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化三相國

興化三相國

明朝自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後,便廢置丞相,設內閣以協助皇帝親政。但自永樂以後,諸帝昏庸,因而內閣大學士便成了實際上的丞相。時人皆以相國、元老或閣老別稱之。明代的內閣大學士以殿閣為名,依次為中極殿、謹身殿(後改建極殿)、文華殿、武英殿以及文淵閣和東閣。

名詞解釋

興化三相國興化三相國

明朝277年間,有三位相國出自興化,先後為高谷(1391年—1460年)、李春芳(1511年—1585年)和吳甡(1589年—1670年)。

五朝元老高谷

公元1449年,大明正統十四年,八月,發生了土木堡之變。明朝50萬大軍被蒙古瓦剌團團圍困,切斷水源,全軍覆沒。統軍太監王振死於亂軍,皇帝朱祁鎮竟成瓦剌的戰俘。

以兵部侍郎于謙為首的主戰派,一面勝利地組織了北京保衛戰,一面推舉朱祁鎮的弟弟朱祁鈺繼登大統,穩定大局。是為代宗,年號景泰。最堅決地支持于謙的是時任工部侍郎兼侍讀學士、閣臣高谷。

高谷自永樂十三年(1415年)以進士入仕以來,一直擔任翰林清職。正統元年(1436年)升為經筵,成英宗朱祁鎮的帝師,正統十年(1445年)參與閣務。

土木堡之變後,朱祁鈺僥倖登基,很感激那些主張抗擊蒙古的主戰派,在罷絀南遷派的同時,晉升于謙為兵部尚書,升高谷為東閣大學士,以少保銜入閣拜相。未幾加太子太傅,享雙俸。景泰七年(1456年)再晉為謹身殿士學士兼東閣大學士,成次輔。

高谷在閣“持議正”(《明史》卷169),且政治上十分清醒。景泰二年(1451年),蒙古瓦剌內部矛盾激化,酋長也先願意贖還英宗朱祁鎮。由於朱祁鈺態度曖昧,朝中久議不決。高谷堅定地主張遣派迎駕,並力主“禮宜從厚”。英宗贖回後,被奉為“太上皇”擱置深宮。

至景泰八年(1457年),朱祁鈺沉疴不起,蓄謀已久的朱祁鎮在一群心腹的擁戴下,突然奪宮升殿,廢黜景泰,改元天順,史稱“奪門之變”。

朱祁鎮復辟後,對景泰大臣一一進行了清算,大學士陳循、王文等被誅殺流放。抗敵功著的于謙詠了一通《石灰》,也被斬殺於刑場。高谷自知不可戀位,於是上書乞歸。英宗嘆喟:“谷,長者”,並對朝臣說:“谷在內閣議迎駕及南內事(指曾為帝師),嘗左右朕。其賜金帛襲衣,給驛舟以歸”(《明史》卷169)。

高谷歸里,“有問景泰、天順間事,輒不應”(《明史》卷169)。天順四年(1460年)卒於興化,年七十。贈太保,諡文義,葬興化平望鋪河東,大學士李賢撰志。

狀元宰相李春芳

嘉靖十五年(1536年),25歲的李春芳饒有興趣地在南京參加了一場中國思想史上著名的大辯論。一方是以歐陽德為代表的“致良知”(陽明學說)派,另一方是以湛若水為代表的“隨處體認天理”派。雙方旗鼓相當,各不相讓。一位叫做王艮的泰州人獨闢蹊徑,巧妙地提出“隨處體論天理致良知”的新論點,作《天理良知說》,平息和統一了雙方,打出了泰州學派的旗幟。原本師從湛若水、信奉“六字真訣”的李春芳異常興奮,專門到徐氏東園拜謁王艮、親聆教誨。又以所學新論去說服歐陽德,使歐陽德不得不對這小小後生刮目相看。

李春芳是嘉靖十年(1531)的舉人。中舉後勤學不倦,先後拜歐陽德、湛若水等天下大儒為師,又“請益”於王艮,受學於丁養晦。在興化留下了東城外土神祠的“李文定讀書處”和缸顧鄉武陵溪的讀書台。

亦為生計“數向舟淮口”(李春芳《貽安堂集》)。坐館淮安,“射陽吳子”吳承恩有幸拜識了這位別號“華陽洞天主人”的李春芳,其後共同合作寫出一部驚天動地的《西遊記》。李春芳的《貽安堂記》、《明雋》等著入了明史藝事志。

嘉靖廿六(1547年),李春芳厚積薄發、一舉奪魁,以鼎甲第一成丁未科狀元。經6次升遷,於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為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拜相。到隆慶二年(1568年),58歲的李春芳繼徐階升任首輔,“累加少師兼太子太師,進吏部尚書,改中極殿”(《明史》列傳第81)。由狀元而宰相,於是,一塊“狀元宰相”的匾額便高懸於的興化四牌樓上。

