質）為：回扣藥是“不治病、專圖財的黑心藥”，是“延誤病情藥”，是“謀財害命藥”。
開回扣藥的所謂“醫生”、“醫院”（無論有無文聘、執照）均是披著白大褂的“狼”，昧著良心的“賊”，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大壞蛋。其中少數“含靈巨賊”本無“慈心”“軟手”可言，故其開起回扣藥來毫不心慈手軟，一個普通咽喉疼患者一次可開出純回扣藥1000餘元；800元/支的針劑明明無效，仍然開打旬日不停，直至患者臨死離院，哈醫大附二院百萬買個死更是震驚寰宇……。其中多數身不由己隨波逐流的醫生經歷了從“心懷愧疚”到“良心泯滅”的心靈腐敗過程。
回扣藥不但損毀了病家的生命健康和經濟利益，還徹底毀了國營醫院的聲譽，毀了不少醫生，毀了醫道醫風。它還使“公費醫療”、“醫療保險”徹底變質，由關係民生疾苦的公民福利，轉變成為醫匪院霸隨意哄搶的金庫。
醫匪院霸開回扣藥肆無忌憚、毫不遮掩。患者進門不搞視觸叩聽、望聞問切四診，其見面開台詞即“你帶了多少錢？”“你是公費還是自費？”隨後該做不該做的“高級檢查”、例行檢查、重複檢查紛至沓來，搭車藥、高價藥、貴重藥、進口藥接踵而至。患者上醫院本是來看病的。醫院醫生盯住的不是病，而是患者兜里的錢。以治病救人為天職的國營醫院已經變成醫匪院霸恣意宰殺病人的匪窩。稍微精明一點的患者想不做檢查、不拿藥也不成；你想別處拿藥也不成——處方上的藥名別處買不到。待拿了藥到藥店一問才知道，同一種藥醫院藥價高出數倍乃至10數倍！吃了更不知道是治病、誤病還是“致病”。大呼上當卻只能徒呼奈何！
醫匪院霸中的心毒手狠、窮凶極惡者常常被安置在醫院的黃金攤位；創立“輝煌業績”後則被捧上“功臣”“先進”寶座。而那些良心尚未泯滅、堅持醫理原則和倫理道德的精誠大醫和民族精英，卻被稱為“最傻”、“最沒有本事”（詐錢）的一族，視同“異類”，受到無情打擊和排擠。替天行道、治病救人的精湛醫術、良好醫德、敬業精神已經一文不值，少有人理會。醫衛界弄虛作假、吃喝嫖賭成風，假論文、假病歷、假文聘、假報告、假廣告、假賬單盛行。
《一位實名舉報醫療腐敗醫生的遭遇》一稿披露：
討藥品回扣檄既密且廣的醫療黑網
前有四川醫生肖啟偉實名舉報醫療回扣被迫遠走他鄉，後有上海醫生陳曉蘭9年醫療打假生計陷於絕境。這兩位孤膽挑戰醫療腐敗的醫界鬥士令人肅然起敬，更讓人們於悲愴驚心之中看到，由種種醫療腐敗行為結成的一張黑網既密且廣，醫療反腐之戰異常沉重與艱難。
陳曉蘭們奮力揭露的這張黑網，是由醫藥企業、醫療界甚至某些管理部門以獲取不法利益為紐帶共同營造的利益之網。它高效順暢，上掛下聯，各盡所能，各得其利；它利慾相投，沆瀣一氣，互相庇護，能量驚人。這張黑網的最大危險是，在不知不覺之中會把許多不合法的行為合法化，把醫療回扣等見不得人的“潛規則”公開化，用追逐利益的銅臭之氣來顛覆白衣天使以救死扶傷為天職的價值觀。
令人痛心和悲哀的是，這種顛覆已經取得了相當程度的成功。在這張黑網蔓延籠罩之處，許多醫院和醫生就是以拿回扣、多拿回扣為榮，以不拿回扣、少拿回扣為恥；以巧立名目、多收費用為榮，以認真診病、老實開方為恥。至於陳曉蘭這樣的“打假醫生”，自然是“另類”，是異已，必欲除之而後快了。
