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在1821～1829年的 希臘獨立戰爭、1853～1856年的 克里米亞戰爭、1877～1878年的俄土戰爭、1908年的 波士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危機以及1912～1913年的 巴爾幹戰爭中，都曾出現過歷史上著名的 東方問題。
第一就是 歐洲 列強 圍繞瓜分 搖搖欲墜的 奧斯曼帝國在巴爾幹半島和中近東地區的領土和屬地而產生的矛盾和鬥爭，他們相互牽制不使某一方單獨吞噬這塊肥肉；第二就是 奧斯曼帝國統治下的 巴爾幹各被壓迫民族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由於歐洲列強的插手和干預， 巴爾幹民族解放運動經歷了坎坷的道路。這兩方面的問題又錯綜複雜地聯繫在一起；所以巴爾幹問題久經糾纏，成為國際衝突的癥結， 巴爾幹半島也就成了歐洲的“火藥桶”。 奧斯曼帝國的衰落以及由此產生的西方列強對其"遺產"的爭奪鬥爭是“ 東方問題”產生的根源。
問題的由來
奧斯曼帝國自1683年進攻維也納失敗後，開始由盛而衰。到18世紀，強鄰緊逼，國勢日殆。它地跨歐、亞、非三洲，控制地中海、黑海和紅海。隨著歐洲資本主義發展，列強日益向外擴張，到19世紀，奧斯曼帝國統治下的巴爾幹及其東南端的博斯普魯斯和達達尼爾兩海峽成為歐洲列強必爭的戰略要地。黑海是俄國通向地中海的重要通道，巴爾幹是東南歐的門戶，上述兩海峽地扼黑海出入地中海的咽喉。因此，侵占土耳其，奪取黑海出海口,占領巴爾幹,打通黑海通向地中海的通道是歷代沙皇追求的目標。早在1695～1696年，沙皇俄國兩度進攻奧斯曼帝國的亞速。1774年再次進攻奧斯曼帝國，迫使訂立<楚庫克-凱那爾吉和約>。依約，俄國將領土擴張到黑海沿岸，取得君士坦丁堡常駐使節權。這一條約標誌著俄國勢力在近東大膨脹的開始，也埋下了東方問題許多爭端的種子。1792年俄國又進攻奧斯曼帝國，訂立<雅西和約> ，奪取了克里木。1812年又迫使奧斯曼帝國簽訂<布加勒斯特和約>，奪取了比薩拉比亞和部分摩爾達維亞，控制了黑海和多瑙河口。拿破崙戰爭後，俄國再次發動對奧斯曼帝國的戰爭，1829年簽訂《亞得里亞堡條約》。1821～1829年歐洲列強紛紛插手東方問題開始成為具有全歐性質的問題和國際政治紛爭的中心。
歐洲列強對東方問題的政策
在整個19世紀東方問題的爭奪舞台上，主要的國家為俄、英、法、奧諸國和統一後的德國。沙皇俄國對東方問題的政策基調是：肢解奧斯曼帝國,蠶食鯨吞其領土,力求取得獨占優勢，控制黑海、君士坦丁堡和兩海峽,以便自由出入地中海。英國對東方問題的政策基調是：保持一個由它控制的表面獨立的奧斯曼帝國，以保障英國在東方特別在印度的權益，並藉此控制兩海峽，遏制俄國勢力伸向地中海與英國爭霸。隨著英國對東方侵略的加強，以及它在失去北美殖民地後，印度在大英帝國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俄國在近東的擴張又
不已，英國為了維護其龐大殖民體系中的這條東西方重要通道，在近東與俄國展開了長期劇烈的鬥爭，成為19世紀東方問題角逐場上的兩個主要對手。法國是最早在近東取得通商權利的國家，在奧斯曼帝國及其屬國埃及擁有很大的經濟利益，因而同俄國的南進政策衝突也較早。自拿破崙帝國復滅後，法國對東方問題的政策通常與英國相一致。奧國與奧斯曼帝國毗鄰，奧國對東方問題的政策最初與俄國尚比較一致，1726年曾與俄國結盟，聯合侵略奧斯曼帝國。但到19世紀，俄在近東步步擴張，嚴重威脅奧國的南翼，奧國在近東與俄國的關係逐漸走向對立。19世紀晚期，隨著奧國擴張重點日益轉向巴爾幹，奧俄的矛盾和衝突激化起來。至於德國,統一前很少過問近東事務,到1878年柏林會議時,德國才在東方問題的舞台上嶄露頭角,1890年威廉二世親政後，德國聯合奧國加緊推行其東進政策，與英、俄、法在近東展開激烈爭奪。
