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事實纂要
三百卷，錄於千頃堂書目。但更著名的版本為慕立甫鈔本的《神廟留中奏疏匯要》，四千卷、目錄一卷。明董其昌輯。
董其昌，字立宰，號思白，香山居士，華亭（上海松江）人，明代詩文作家、書畫家。萬曆七年（1589）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去世時已是八十三歲老人，諡號文敏。
董其昌是著名的才子，劉之誠在本書的序中說“世但知世昌文採風流，照映天下後世，而不知中所蘊蓄如此”，據說他精於鑑賞，尤其對畫稿能明辨真偽，品格高下一望便知。他擅長山水畫，意境飄渺，楚楚有致。他不但畫得好，還有一整套作畫的理論，著有《畫禪室隨筆》、《畫旨》、《畫眼》等，將自己作畫、證畫、鑒畫的指導思想一一用暢達明致的語言剖析出來，他提出的“畫旨”標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有很好的參考價值。
不僅畫作得好，他還是一位著名的書法家，與邢侗、米萬鍾、張瑞圖並稱“明末四大書家”。他的書法分行布白，疏朗大氣的筆勢中透露出一股透逸文氣，在當時自成一體，引起很多人的求學模仿，有許多碑文、題名皆出自他的手筆。董其昌在事業上有很高的建樹，但口碑很差，被認為是薄倖詩人。最初他中進士後，授送為翰林庶吉士，授編修之職，被派往湖廣一帶任湖廣副使。要說這是一個不錯的職位，但他覺得那兒氣候炎熱，文化經濟不發達，幾次三番央求朝廷，被調回京城，史書上記為“乞歸”。又被派為山東副使、河南參政、他竟堅持不去。然而他的“抗旨不尊”竟引起了皇帝的興趣，被召為太常少卿，從此官運亨通。據說，董其昌這個人為人好色，在當時他的“風流”是與文才同樣出名的。他不僅象許多風流文人一樣流連於青樓妓館、歌舞場榭，與許多名妓有很深的交往，而且還貪戀他人美妻。倚仗自己的權勢把別人的妻子強行搶到自己的府邸，納為小妾，這種舉動引起當時老百姓極大的反感，罵聲一片，他竟毫不在乎，照行不誤。但皇帝愛惜他的辦事能力與才學，也不究辦他，採用息事寧人的方法把這件事醜聞敷衍了過去，這一劣績又在史書上給他添了不光彩的一筆“為人好色，奪他人之妻為妾，激起民憤。”
當時的神宗朱翊鈞怠於政治，卻好貨成癖，自從大學士張居正離開相位後，國內一片大亂。皇宮內的太監們以“收礦稅”的名義到全國各地搜括錢財、珍稀寶物，宰相沈一貫、王錫爵等人則結黨營私，欺下瞞上，在朝庭命官中劃分了許多派系，之間互相打擊，再加上萬曆年間著名的“國本”“楚獄”“京察”三件大事，許多無辜的百姓慘遭屠殺，一些大官也革官或受到株連，全國上下人心惶惶，民不聊生。為了改變國內“一盤沙”的狀況，許多人於是奮起著奏章，希望改變這一狀況，這就引出了神宗出了名的“留中”法，也是本書《萬曆事實纂要》能夠得以編輯並存世的原因。
原來，明神宗是個極其懶散的皇帝，為了可以通宵達旦的玩樂，免受“黎明即起，萬機待理”的早朝之苦，他將日復一日的早朝改為三日一次，每逢三、六、九日早期，後來仍覺麻煩，索性再不早朝。這樣一個懶皇帝，面對堆積如山的奏摺，自然頭疼，怎么辦呢？自然有那些會見風使舵的官來投帝所好，他就是萬曆帝的那守日講官內閣首輔申時行。當神宗向他報怨看奏疏看得頭疼時，申時行趁機說：“這些奏摺其實看看也就行了，沒必要什麼都拿來出示外廷，回復這些地方官。出示外廷往往會引起爭論，更添許多麻煩。留著不發，還有許多好處，最要緊的是，上疏的人一心惦著他的奏疏，不會生出別的事物，您也就會清靜許多了。”神宗聽後，龍顏大悅。這就是著名的萬曆帝“留中”，從此，他把那些地方官辛辛苦苦寫出來的奏疏和顏悅色地收了上來，然後理也不理地擱在一邊。奏疏堆積如山，他在一旁樂得清靜快活。這就是為什麼萬曆一朝的政事言論，世人莫由窺見的原因。
明天啟二年纂修神宗實錄，正巧董其昌也在這一年被提到為太常寺正聊兼侍讀學士。編神宗實錄。正是他份內的活。他得到升遷正是春風得意之時，很想有點作為，報效朝廷，於是接下了這個任務，還推薦了南京太常卿李維損與他一起主持這項工作。他們在南京太常寺埋頭於先朝的日曆邸鈔中，把奏疏和遺事廣搜博採，精心地編出三百本，這就是《萬曆事實纂要》三百卷。
董其昌在書序中說“臣常觀嘉靖朝有若大政編，識余聞見諸錄，萬曆朝有若筆麈、邸鈔，泰昌、天啟朝有若日錄、從信、紀政，或出自侍臣隨事載筆，或本之通儒有故發憤，皆可為紀述之光。”由此可見，董其昌是以寫史的認真嚴肅態度來完成這部書的編輯的，希望能填萬曆一朝記史之漏，把史補充完整。在序中，他還談了自己的創作態度，就是讓史實本身來說活，記敘儘量客觀真實，言辭力求公正公允，不妄加評判，以使史書蒙羞，他說“愧臣力衰謝，不能筆削而統一之，無俾折衷為憾，則諸書■駁，各有出入，不言而意自見。又江右程策，以私史史為之惑術，稱其厚誣不根，承虛淺夫諸病。而以正史之中，亦有升天按地，上下其手者。”他對史書寫法的評論可以說是比確合理的持平之論。