這張黑網的可怕之處還在於，我們的一些管理部門和領導幹部不一定從中拿到了經濟上的好處（？他們定期或不定期到醫院大吃大喝、收取不菲“罰款”，何異於“分贓”？！），但也在維護自己的權力、地位的心理作用下助紂為虐，用手中已有的權力去剔除不肯同流合污的“異類”——筆者一次在患者面前說漏了嘴：某藥片怎么這么貴？患者舉報到物價局。局裡派員來院調查。酒宴上調查者和被調查者其樂融融，互通情報：虛高藥價是你們醫院某某醫生說出去的。於是院長指令財會物價主管把我叫去，板著臉狠狠教訓了一頓，弄得我瞠目結舌、哭笑不得！
就在這個黑網密結之中，患者自然成為網中之魚，往往是身陷羅網而渾不自知，任由盤剝宰割而無能為力。什麼光纖針、靜輸氧，什麼血管內雷射、光量子透射治療儀，種種假冒偽劣的“神仙機器”“靈光新藥”，若非陳曉蘭們的不懈舉報而被取締，可憐不知情的患者們不知還要花多少冤枉錢？又有多少尚未被檢舉的偽療法、亂收費在糟蹋患者的血汗錢！
我們感激陳曉蘭，她以單薄之軀挺身庇護懵懂之中的患者，是中國醫療界正義和良知的化身；我們敬佩陳曉蘭，她以一句“我是醫生，我不能容忍”而不惜失去生計的後果，勇敢地撕開了醫療黑網的一角；我們更要學習陳曉蘭，從她那裡汲取力量，與她攜手合力撕破這張醫療黑網。
這是一場持久戰。正義、勇氣、恆心、耐心，這是“打假醫生”陳曉蘭9年恪守的信念，也是我們在醫療反腐鬥爭中共同的信念。
面對醫藥界謀財害命的回扣藥猖獗，面對醫匪院霸橫行無忌，面對國家行政官員腐敗無能，稍有良心者你能熟視無睹，視而不見？你能心態平和，高唱“和諧”而不熱血沸騰、拍案而起？！
回扣藥可以休矣！
回扣藥早該休矣！
如此“國營醫院”（虎狼成群、拉幫結夥）早該貼封條矣！但是我們見到的卻是在所謂“保護患者就醫、用藥安全”的幌子下，屢屢發布“停止審批新的醫院和診所”、維護這些“國營醫院”（虎狼窩）絕對壟斷地位的行政命令！
醫界執掌生殺大權的行政部門已成醫匪院霸的最大保護傘。
局面已成“罪不罰眾”，難以收拾。
欲挽殘局必須“打蛇打七寸，擒賊先擒王”。
醫匪院霸早該下大牢矣！
衛生部首長早該下崗矣！
藥品回扣內幕
討藥品回扣檄藥品價格是老百姓最關心的問題之一。一段時間以來，很多醫院都掛出了這樣的告示——醫藥代表禁止入內。因為在很多人眼裡，“醫藥代表”四個字有的時候幾乎等同於“醫藥回扣”。在藥品的買賣過程中，拿回扣不僅有損於醫風醫德，而且人為地加重患者的負擔。在過去很長時間由於種種原因，醫藥代表們都不願意接受媒體的採訪，可在不久前，兩位醫藥代表勇敢地對記者講述了他們的親身經歷，揭開了醫藥代表的神秘面紗。
張玉萍（敢於公開揭露藥品回扣內幕的醫藥代表）：“有些醫藥代表曾經這樣講，如果有誰把藥品回扣中真實的人和事拎出來，說話的人要冒很大的風險。”
記者：“有什麼風險呢？”
張玉萍：“我們辦事處1999年一年，付出的回扣款270萬。我們辦事處就十幾個醫藥代表，分配到誰身上都不少。這事我還沒告訴你們之前，就有人揚言要把我幹掉。”
記者：“那你為什麼還願意跟記者談這些？”
張玉萍：“不是說我不掙這個錢我就有多么高尚，其實是我一方面覺得掙這個錢，實在對不起自己的良心；另一方面我害怕自己卷進去將來要進監獄。所以我決定拔出腿來。我既然已經能把這個收入放棄了，我覺得我為什麼不能再走出一步，把藥品回扣的事實真相揭開呢？”