列強之間的爭奪
東方問題1821年希臘獨立戰爭爆發後，列強圍繞著東方問題的爭奪愈演愈烈。1833年俄國乘奧斯曼帝國與其屬國埃及戰爭之機，迫使奧斯曼帝國與俄國訂立《溫卡爾-伊斯凱萊西條約》，後俄國放棄了這一條約，但隨著列強在近東爭奪的加劇，終於導致1853～1856年英、法、薩丁王國聯合對俄的克里木戰爭。俄國戰敗,簽訂了<巴黎和約>(1856)。和約規定黑海中立化,大大削弱了俄國的歐洲大陸霸主地位。普法戰爭開始後，俄國乘英、法無力東顧，單方廢除《巴黎和約》中黑海中立化條款；1877年俄國又發動對奧斯曼戰爭，迫其簽訂《聖斯特凡諾條約》，企圖獨占奧斯曼帝國，引起列強反對。1878年舉行柏林會議(1878)，訂立《柏林條約》，迫使俄國讓出根據《聖斯特凡諾條約》所取得的許多領土和權益。19世紀90年代，德國聯合奧國向近東和巴爾幹猛烈擴張，俄國也在巴爾幹加強“泛斯拉夫主義”的煽動，德、奧與俄、英、法在該地區營壘分明，危機四伏。到20世紀初，兩大軍事集團已最後形成，巴爾幹半島上戰雲密布，硝煙滿天，波士尼亞危機剛過，兩次巴爾幹戰爭接踵而來，終於在巴爾幹半島上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影響
在工人階級不斷施行壓力之下，西歐國際形勢已日趨緩和，但東歐形勢卻充滿了險惡現象，因而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必須對它加以深切的注意。自從英國工黨政府垮台以後，資本帝國主義列強（特別是英帝國）和蘇聯之間的矛盾已達到極端危險的程度。在資本帝國主義國家內部，反動勢力日益強大，它們害怕中國、印度和各伊斯蘭教國家的民族革命運動，並準備對蘇聯採取侵略政策。
共產國際幻想憑藉百戰百勝的紅軍的刺刀就可以實現工人的解放，認為為了完成世界革命必需進行新的世界戰爭。它支援亞洲和非洲的革命運動，並且希望依靠這種革命運動，用戰爭來給予資本主義以致命的打擊。這種互相對立的局面，產生了新的世界戰爭的極大危險。這種危險首先並且直接威脅著從波羅的海到黑海一帶與俄國接壤的各個國家以及巴爾幹各國。從羅曼諾夫王朝、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享索倫王朝的枷鎖下解放出來的各族人民成立了許多新國家，這是民主制度的重大勝利。但是這種勝利卻由於下列情況而大為減色，因為這些國家的邊界是在帝國主義列強的直接影響下，根據帝國主義列強的利益劃定的，而且民族自決權常常遭到破壞，少數民族的權利更是完全沒有受到重視。東歐許多新國家由於上述原因以及由於反動政治勢力所造成的經常性的動亂局勢，還因以下兩種情況而更形尖銳：一方面，在共產國際的影響下，有人在這些國家製造騷動事件，以便為迫使這些國家走上喬治亞和亞美尼亞的道路製造藉口。另一方面，資本帝國主義列強則想利用這些國家作為反對蘇俄的工具。這種情況極其危險，因為東方的任何衝突都有使世界上廣大地區引起戰火的危險。
鑒於上述危險情況，代表大會宣布：
