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日同盟

英日同盟

英日同盟(Anglo-Japanese Alliance),英國和日本為維護其各自在中國與朝鮮的利益而結成的互助同盟,旨在反對俄國在遠東擴張。日俄戰爭(Russo-Japanese War, 1904~1905)期間,英日同盟使俄國的盟邦法國不敢參戰助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日本根據英日同盟,加入協約國一方。英國則同意戰後同盟即廢除,時值英國已對俄國入侵中國舉動不再畏懼。英日同盟在一次大戰後的繼續存在,已經成為美國在遠東和太平洋地區進行擴張的潛在威脅。在華盛頓會議上,經過一系番唇槍舌劍,1921年12月13日美英日法簽訂了《四國條約》;1922年2月6日又簽定補充條約,主要內容為:締約各國相互尊重彼此在太平洋島嶼屬地和島嶼領地的權利,如發生爭端,則召開四國會議協商解決;一旦受到外部威脅,則四國協商採取行動;並商定,一俟締約各國批准,英日同盟應立即終止。

訂立過程

發展

《英日同盟》共有3次,第一次同盟條約於1902年1月30日在倫敦簽訂。條約總計6條,其主要內容為:針對俄國的擴張,雙方承認中國和朝鮮的“獨立”,倘使雙方在中國和朝鮮的利益受到別國侵略或因內部騷亂造成損失時,任何一方均可採取必要的措施;締結國的一方如與其他國家發生戰爭時,另一方應嚴守中立;如同盟國一方與兩個或兩個以上其他國家作戰時,另一方應給與軍事援助,媾和時也須與同盟國協商;雙方還保障英國在中國、日本在中國和朝鮮的非法 利益;第二次同盟條約於1905年簽訂,承認日本對朝鮮的“保護權”,並規定在遭到任何第三國進攻時,即應提供軍事援助;第三次同盟條約於1911年簽訂。(英日同盟)完全是針對俄國的軍事攻守同盟。 1921年華盛頓會議期間,在美國施加壓力下,《英日同盟》於1921年12月13日宣告終止。為英、法、美、日《四國公約》所取代。

內容

第一次日英同盟協約全文共6條:(1)日本在中韓兩國,英國在中國擁有特殊的利益,各自的利益在受到侵害時,將採取必要的措施。(2)日英雙方為了保護以上的利益而和第三國開戰的時候,另一國將保持中立。(3)在上述情況下,如果交戰中的第三國和其他一國或數國結成同盟進行參戰的話,日英將協同作戰,媾和也將根據同盟國相互間的協定進行。(4)日英兩國不締結有害於前記利益的其他條約。(5)在危及兩國利益的時候,要相互通報。(6)同盟的有效期為5年。另外,根據同時交換的公文,雙方約定,日英兩國海軍平時要加強協作,在入塢修船、補給煤炭等方面相互提供方便;並且明確表示,在遠東水域日英兩國要努力保持優於第三國的海軍力量。

面對俄國在滿洲方面的擴張,日英兩國出於共同的利益,終於結成了同盟關係,根據日英同盟,英國期待著日本發揮作用來對抗俄國在遠東的勢力,而日本和英國結成同盟關係,其背後是為了有利於對俄國的交涉。從這一點來看,也可以說是為日俄戰爭準備了前提條件。日英結成同盟,對俄國來說無疑是一個打擊,為此俄國試圖和德、法兩國一起發表三國共同宣言。俄、德、法雖同為三國干涉(1895)的成員,但此次德國卻未能合作,只由俄國與法國發表了共同宣言(1902.3.6),明確表示俄法同盟涉及到遠東。這個宣言一方面是為了警告日本,另一方面也是對中國的示威。

結局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隨著資本主義發展,帝國主義列強掀起了重新瓜分世界的狂潮,在爭奪殖民地的舞台上勾心鬥角。英國也放棄“光榮孤立”政策,與日本在1902年締結條約,成立英日同盟;1911年兩國又續約10年。該同盟在維護英日帝國主義利益方面起過重要作用。1921年同盟到期,日本想繼續保持,英國也認為還有此必要,但在華盛頓會議上這個同盟卻被《四國條約》所埋葬。