職能簡單，就是要拿金錢刺激每個環節，保證企業在醫院賣藥渠道暢通我國第一批醫藥代表於1988年在上海出現，他們的職責主要是架起藥廠和臨床醫生之間的橋樑，對藥品的使用答疑。然而到了九十年代中期，醫藥代表的職能漸漸發生了變化。
“你是什麼時候，怎么開始做上醫藥代表的？”記者問。張玉萍：“我做醫藥代表已經有好幾年，最開始的時候我在醫院當醫生，那個時候醫院的收入很低，一個月最高收入也就五六百塊錢，日子過得比較艱苦。後來我去了日本，回來後，正趕上藥廠在瀋陽招聘醫藥代表，工資一個月給3000塊錢，所以我就去了。”
“當時知道醫藥代表是乾什麼的嗎？”
張玉萍：“他們跟我談話時說，醫藥代表主要是把公司的產品介紹給醫生。”
記者：“什麼樣的人可以做醫藥代表呢？有什麼要求？”
醫藥代表（另一位不願公布自己姓名向記者揭露內幕的醫藥代表，以下以醫藥代表乙稱之）：“一般的廠家都要求醫藥代表是學醫、學藥、或是生化專業，學歷要求大專、本科學歷，層次高的做經理、做副總。其實做醫藥代表說難也難，說簡單也相當簡單，不懂醫的人也能做醫藥代表，只要你會疏通醫療單位的一系列關係，你就完全可以做得很好。”
記者：“簡單地說難在哪兒？簡單在哪兒？”
醫藥代表乙：“難就難在環節眾多，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方面是非常困難的。說簡單就簡單在它有一個固定的模式，也就是說你只要按照軌跡，按照程式一個環節一個環節地去處理，都會被打通的，只不過是時間的長短問題。
“作為一個廠方的醫藥代表他的職責就是要保證渠道的暢通。這其中要經歷這個藥從藥廠出來到患者的手中要經過的一系列過程，醫藥代表所做的工作就是疏通，就是拿金錢去刺激每個環節。”
抓住重點 三步行動破頭關
本來對藥品使用起著答疑解惑作用的醫藥代表，現在成了藥廠的專職推銷員。中國藥品的最大市場就是醫院，而按醫院規定，一種新藥品進入醫院必須經過一系列嚴格的程式。首先要經過藥劑科的同意，科室才能試用此種藥品，只有在試用科室肯定了試用藥的療效之後，由該科室的負責人提議，醫院的藥事委員會才會根據需要開會討論是否進貨。
張玉萍：“藥廠要想真正把這個藥最終落到患者手裡，要經過進藥、出庫、醫生處方，至少三大關卡。先說藥劑科吧，藥劑科的主任如果不同意進藥的話，那你的總的這個渠道就卡死了。”醫藥代表乙解釋，“要想一個藥打進這個醫院，首先要做一些背景調查。第一，你要把藥劑科主任的性格、興趣、愛好、家庭住址、電話號碼，他在醫院裡的權力大小，他的社會關係等等要做個調查，了解清楚，這些調查都是為後面的工作做準備。你可以利用晚上打個電話到他家裡，就說我已經到你樓底下了，這時是肯定不能空手的，肯定帶點現金，帶點什麼禮物等等。”
藥劑科主任僅僅是醫藥代表們對醫院進攻的第一關中的一部分，攻下後，他們就把目標鎖定在試用藥品的科室主任。
張玉萍：“你這個藥想進到這個醫院裡，你進來以後在哪一個科賣，這個科的主任必須得同意。像有些大科主任，有的是院長比較信任的，甚至是敢和院長說“不”字的人，這樣的人最好要去拜訪，帶點東西，帶點現金給他，這都是必要的。”
第三個行動的目標是醫院藥事委員會，他們掌握著藥品進貨的最終審定權。醫藥代表又是如何攻破一個集體？