1.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公開主張新成立的國家應有自由獨立生存的權利；國際無比堅決地重申，一切社會黨，特別是世界各大國和附近各國的社會黨，它們的責任是反對一切針對著蘇聯的侵略政策，並努力促使與蘇聯建立和平的政治關係和正常的經濟關係。代表大會祝賀自上次漢堡大會以來由於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的努力而形成的蘇聯國際地位的改善。德、英、意、法、日本、奧地利及其他許多國家正式承認蘇聯，使資本主義列強企圖用來威脅蘇聯的經濟抵制政策破產。這一事實使社會主義工人國際有權號召俄國人民堅決要求在蘇聯實行充分的政治自由和工會自由，反對本國政府所採取的一切吞併政策以及旨在強行干涉其他國家內政的一切宣傳。社會主義工人國際認為，如果決定戰爭與和平問題的權力在蘇聯不操在獨裁政權之手，而操在蘇聯各族人民之手，那末戰爭的危險就會大為減少。因此，國際無比堅決地支持蘇維埃聯邦各社會黨爭取使蘇聯制度民主化和爭取政治自由的要求。
2.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祝賀中國、印度和各伊斯蘭教國家廣大工人和人民民眾的覺醒；它認為，只有在歐美民主力量承認一切民族的自決權並領導他們反對歐美帝國主義的情況下，才能防止新的世界戰爭。因此，社會主義工人國際認為一切社會黨都有責任為亞非兩洲所有被壓迫民族爭取自決權而進行堅持不懈的鬥爭。國際確信中國工人階級能夠緊密團結，因而國際特別要求中國擺脫外國的壓迫，廢除租界制度，並立即實行現代的工人勞動保護法來保護被剝削的中國工人。
3.社會主義工人國際要求，凡是根據1918年以來的一切和平條約和大使會議的各項決定而劃歸外國統治的一切民族，以及在革命時期曾經爭得國家獨立的亞美尼亞、喬治亞、烏克蘭等民族，均應享有民族自決權。社會主義工人國際認為，一切參加國際的政黨都應該積極捍衛少數民族的權利，並為集中居住在專門地區的少數民族要求自治權，為分散居住的少數民族要求平等權和自由使用本族語言以及發展本族學校和文化的權利。國際認為只有在下列情況下才能保證持久的和平，即必須依據國際聯盟公約第19條，有計畫地發展國際上的法權制度，使能夠按照民族自決權的精神，通過仲裁法庭、全民投票等和平手段來改變國家制度和國家疆界。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能避免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必須取決於新戰爭的結局。可是，國際認為，要想在東歐實行這一原則，先決條件是蘇聯必須加入國際聯盟。
4.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堅決譴責在各國、特別是在保加利亞所盛行的暴力和恐怖手段，並且號召全體社會黨人竭盡全力反對一切暴力並要求停止採取任何恐怖手段。
意義
東方問題所謂“東方問題”，實際上是歐洲列強爭相繼承奧斯曼帝國“遺產”，從而引起的一系列激烈複雜的國際衝突。一般說來，它從18世紀末葉一直持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止。一度稱霸歐洲的土耳其奧斯曼帝國，到18世紀即逐步衰落。19世紀上半期，由於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軍事封建的中央政權進一步削弱，各地軍事長官(帕沙)力圖擺脫最高統治者蘇丹(亦譯素丹)的控制；同時，巴爾幹半島上的斯拉夫人、希臘人、羅馬尼亞人等民族奮起反抗土耳其的壓迫，爭取民族解放。在這種形勢下，土耳其國勢江河日下，為歐洲列強的爭奪大開方便之門。 