董其昌把《萬曆事實纂要》三百卷中國本、藩封、人才、風俗、河渠、食貨、吏治、邊防關第密切的留中之疏別出四十卷，名曰《神廟留中奏疏匯要》，這是我們現今所能找到的較全的本子。
在《留中奏疏匯要》中，董其昌模仿史贊文例，為每篇奏疏都題以筆斷。書成表進，以便宣揚讚美令世人知曉。在這些筆斷中，他對朝庭命官的政績一一加以評判，對他認為稱職的臣子指出優點，不合格的則加以批評“稱臣以貨獻替，稱職以辨是非，無所見則闕之。”評論很慎重，如萬曆三十六年三月初九日，兵部職方主事葉世英所參的“留中”奏摺，他認為東夷（案，即女真人）漸熾可虞，即勢力越來越強大，因此認為對軍隊的糧餉應增加而不是減少，以使得明軍有充足的戰備力量來對付女真人的襲擊。葉世英還建議在鎮江堡（今遼寧安東縣地）和寬奠（明屬東衛）之間加強防守。
在按語中，董其昌高度讚揚了葉世英的計策，並為這樣好的奏摺受到留中的冷遇感到惋惜，他說“此疏在奴酋未發難之前十年，可謂曲突徒薪之謀。使當時早見其可行，防於未然則遼之禍當不若是之烈矣。”接著，他又高度評價了葉世英的計策“其曰鎮江寬奠之間逼近虜巢，必先壯其聲氣，乃能伐其狡謀，此即毛文龍牽制之勢。”最後，他對葉世英其人這樣褒揚：“世英生長於遼，究心邊計如此，惜乎遼事起而其人不用矣。”短短的按語一波三折，敘事清楚，評價肯肖，可謂優秀的史書（詳細內容見《容台集》介紹）這部書在送交史館之後並沒有受到重視，而是被擱置了起來，編輯以及付印都由於閹黨擅權而一再受挫，“當其昌與修兩朝實錄（萬曆泰昌），正閹黨擅權之日，知不得行其志，乃出而奉使輯錄南太常邸邸鈔，此留中奏疏匯要之所由成也，既維楨薦（其昌薦）而不用，光宗實錄成而再改，神宗實錄成於顧秉謙之手，”“則閹黨余勢猶橫，其昌所進雖付史館，不蒙採錄可知，而此書所以別行，是正實錄違失，又可知也。”這部書在完成之初即受很好的評價，董其昌自己也認為所選的都是議論時政精鑒，具有很高的借鑑參考價值，董其昌是身歷明神光熹毅四朝的老臣，親眼見過許多重大的事件，並且“加以筆斷尤為剴切，冀有以革奸弊，而振紀綱，用心至為深遠”。因此董氏認為此書“可為後事師。”
錢謙益評這部書“著作在廓廟，碑版照四裔”，將其史學推崇極高，劉之誠說“蓋即堆服其史學，特疑虞山、崑山、四明史學遙遙紹自雲間，不則亦互相輝映，殆必居其一矣。”薛瀛伯也在跋中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蓋明自中葉以後，百度漸隳，洎乎神宗荒怠尤甚，朝政已極■敗，邊禍日益蔓延，而一時台省諸臣，公忠謀國，尚存謇諤之風操，乃卒莫起瘺痹，一蹶不振者，實原奏牘留中未曾一見採納施行也。”他認為這部書倘若在當時受到很好的重視，明朝也不會亡國。《留中奏疏匯要》在明朝一直未曾刊行，到了清朝更是遭到了禁毀的命運。由於其中的很多地方稱女真為“東夷”，犯了清的忌諱，並且兵部一類，“多痛言奴酋反側”，講的多是女真怎樣兇殘暴虜的，還詳細地分析了邊防的情勢，尤為清人所厭聽，因此被禁毀其中《南京翰林志十二卷》也有蔑視女真的語言，被全毀。這樣一部紀錄明歷史的史書，被蒙塵三百餘年不得展其光芒。每思至此，令很多學人痛心，薛瀛伯說：“是其書仍付諸東閣空談……無中表見，可為掩卷三嘆。”
《留中奏疏匯要》被隱沒三百多年直至民國才得以面世。總計吏部八卷、戶部八卷、禮部四卷、兵部十二卷、刑部四卷、工部四卷、目錄一卷。薛瀛伯在民國二十六年將此書刊行的時候，又列上了董其昌《報命疏》、《進書表》二篇。他希望這部書能對當時的讀者有促進作用，使其在國難當頭之時，能夠從中學習一些經驗方法，“望讀是書者，當觀其經國謨猷，救時忠志。”他自謙地說，雖然盡心竭力使這部書終於面世，但苦於沒有善本，因此希望讀者“曲為體會，不予瑕茲，庶有以得董氏纂輯之初心，而知本館丞為刊傳文微意也。”劉之誠在前面的序言也說“（這部書）當黨爭最列，而能為持平這論，以明正義，兵事最詳，吏戶次之。要其所錄皆有關係之作。慎所持擇，又後之侈言整理檔案者所當取法也。”他是明確指出了這部書的可貴之處以及後世之所學習的地方的。
《神廟留中奏疏匯要》四十卷目錄一卷，現北京圖書館藏有慕立甫鈔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鉛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