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大事年表
●1868年9月3日，出生於美國麻薩諸塞州波士頓市附近的小城昆西。
●1896年，出版成名作《眾議院發言人》。
●1898年，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麻薩諸塞州雷德克利夫學院(Radcliffe College)，獲榮譽文學學士學位。
●20世紀初期，一直從事公益性的社會工作。
●1918年，出版《新國家：作為大眾政府解決方案的集體組織》(The New State：Group Organization the Solution of Popular Government)。
●1918～1924年，在各種仲裁委員會、最低工資委員會和公共陪審團中無償服務；形成並推廣企業是一種社會機構的理念；在各種組織中推廣小組工作制和民主化管理方式。
●1924年，出版企業哲學著作《創造性的經驗》(Creative Experience)。
●1926年起，連續數年應邀在英國商人朗特里主辦的牛津大學伯利奧爾學院做關於管理學的主題報告。
●1928年，移居英國。
●1933年，應邀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商業管理系作演講，演講的內容後來被厄威克收集並於1949年出版，題目為《自由與協作》。
●1933年12月18日在波士頓逝世，享年65歲。
●1941年，H·C 梅特卡夫和厄威克編輯出版《動態管理——福萊特演講集》(Dynamic Administration-The Collected Papers of Mary Follett)。
個人成就
芙麗特的成就與她所接受的良好教育是分不開的。芙麗特的早期教育，是在塞耶學院完成的。1898年，芙麗特以優異的成績從雷德克利夫學院（Radcliffe College）畢業，並獲得了榮譽文學學士學位。後來，她還遊學於英國和法國，在倫敦和巴黎都從事過正規的學習和研究，在英國劍橋的紐罕姆學院正式求學。在大西洋兩岸眾多優秀學府的深造經歷，以及在社會科學諸多領域的廣泛涉獵，使她具備了一名學者應有的淵博知識和敏銳的洞察力。
傳奇人生
芙麗特的幼年，就承受了常人所沒有的生活磨鍊。她的母親神智不健全，而她深深敬愛的父親又在她十來歲時撒手人寰。作為家裡兩個孩子中的老大，芙麗特過早地肩負起照顧家庭的重擔。正是因為童年的自立自強，芙麗特才比常人對生活的苦難有更深切的理解；正是生活的磨礪，使她養成堅強、獨立、執著的個性。值得慶幸的是，芙麗特從她的祖父和父親那裡繼承了一筆相當可觀的遺產，這使她不用為經濟來源發愁，並為以後的求學生涯解除了後顧之憂。
芙麗特是一位有著強烈人文關懷的學者，她關心的是如何使人在擁有真正的自由和得到充分發展的同時，創造一個井然有序的、公平的社會。
雖然芙麗特熱衷於進行理論探討，善於使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來關注前沿問題，是一位名副其實的一流學者，可以稱得上是一位追求學以致用、知行合一的學者。1900 年，芙麗特完成了在巴黎的研究工作，回到波士頓。按照那個時代人們普遍的擇業觀，她本該選擇從事平靜高雅的研究工作，安穩地度過一生。但是，出乎很多人意料，芙麗特選擇了從事社會公益服務，而且把地點選定在位於波士頓的粗俗下層聚居區，在一個烏煙瘴氣的叫做洛克斯伯里的男性俱樂部里工作。她信奉的是“直面慘澹人生”的勇氣和信念，而不是紙上談兵。或許是早年生活中養成的堅強、獨立性格在起作用，她面對醉鬼，毫無畏懼，絕不放棄自己的努力，行為方式頗有大將風度。有些小伙子害怕面對她們，就把自己反鎖在俱樂部的衛生間裡狂飲一通。芙麗特和她的摯友布里格斯一道，不依不饒地警告他們說，如果他們堅持不開門的話，她就要搬進一架梯子從窗子爬進去把他們揪出來。