在所謂土耳其“遺產”中，首都君士坦丁堡和兩海峽(博斯普魯斯和達達尼爾)對各列強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它們是溝通黑海與地中海的咽喉要道，是聯結歐、亞、非三大洲的“金橋”，是世界第一流的軍事戰略要地，歷來為兵家所必爭。用恩格斯的話來說，“達達尼爾海峽和博斯普魯斯海峽在貿易上的意義同時也使它們成為頭等的軍事要地，在每次戰爭中都具有決定的意義”。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稱之為“我們房屋的鑰匙”。據說拿破崙被囚禁在聖赫倫那島上時也回憶說，他寧願“放棄對半個世界的統治，也不願把那兩個狹窄的海峽讓與俄國”。
19世紀前半期圍繞東方問題角逐的主要是俄、英、法、奧等國。一方面，它們對土耳其軟硬兼施，迫其就範；另一方面，列強之間既有爭奪又有勾結，不斷變換策略，以實現各自的侵略擴張目標。通常俄國對土耳其採取步步進逼的政策，英法之間雖然也有摩擦，但為阻止俄國大舉南下往往奉行"維持現狀"的政策，實質上是在保衛土耳其帝國領土完整的幌子下，保存野蠻殘酷的民族壓迫，並且把土耳其拉到自己一邊。
在這場角逐中，英法兩國的優勢在於它們擁有強大的海軍，同時經過長期經營，在土耳其擁有強大的經濟勢力和政治影響。俄國則可以利用宗教和民族關係，打著保護東正教和斯拉夫人的旗號，“支持”巴爾幹民族反對土耳其壓迫的良族解放鬥爭，以實現稱霸巴爾幹和控制兩海峽的戰略目標。從1815年拿破崙戰爭結束之後，沙皇俄國憑藉它在歐洲取得的霸主地位，積極推行南下政策。沙皇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在位)上台不久，就利用希臘人民反土起義造成的有利形勢，逼迫土耳其政府於1826年簽署<阿克爾曼協定>。按照協定，土耳其不僅承認當時的俄土邊界有效，而且承認俄國對塞爾維亞以及摩爾多瓦和瓦拉幾亞(多瑙河兩公國)的“保護權”，保證俄國商船在土耳其水域自由通航，並且放棄黑海沿岸俄土有爭議的地區。
但是，土耳其蘇丹在奧地利總理梅特涅的勸告下，在希臘問題上不肯讓步，一面繼續出兵鎮壓希臘起義，一面拒絕俄、英、法“調解”。於是俄國勾結英法，封鎖希臘水域，以武力制止土軍的行動。1827年10月，俄、英、法聯軍殲滅土艦隊於納瓦林港。這一事件更加激起土耳其的憤怒，同年底土政府宣布廢除俄土之間的一切條約，關閉博斯普魯斯海峽，沒收俄國貨物。這對俄國的南下擴張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但俄國亦無可奈何，因為它當時正在同波斯進行戰爭，抽不出更多的軍隊來對付土耳其。緊接俄波(斯)和約簽訂之後，尼古拉一世迫不及待地於1828年4月對土宣戰。軍事行動在巴爾幹半島和高加索兩個戰場同時展開。在巴爾千方向，俄軍10萬人首先侵占了多瑙河兩公國，隨後渡過多瑙河，繼續發展攻勢，企圖在入冬之前打到君士坦丁堡。但俄國本身準備不足，對土耳其的力量估計過低，以致攻勢受挫，被迫在多瑙河兩岸轉入冬營。高加索戰場雖然發展較順利，但不起決定作用。
英奧等歐洲列強對於俄土戰爭的進程十分關注。尼古拉一世擔心奧地利入侵多瑙河兩公國，更害怕國內人民的不滿情緒，急欲迅速打敗土耳其，結束戰爭。1829年6月，俄軍發動第2次多瑙河戰役，大破土軍，並乘勝翻越巴爾幹山脈，向君士坦丁堡進軍。西方列強擔心土耳其首都落入俄軍之手，推動土耳其媾和。
1829年9月，俄土雙方在亞德里亞諾波爾簽訂和約。土耳其被迫承認多瑙河口及其附近島嶼、黑海東岸(從庫班河口至聖尼古拉)等廣大地區歸屬俄國，承認南高加索地區“永遠”併入俄國，達達尼爾和博斯普魯斯兩海峽對俄國和其他外國商船開放。土耳其還必須向俄國交納1000萬荷蘭盾的賠款。
