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伊凡·謝爾蓋耶維奇·屠格涅夫（1818～1883），俄國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出生於世襲貴族之家，1833年進莫斯科大學文學系，一年後轉入彼得堡大學哲學系語文專業，畢業後到德國柏林大學攻讀哲學、歷史和希臘與拉丁文。1843年春，屠格涅夫發表敘事長詩《巴拉莎》受別林斯基好評，二人建立深厚友誼。1847～1851年，他在進步刊物《現代人》上發表其成名作《獵人筆記》。以一個獵人在狩獵時所寫的隨筆形式出現的，包括25個短篇故事，全書在描寫鄉村山川風貌、生活習俗、刻畫農民形象的同時，深刻揭露了地主表面上文明仁慈，實際上醜惡殘暴的本性，充滿了對備受欺凌的勞動人民的同情，寫出了他們的聰明智慧和良好品德。該作品反農奴制的傾向觸怒了當局，當局以屠格涅夫發表追悼果戈里文章違反審查條例為由，將其拘捕、放逐。在拘留中他寫了著名的反農奴制的短篇小說《木木》。
19世紀50至70年代是屠格涅夫創作的旺盛時期，他陸續發表了長篇小說：《羅亭》(1856)、《貴族之家》(1859)、《前夜》(1860)、《父與子》（1862）、《煙》（1867）、《處女地》（1859）。其中《羅亭》是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塑造了繼奧涅金、皮卻林之後又一個“多餘的人”形象，所不同的是，羅亭死於1848年6月的巴黎巷戰中。《父與子》是屠格涅夫的代表作。它反映了代表不同社會階級力量的“父與子”的關係，描寫親英派自由主義貴族代表基爾沙諾夫的“老朽”，塑造了一代新人代表——平民知識分子巴札羅夫。但巴札羅夫身上也充滿矛盾，他是舊制度的叛逆者，一個“虛無主義者”，否認一切舊傳統、舊觀念，他宣稱要戰鬥，但卻沒有行動。小說問世後在文學界引起劇烈爭論。
從60年代起，屠格涅夫大部分時間在西歐度過，結交了許多著名作家、藝術家，如左拉、莫泊桑、都德、龔古爾等。參加了在巴黎舉行的“國際文學大會”，被選為副主席（主席為維克多·雨果）。屠格涅夫對俄羅斯文學和歐洲文學的溝通交流起到了橋樑作用。
屠格涅夫是一位有獨特藝術風格的作家，他既擅長細膩的心理描寫，又長於抒情。小說結構嚴整，情節緊湊，人物形象生動，尤其善於細緻雕琢女性藝術形象，而他對旖旎的大自然的描寫也充滿詩情畫意。
內容簡介
《羅亭》描寫出身沒落貴族家庭、初步接受民主主義思想的羅亭，胸懷改革大志，竭力鼓吹改革的思想，一次次開始前無古人的事業，但轉眼便碰得頭破血流。面對貴族少女娜塔莉婭純潔、熱烈、義無反顧的愛情，他反而猶豫、彷徨、恐懼，充分暴露了貴族知識分子的軟弱。然而，羅亭最終走上革命的道路，犧牲在巴黎的街壘之上，這一悲壯的結局又給沙皇殘暴統治下的俄國帶來一線希望之光。《貴族之家》鮮明、形象地描繪了俄國貴族的興衰史。拉夫列茨基雖有遠大目標，但怯懦得不知所措，甚至寄希望於貴族少女的指點與拯救。然而他於迷惘之時不斷喊出的“怎么辦？”卻震動了整個俄國。
作品分析
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文學處於高度繁榮的時期，其時俄國文壇天才輩出，佳作紛呈。領此風騷的是兩位作家，一位是列夫·托爾斯泰，一位是屠格涅夫。
人們尊屠格涅夫(1818—1884)為偉大作家，因為他站在時代前列，洞察當時阻礙俄國社會發展的社會矛盾，善於捕捉時代跳動的脈搏，及時地加以藝術再現，以其博大的胸懷，同情農民，抨擊地主(一度曾因此而被俄國政府逮捕，軟禁)。