在20世紀初期，芙麗特一直從事公益性的社會工作。使她引起公眾關注的，是在波士頓公立學校組織建立並且經營管理一個職業指導中心，由芙麗特擔任顧問。她總是密切關注著中心的各種事務，熱情地詢問相關結果，全力以赴投身社會工作的大舞台達25年。她出名後，不管是地區性組織還是全國性組織，都紛紛向她尋求諮詢和指導。由於具有執著的探索精神和堅持到底的決心，在多年的社會工作中，芙麗特一直強調親自動手，直接參與，這使她不可避免地成為革新家。一旦她有了新點子，就會竭盡所能，嘗試各種辦法，努力說服別人接受她的建議，並親自參與實施。在她眼裡，沒有什麼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再小的事情都有它的意義。例如，煤爐晚上要封火，這種具體事務，她也要運用各種知識探究，找出最經濟的封爐火方法。然後再把這個方法教給負責打掃樓房的工友。在公立學校的管理中，她建議學校當局在課後仍然對外開放學校的相關設施，提供給學生以及社區居民來娛樂和學習，從而使學校成為社區交往的平台之一。芙麗特是一個十分注重細節的人，同時也是一個責任心很強的人。公立學校的晚會中心，本來是提供給人們娛樂的，但芙麗特提倡在晚會中心裡放置寫字檯。在她眼裡，娛樂是重要的，而工作則更加重要，那些在娛樂的同時可以穿插工作的人需要寫字檯。所以，她專門做出了適合晚會用的寫字檯，並且得到其他城市的效仿。這種種細節，改進了波士頓公立學校的管理體系，而且一直被沿用下來。
芙麗特極為勤奮，她幾乎每天都在“以一種極度的創造性的狂熱”從事工作。1918年，她的名著《新國家》出版後，引起了巨大反響，在大西洋兩岸的學術期刊上被紛紛轉載，同時也建立了芙麗特的政治思想家聲望。這本書使芙麗特成為國際性的傑出人物，把她推向更為廣闊的公共領域。不同層次的仲裁委員會、最低工資委員會、公開法庭以及其他官方或非官方的公共組織，紛紛邀請芙麗特擔當他們的顧問或委員。新的職務，使芙麗特看到了政治生活中的另一面。爭執對立的雙方如何不擇手段地互相爭奪，如何施展陰謀詭計占盡上風，都暴露在這位眼裡揉不得沙子的女性面前。現實政治中的爾虞我詐，弱肉強食，使她逐漸厭倦了政治學，因為它“似乎並未顯示出真正能抓住我們現在出現的問題”。由此，芙麗特的興趣轉向了工商企業。在生命的最後十餘年裡，芙麗特全身心地投入企業的管理諮詢工作。成功地實現了從一位政治哲學家向企業哲學家的轉變，她的生命也因此綻放出了更加絢麗的色彩。
在企業組織和管理領域，她新穎獨到的見解，征服了一批富有預見性和思維敏銳的管理精英，有越來越多的經理前來向她求教。1924年，她出版了企業哲學的代表作《創造性的經驗》，開闢了管理思想的新領域。在紐約有關當局每年為企業管理人員舉辦的年會上，芙麗特作為管理思想研究方面的權威曾被邀請發言。這說明，儘管人們對她的思想還沒有吃透，但已經感受到了她的思想引力。芙麗特認為，企業作為一種嶄新的社會組織形態，人們對它的理解是相當膚淺的。她獨具慧眼地看到，企業不僅僅只是一種經濟組織，而且是一種社會服務組織。她已經預見到，人類民主狀況的改善必將與企業的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繫。在這種思路下，她把企業放在整個社會的大背景中加以研究，並且特別關注企業在社會公平與公正方面的決定性作用。從這一高瞻遠矚的視野出發，芙麗特提出了一系列嶄新的管理理念，其中包含了有關權力、領導、控制、建設性矛盾以及融合統一等多種內容。作為一個企業界的“局外人士”，芙麗特一生從未效力於任何一家企業，也從來沒有接受過任何企業開出的報酬單。但是，她對企業管理的貢獻，卻彪炳史冊，在多年以後成為不斷被學界開發的富礦。
芙麗特後期的著作大多是以演講稿、報告等零散形式出現的，加之她本人逝世比較突然，所以沒來得及集中整理出版。她的密友厄威克在她逝世後，積極地籌備出版芙麗特後期著作。1941年，美國的H·C 梅特卡夫和厄威克共同編輯出版了《動態管理——芙麗特演講集》。1949年，厄威克又以《自由與協作》為題出版了芙麗特在倫敦經濟學院的演講集。這兩部著作對全面了解芙麗特的思想具有重大價值。