醫藥代表乙：“一個藥進醫院需要藥事會的三分之二的人員通過，一般的藥事會是哪些人組成的呢：院長、業務院長、藥劑科主任、大內科主任、大外科主任，一般的陣容是在10人到15人左右，有的醫院更大，20人左右。這樣的陣容，按照這樣的規定至少十多個人同意你這個藥進才能進。我們不可能把十幾人的工作全做下來，一般就抓住龍頭人物－－院長、業務院長還有藥劑科主任，就抓這三塊。
”
討藥品回扣檄打開醫院大門 再攻藥庫藥局
張玉萍拿出一份公司的“內部策劃案”說道：“為了讓院長認同我們的產品同意進我們的藥，這策劃上寫著，把二十幾個各個醫院的院長、藥劑科主任集中起來，玩保齡球、游泳、吃飯、娛樂、打麻將什麼的，一鬧鬧一宿，然後每個人給‘交通費’什麼的，當然回去之後事也就好辦了，需要解決的問題基本上都開了綠燈。”
醫藥代表乙：“我們跟一些醫生，一些藥劑科主任，一些業務院長們處了一段時間，關係比較親近了，他們都會把一些信息提供給我們。你提供一個信息，他提供一個信息，湊起來就是一個整塊的信息了。”
經過醫院藥事委員會表決通過後，藥終於通過獲得了進人醫院大門的許可證，然而，醫藥代表們的金錢攻關還沒有結束，他們還要繼續打點下一步程式，攻第二關。
張玉萍：“藥進了醫院之後，從藥庫到藥局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要經過藥庫的‘庫管’，就是倉庫保管員，還得經過藥局的負責人，就是門診藥局、病房藥局的負責人，他們同意這個藥才能擺在藥架上。擺在藥局的藥架上，這還需要過一個關。”
記者：“庫房有什麼作用呢？”
醫藥代表乙：“庫房是藥房與醫藥公司之間的橋樑，庫房如果不打點好的話，庫房可以這么講，藥僅僅是藥事會同意進了，但是並沒有命令我必須進，也就是這個藥並不是我醫院所急需的。一個醫藥代表是不可能，也不敢和庫房的人去講領導與被領導的道理，你只能遷就他，你只能去跟他協商甚至於厚著臉皮去討好他，然後請他幫忙，爭取他答應你晚上到他家裡去進行家訪。”
“家訪的概念是什麼？”
“家訪就是帶點東西或者帶點禮金等，也就是說為了保證暢通，最好每個環節都讓他們心照不宣，心甘情願地進入流程。”
通過一系列的攻關程式，醫藥代表們終於把藥送進醫院擺在了藥架上，然而，這還僅僅是萬里長征的階段性勝利，他們的最終目的是要讓患者出錢購買使用這些藥品。
攻克通向消費者最後關口
前面這些環節都已經打通了之後，最後一個環節就是需要醫生具體在處方上開這種藥了。
記者：“在我們患者看來醫生並不直接賣藥，為什麼醫生在這個過程中那么重要？”
張玉萍：“比如說我們買電視機，這台電視是好是壞，我作為一個消費者，決定買這台還是買那台，這是我的權力。但藥品，作為真正消費者的患者，得了病以後到醫院去就醫，第一他不懂醫學，第二不懂藥學，第三他也不知道他的疾病究竟需要什麼，所以他沒有能力鑑別，他只能把這個權力交給醫生。”
如此看來，有處方權的醫生才是藥品最終效益的體現者，為了保證自己廠家的藥品能迅速實現價值，醫藥代表們必須直接和醫生進行溝通，打開這最後一關。
記者：“那么你們怎么跟醫生溝通？”
醫藥代表乙：“有的醫生比較謹慎不好第一次就談回扣的事情，要等到第二次、第三次沒人的情況下向他透露這點兒意思。”
