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學家
精神病學是現代醫學科學的一個重要組成分支，它主要研究精神障礙的病因、發病機理、病象和臨床規律以及預防、診斷、治療和康復等有關問題。關於精神病學的理論和研究，最早可追溯至18世紀中葉。這裡主要介紹了世界精神病學創始人弗洛伊德、中國精神病學研究第一人粟宗華、精神病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沈漁邨、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劉貽德教授、精神病學臨床套用專家王文亮教授。世界精神病學創始人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西格蒙德(Freud Sigmund)1856年5月6日出生在奧地利的一個猶太人家庭，1873年入維也納大學學醫，成績優異。1883至1885年，對腦髓進行了重要的研究，任神經病理學講師；還發現了古柯鹼的麻醉作用。在J·夏爾科的影響下，他的興趣由臨床神經病學轉到了臨床精神病理學。1895年與布羅伊爾合著《癔病研究》，開創了精神分析法。認為被意識所壓抑的心理過程轉換為軀體的症狀而表現出來，則成為癔病，可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治療。在技術上，他拋棄了古老的催眠術，代之以自由聯想，也就是讓患者想起什麼就說什麼，由此發現隱藏的病因。他分析許多病例後確信，性的問題對神經症的發生起重要作用。發現不但父母常有亂倫衝動，這種衝動更多地表現在兒童，甚至在嬰兒期，即所謂的俄迪普斯情結。他發現夢在精神分析中的重要性，認為“夢中概括了神經症的心理學”。
中國精神病學研究第一人粟宗華
粟宗華，精神病學家。編寫中國第一本用本國資料介紹精神病知識的教科書。在國內第一個對難治性精神病患者施行額葉白質切除手術；提出較為切合當時實際的心理治療模式；改進對精神病人的管理和胰島素休克治療的方法；使用氯丙嗪、利血平治療精神病；提出設立三級精神疾病防治網的構想。努力培養人才；在工作中敢於承擔責任和風險。在極左思想統治的年代，醫務人員常因對一些精神病患者的診斷、治療與當時的政治氣候不相符合而受批判、查處或追究責任，他總是挺身而出，把責任全攬在自己身上。主要論著
睡眠之理論與失眠之原因及其治療法.中華醫學雜誌，1940，26（1）：50～57.
精神分裂症之胰島素休克治療.中華醫學雜誌，1941，27（9）：527～544.
精神分析學.中華醫學雜誌，1944，30（4）：168～173.
全身麻痹性精神病之檢討.中華醫學雜誌，1944，31（1～2）：14.
上海市精神病防治工作.上海衛生，1951，1（8）.
精神病學概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51.
氯硫二苯胺與精神病的治療.中華神經精神科雜誌，1956，2（2）：209.
從精神病工作上來談爭鳴與矛盾問題.文匯報，1957年6月3日.第3版.
蛇草根治療精神病的初步臨床.中華神經精神科雜誌，1958，（1）：63.
十年來上海市精神病防治工作的發展概況.中華神經精神科雜誌，1959，（5）：308.
和知識分子談神經衰弱.文匯報，1959年8月7日.第3版.