歐洲列強的全權代表聚集到維也納，商討解決"東方危機"的辦法。土耳其在英法支持下態度強硬，10月9日限令俄軍在18天內撤出多瑙河兩公國。俄方斷然拒絕，於是爆發了戰爭。從俄土交戰開始，發展成以俄國為一方，以英、法、土以及薩丁(法國的附庸，1855年初參戰)為另一方的大規模戰爭。
結果
東方問題東方問題，也就是“對土耳其怎么辦”的問題，逐漸成為整個19世紀歐洲外交的主題之一，也構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遠因。在19世紀上半期，東方問題更是歐洲大國關係中的焦點，圍繞它形成、發展了一種錯綜複雜、影響深遠的大國關係模式。
東方問題主要涉及五個國家：土耳其、俄國、英國、法國和奧地利，還可以加上土耳其的屬國埃及（埃及在以往的國際關係史論著中往往被忽略，但它其實恰恰是東方問題棋盤上一顆重要的棋子）。我們可以把上述六國分為三類：承受方，土耳其和埃及；力圖改變現狀者，俄國（最主要的角色）和奧地利；力圖維持現狀者，英國（主要國家）和法國（應該預作申明的是，這裡的“改變現狀”“維持現狀”都是從總體上進行的特徵描述，並不排除在具體細節上的例外）。這三類國家構成了一種"大三角"式的格局。在每一類國家內部，也有互動的關係，或為衝突和爭鬥，或為合作與協調，或兩者兼而有之，雜糅成一團。
先看沙俄帝國。按照彼得一世制定的擴張計畫，俄羅斯要南下打敗土耳其，占領君士坦丁堡，奪取黑海兩海峽，打通從黑海通往地中海的航道。在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在位之時，發動了兩次俄土戰爭（1768－1774，1787－1791），東方問題也由此拉開序幕。這兩次戰爭使土耳其喪失了黑海北岸的全部領土，包括克里米亞半島和刻赤海，還失去了多瑙河兩公國的部分主權。俄國商船可以在黑海上自由航行，甚至獲許通過博斯普羅斯和達達尼爾海峽。俄國終於奪得了其夢寐以求的南方出海口。但是對於擴張成性的俄國而言，這些還遠遠不夠。它的下一步目標就是占領土耳其的國都君士坦丁堡，把它變成帝國的“沙皇格勒”。其實奪取君士坦丁堡一直是歷代沙皇的夢想，除了宗教情結和地緣政治的因素外（這兩點在以往的國際關係史著作中已有充分論述），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以東羅馬帝國的繼承人自居，妄想著恢復古羅馬帝國的光榮。俄羅斯的第一位民族統治者，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1462－1505年）於1472年同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索非婭結婚。在索非婭影響下，伊凡三世採用了拜占庭宮廷的禮儀，選擇了拜占庭的雙頭鷹作為他的徽章。伊凡四世更以拜占庭帝國的後裔自居，在拜占庭帝國滅亡（1453年）的百年之後自稱沙皇（“沙皇Czar,Tsar”源於羅馬帝國的皇帝稱號“愷撒Caesar，Kaisar”）。兩者之間的關係，由此可見一斑。理解了這一點，我們便可以對沙俄帝國南下戰略的意圖一覽無餘。由於以上諸原因，俄國在東方問題上注定是一個改變現狀派,而在1806——1856這五十年間，俄國就發動了三次大的對土戰爭，並通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攫取了大片土地和大量特權。