終止原因

自1902年以來,英日同盟一直是日本對亞洲大陸進行擴張的國際工具。英日同盟在一次大戰後的繼續存在,已經成為美國在遠東和太平洋地區進行擴張的潛在威脅。華盛頓會議上,英日兩國在美國一再施加的強大壓力面前,只得同意中止同盟關係。1921年12月13日,美、英,法、日四國簽訂了《關於太平洋區域島嶼屬地和領地的條約》,規定締約國相互尊重、共同維護各自在太平洋區域的利益,條約生效之日,英日同盟即行廢止。

英國已風光不再

日本憑藉在一戰期間對華侵略的優勢和在巴黎和會上獲得的侵略權益,在中國的勢力大大增強,逐漸向英國的勢力範圍華南和長江流域滲透,日本的商品也開始排擠英貨,英日矛盾開始浮出水面。另一方面,經過一戰,英國從戰前的債權國跌為對美欠款47億美元的債務國,因此,在經濟上對美國具有很大的依賴性;隨著勢力的衰微,英國殖民地的獨立運動也蓬勃發展,尤其是愛爾蘭獨立運動對英國打擊最大。在這種內外交困的情況下,美國乘機向英國照會說,美方對愛爾蘭的獨立是否予以承認,當視英日關係而定,實際上就是向英國施加壓力,威逼英國放棄英日同盟。

鑒於這種情況,英國對是否再續約舉棋不定,在1921年召開的帝國會議上,就是否續約問題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加拿大總督米汗、南非總理史末資等人主張不再續約,認為同盟的存在過於束縛大英帝國的手腳,又妨礙與美國關係的發展。

對此,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在下院的一次演說中表示:“日本是英國的舊友,在20年的同盟中,雙方甚有所益。當今英美關係極為和諧,我認為首先應該增強與美國的友好合作,其次也要維持同日本的親善與合作。”於是,英國決定採取兩全之策,即欲以英美日三國協定採取代英日同盟。但這個打算由於美國的反對而擱淺。

美國欲獨領風騷

英日同盟英日同盟

自鴉片戰爭以來,英國對華貿易獨占鰲頭,美國早想取而代之。日本在一戰期間,乘西方列強忙於歐洲戰爭而無暇東顧之機,加快侵華步伐。1915年提出妄圖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1917年又通過蘭辛一石井協定,使美國承認其在華的特殊利益。1917-1918年間又通過“西原借款”,加強對中

國經濟的控制,日本在華的投資額也逐年上升。對此,美國越來越不能容忍。

一戰之後,大發戰爭橫財的美國掌握了世界經濟的霸權,爭奪世界領導權的野心也隨之膨脹。為了實現這一野心,它要掃除所有的攔路虎;而當時的英日同盟正是美在遠東太平洋地區的最大威脅,正如美國海軍部認為:“假如英日同盟繼續存在,美國要維護其安全,就必須擁有一支相當於英日兩國海軍之和的海上部隊,這就是說美國必須建立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參議員洛奇則更明確地指出:“英日同盟是我們與遠東太平洋關係中最危險的一個因素。”

華盛頓會議召開

一戰結束後,德國被擊敗,俄國發生了十月革命,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這兩個國家退出了爭奪殖民地的角逐;1921年續約十年的英日同盟到期。一直伺機剷除英日同盟的美國認為時機已到,於是向英國照會說,英日同盟締結的目的是對付俄國、抗衡德國,現既然俄德已無威脅可言,那么英日同盟也無繼續存在之必要。

為了實現自己領導世界的野心,美國又倡議召開華盛頓會議,受邀各國都欣然同意,惟獨日本惶惶不安。日本認為英日同盟對自己至關重要,希望繼續保持這種關係(1921年,日本派皇太子裕仁訪英,以示親善,並轉達繼續修盟之願望)。但當得知盟友英國已同意參加華盛頓會議,日本害怕自己陷入外交孤立,無奈之下,決定出席會議。

在華盛頓會議上,經過一系番唇槍舌劍,1921年12月13日美英日法簽訂了《四國條約》;1922年2月6日又簽定補充條約,主要內容為:締約各國相互尊重彼此在太平洋島嶼屬地和島嶼領地的權利,如發生爭端,則召開四國會議協商解決;一旦受到外部威脅,則四國協商採取行動;並商定,一俟締約各國批准,英日同盟應立即終止。