精神病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沈漁邨
沈漁邨，女，漢族，浙江省杭州市人。195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醫學院醫學系，精神病學家、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1997年11月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1951年赴蘇聯留學攻讀精神病學研究生，1955年畢業，獲醫學科學博士學位。曾任北京醫學院第三附屬醫院精神科主任、副院長，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所長，WHO/北京精神衛生研究與培訓合作中心主任。現任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名譽所長，衛生部精神衛生學重點實驗室主任，中國心理衛生雜誌社社長。
五十年代她率先改革精神病院約束病人的舊管理模式，創立人工冬眠新療法，為控制病人興奮，實行開放管理創造條件。
七十年代首創在農村建立精神病家庭社會防治康復新模式獲得成功。獲衛生部乙級科技成果獎。成果已在國內推廣。
八十年代引進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調查的先進方法，組織國內六大行政區的12個單位進行了全國首次精神疾病流行學調查，使得我國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研究水平迅速與國際接軌，於1985年獲衛生部乙級科技成果獎。並對老年期痴呆篩查和診斷工具、發病率、患病率及發病危險因素進行研究，開展抑鬱症病人的生化基礎與藥物治療機理研究。 上述課題在1993年分別獲得衛生部與國家教委科技進步三等獎。
九十年代研究我國不同民族酒癮的遺傳學其他，首先發現我國蒙古族為ADH多態。
六十年代開始指導研究生。1984年被聘為博士研究生導師，為我國精神病學專業培養出第一名博士研究生和第一名博士後研究人員。主編《精神病學》大型參考書於1980、1988、1995、2001出版四版，分別獲衛生部優秀教材獎、國家新聞出版署優秀科技圖書二等獎、衛生部傑出科技著作、科技進步二等獎。目前正在進行第五版的編輯工作。主編衛生部規劃教材《精神病學》第二版、第三版，主編的《精神病防治與康復》榮獲中宣部頒發的全國首屆奮發文明進步圖書二等獎。發表論文百餘篇，被SCI收錄19篇。參加國際學術會議50餘次。
1986年被挪威科學文學院聘為國外院士。
1990年12月被美國精神病學協會聘為國外通訊研究員。
曾任WHO總部精神衛生專家組成員。衛生部精神衛生諮詢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醫學科學評議組成員，《中華精神科雜誌》總編輯。1959年被北京市授予文教衛生先進工作者榮譽稱號。九十年代是北京醫科大學首批8位名醫之一。2002年8月由國務院殘疾人工作協調委員會、衛生部、民政部、財政部、公安部、教育部、中國殘疾人聯合會授予“全國殘疾人康復工作先進個人”稱號。2006年榮獲中國醫師協會首屆傑出精神科醫師獎。
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劉貽德教授
劉貽德教授，字永善，1917年出生於江蘇揚州市。1931年考入上海震旦大學預科，1940年獲上海震旦大學醫學院（現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的前身）博士學位。1946年赴法國巴黎大學醫學院留學。1947年回國，曾任上海普慈療養院（現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的前身）醫務主任，上海同濟大學醫學院副教授，上海震旦大學醫學院副教授，浙江醫學院教授等職。1951年在上海同濟醫院首創了神經病專科病房。1960年以後，組建了安徽醫學院神經精神科及安慶地區醫院神經科，先後受聘於南通醫學院、安徽醫學院、皖南醫學院等高等醫學院校，並擔任皖南醫學院神經精神病學教研室主任、教授、碩士生導師。曾擔任中華醫學會神經精神科學會委員，中華醫學會安徽省分會副會長等職。擔任《中華神經精神科》雜誌編委，《臨床神經病學》、《國外醫學神經病學神經外科學分冊》、《臨床誤診誤治》等雜誌顧問。1978年作為科技界代表應邀參加全國科學技術大會，1990年開始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精神病學臨床套用專家王文亮教授
王文亮 教授、主任醫師、博士研究生導師。廣州海軍醫院精神疾病治療中心特聘專家，畢業於中國醫科大學，國內著名的精神疾病診治專家，從事精神疾病臨床工作20多年。曾赴第一軍醫大學南方醫院進修精神疾病，曾以訪問學者身份在德國Mainz醫科大學神經外科中心研修一年。擅長失眠、焦慮、抑鬱、神經官能症等神經內科常見病，尤其在抑鬱、神經官能症的治療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並有多項課題分獲北京市科委、北京市衛生局科技成果獎和優秀論文獎。長期從事神經內科臨床醫療、教學與科研工作，尤其擅長於睡眠障礙、癲癇和神經系統老年病的診斷與治療。