在技術至上和個人主義的美國，芙麗特的思想沒有引起當時人們足夠的重視；但在大洋彼岸的英國，由於有組織的工會比較發達，她的思想受到了一定的關注；尤其是在強調群體的日本，芙麗特的思想得到高度讚揚。隨著社會的發展，美國人又重新發現了芙麗特，除德魯克給她以極高評價外，在80年代新公共管理運動的“重塑政府”浪潮中，芙麗特的思想成為政府變革的淵源。所以，有人指出，儘管直到20世紀80 年代，戴維·奧斯本和泰德·蓋布勒才提出要“重塑政府”，但其理論淵源完全可以追溯到芙麗特，她是“重塑政府運動之母”。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芙麗特的當代意義更為突出。她倡導的融合統一原則，對於異質文化的整合與和諧社會的建設極具指導意義。站在新的世紀，人們會發現，芙麗特在80年前的思想，仍然值得去發掘。
管理哲學
管理理論特色
芙麗特管理理論的最大特色就在於，她把心理學的研究成果系統地套用到管理的實踐活動中。她的理論傳遞了一個極其重要的信息：在人類社會的一切行為中，相互之間的聯繫極為重要，可以發揮出巨大的作用。聯繫和融合是貫穿她所有著作的主題。芙麗特雖然生活在科學管理時代，但是從學術興趣和知識稟賦來講，她卻遠遠超前，開啟了社會人理論的先聲。按照雷恩的說法，“她既把泰羅的許多想法加以概括，又預測到霍桑實驗所得出的結論，從而成為聯繫這兩個時代之間的一座橋樑。”(雷恩：《管理思想的演變》)
環形心理反應
在芙麗特生活的20世紀初期，心理學取得了迅猛的發展。芙麗特是一個對新事物永遠懷有好奇心的人，她跨越學科之間的樊籬，開始研究心理學，並從埃德溫·B·霍爾特(Edwin Bissell Holt)所提出的“環形反應”中得到了很大的啟發。霍爾特是早期行為主義心理學的代表之一，是威廉·詹姆士的學生和繼承人，他特別重視人的行為“特定反應關係”。 芙麗特的管理理論，正是從這裡起步的。
“環形反應”揭示了人類社會的一個基本事實：在行為過程中，聯繫是普遍存在的，而且這種聯繫不僅存在於刺激物與反應之間。更重要的是，聯繫還存在於刺激物與之前發生的反應之間。這種學術式的術語，用事例來解釋並不難理解。以下象棋為例，首先下的人可以按自己的意願出棋，對手這時也會有相應的動作。但是，到了第二回合，首先下的人必然要考慮雙方已經形成的對弈格局，也就是說，他的反應不是單純地針對對方的動作，而是同時作用於自己的活動與對方動作之間的聯繫。這個博弈過程不是簡單的線性刺激-反應模式，而是一個更複雜的環形反應(互動反應)模式。這種模式的特點，用心理學的觀點看錶現在以下五個方面：“①行為是內部決定的，又是外部決定的；②行為是機體的活動和環境的活動之間相互交織的方程，也就是說，反射是針對某種關聯發生的；③通過相互影響的活動，個體和環境各自創造了嶄新的自我；④就這樣，它們開始了新的關聯過程；⑤因此，帶來了不斷發展變化著的環境。在這種心理學看來，生活是一個多種變數相互交織、共同發揮作用的過程。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種所有的思想都從一個模子裡鑄出來的惟一思維模式。一切一元論、目的論在這裡都沒有立足之地。必須擺脫一切片面的觀點的限制與束縛，積極地在相關因素的不斷變化的過程之中去研究它們。(《創造性的經驗》)簡單來說，就是反應不是針對僵化固定的環境，而是變動著的環境；環境的這種變化，又是與環境之間的互動引起的；這種變動的關聯，總會引起某種增量。