對此,日本感到蒙受了極大的不滿,日本代表曾私下諷刺英國代表說:“無論如何,你們給同盟舉行了盛大的葬禮。”但日本也以英美承認它在太平洋地區的地位而聊以自慰。

英國則視《四國條約》為外交上的巨大成功,認為條約既有利於維護英國在遠東太平洋地區的利益,又不失與日本修好。還改善了同美國的關係,可謂一石三鳥。

《四國條約》簽定的掌聲成為英日同盟的喪鐘,這樣,英日同盟就完成了自己的最後使命,化為歷史的塵埃。

北清事變和日英同盟

日中開戰後,明治二十七年十月,井上馨(內相)作為公使赴朝鮮替換了大鳥公使。對於朝鮮的內政改革來說,大院君是最大的障礙,井上一去,就著手將大院君排除出政權。首先迫使大院君提出隱退(十一·十二),接著向朝鮮國王提出了改革內政要綱20條,以指導朝鮮的改革,由於宮廷派的抬頭,不滿於改革的國王和王后開始與俄國接近。日本在日中講和後屈服於俄國的要求向中國返還遼東半島一事,也影響到朝鮮要人對日本的態度,於是朝鮮國內產生了企圖依靠俄國來牽制日本的新黨派。明治二十八年七月,朝鮮政府以計畫暗殺王妃的嫌疑為由,發出了逮捕親日派的內部大臣朴泳孝的命令,朴泳孝被迫亡命日本。這是閔妃一族與駐京城的俄國公使韋伯合謀的一次政變。

乙未政變

明治二十八年八月,三浦梧樓(預備役陸軍中將,樞密院顧問官)被任命為駐韓公使前往朝鮮赴任以替換井上公使。井上公使離開朝鮮後,宮廷派無視三浦新公使的存在,開始廢止改革事業。為此,以堀口九萬一(領事官輔)為中心,在三浦公使、杉村濬(一等書記官)的策劃下,準備擁立大院君而掃除宮廷派勢力,這一密謀計畫通過朝鮮軍事顧問官岡木柳之助徵得了大院君的同意。明治二十八年十月八日拂曉,大院君的訓練隊和岡本指揮的日本人守備兵、巡查、浪人,進入景福宮強行改革。與此同時,王宮內以閔妃為首的宮內府大臣都被殺害,親俄派在宮中的勢力被清除,組成了以親日派金宏集為總理的政權。新內閣逮捕了訓練隊員中的3名犯人,美國教官和俄國技師目擊了日本警官衝進後宮的行動,於是真正的犯人是日本人的流言迅速擴展開來。接到事件報告的日本政府,急派小村壽郎前往朝鮮京城調查真相。小村將三浦公使等有關人員送回日本。三浦、杉村、堀口以及安達謙藏(漢城新報社長)、柴四朗(東海散士, 《佳人之奇遇》著者,舊會津藩士之子,柴五郎陸軍大將之兄)、菊池謙讓(熊本,《大院君傳》著者)等居留民48人,以謀殺、聚眾行兇的罪名被提交廣島地方裁判所預審,明治二十九年一月二十日,因證據不充分,全員免訴釋放。軍人也已在軍法會議上被判定無罪。乙未政變作為不祥事件留下了很多疑點。

乙未政變後朝鮮建立的金宏集(弘集)親日政權廢除了陰曆而採用陽曆,明治二十九年,根據開國紀元(開國505年)將年號稱為建陽,新政權還發出了斷髮令,在全國引起了反對運動。俄國利用這一形勢,韋伯公使以保護公使館為名,從仁川的俄國艦上帶領約100名水兵進入京城市內示威,與親俄派要人協商後,於明治二十九年(1896)二月十一日,將國王高宗和王太子(李王坧)勸誘至俄國公使館。這就叫俄館播遷。金宏集內閣當天就倒了台,金宏集、魚允中(度支部大臣)作為逆賊被處死,金允植(外部大臣)、愈吉濬(內部大臣)等亡命日本。在俄國公使館內組成了新內閣,國王和王太子在俄公使館內滯留了一年,明治三十年(1897)二月十一日還幸慶運宮(德壽宮)。

在此期間,小村壽太郎公使(明治二十八·十辦理公使,二十九·四特命全權公使)和韋伯公使就乙未事變的處理進行了交涉。明治二十九年五月十四日,締結了四項內容的日俄協定(英文),其中規定:(1)勸朝鮮國王還宮。(2)任命適當的人物任閣。(3)把保護釜山之間日本電信線路的軍隊換成憲兵,限定駐地的人數(200人以內)。(4)兩國在京城、釜山、元山駐屯相同數量的軍隊,直到朝鮮內地安定為止。這個小村——韋伯協定,是因閔妃被殺事件遭到列國的指責,加上俄館誘至,日本在對朝政策失敗面前,為了避免和俄國的衝突,以備忘錄的形式簽署的臨時協定。