2007年聘任為中國健康管理協會、中國醫藥管理科學院客座教授，先後在香港、廣州、 深圳、上海等多個科研機構從事精神疾病研究與治療，並多次赴美國、日本、新加坡等地進行學術交流，及應邀出席世界性的精神科專業學術交流會，相關科研成果和學術論文曾在國內外同行中引起了強大的反響。發表論文15餘篇，主編或參與編寫專著18本，其中《臨床睡眠障礙學》填補了國內空白。相關研究課題獲全軍科技進步和醫療成果獎5獎。任《中國內科年鑑》神經系統疾病專業主編、《中華神經科雜誌》等18本刊物編委。至今還被廣泛引用，在醫學界享有崇高的威望。
精神病學面臨的尷尬：
精神病學和心理學在起源上是兩個方向，在方法學上是兩種取向，在理論構建上是兩個系統，在學理上各不相屬。如果說它們有共同的根源，那就是當時的時代精神。正如墨菲所說：“精神病的史話主要屬於醫學史而不屬於心理學史的領域；但是醫學和心理學兩者都反映著西歐理智發展和現代研究精神喧闐興起的共同根源。從人類最初覺察到‘病’，醫學就是一種套用職業，它的不可避免的遲滯不前和新心理學的實驗方案與理論構想對於實際套用的不大注意這兩個方面從一開始就必然會形成直到今天還沒有完全彌合的巨大罅隙。”墨菲敏銳地看到精神病學和心理學之間的“巨大罅隙”，不過他所說的原因：精神病學的遲滯不前和心理學對實際套用的不重視，卻是大可商榷的。
也許社會的需要是最為迫切的任務，也有可能是從屬於醫學的緣故，精神病學從一開始就走上了套用的道路，而不可能是任何別的道路。他們一門心思集中在怎樣讓自己可憐的兄弟姐妹們儘快擺脫心靈的痛苦上。
這就是克雷佩林所建立的精神病學的基本模式。在這個基本模式的框架內，建立起了精神病臨床學，包括精神疾病的病因學、病理學、分類學、症狀學、診斷學、治療學、康復學、轉歸學等。自克雷佩林時代以來的100多年裡，精神病臨床學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產生了巨大的進步，當然不是墨菲所說的“遲滯不前”，但在基本的方法學上、學科的基本架構上，仍然和克林佩林一脈相承，今天的精神病學家，都是克雷佩林的再傳弟子。
正是由於這種真正的實用精神和由此產生的真正的實用方法，使得精神病學家成為真正的實用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和心理學家相比，他們既不企圖構建一個龐大的理論體系，對自己所觀察到的臨床現象只是老老實實地描述，不作任何超越現象本身的解釋（學科本身的性質讓他們不期做了現象學的追隨者，雖然還不能把他們叫做現象學家），也不做深奧的哲學思辨，更不企圖對心靈的實質進行探討。因此，他們就不會像心理學家慣常的在“一己之見”（his own standpoint）和“心理事實”（mental fact）之間“下陡坡”，也就不大會有詹姆斯所說的那種“心理學家的謬見”。
但現實主義者有現實主義者的問題。精神病學家固不會有“心理學家的謬見”，但至少有兩個問題是他們難以克服的：一個是精神病學系統缺乏具有嚴謹邏輯性和思辨性的理論體系；第二個是精神病學家在固守“醫生”的職業規範時，又常常難免於不假思索地向心理學家“借用”一些觀點來點綴自己、充實自己、改造自己，使自己“像”一個心理學家。同樣不期而至的是，他們部分地丟失了自己。其結果是，使自己遊走在“精神科醫生”和“病理心理學家”之間，使他們既不像醫生，又不像心理學家。
第一方面的問題在精神病疾病的診斷和分類上表現得最為明顯，而精神疾病的診斷和分類，是精神病學最重要的事情。沒有合理的診斷系統，沒有系統的分類，就沒有精神病學學科。我們之所以說克雷佩林對精神病學作出了極大的貢獻，原因就在於，他給後來的精神病學家提供了一個分類系統的模範，雖然這個模範並不理想。
對疾病進行診斷和分類必須有標準。照理講，標準只能有一個，但擺在精神病學家面前的標準卻有多個。
一個是病因學標準，這被認為是最為理想的標準。毋庸置疑，一個疾病按照它的病因來進行分類，對疾病的治療具有根本性的指導意義。遺憾的是，現今的精神疾病的病因幾乎沒有一個是清楚的，因此這個標準只好放棄。
第二個是症狀學標準。根據病人的各種不同症狀和據此做出的疾病診斷，再根據診斷來進行疾病的分類，這看起來不僅合理，而且切實可行。克雷佩林當初劃分“早發痴呆”和“躁狂抑鬱性精神病”兩個疾病時，採用的就是這個標準。但是，使用症狀學標準最大的問題是，任何一種精神疾病的表現都是多種多樣的，即便是同一種疾病亦經常表現出千差萬別的面貌來。
既然精神疾病的病因不清，精神病學家手中又沒有客觀的檢查工具可資利用，診斷所依靠的就只有這些症狀表現了。而精神症狀卻是千差萬別，精神病學家了解症狀的手段又只能靠對症狀的描述。問題是顯而易見的，僅僅靠此就要對疾病做出準確的診斷，其困難可想而知，其診斷的不一致也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