環形心理反應對於芙麗特的最大啟示就是“我們的行動幫助創造我正在對其做出反應的環境”。這就意味著，一個人的行為，不僅是對環境的反應，而且也是對“自己的反應改變了的環境”所做出的反應。再說通俗一點，就是反應改變著環境，改變著的環境也在同時改變反應。人們總是處於環境和自身變化的交錯互動發展之中，從而不斷有所創新。在芙麗特看來，這種環境發展的觀點對於工商企業管理有著重要的意義。她曾經就這一點說道：“不僅對企業關係，而且對一切的人類關係而言，有一句話是至關重要的：“既不要讓自己去適應環境——對這個世界而言，我們比環境更加必不可少；也不要按照自己的喜好來塑造環境--對這個世界而言，我們所有人或者我們每個人，都是微不足道的，遠遠不足以塑造環境；我們要做的只是考慮我們自己與環境之間的相互調整、相互影響的行為，這意味著我們和環境都發生改變。”
芙麗特的睿智不僅體現在她認識到人類與環境之間的互動，更重要的是她還意識到這種互動會產生新的價值，即“這種相互影響的活動帶來的將不僅僅是調整，也不僅僅是均衡，而是‘增加值’，每一個增加值都意味著進步--個人的進步”。這種思路，跳出了“非此即彼”的限制，從互動關係中找出人類行為的基本機制，進而找出創新和增量的來源。芙麗特給它起了一個很貼切的名字--“融合統一”。她還進一步指出，“融合統一”所帶來的增長，是一種“複利”式增長。這種“利滾利”式的增長不是機械式增長，而是有機式增長。所謂有機式增長，就是幾何級數式的增長，即“增長的增長”。
按照芙麗特的觀點，如果把情境作為尋求增量的基礎，那么，通過兩個行動之間的相互關聯、相互影響，以及由此而創造出的價值之間的聯繫，就可以達到“融合統一”的狀態。由此出發，芙麗特的所有管理思想，都在這種互相聯繫引發的創新中得到了拓展。
建設性的矛盾
一般人談到矛盾，都會談虎色變，惟恐躲之不及。而芙麗特卻與眾不同地看到矛盾所蘊涵的積極意義，將它稱之為“建設性”的。這同時也體現了她的智慧：“環形的行動作為融合統一的基礎，為芙麗特提供了建設性矛盾的思考要點。”
首先，芙麗特正確地指出矛盾與分歧的差異，澄清了人們慣常思維的誤區。她認為，人們通常所說的消除矛盾，往往就是指消除差異和分歧。但矛盾和分歧是不一樣的，矛盾是衝突，分歧是差異。可以消除矛盾，但不能消滅分歧。必須面對現實和真相，而分歧正是現實生活真相中最基本的特徵。害怕分歧是生命本身的悲哀。如果必須要用矛盾這個辭彙，那么，就沒有必要把矛盾理解為互不相容，更不能把矛盾理解為無效果無意義的衝突，而要把矛盾理解為表現分歧的正常過程。正是通過這個過程，具有社會價值的矛盾(即分歧)在增進所有人的福祉過程中，留下了自己的印痕。
然後，芙麗特提出：“讓矛盾為我們工作。”這一點初聽起來簡直不可思議，然而仔細品味卻涵義深刻。她是這樣說的：“正是因為世界上處處充滿著矛盾——分歧，正因為我們無法加以迴避，所以我認為我們應當利用它。我們應該做的不是指責它，而是讓它為我們工作。”在這一基礎上，芙麗特進一步指出：“我們可以通過觀察矛盾衝突的本質，來衡量我們的進步。社會的進步與個人的進步在某些方面是相似的，我們正是在矛盾中，在分歧中，不斷上升到更高的層次”。在這一意義上，有人說過：“通過一個人所處的尷尬境地，可以了解這個人。”假設有一個人，他處於“我應該不應該去偷竊”的矛盾之中，那我們就可以認識到，他這種矛盾，正是一種自我道德的建設和努力完善自己的表現。同樣的，在企業組織中，檢驗企業生命力的標誌不是看這個企業存在多少矛盾，而是要回答兩個問題：“你的矛盾是什麼？”以及“你如何處理你的矛盾？”希望不要總是發生無意義的對抗性衝突。但是，同樣希望總是擁有建設性的矛盾--擁有那種能夠引起發明的矛盾，擁有那種能帶來新的價值的分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她提出了“建設性的矛盾”和“進步性的分歧”這些蘊含著創新精神的術語。
融合統一