“那么多醫生你怎么認得過來？而且你第一次跟他見面怎么能讓他接受你？”
“一般的醫院都有專家欄或者醫生介紹欄，醫生的照片、醫生的姓名、醫生的職稱都在上面，先把每個醫生的面容記在大腦里，然後在下班的時間在病人相對比較少的時間跟他接觸，跟他討論這些問題。一般的醫藥代表，如果進去不談實質性的問題醫生也不會跟你再深地交流下去，再說每個藥廠真的到醫院裡去推銷的話也是帶回扣去銷售，醫生懂得，醫藥代表你沒有回扣跑到醫院去乾什麼？”
張玉萍補充道，“可以說，在整個過程里幾乎90％的回扣款全都給到了這些處方醫生的手裡面。”
“有沒有一個比例？”記者問。
“基本上是在零售價的10％至15％，這是個不成文的規定。如果你少於這個比例你的藥就賣不動，多於這個比例你的藥就會迅速地走，就是賣得非常快。”張玉萍說。
“回扣這一塊能占醫生收入的多少？”醫藥代表乙：“起碼是四分之三！”在醫藥代表那裡，記者見到了張玉萍手裡一沓子有醫生親筆簽名和蓋章的回扣收條。有一位大夫在今年頭3個月裡就收了某製藥公司5000元的回扣款，平均每個月達1660元。
“這些條子主要是開什麼藥？”張玉萍：“主要是交沙黴素什麼的。”記者：“醫生開多少支，你給多少錢事先有沒有協定，有沒有商量？”
張玉萍：“一支兩塊還是三塊，我記不住了。”
醫生坦然拿回扣
由於給回扣屬於政府明令禁止範圍，那么，如何巧妙安全地發放醫生回扣就成了醫藥代表們頗費心機的事。
“這個回扣一般用什麼形式給？”張玉萍：“就是現金。好比看清楚某某醫生說開了50盒交沙黴素，一盒給4元錢，就裝一個200元的信封或者是拿一張紙包200塊錢，在他們在醫院的時候，醫藥代表就在下午三點鐘以後來看病。因為這個時間醫生不忙了，患者也走了，所以這個時間是醫藥代表的黃金時間。看見那個醫生把錢這樣一遞或者是往兜里一揣，醫生就很會意地揣起來了。”
“醫院和衛生部門都不許醫生收回扣和紅包，醫藥代表把錢給醫生，醫生怕不怕？”
在採訪時，一位醫生說，明目張胆肯定不行，做這種事不能在辦公室。張玉萍一言以蔽之，其實在什麼地方都隨便，原則是儘量避免被外人看到。
“這么多年你們有沒有過負罪感？”記者問。醫藥代表乙：“負罪感有時候有。有時候感冒了，醫生一開藥就開100多塊錢自己也嚇一跳，有時候覺得確實是貴了。這時我就想這100多塊錢當中有一部分錢不應該是我支出的。真正治好我的感冒，本來說不定只要花20塊錢，但是我花了百十塊錢。可想想平時自己就是這么推銷藥品的，那一剎那，我感到負罪。”
“人有良知，那么在你這么多年的醫藥代表過程當中，你送回扣有沒有遇到送不出去的情況？”
醫藥代表乙：“幾乎沒有。”醫生也對此自嘲，這不也是多點收入嗎？現在像形成風氣似的，多開點兒多得點兒，就這個意思。
醫藥代表揮舞起“指揮棒”
據介紹，醫院是藥品的最大出口，在醫藥代表們的工作策略中，一個醫生就是一個客戶，為了讓這些客戶動筆賣自己廠家的藥，醫藥代表們可謂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張玉萍：“我們的重要客戶都叫VIP，對他們採取各種對策，總之不論你用什麼手段，比如贊助出國（開會）或國內旅遊，比如誰的家裡有個大事小情去送上一千塊還是幾百塊錢，最終的目的是讓他們把我們的藥開出去。但是最基本的就是銷售額保證現金回扣。”