屠格涅夫作為思想家，他通過《羅亭》(1856)和《貴族之家》(1859)，成功地塑造了兩個當時俄國貴族知識分子的典型，一個是《羅亭》的主人公羅亭，一個是《貴族之家》的主人公拉夫列茨基。人們把這兩位主人公稱作“多餘的人”，屠格涅夫自己也稱他們為多餘的人。他此前還專門寫過一部小說，叫《多餘人的日記》(1850)。
評論家對於“多餘的人”這種藝術形象本身貶多於褒，說他們言語脫離行動，理論脫離實際，更有甚者，稱他們為“語言的巨人，行動的侏儒”。
竊期期以為不然。在我看來，所謂多餘的人實際上是當時歷史條件下俄國知識分子中的先知先覺者，他們有抱負，有學識，有見地(在社會觀、道德觀、金錢觀上)，所以他們憤世嫉俗，不屑於隨波逐流，與周圍格格不入。他們的悲劇在於他們是單槍匹馬的，沒有凝聚為力量。他們充分識認自己雖心比天高卻命比紙薄，所以不得已而取退卻之路。
這種悲劇性格是有魅力的。他們激起了一代又一代讀者的共鳴，尤其是在只能浩嘆世道不公、徒喚奈何的社會裡。
然而《貴族之家》和《羅亭》這兩部小說所以扣動我心弦的與其說是“多餘的人”這種藝術形象，還不如說是小說淒婉的愛情故事。
《羅亭》和《貴族之家》分別為我們塑造了兩個完美無缺的少女形象( 娜塔麗婭和麗莎)，她們並無傾國傾城的美貌，卻有無比美好的心靈，她們聰穎、果敢，不屈服於惡濁的環境，執著地追求高尚的理想，甘願為愛情而犧牲一切。她們的獻身精神恰恰與“多餘的人”在愛情面前望而卻步的性格形成鮮明的對照。悲劇便由此而生。
在這樣的悲劇中，屠格涅夫並未對羅亭和拉夫列茨基加以譴責，反之充滿同情，然而僅止於同情。屠格涅夫對娜塔麗婭和麗莎則持另一種態度，他以婉麗的筆觸、巧妙的結構、簡明的語言對這兩位俄羅斯少女備加讚美，予以理想化。
有評論家指出，屠格涅夫偏愛女性，崇拜女性，他把民族的希望寄托在她們身上，把她們的行為和思想升華為詩的理想。法捷耶夫在《三十年間》一書中對屠格涅夫這一創作方法評價頗高。他說：“屠格涅夫對女性的崇拜，他筆下的婦女形象，主要是少女形象，使得對女性取苛刻態度、注重於七情六慾的托爾斯泰感到惱火。然而我認為屠格涅夫的理想化具有自己的魅力，具有不同尋常的美。我認為在我們的時代，對青春和女性美的這種描寫手法恰恰是我們今天的文學所缺少的，我們今天的文學過於自然主義化，過於接近世俗。有關這方面生活的這種理想化的描寫，正是我們的青年人所需要的，因為他們嚮往著這種生活。”這話是言之成理的，我們在青年時代就曾需要這種生活，嚮往這種生活。
屠格涅夫作為語言巨匠，他把這種“詩的理想”寫得何其感人，何其迴腸盪氣!
《貴族之家》甫一問世，便成為“全俄國為之流淚的一本書”。
記得我初讀《貴族之家》是在國中念書的時候。我讀著這部小說，感動得涕淚俱下。我的同學們也爭相閱讀這部小說，也無不為之流淚。這不是廉價的淚水，這是我們這些純潔的少男少女對美、對愛情的純潔的期望和企盼。記得當初讀到這部小說的結尾時，我五內如焚，掩卷良久，仍沉湎於小說椎心泣血的悲劇氛圍。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我已垂垂老矣，我仍認為《貴族之家》的非凡之處，是小說的結局。這一結局是對人性的高度概括。而人性是超越一切時代、超越一切國界的。這就是好的小說能傳諸久遠，感動一代又一代人的原因所在（譯者戴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