芙麗特倡導用融合統一的方法來處理日常生活中司空見慣的矛盾衝突問題，她指出，解決矛盾一般有三種方法：一是支配控制，二是妥協退讓，三是融合統一。第一種方法就是鬥爭的方法，即矛盾雙方中的一方戰勝另一方。從長遠看，這通常並不是成功的方法，因為失敗的一方會伺機報復，會尋求取勝之道，絕對的鬥爭只會導致權力的轉移和換位，而沒有福利的增進。第二種方法在社會生活中被套用得相當頻繁，矛盾的雙方基於實力的差異而向對手做出不同的讓步，這在一定情況下是有效的，但這種讓步的結果是沒有任何一方完全得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東西，問題只是得到部分解決，或被推遲解決，矛盾衝突往往還會重複出現。第三種方法才是真正的解決問題。所謂融合統一，“就是要找出一種使雙方都感到滿意而無需鬥爭或妥協的解決之道”,這種方法意味著創造和進步。
對這種融合統一，芙麗特以到圖書館看書加以說明。某人到哈佛圖書館讀書，希望把窗戶打開，而另一個也來看書的人，則希望把窗戶關上。一方戰勝另一方，則意味著其中一個人的願望被完全否定；妥協退讓(如窗戶開個縫)，則兩人都得不到滿足；但這兩位讀者完全可以找到更好的方法，比如，把臨近沒人的房間窗戶打開，這樣，兩人都實現了自己的願望，這就是融合統一。芙麗特還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自己的方法：一個由奶牛場場主們組成的合作組織，都要向一個乳製品製造商收購牛奶的平台上轉卸奶罐，但在誰先裝卸問題上發生了爭執，差一點鬧得不可開交。由於乳製品廠位於山下較遠的地方，住在山上的人們認為他們應當優先轉卸；而住在山下、需要爬上山來裝卸的人則認為，他們要比山上的人走得更遠，因而自己應當優先裝卸。雙方彼此對立，他們解決問題的思維也被限定在只有這兩種可能性的樊籠之中，而對自己的“有理”執著不放，使他們不會去嘗試甚至想不到還有另外的解決途徑。最後的結果是，他們找到了一位多多少少有點專業知識的調解人，這位調解人提出了“第三條道路”，即改變收奶平台的位置，使住在山上和山下的人們可以同時卸貨。所以，芙麗特強調：“融合統一需要發明創造，聰明之處正在於認識到這一點，而不要讓思維被限制在兩種相互排斥的解決方案中。”
芙麗特認為，融合統一可能是處理矛盾和分歧的最有效的途徑，但是她也認識到，不是在所有情況下都能夠做到融合統一。例如，當兩個男子都想娶同一個女子為妻的時候，或者當兩個子女都想繼承同一座老房子的時候，這種矛盾是無法融合統一的。關於這一點，她曾經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我不是說生活中沒有悲劇，我想說明的一切只不過是：假如我們注意、重視融合統一的優越性，我們就可以經常地融合統一，而不是妥協退讓。”
由環形反應到融合統一，芙麗特從心理學出發，對人類行為進行了哲學式推論，進而對社會生活中的差異和矛盾進行了邏輯分析，最終得出合作式的創造性發展思路。這一完整的思過程，構成了一個哲學上的連鎖反應鏈，建立起了芙麗特管理哲學的基本體系。這一哲學色彩十分濃厚的體系，不但比當時管理學界的研究更為深邃，而且也給相關的社會科學領域帶來了新的曙光。後來在政治學領域興起的“第三條道路”熱潮，在經濟學領域試圖跳出亞當·斯密和凱恩斯兩極對立的研究思路，都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地得到過芙麗特哲學思想的啟發。社會科學中凡是跳出對抗性思維的新理論，不論是否直接來自芙麗特，都無法否認其與芙麗特的邏輯關係。
組織理論
開啟先聲
管理離不開組織，芙麗特以她的融合統一理論為基點，對組織和權威進行了自己獨到的研究。她的組織研究，開啟了巴納德協作系統理論的先聲。
“集體工作網”
就在芙麗特的同時，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對組織理論進行了劃時代的研究。他提出的官僚制組織(bureaucracy)，被認為是人類迄今發現的管理大型組織的最好模式。這種組織建立在法理權威之上,它的形式、結構和運行機制，表現為高度理性化的法律規章和制度體系。在官僚組織中，由制度規定組織層級、部門劃分、職位設定、成員資格，能夠形成非人格化的層級節制體系和部門結構，組織成員是否勝任僅僅取決於他的能力，而不是取決於他對組織領袖的個人忠誠或出身門第。相對於傳統組織和個人崇拜組織來說，官僚組織的實質，就是拋棄人治，實現法治，禁止情感，崇尚科學。