在俄帝尼古拉二世舉行戴冠儀式之際,日本政府派遣元老山縣有朋作為特命全權大使出席了儀式,利用這一機會和俄國外相羅巴洛夫舉行了會談,明治二十九年(1896)六月九日在莫斯科締結了包括兩項秘密條款在內的,由6條內容構成的協定(法文)。協定規定:(1)援助由兩國達成一致的朝鮮財政改革。(2)將軍隊警察組織委託給朝鮮。(3)日本繼續管理占有的電信線路;俄國保留架設從京城到國境的電信線的權利。在秘密條項中,承認國王繼續滯留俄國使館,直到組成朝鮮國王的護衛隊為止。俄國在調整圍繞朝鮮問題與日本的對立關係中保持著優勢,在這個協定簽署前不久,俄國和中國之間也締結了同盟密的(維特——李鴻章)把日本看做共同的假想敵,並從中國得到了橫斷滿洲的中東鐵路的敷設權(1896.6.3)。

山縣——羅巴洛夫的議定書是對小村——韋伯備忘錄的確認和補充,除秘密條款外,兩個協定於明治三十年二月二十六日,由大隈外相(第二次松方內閣)公布。

[大韓帝國] 明治三十年(建陽二年),朝鮮在國王還宮後,將年號改為光武,同年十月十二日將從清帝那裡接受的國王稱號改稱為皇帝,把國名稱為大韓帝國。

西——羅仙協定

韋伯公使違背了日俄議定書(明治二十九·六,山縣·羅巴洛夫協定)的旨意,向朝鮮派遣了訓練軍隊的教官(二十九·十一),為此,日本政府提出了抗議。從明治三十一年(1898)一月起,俄國希望再次簽署協定,同年四月二十五日,雙方在東京交涉的結果,西德二郎外相(第三次伊藤內閣)和羅仙駐日公使之間簽署了3條議定書(法文)(五·十載於官報)。議定書規定:(1)日俄兩國確認韓國的主權和完全獨立,不干涉其內政。(2)應韓國的要求派遣財政顧問、練兵教官時,兩國要事先協商。(3)俄國認可日本工商業在韓國的發展和眾多日本人在韓國居留,俄國不妨礙日韓兩國間工商業關係的發展。這個西·羅仙協定可以看作是站在滿韓交換的基點上,日本默認俄國占有旅順、大連。

馬山浦租借問題

西·羅仙協定為圍繞韓國的日俄關係帶來了和解。進入明治三十三年(1900)後,俄國和英國之間就鐵路的利益權進行了協商,從而使俄國獲得了在中國長城以北的權益。對韓國,俄國獲得了在朝鮮半島沿岸的捕鯨基地,接著於明治三十三年四月,俄國和韓國又締結了租借半島東南部鎮海灣深處的馬山浦(俗稱“小釜山”)的協定。根據這協定,馬山浦作為連結海參崴和旅順、大連的中繼軍港,決定在這裡設立貯煤場和海軍醫院。協定中還規定馬山浦港外的巨濟島(位於從韓國到對馬的最近地點,是朝鮮半島的所屬島嶼中的第二大島)和對岸,不租借給他國。因日本政府已命令駐韓公使和韓國交涉巨濟島的租借地問題,故向俄國提出了異議,正在這時發生了義和團事變,借地問題一直拖延到日俄開戰。

在朝鮮的鐵路敷設權

在滿洲方面,俄國於1891年(明治二十四)動工的西伯利亞鐵道中,哈巴諾夫斯克—海參崴之間於1897年完成。根據俄中密約(1896)俄獲得了敷設權的中東鐵道(滿洲里—哈爾濱—綏芬河間),於1898年八月開工,其南下支線(哈爾濱—旅順大連間)的敷設權,隨同1898年3月旅順大連的租借權一起得到承認。與此相對,日本在朝鮮半島也確保了鐵路的敷設權。

