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歷史
抗日戰爭時期，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在紅岩村辦了一個託兒所。託兒所有三十多個孩子，現在都已四五十歲了，經過近半個世紀的鍛鍊，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已經成長為各條戰線上的骨幹。有的是高級工程技術人員，有的是軍事指揮人員，有的是畫家，有的是教授。每當我看到和聽到這些同志的成就時，就很自然地想到他們剛離開母親懷抱時，第一個首先關心他們健康成長的是鄧穎超大姐，還有周總理等老一輩革命家。
重慶辦事處工作人員有一百人左右。大家住在一棟三層筒子樓房內，既是辦公室也是宿舍。周恩來、鄧大姐、董必武等領導同志和一部分工作人員住在二樓。大家的工作是那樣緊張，可是孩子們的哭鬧卻影響了工作。有的媽媽急了免不了打幾下，孩子哭得更厲害了，就只好抱到樓外的一間小房裡。媽媽們平時把孩子們放在一邊，自己埋頭工作，常因照顧不周出些事故。做父母的又心疼又心煩，難免為孩子的事發生些口角。
周恩來同志和鄧大姐雖然沒有孩子，但他們比誰都更關心孩子和媽媽們。1942年春，鄧大姐對我們說，孩子是革命的後代，應該好好地撫育他們，咱們條件不好，也要自力更生，“組織起來”減少媽媽們的負擔。她提議媽媽們先把孩子集中起來，辦個託兒互助組，由媽媽們輪流看管孩子。就這樣，借用房東家長工房外的大坪壩辦起了一個小小的託兒互助組。每天一個人值班，這樣其他人就可以安靜地工作了。媽媽們第一次體會到“組織起來”的好處。後來互助組的孩子日益增多，小小坪壩已無法圈住他們，又搬到一間小屋裡。但是由於矛盾很多，而且媽媽們也不滿足於這樣臨時性的互助組形式，希望自己完全解脫出來，全力投入革命工作。於是就在樓外三、四百米以外的幾間小平房辦起了託兒所。
開始我並不熱愛這個工作，覺得婆婆媽媽的，吃力不討好，有些不安心，但組織上既決定了就乾吧！當時託兒所六七個工作人員，沒有一個正式受過訓練的保育員，而三十幾個孩子，年歲又參差不齊，從幾個月到五六歲不好分班。開始分了兩個班，後來分三個班，初生幾個月的嬰兒放在籮筐里；再大一點的就放在一個小木床上。由於人手少，遇到孩子們吃飯時，我們都要來幫助照管洗手、餵飯。我們都是年輕的媽媽，沒有經驗。託兒所缺乏玩具，孩子們只好玩土，因條件差，衣服弄髒了又沒換的；而遇到孩子有病不能送託兒所時，還是要影響媽媽們的工作。雖然問題很多，很傷腦筋，但還是辦起託兒所了。
鄧大姐非常關心託兒所的成長，為了解決託兒所的問題，她召開了媽媽們的會。她首先肯定了我們託兒所的性質是“合作社”，把孩子入托比喻成入股。她說你們要送孩子進託兒所，就要付出一定的勞動力。我們現在還不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國家辦了託兒所、幼稚園，把孩子送進去就不管了。可我們現在無論人力物力上都有很多困難，所以必須依靠每個孩子的家長關心、了解和幫助託兒所工作人員，共同努力才能辦好。在會上，她向媽媽們提出了具體要求：每人每周都要到託兒所值班一至兩個半天。她說這樣做有兩個好處，一是給託兒所增加力量，一是媽媽們具體了解託兒所工作中遇到的問題和困難，便於改進託兒所的工作。我們根據鄧大姐的指示，在託兒所建立了一些必要的制度，首先是孩子們的媽媽到託兒所參加上班，這是一個大的改革，給託兒所解決了大問題。我們還建立了學習、會議制度：每周業務學習一次，每月工作小結一次，每季、每年總結工作一次，上下班交接制度等。鄧大姐還告訴我們，搞好了把年終總結報送延安。大家一聽說要把總結送延安，都很興奮，學文化學業務的熱情很高。記得後來搞了幾個專題總結和教育孩子的材料送回了延安。這裡特別要提到的是金濤同志和管平同志（均已故），對孩子們的教育化費了不少心血。為了培養孩子們的良好習慣和品德，他們有針對性地編了不少兒歌、順口溜和故事，還教孩子演戲、跳舞、畫畫，講天文知識等。我們雖然想了不少的辦法增加孩子們活動項目，但孩子們喜歡新穎的東西，特別是玩具，那時是很缺的。鄧大姐和周總理比家長們對孩子還體貼入微。他們動員辦事處的同志們說：孩子是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大家都要關心。沒有玩具，大家動手做吧！同志們一齊動手做玩具送給託兒所。在大家幫助下，做了各種玩具，有手槍、衝鋒鎗，還有大小卡車，動物車、推土車，媽媽阿姨們也做了布娃娃、線布球（用線纏的）、毽子和各種疊紙，同時還蒐集了不少民間歌謠、順口溜、故事等等。這樣一來孩子們玩得更歡了。