奧地利在巴爾幹半島上抱有與俄國同樣的野心。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奧地利給自己蒙上了一層“調停者”的面紗，給人造成一種持不偏不倚的中間立場的印象。在危機時刻，奧地利總是呼喚國際調停和倡議召開國際會議，樂於充當熱情洋溢的會議主席。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奧地利還奉行追隨俄國的政策，甘當俄國的“小弟弟”。在俄國人吃肉時，奧地利人也能喝上湯，雙方利益均沾，各得其宜。1833年，俄奧簽訂了<明星格利茲協定>，協調了雙方在東方問題上的立場。俄奧達成一致意見：將來土耳其“發生變動”時，雙方採取共同態度。但奧地利的心思其實是相當複雜的，它一方面力圖瓜分土耳其，並且在中歐事務上與俄國結盟，但它境內有大量斯拉夫人，因此對於俄國勢力在巴爾幹的任何加強都是反對的，它不可能容許俄國在自己南翼的步步進逼。俄奧合作的局面也僅僅維持了二十年，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亞戰爭標誌著俄奧雙邊關係的根本逆轉。在多瑙河兩公國問題上，奧地利不僅和俄國唱起了反調，而且作出了讓俄國人大動肝火的選擇。在土耳其的默許下，奧地利“暫時”占領了多瑙河兩公國，以填補俄國人被趕出後的真空局面。通過1856年3月30日的<巴黎和約>，奧地利以國際條約的形式鞏固了它的既得利益，行使保護多瑙河兩公國的權利；俄國人傷筋動骨、大動干戈，到頭來不僅一無所獲，還被迫吐出了許多以前獲得的贓物，更為惱火的是，向它捅刀子的竟然是自己的“小弟弟”奧地利，這叫它如何甘心？俄奧因此交惡，埋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種子。俄奧激烈爭奪、牽扯眾多大國利益的巴爾幹地區也成為此後一百多年間歐洲的"火藥桶"。
與俄奧力圖改變現狀、瓜分土耳其不同，英國在東方問題上是堅定的維持現狀者，早在1791年，當時的首相小皮特就在議會辯論中指出：“俄國的擴張和土耳其的衰落，關係到我們的商業和政治利益”，而“維持奧斯曼帝國完整完全符合英國利益”。與俄奧抱有領土擴張野心不同，英國在東方問題上的主要利益是商業利益。而商業利益的維持和拓展得益於這一地區的穩定與和平。1838年，英土之間簽訂了一個有利於英國商人在土耳其的所有屬地（埃及除外）獲得商機的貿易條約。巨大的既得利益和潛在的獲益前景既堅定了英國維持這一地區的安寧和土耳其的政治獨立的決心，也加強了它防範任何改變現狀的企圖對英國的經濟利益可能構成的威脅的警覺。19世紀上半期，英國已成為世界頭號海軍強國，擁有一支所向披靡的強大艦隊。它在世界上占有廣袤的海外殖民地，成為握有世界霸權的"日不落帝國"。當時，蘇伊士運河還沒有開通，東方航線是英國通往它的亞洲殖民地印度的交通生命線。英國清楚：唯有維持住土耳其的政治獨立，確保君士坦丁堡不落入俄國人手中，東方航線的安全才有保證。在外交上，英國有"勢力均衡"或“均勢”的傳統。英國是一個海洋國家，無力與陸地強國在歐洲大陸上直接展開爭奪。因此採取了不斷變換支持或反對一國或數國的的策略以大致維持主要大國之間的力量均衡，以防出現一個在力量上對所有其它歐洲國家具有壓倒性優勢的國家聯盟，或形成一個將英國孤懸海外、阻止英國進入大陸的歐洲帝國。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1701－1714年）和奧地利帝位繼承戰爭（1740－1748年）中，英國支持奧地利以對抗法西等國，目的是不讓奧地利受到過度削弱而讓法國過分強大。在七年戰爭（1756－1763年）中，英國為避免普魯士被奧法同盟吞沒轉而支持普魯士。英國組織多次反法同盟以反對拿破崙是為了避免一個統一的歐洲帝國的可怕噩夢。在東方問題上，英國採用的也是同樣的策略，竭力避免任何一個歐洲大國獨霸巴爾幹的局面，當然，如果可能的話，英國也不反對自己單獨控制土耳其的前景。