京釜鐵道

關於京城至釜山間約450公里的鐵路,日本在日中戰爭時與韓國締結的暫定合作條款(二十七·八)中,獲得了敷設權,但是閔妃事件以後,韓宮廷內親俄派勢力抬頭,敷設權沒有得到正式承認。以山縣·羅巴洛夫協定簽署為契機,日本就敷設權問題提出了強烈要求,明治二十九年得到承認。明治三十四年,京釜鐵路株式會社(古市公威總裁三十六·十二~)開張,因日俄關係惡化而加快了施工進度,明治三十七年部分開通,第二年全線開通,五月舉行了開通儀式。

京仁鐵路

京城至仁川間約30公里,日中戰爭期間進行了路線調查,根據日韓暫定合作條款,得到了敷設權。但韓國將正式認可權給了美國人莫爾斯,可莫爾斯又籌集不到建設的資金,對於日本提出的日美共同建設的提案,莫爾斯表示出在鐵路建設完成後將所有權賣給日本的意向,明治三十年,和京仁鐵路接受組合(涉澤榮一等)之間達成協定,明治三十一年十月開通,三十六年與京釜鐵路株式會社合併。

京義鐵路

京城至新義之間的500公里的京義鐵路,由法國獲得了敷設權(1896),由於資金不足不能開工,權利取消後,由日本援助韓國的大韓鐵路株式會社建成(1905年部分開通,第二年全線竣工)。

義和團事變

德國(1898年3月租借了膠州灣)等列強占據中國山東省北部地區,面對外國傳教士的活動,出自白蓮教派的義和團,從1898年(明治三十一)秋開始,陸續襲擊了基督教會和教徒,他們豎起了“扶清滅洋”的大旗,掀起了排外運動。1900年(明治三十三)5月,從山東省波及到直隸省。6月3日,英國傳教士被殺,同月,由英國海軍中將率領的日、英、美、德、俄、法、意、奧各國的陸戰隊從天津出發欲進行鎮壓,但被義和團擋住了去路。6月11日,日本公使館杉山彬書記生被中國兵士所殺,山縣內閣在15日的閣議上以保護公使館、居留民為由,決定派遣陸軍,但和列國一起採取了慎重的方針。隨後北京的各國公使館被義和團包圍,6月20日德國公使被殺,第二天中國皇帝發表了對列國開戰的上諭。日本從英國方面接到出兵的再三要求,於是決定派遣第五師團(廣島)(七·九),列國期待著距離最近的日本的兵力,八國聯合軍隊16000人從天津出發(八·四),把北京從55天的包圍中解脫出來(八·十四)。總司令官瓦德西元帥(德)9月到達北京。光緒帝和西太后由北京蒙塵而去西安。開戰後日本的戰死者中有《禹域通纂》(中國總覽的必讀書)的著述者樽原陳政(公使館二等書記官),他的死為外國人所痛惜。“義勇隊”中還有後來作為東洋學者而聞名的服部宇之吉和狩野直喜。

英日同盟英日同盟

鎮壓義和團的共同出兵,是帝國主義列強的行為,日本也是其中的一員,日本軍的行動受到列國的稱讚(見表1)。列國對清廷的財寶,進行了群獅分食般地爭搶掠奪。表32 義和團事變的共同出兵(1900.6.20~9.21)

也稱之為北清事變的各地蜂起的義和團運動被鎮壓下去以後,在北京召開了列國和中國間的媾和會議(1900.12.24~1901.9),日本派遣小村壽太郎參加了最初的國際會議。明治三十四年九月七日,由11國代表(表32)和中國方面的全權慶親王、李鴻章簽署了最終議定書:(1)向德、日兩國派遣因殺害了卡特勒德國公使和日本杉山書記生的謝罪使。(2)對責任者莊親王等處以死刑。(3)作為對軍費和損害的賠償金,共45000萬兩白銀(合日本價約為6.3億元),分39年支付。(4)北京的各國公使館要常設守衛兵。(5)修訂通商航海條約。(6)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稱為外交部,置於6部之上。這次賠償金(即庚子賠款——譯者注)加上利息高達98000萬日元,作為擔保,列國控制了中國的關稅和鹽稅(到1940年)。歐美各國把這筆賠款用到了他們在中國的教育、醫療機關等文化、社會事業方面,日本到後來(大正一二~)也把賠款作為主要的運轉資金用在了在華文化事業上,在北京設立了人文科學研究所(1927),近代科學圖書館(1936),在上海設立了自然科學研究所(1931)。實施醫療的同仁會(明治三十五)成為外圍團體。