然而，基於自己獨特的民主政治觀，以及對於人類組織中普遍存在的聯繫行為的強烈認同，尤其是基於對“人”的重視，芙麗特在韋伯提出官僚組織理論的同時，從完全不同於官僚制的角度，提出了組織設計的新模式，即“集體工作網”，相當於後人所說的“團隊模式”。這一模式，建立在環形心理反應的互動機制上。國外一些研究芙麗特的學者指出，芙麗特想用她的集體工作網來取代韋伯的官僚制組織模式。對於這種觀點，還無法信服。芙麗特的組織理論，反映了社會變化的新趨勢，即從一個工業化社會向一個知識化社會的過渡。儘管在芙麗特的時代這種社會轉型還沒有完全實現(就好比在21世紀的今天，知識經濟時代喊得震天響，充其量只能說是反映了社會變化的一部分而已)，但芙麗特以她的敏銳，覺察到了這種變動的歷史意義，並為這種變動提出了預案。這一點，也正是芙麗特超前的地方。因而，20世紀後半葉，凡是批判官僚制的學者，總會在芙麗特的理論中找到共鳴。而芙麗特對組織的重新設計，並不是徹底否定官僚制。官僚制立足於工具理性，追求效率，但缺乏相應的人文關懷。芙麗特則立足於價值理性，以人為本，具有強烈的人道主義情懷。她的理論是對官僚制的一種補充和修正，並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官僚制忽視“人”的弊端。
非人稱化權威和情景規律
任何組織理論都必須對權威和權力做出合乎邏輯的解釋，否則，無異於在沙灘上構建理論大廈。為了給融合統一的行動原則提供理論前提，芙麗特對權威有自己全新的闡釋。雷恩曾對芙麗特的權威理論做出了簡明的概括：“芙麗特試圖用‘共享的權力’來代替‘統治的權力’，用‘共同行動’來代替同意和強制。當存在‘發號施令者’和‘接受命令者’的時候，融合統一就難於實現。‘上級’和‘下級’的角色區分，為利益共同性的認識製造了障礙。為了克服這一點，芙麗特反對‘專斷的權力’，創造性地提出使命令‘非人稱化’，並服從‘情景規律’。”(雷恩：《管理思想的演變》)
在發布命令問題上，芙麗特指出：“專斷的命令忽視了人類天性之中最基本的因素之一，那就是主宰自己生活的願望。任何無視人們的自尊和情感的待人處世的方式，將會得到罷工的報復。”“發出專斷的命令有四大缺點：①會失去可能從被指揮人那裡得到的貢獻；②容易引起工人和工頭之間的摩擦；③非常嚴重的是影響工人對自己工作的自豪與驕傲；④削弱了責任感。”尤其是第三點引起了芙麗特的強烈關注，她多次強調：“工人們往往熱切地希望獲得某種地位，並且希望他們的表現保持一個較高的水平，正如他們的僱主一樣，他在自己的工作中得到最大的樂趣，來自於完成了自己所能做出的最好的作品的滿足感。”以往的命令方式，是一種的典型的“他治”方式，而芙麗特倡導的新命令方式，必須改“他治”為“自治”。
要實現服從命令與自治的融合，就必須解除命令中包含的人身支配關係。所以，芙麗特提倡“一個命令最好不要以涉及人身問題的方式發展，這不是因為發出命令的人希望事情被做好，而是因為這個命令是形勢所需，即‘情景規律’。”(厄威克編輯：《自由與協作：芙麗特對企業組織的演講》)所謂“情景規律”(law of situation)也被譯為“形勢規律”，是指命令來自於事實和環境，而不是來自於發布者的意志。比如，一個關於工作安排的命令，調度員就比總經理更有權威。由此出發，芙麗特號召人們儘量作到命令的客觀化和非人稱化。以“命令來自工作，而不是工作來自命令”來指導自己的行為。要作到命令的非人稱化，就得改變一些原有的思維定勢。傳統的等級制組織中，權力與職位直接掛鈎，上司給下屬發號施令時處於不對等地位，一般不會考慮下屬在接受命令時的感受。而在芙麗特的“情景規律”支配下，“上司”和“下屬”的角色都有了相應的改變。