以上四個因素結合起來，構成了英國在東方問題上的政策基礎——儘量維持巴爾幹半島的現狀，抑制任何大國單方面謀求改變現狀的企圖。在兩次土埃戰爭（1831－1833年，1839－1841年）中，英國都站在土耳其一邊，堅決抵制埃及總督穆罕默德·阿里對土耳其領土和帝位的覬覦之心，不使土耳其的實力受到進一步的削弱，以免給任何大國以可乘之機。在克里米亞戰爭中，英國更是與土耳其站在一條戰壕中來對抗俄國。法國在東方問題上之所以成為某種意義上的力圖維持現狀者，主要因為法國在這一地區與英國有著相同的或類似的利益。早在1535年，奧斯曼帝國就與法國簽訂了<特惠條例>，給法國商人以貿易特權。1740年法土簽訂了新的貿易條約，法國人又獲得許多好處，並且在敘利亞確立了勢力範圍。出於維護這些利益的考慮，法國對俄國在土耳其的擴張採取堅決抵制的態度。然而，在拿破崙戰爭後，事情起了一些微妙的變化。法國對俄國的態度雖未見轉折，但對土耳其的態度卻有了一定的改變。由於在與英國商人的競爭中，法國商人處於劣勢，法國在土耳其的經濟利益日趨縮小，英國人的地盤和市場份額日益擴大。法國在土耳其的些微商業利益已不能使法國人眨眼和動心。相反，在土耳其的屬國埃及，法國人卻如魚得水，左右逢源。拿破崙遠征埃及使法國人的勢力滲透到那裡。他的最終失敗並沒能抵消法國的軍事和文化對埃及的巨大影響。在穆罕默德·阿里統治下的埃及，法國人是唯一受到埃及的統治集團歡迎的外國人和異教徒。由於埃及總督控制著對外貿易壟斷權，西方國家的商人不能輕易進入埃及市場。出於對法國人的友好和信任，穆罕默德·阿里把在埃及進行商業活動的優先權授予法國，使法國人在埃及的商業利益迅速上升，以至於法國在埃及的經濟利益遠遠超過了在埃及的宗主國土耳其。這樣，法國作為在東方問題上的維持現狀者，在對待俄國人的問題上，與英國的態度是一致的，如在克里米亞戰爭中英法聯合對俄作戰；但在處理土耳其和埃及的關係時，特別是當土埃發生衝突時，與英國的協同立場即消失了。埃及在法國人眼裡的重要性要遠大於土耳其。在兩次土埃戰爭中，法國人與英國人大相逕庭的立場即說明了這一點。但總起來看，法俄矛盾通常是遠大於英法矛盾的，法國決難容忍俄國對土耳其的作為。 最後是東方問題的承受國——土耳其和埃及。19世紀上半期的土耳其，政府愈加腐敗無能，官僚對突發事件往往驚慌失措，根本無法作出快速有效的反應；政府財政捉襟見肘，陷於破產的邊緣，為了填補這個巨大的黑洞，土耳其政府往往割肉補瘡，屢屢增賦加稅；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像兩座活火山，一觸即發。此時雖距奧斯曼帝國崩潰尚有一百年，但全歐洲公認土耳其已病入膏肓，無藥可救。與土耳其不同，埃及是當時奧斯曼帝國的唯一有生命力部分。1805年，被馬克思稱作“唯一能用真正的頭腦代替講究的頭巾的人”的穆罕默德·阿里成為埃及總督，在經濟上、軍事上實行了一系列改革。在近代工業發展的同時，埃及建成了一支強大的陸軍，並擁有一支龐大的海軍艦隊。在鎮壓希臘獨立運動和兩次土埃戰爭中，埃及軍隊都顯示了不俗的戰鬥力，以至土耳其蘇丹對阿里恨之入骨，揚言如果有人提阿里的人頭來見，則願意把君士坦丁堡和帝國拱手相讓。然而，埃及的這種生機並沒有持存多久，在與土耳其的無休止的內斗中，國力耗盡。外國勢力則利用土埃矛盾，打著“援助”“調停”的幌子大舉進入。1840年原本以法國為靠山的埃及在英國大炮的威逼下被迫簽訂了<亞歷山大和約>，此後埃及雖然名義上的主子仍是土耳其，實際上卻換成了英國，以致最終淪為英國的殖民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