深受各派儒家思想浸潤的李春芳終於實現了“治國平天下”的理想。他立《宗藩條例》,規範宗室禮儀歲祿;主科舉、薦人才;崇儉素、停建翔鳳樓;罷太倉金,緩解國內矛盾;冊封外藩、允許蒙古俺答部“款塞求封”,加強民族團結,使邊都數十年無戰事。同時嚴以律己,“廉潔過之”(《明史》列傳第81)。他不動聲色地將國家大事處理得妥妥貼貼,《明史》評價他“居政府持論平,不事操切”,“以安靜稱帝意”。

與李春芳同為閣相的是雄鷙果敢的張居正和目空天下的高拱,他們虎視眈眈地瞄準著李春芳的首座。一次閒談中,李春芳慨嘆徐階:“徐公尚爾,我安能久?”張居正陰冷地答“如此,庶保令名”,李春芳驚出一身冷汗,想當年嚴嵩誅殺夏言、徐階鬥倒嚴嵩、高拱彈劾徐階,身為首輔者無一有善終。於是去意堅定,連上七道致仕章,終獲批准。“春芳歸,父母尚無恙,晨夕置酒食為樂,鄉里艷之”(《明史》列傳第81)。又受王襞之託,為作《崇儒寺碑記》。

萬曆十三年(1585年),七十五歲的李春芳拋下狀元筆,安詳地離開了人間。

平章綸閣吳甡

吳甡入閣為相時,已是崇禎十五年(1642年)。其時首輔是被明史列入奸臣傳的周延儒,首次二相政見相左,周、吳各成門戶。周延儒是宜興人,稱江南黨,吳甡則為江北黨。自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中進士入仕以來,吳甡宦海沉浮,已經兩起兩落。

第一次是天啟七年(1627年)。身為御史的吳甡剛正不阿,多次上表與閹黨針鋒相對,“乃積與魏忠賢忤,七年二月削其籍”(《明史》卷252),被罷官歸里。

第二次是在崇禎十一年(1638年)。崇禎改元後“大治忠賢黨”,吳甡起復,先後巡按河南、陝西,又曾出任山西巡撫。十一年春改任兵部左侍郎,因病未能赴任,是年冬楊嗣昌請旨改用他人,“帝怒,落職閒住”。直至十三年(1640年)方復職,以左侍郎協理戌政。

吳甡入閣之日,正是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日益激化之時。崇禎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連克襄陽、荊州、承天,並於襄陽建立大順政權。崇禎焦頭爛額、涕淚俱下地命吳甡督師湖廣。吳甡遂請撥發精兵三萬“自金陵赴武昌”。誰知等了很長時間,無兵無餉,僅湊殘兵萬餘,難以果行。

是年四月,清兵入關,帝命周延儒督師北上。周延儒“朝受命、夕啟行”,離京後避敵不戰,虛報戰績。吳甡尷尬,只得答允五月南下。崇禎大喜,先一日出勞從騎,並晉吳甡為太子少保、戶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越宿忽下詔責其逗留”,削其官職,交法司議罪。其時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聞訊,馳書援救,不允。十一月,吳甡被遣戍雲南。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充軍途中的吳甡聽到李自成進入北京、崇禎吊死煤山,肝膽俱摧。五月福王建弘光,下旨赦還。對前途完全無望的吳甡不再出仕,隱居邑中凡26年,著作等身,其《柴庵疏集》、《安危注》等入清後皆列為禁書。《明史》以十分惋惜的口氣對吳甡作了公道的評價:“抑時勢實難,非命世才,固罔知攸濟也。”

吳甡卒於康熙九年(1670年),年八十二。

元老府

高谷歸里,居縣橋南相府。相府俗稱“元老府”,建於縣橋以南,坐東朝西。匾曰“忠結主知”。繞照壁後為一東去的邃深火巷,三座朝南院落,院內各自有廳堂三進,有古井兩口。然其檐低屋陋,形似尋常人家。清代方誌記其府邸“湫溢特甚”,《明史》則說:“谷美丰儀,樂儉素,位至台司,敝廬瘠田而已。”府前跨街立有“益功坊”,四柱三讓,支以戧柱。牌坊毀於“文革”,元老府則因舊城改造,於2002年拆除。拆前按文物管理條例協定按原樣移建,尚待時日。

狀元巷

李春芳故居在興化東城外狀元巷北,久圮,僅巷頭狀元坊石柱存焉。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入閣後在城內四牌樓與八字橋之間建有一座氣勢恢宏的元老府。前抵城內東大街,後及原塔寺巷,殿閣相望,門深似海,一直保留到建國初期。後因私自改建,今僅剩明建清修廳屋兩進,曾為清末民初我國最早的女新聞記者劉韻琴的居室。劉韻琴系李春芳裔孫媳、又是劉熙載嫡孫女,曾留學日本。相府門樓亦圮,火巷今為通衢,名“元老府巷”。

吳家大門樓

吳甡生不逢時,未來得及建相府,明王朝便滅亡了。其故居在儒學街中,明代稱為吳家大門樓,前後凡八進。天啟年間重建為“御史第”,今尚保存東西兩院各三進,另有書齋一楹。恰與明代文學家宗臣之中原才子牌坊、明清兩朝陳氏五進士第及清代乾嘉學者任大椿讀書樓緊密為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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