紅岩村的同志們還經常利用休息時來幫助託兒所帶孩子，孩子們對阿姨叔叔可親了。平時，爸爸媽媽要是有事，隨便把孩子託付給誰都成。不光白天帶著孩子玩；有些人夜裡還帶孩子睡覺；如錢之光處長工作很忙，愛人生病，孩子小康晚上就由李澤純同志帶著睡覺。還有方方同志的兒子方超，就是會計王輝同志帶他睡覺，她給孩子改名為王超，直到小王超離開重慶時才知道王輝原來不是自己的媽媽。
鄧大姐儘管工作繁忙，但仍抽空參加我們託兒所的會議。她指出帶孩子要研究和了解兒童的心理，還找來了有關兒童心理學和教育孩子方面的書籍讓我們學習。並親切地告訴我們：不要大人喜歡什麼就讓孩子乾什麼，要根據兒童不同年齡、不同性格和特點進行教育。我們把大姐一點一滴的教導都記在心裡，貫徹到工作中去。我們還注意在實際生活中通過各種活動培養孩子們的好習慣好品格。對大一點的孩子還想法進行識字、算算數、辨別顏色和形狀等學齡前教
為了提高工作質量，除了加強政治思想教育和業務學習外，託兒所還規定了媽媽們上班前要有充分準備，上班時精力要集中。媽媽們和孩子們一塊唱呀，講呀，跳呀，的確是很累，有的同志累得滿頭大汗，有的喉嚨都叫啞了，但誰都沒一句怨言。我們還採用小先生的辦法，大的教小的，互教互助，多表揚少批評等，都收到了一些效果。
鄧大姐還很關心孩子們的一伙食，把國際友人送給他們的營養品都轉送給病弱的孩子。她還送給我們一本營養學的書，由我們講給做飯的田媽媽聽，並一塊研究訂出每周的食譜，有時還請媽媽們輪流做出各種可口的食品給孩子吃，辦事處廚房的同志每天給託兒所孩子送來肉、蛋和新鮮的蔬菜水果等。孩子們過著有規律、內容豐富的生活，一個個都長得健康而活潑。
當時有些父母對待孩子有兩種偏向：一種是放任不管。孩子帶回家往床上一放，讓他自己去玩，會走路的讓他愛上哪就上哪；另一種是溺愛孩子，孩子說什麼是什麼，不管要求合理不合理一樣照辦。弄得在託兒所很好的孩子在家成了嬌氣包，動不動就又哭又鬧，每逢星期一來到託兒所特別不好帶。
鄧大姐早把這一切都看在眼裡，只要有機會就與當父母的談心，做思想工作。她說：小孩子腸胃弱，多吃零食會生病。孩子過分任性，不但小時不好管教，長大了也影響他們的進步。這樣做不是愛孩子而是害孩子。父母是孩子的第一個老師，從小教育孩子要明事理，慢慢讓他們知道什麼事應該做；什麼事是不應該做，不能讓一個星期天沖淡了六天的教育。她還說，我們不是為革命培養暖房的花朵。當然，以為孩子在家是個累贅也是不對的。父母沒個好臉，孩子不敢說話不敢動，好象他們什麼都不對，弄得不好還要挨頓打，就只好跑到外面去“自由”了。不僅孩子會變得更加調皮，而且與父母的感情也淡漠了，漸漸地會變得性情孤僻。
她還指出，結婚生孩子是客觀存在，是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孩子是愛動的，要玩、喜歡新奇，追求知識，父母工作再忙也應抽時間跟他們玩玩，過過家庭生活，這也可以陶冶孩子的性情，自己也休息了。一個共產黨員、革命幹部，不僅要把工作搞好，在家庭生活中也應該成為好的夫妻和父母。
鄧大姐說的這些話，雖然是四十幾年前的事了，但仍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我十分希望保教工作者和年輕的父母們牢牢記住鄧穎超大姐的教導，共同育好我們的下一代。尤其不要使我們的獨生子女成為“小皇帝”。同時也殷切地希望在紅岩託兒所長大的同志們，不要忘記這一段有意義的搖籃生活，不要忘記黨和鄧大姐、叔叔阿姨們對你們的關懷和教導，把革命前輩的優良傳統繼承下來，發揚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