廈門事件

在北清事件中,日本企圖占領台灣對岸的廈門。義和團運動波及到華南的福建省後,山縣有朋內閣認為這是把福建地區置於勢力範圍之內,實行南進政策的好機會。山本權兵衛海相根據明治三十三年八月十日閣議的決定,向和泉、高千穗二艦艦長發出了訓電,桂太郎陸相接到電訓的傳達後,以奉敕命令(八·二十三),向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發出了準備向廈門派遣台灣駐屯兵的命令。八月二十四日,以廈門東本願寺布教所失火(日本僧侶放火)為藉口,停泊在該地的和泉號軍艦上的陸戰隊登入,台灣的援軍也開始向廈門進發(八·二十八)。占領廈門的計畫表面上被說成是以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滕新平為中心策劃的軍事陰謀。得知日本出兵的英、美、俄、法各國對日本政府提出強烈抗議。伊藤也表示了反對意見,計畫被中止(八·二十八),陸戰隊也撤退了(九·七)。這次計畫的受挫損傷了日本的威信,兒玉總督表明了辭意,山縣內閣在北清事件平定後不久,於九月二十五日總辭職。

明治三十三年十月十九日第四次伊藤博文內閣成立。內閣成員有加藤高名外相、末松謙澄內相、渡邊國武藏相,金子堅太郎法相、松田正久文相、林有造農商相、星亨遞相,桂太郎陸相和山本權兵衛海相留任。除了陸、海二相外,閣僚全部是政友會成員。加藤是東京大學出身(明治十四·七畢業)的最初的大臣。星亨因東京市參事會收賄事件的關係,和利光鶴松一起被告發,同時又受到來自貴族院研究會等六會派的攻擊,在任只一個月便辭去遞相職,後任者為原敬(十二·二十三)。原敬在前一個月辭去了大坂每日新聞社長職務,加入政友會而就任第一任幹事長,是東北地區出身的第一位大臣。

在明治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召開的第十五屆議會(~三十四·三·二十四)上,眾議院通過的各種增稅法案,由於貴族院對政黨內閣抱有反感,全部予以否決。在山縣有朋系議員的策動下,議會被迫休會(二·二十七),伊藤首相開始考慮改革貴族院。明治三十四年三月十日,伊藤向天皇奏請詔敕。給近衛篤麿貴族院議長的敕語,只有伊藤首相和田中光顯宮相知道,這次奏請無論是形式還是手續都是異例。伊藤欲引咎辭職,但被駁回。

由於修改了條約,從明治三十二年七月起在留外國人開始服從日本的法律,政府還派遣了十幾名司法官去考察歐美諸國的司法制度。考察歸來的司法官們,因發現日本的司法官待遇比歐美低,於是向政府提出改善待遇的要求,並形成了運動。金子法相雖進行了勸戒,但未能奏效,以後在兩院協定會上否決了增俸案,為此東京的65名審判官和檢查官辭職,其影響波及到了地方。政府採取強硬措施免去了29名中心人物的官職,問題才得到解決(三·二十七)。

第一次桂內閣和第十六屆議會

第四次伊藤內閣,由於對渡邊國武藏相的財政緊縮案的意見不統一,伊藤首相提出了辭表(五·二),政友會內閣僅7個月便倒台了。井上馨受命組閣,但桂和涉澤拒絕就任陸相和藏相,井上馨遂斷組閣之念。元老會議上又推舉桂太郎組閣,這樣在伊藤提出辭表後1個月,即明治三十四年六月二日成立了第一任桂內閣。在這以前的歷代內閣都是由元勛交替擔任,而桂太郎是晚輩卻登場組閣,故預定擔任內相的伊東巳代治拒絕入閣,他說:“實際上今天是元老和少壯的關原之戰(即決戰之意,關原之戰是指1600年德川家康和石田三成爭奪天下的戰役——譯者注)。”與山縣同出生於長州,被認為是山縣後繼者的桂太郎,其內閣成員內海忠勝內相、曾禰荒助藏相兼外相、清浦奎吾法相、平田東助農商相、芳川顯正遞相也自然多為山縣系閣僚,另外還有上屆內閣留任的兒玉陸相、山本海相和東京帝國大學總長菊池大麓文相。菊池畢業於劍橋大學,平田畢業於萊比錫大學。社會上對這屆內閣評價為第二流內閣、小山縣內閣或者是緞帳內閣(不用拉幕而用垂幕的,稱之為緞帳芝居。“緞帳芝居”即小戲之意——譯者注)。