記者：“在藥開到病人手裡之前，醫藥代表是不是已經跟醫院或醫生談好了回扣的含金量呢？”
張玉萍：“當然首先做出承諾。比如說你給開出一支我給你30元錢或者40元錢，有人就會動筆給你開藥了。但是也有這種你給他承諾他也不給你開藥的情況，因為他同時還要給別的醫藥代表服務呢。所以我為了讓他動筆，就先給醫生1200元錢讓醫生給我開30支藥。我先給錢，然後下任務，醫生受了錢，我就不停地上他那兒，今天看他開幾支了？明天看他開幾支了？不停地督促你開藥。”張玉萍接著說，“我們還設立過這種獎勵。我們選了150個醫生，這150個醫生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是專門開交沙黴素的。我們讓他們每個月每個人至少保持開交沙黴素150盒，到年底的時候比賽一下看看這些醫生誰開得最多。在競賽過程中他開一盒藥能拿到三塊錢，而且年底像排行榜一樣，誰開得最多還要享受到獎勵。這個辦法效果也不錯，150個醫生一個人一個月至少開150盒藥，他們保證我們一個月肯定有兩萬多盒的銷量。”
記者：“你們組織醫生進行開藥競賽？”
張玉萍：“對。”
醫藥代表們的工作流程到醫生這裡並沒有結束，他們還要完成攻關鏈條上的最後一個環節，這就是給醫生銷出去的藥做一個準確的統計。
記者：“你們通過什麼方式知道醫生到底有沒有開過這個藥？開了多少？”
醫藥代表乙：“統計一般是由藥房出具統計單。這其中就是要跟藥房打交道了，要跟藥房主任談一下－－你統計一盒我給你多少回扣。”
記者：“所有的醫生誰開了多少都能統計到嗎？”
醫藥代表乙：“能，有的醫院甚至用電腦打出來，電腦列印。”
記者：“也就是通常講的電腦統方？”
醫藥代表乙：“對。一般是一個月的月初或者月尾具統計單。”
記者：“幫助你們統方的人，給你提供信息的人，他的（好處）是什麼？”
醫藥代表乙：“也是根據藥價提相應的比例，一般像十幾塊錢的藥都是一盒提五毛錢，你把相應的費用給他，他把統計單給你，大家就完成了一次交易。”
競爭把回扣越抬越高
記者：“像你剛才講的，藥到了醫院以後要經過那么多環節，這些環節都能夠保證不出問題嗎？”
張玉萍：“當然出問題了。比如說在普三科，其它的藥品為了競爭進來就一次性贊助他們一個會議1萬塊錢。醫藥代表回來跟我們說，我們就掏出來1500元錢去贊助，贊助之後這個普三科的主任就跟我說人家贊助1萬塊錢，至少我兩月之內用他的藥，兩月之後等於把這個人情還完了我回來再用你這個藥。這樣反反覆覆拉鋸的事情經常有。”
實際上在這種競爭的過程中患者的利益已經放到外面了，就變成了醫院和廠家談論條件了醫藥代表乙：“一旦這個環節出現漏洞了，你站在那裡就要想出你今天要採取什麼措施補救，如果你不採取什麼措施補救你將面臨的損失可能就不是這一個環節。”
記者：“為什麼？”
醫藥代表乙：“只要這個環節斷了，其他的環節相當於都癱瘓了。”
記者：“這樣一來（回扣的）價錢不就越抬越高了嗎？”
張玉萍：“回扣款的價錢是越抬越高。比如說交沙黴素，最開始（回扣）兩毛錢漲到一塊錢，一塊五現在漲到四塊，回扣越來越高。但是不管怎么給，醫藥廠家還是賺大錢，它還是有利潤賺，它還是給得起。”