“一方面，上司應改變武斷地發出命令、強迫別人盲目服從的習慣。因為這樣做往往會破壞下屬的創新精神，打擊自主意識，挫傷自尊心。另一方面，對於下屬來說，接受命令的最佳態度是理智的調查，提出改革建設的熱情，以及禮貌的建議方式。雙方需要經常思考的問題，不是如何才能取得對別人的控制，而是我們所有人如何才能取得對環境的控制。”這一觀點的微妙之處，是芙麗特採取了與韋伯完全不同的思路，但要達到的卻是與韋伯相同的目標。芙麗特把韋伯式的單向命令權威變成了以情景為平台的雙向互動，所要達到的效果，卻正是韋伯追求的“去魅”和“非人格化”。而這種“非人格化”，又提供了通向巴納德式“權威接受論”的邏輯通道。
另外，芙麗特還倡導通過職業培訓來強化命令的非人格化。她舉了一個例子：“在一個給工人提供銷售培訓課的商店，當一位女售貨員正在賣一件服裝的時候，她想到的不是命令，她只是在按照她所受到的訓練來完成自己的工作罷了。想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只是自己工作的技能技藝，這要比將其視為遵循命令，這兩者給工人心理上帶來的感覺是非常不一樣的。所以，職業培訓的作用不可低估。”(梅特卡夫、厄威克編輯：《動態管理：芙麗特論文集》)。
權威的基礎
為了實現權威的非人稱化，芙麗特提出，權威的基礎是知識。當一個人服從的不是上司的指令，而是服從知識時，他就不會同上司發生衝突，因為每個人都感到是在遵循情景規律的支配，而不是受某人的支配。這種權力就是一種共享權力，而不是統治權力。再進一步，芙麗特認為，良好的人際關係，實質就在於儘量限制“統治權力”的出現，而儘量創造“共享權力”的氛圍。在更深的層次上，芙麗特認為，只要是對抗或鬥爭，肯定就會追求統治的權力。芙麗特甚至對甘地倡導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也頗有微詞，認為這只不過是一種比較隱蔽的統治權力表現形式罷了，是在被壓迫的“賤民”中尋求服從和追隨。芙麗特不贊成甘地的鬥爭方式，認為只有追求合作，權威才能夠與知識和經驗相輔相成，變成共享權力。
芙麗特還認為：“權力-責任-利益三者之間是一種不可分割的合作關係。”“由工作本身，而不是在官僚等級制度中所占據的職位，來決定一個人擁有怎樣的職權和多大的職權。”這一點決定了芙麗特的理論與傳統等級制組織的不同，而在一定程度上則與韋伯的非人格化權威耦合。“在這裡權威從屬於工作、職責，並與工作、職責同在，權威是一個過程，不存在‘最終權威’。”由權威與責任、利益的不可分割性，芙麗特又推導出權威的過程性，並否定“最終權威”。她說：“在這裡，最終的決定是一個相互作用的影響過程的一部分，而這些影響可能是以組織的形式做出的，並且這些相互作用著的影響不斷地積聚著力量。一個決定的形成往往是通過一個過程來實現的，這裡體現的是職權的累積。”芙麗特還指出：“正是通過對產生著權威的過程的規律的理解，人們才獲得了真正意義上的自由，權威應該被理解為一個自我發展的過程。”由此，芙麗特完成了從環形心理反應出發、到互動式的權威情景規律、再到相互作用形成職權的理論推演，她的理論在畫出了一個漂亮的弧線後形成了一個自洽且近於完美的閉環。
領導哲學
管理的實質
按照芙麗特的思想，管理的實質是心理上和利益上的融合統一，組織的實質是情景支配下的互動體系，所以，組織與管理中的領導活動也要隨之產生全新的變化。在芙麗特的理論中，領導不再是對他人的統治和支配，而是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相互影響。她認為：“人們在團體中尋求歸屬，在聯合中尋求安慰，在隸屬中尋求實現。”所以，管理的本質是尋求合作。“權威是一個自我發展的過程，所以就不應該把人們分隔開來並將他們分成兩個階級--發出命令的階級和服從命令的階級。”由此出發，芙麗特對領導問題做出了與眾不同的闡釋。
開明的領導者