桂太郎內閣成立後不久,六月二十一日,政友會的實力派人物星亨在參加完東京市參事會的會議之後遭到暗殺。犯人伊庭想太郎是幕末劍客伊庭八郎之弟,曾擔任過榎本武揚創立的東京農學校校長,他認為星亨的行動擾亂了東京市政,於是採取了刺殺行動。星亨的死使政友會失去了管理的支柱,他死後松田正久和原敬在政友會中顯示出了主導地位。伊藤博文總裁於同年九月出發,參加耶魯大學創立200周年紀念典禮並訪問俄國。

明治三十四年十二月十日第十六屆議會(~三十五·三·九)的開幕式結束後,在天皇還宮途中,田中正造向天皇直接上呈足尾礦毒問題的抗訴文(幸德秋水起草)。田中經常在議會中追究政府的責任,同年十月辭掉了議員職務,他向天皇的直訴行動後來未被起訴。議會中政友會和政府在預算問題上產生分歧,井上馨在調解中大傷腦筋,桂太郎首相的策略則是以成功的形式和政友會達成妥協,除預算案外,其他的重要法案都在眾議院通過,但貴族院六會派,與前一屆議會持同樣的態度,對通過的法案不是反對就是修改,最終在兩院協定會上解決了眾議院案。在這次議會進行的過程中,明治三十五年二月十二日公布了簽署的日英同盟。另外,決定不將中國的庚子賠償金編入通常財政收入,而轉入特別財政收入中。

義和團運動越過長城波及到滿洲(中國東北),俄國動員了16萬多人的大軍進駐滿洲。俄國一面宣布如果恢復了秩序即刻退兵(1900.9),一面卻由關東長官阿列克塞夫逼迫中國的奉天長官臨時簽定了《俄中密約》(第一次),企圖將滿洲置於俄國的軍政管轄之下(1900.11),李鴻章對密約不予承認。日本的加藤高明外相(第四次伊藤內閣)勸說英國利用英德協定,由日、英、德三國的駐中國公使向李鴻章施加壓力以拒絕承認密約,最終導致了密約的解除。第二年(1901),俄國再三強迫中國承認密約,在這期間,同年(1901)十一月中東鐵路南下支線(滿洲鐵路)的工事完成。

面對俄國勢力在滿洲的擴張,日英開始接近。愛卡德斯太因(當時德國駐英國的代理大使)以個人意見的形式向英國外相及日本駐英公使林董提出了日、英、德三國同盟案。藉此機會,林公使試探了蘭斯頓外相的態度,得到認同。另一方面,加藤外相徵求了駐中國公使小村壽太郎的意見,小村也同意三國同盟。明治三十四年六月,第一次桂太郎內閣代替了第四次伊藤博文內閣,小村壽太郎於同年九月就任外相,從十月開始就日英間的關係正式交換了意見。關於日英同盟,伊藤、井上馨等元老改變了從對俄協調的立場出發承認俄國在滿洲的現狀的觀點,開始傾向於使俄國承認日本在韓國地位的滿韓交換論。與此相對,元老山縣有朋和桂太郎首相、小村外相、林董公使、加藤前外相提出了日英提攜論。在桂太郎內閣正與日英同盟的交涉過程中,伊藤博文於同年十一月出訪俄都彼得堡,謁見了俄國皇帝。第二天將日俄協定案提示給俄國外相後,伊藤便從柏林向桂太郎首相發出電報,確信日俄協商成功。在元老會議上,桂太郎首相和小村外相同席,於明治三十四年十二月七日根據小村的意見書,通過了日英同盟修正案,第二天返回日本的伊藤博文雖進行了勸告,但元老會議未能同意。該案提交給英國方面(十二·十二),明治三十五年(1902)一月三十日,林董駐英公使和英國外相蘭斯頓在英國外務省簽署了日英同盟協約(英文),當日便付諸實施,二月十二日在官報上公布。

和大英帝國以對等的條件締結了同盟,使日本國民感到歡欣鼓舞,德國醫生倍爾茲指出:這“對日本人來說是個大勝利”,而英國人對與黃色人種締結關係平等的同盟卻表示出無限地感慨。在完成修改條約的同時,日英締結同盟,使日本的國際地位有所提高,同時也在外交上確定了親英主義的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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