醫藥代表打通環節的費用從何而來？廠家的利潤又是怎樣保證的呢？據介紹，生產廠家對於醫藥代表的經費管理非常嚴格，像這些醫生拿回扣的收條都要製作成內部費用管理單上交廠家。
張玉萍：“作為跟醫生的這種關係，他們認為這是公司的財富，是公司一定要掌握這個東西。所以醫藥代表要寫一份詳細的、真實的東西給大區經理看。這包括醫生每個月拿回扣的金額，而且有各種名目繁多的消費清單，甚至連醫生的生日，家裡的婚喪嫁娶都會有醫藥代表送禮的記錄。”
記者：“我們看到過很多單子，有醫生畫的正字，有蛋糕，有椅子，有玩具，有現金就是醫藥代表送出去的錢的一個記賬單，這種記賬單是真實的嗎？”
醫藥代表乙：“應該是真實的。作為一個醫藥代表他所經手的一些費用他自己要相應地做賬。這其中有幾個原因，第一他是為了對自己的資金流向進行統計；第二他是為了完成向公司交代資金的流向或者是錢的用途；第三點也是為了自己清楚他所交往的對象，便於他以後其他方面的公關。”
記者：“實際上醫藥代表每個人都有一個這樣的資料庫。”
醫藥代表乙：“是的，而且非常全面。”
記者：“這種資料廠家也掌握嗎？”
醫藥代表乙：“廠家全掌握，有的廠家甚至刻成光碟盤保存。”
張玉萍：“我們一個小小的瀋陽辦事處1999年一年促銷費就270萬，你想想我們全公司十幾個辦事處是多少錢。”
記者：“這些錢也計入成本嗎？”
張玉萍：“對，都是計入成本的。”
為了形象地說明藥品中的水分，張玉萍向記者分析他們廠家生產的一種藥品的價格構成。她畫了一張清楚的表。
張玉萍：“醫院賣給患者的零售價格是63元錢，按國家規定醫院應該是按照藥品的批發價進貨加15％的利潤賣給患者。批發價是54.78元，實際上醫院買藥的時候並不是這個價格買進來的，它是在這個價格的基礎上八五扣到八零扣。比如說我們在這裡乘以85％，它應該是46.56元，醫院掙了除了正常的15％的利潤之外還掙了15％至20％的它不應該得到的利潤。這部分利潤，比如說這盒藥價就是8.22元，下面就是生產廠商獲得的利潤。生產廠商必須拿出來，就這個藥而言必須拿出5元錢來給醫生回扣。”
按照張玉萍的計算，這盒高舒達片劑扣除掉醫生回扣和醫院多得的利潤，實際零售價應在36.95元，這與國家核定的63元零售價相差了26元，巨大的利潤給廠家留下了充分的暗箱操作空間。
記者：“作為醫生來說開這個藥，醫藥代表就給他錢，他有沒有想到這個錢最後是由誰來出呢？”
張玉萍：“（醫生）不考慮這個。他在開處方的時候，他會想我開哪個藥，我掙得回扣最多。掙得最多是那些拿慣了回扣的醫生的第一考慮。掙得最多的藥，往往是價格最高的藥，而真正花錢的人沒有選擇能力，他只能是接受醫生給他的處方。醫生幫病人掏腰包里的錢，他能掙更多的錢，這樣就形成一個惡性循環。這個直接結果就導致患者拿的是最貴的藥，甚至是醫生能掙到最多錢的藥，但是不一定是適合治這個病人的藥。最苦最苦的還是患者。”
醫院對回扣無計可施
據調查，僅在北京一地就有一萬多個醫藥代表活躍在各個醫院，他們以回扣形式向醫院推銷藥品，不僅增加了患者的經濟負擔，也敗壞了醫德醫風，那么醫院的管理者們是怎樣看待醫藥代表的呢？
記者：“對醫生拿促銷費的問題，作為你們醫院來說對醫生有沒有這方面具體的、嚴格的要求？”
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李繼光：“在醫院內部是有要求的。但是現在由於這是個比較普遍的現象，大家沒有把它作為一個重大的經濟問題對待，以為這個現象比較普遍，大家都有，大家就誰都不首先來杜絕這種情況。”
醫藥代表乙：“用一句話講叫法不責眾。很多醫生跟我這樣講，現在藥品回扣太正常。他說要打擊我、要監管我，他打得著管得著我嗎？醫院裡這么多人都拿回扣要抓不可能就抓我一個。”
記者：“你們感覺到要治理這個問題，要杜絕這類現象難還是不難？”
李繼光：“消極地、被動地制止比較難。我們以前也試驗過，包括安排人員檢查，試圖割斷藥品銷售人員和醫生之間的聯繫等等，目前看效果都不好。”
記者：“很多醫院都明文規定或者聲明不許醫藥代表入內也不管用嗎？”
醫藥代表乙：“規定是規定，那我進去看病行嗎？我拿著個病曆本去找醫生，這個誰也阻擋不了，醫院是個公共場所。”
記者：“醫藥代表在很大程度上成為被譴責的對象，你們有這個感覺嗎？”
醫藥代表乙：“有。藥品存在回扣現象，他們就把這種現象，一方面歸咎於醫生的黑心，另一方面歸咎於醫藥代表。這就是說如果醫藥代表不來，不給醫生送錢，醫生不能去向你們搶錢。所以說無論是社會各行各業，社會上許多相應的部門都把醫藥代表作為重點監控對象。”
記者：“醫生的筆由他的個人意志決定，但是醫生產生的影響可能跟醫院的聲譽連在一起，醫院有沒有辦法控制？”
李繼光：“從醫療規律上講不大好完全控制醫生如何開藥方，因為這畢竟是醫生根據自己的經驗、根據他所面對的患者的病情，由個人決定，是個人行為。但是我們認為醫生的藥物選擇和使用不應該是沒有限制的，應該是有受到很多因素制約的一種個人行為。”
記者：“如果說在規定的用藥範圍內醫生開了處方，但是與此同時他又接受促銷，接受回扣，這個是可以接受的嗎？”
李繼光：“這個我們也不接受，這個問題不是我們醫院能夠解決的，是一個藥品價格問題。藥品企業為什麼要給醫生錢？因為這個藥品價格裡邊有這些錢，如果（藥品的價格）定得合理了，它保證了生產企業、流通企業的合理利潤，保證了國家的稅收，那么就應該沒有錢來做這些事情，如果你還做了這些事情企業就賠本了。”
醫藥代表乙：“定價的時候就要把這部分虛高利潤給降下來。”
記者：“水份沒有了，那么回扣的源頭也就斷了。”
醫藥代表乙：“對。我想應該從這方面著手。就像洪水一樣，你把源頭真正堵住了可能後面的問題都好處理。”
看來要徹底糾正藥品回扣，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把住藥品價格的源頭。事實上自1997年以後中國國家已經連續十次降低了中央管理藥品的價格，降價藥品多達200多種。12月1日《藥品管理法》實施以後，藥品市場的管理將進一步有法可依，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藥品的回扣之風一定會得到有效的遏制，今後誰要在買賣藥品的過程中拿回扣，已經不再是一個違紀問題而是一個違法問題了。同時隨著藥品市場的良性回歸，記者希望醫藥代表們也能夠重新找回他們的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