芙麗特強調，經理人員應當具備領導能力，但這種領導能力不是頤指氣使，不是發號施令，而是實現組織的協作，確定共同的目標，進而鼓勵和引導人們對情景做出積極反應的能力。經理作為一種社會職業，需要具備一定的素質。芙麗特說：“人們必須像對待其他任何一種職業那樣來嚴肅地對待這種職業。他們必須認識到，正如所有的專門人士一樣，他們承擔著重大的責任，他們在一個巨大的社會的眾多職能中承擔著一種創造性的職能，一種我認為只有經過訓練並有紀律的人才能在將來成功地承擔的職能。”(《動態管理：芙麗特論文集》)
首先，領導的最重要的素質就是控制整個局勢的能力。“領導並不僅僅是對人的領導，而且還是整體環境的領導。領導者是一個可以總結集體經驗的人，他們懂得如何組織一個企業的全部力量，並且使之服務於一個共同的目標。”這一點，正是她的互動反應哲學在經營管理實踐中的邏輯推演，並為後來的研究者強調管理的系統性和整體性奠定了基礎。
其次，領導者要有預測能力。因為“我們所要面對的是一個時刻處於變化的環境之中，所以決策必須對發展做出預期。決策僅僅適用於當前環境的，一般都是二流人物的標誌，領導者的任務正是對由眼前到未來的過渡做出卓越超凡的理解”。芙麗特還說：“我們往往擁有我們自己創造的環境——對於企業成功的意義，沒有哪句話比這句話更加富於創造性了。這就是領導者的任務如此艱巨的原因，就是偉大的領導者需要偉大素質的原因——最精確、最敏銳的領悟力、想像力和洞察力，同時還有勇氣和忠誠。”這一點，對管理的動態性進行了說明。
再次，領導者應當有冒險精神。對於什麼是冒險，芙麗特有自己的經驗性界定：“冒險精神並不一定意味著賭徒的稟性。它應當是開拓新道路的開路先鋒的精神。”這一點，又使領導與創新緊密結合起來。
最後也是芙麗特最看重的，領導者應該善於培養下屬。由於在芙麗特的理論中非常強調領導與部下的協調，所以她認為，領導不是讓部下服從，而是讓自己和部下都服從於共同目標。這樣才能建立共同的情感，形成彼此積極理解對方的同情。她說：“最好的領導者努力培訓他們的下屬，使下屬成為領導者，而一個二流的管理者則往往試圖將自己的領導強加給別人，因為他害怕這將威脅到他自己的領導。第一流的領導者則努力培養自己的下屬的領導能力。他不需要對自己俯首帖耳之輩、對自己無條件服從之人。今天，最能幹的人有著更大的目標，他們想要做領導者的領導者。”這一點，涉及到對領導活動本質的認定。人們常說“關鍵在領導”，而芙麗特則抓住了“領導的關鍵”。
不可或缺的“交叉”機制
領導與組織緊密相關。芙麗特的把組織看成是“集體工作網”，並積極提倡組織內部的橫向合作模式。她曾經說過：“橫向合作與縱向合作在今天的許多工廠里都存在著。我認為，企業管理中最重要的趨勢是各個不同部門之間的交叉作用的體制。”為了實現這種橫向交叉，芙麗特用“交叉作用的委員會”和“平行的諸葛亮會”1 來描繪“水平式的職權”。這種組織設計，不但標誌著領導方式的變化，而且預示著組織變革的方向。在21世紀的今天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管理者認識到組織扁平化的意義，並在改變著他們的領導方式。原來那種對垂直發布命令的青睞和依賴，對權力等級鏈的維護和強調，在21世紀的今天則越來越多地轉向通用公司的韋爾奇所倡導的那種水平狀“無邊界組織”(boundaryless organization)，轉向領導和部屬的互動。矩陣組織和團隊組織，在一定意義上實現了芙麗特的部分理想。管理領域時髦的環形組織、橢圓組織、網路狀組織，以及方興未艾的學習型組織等等，都驗證了芙麗特的預見。
從管理學誕生以來，直線指揮和參謀諮詢的關係就一直是一個論證不斷的話題。芙麗特對這一問題，也從交叉機制角度進行了闡釋，以尋求經理與專家的合作。一方面，芙麗特認為，對於專家在制定決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應當給予充分的肯定。但是另一方面，她並不過分誇大專家的作用，反對專家憑藉技術優勢控制直線領導。儘管直線領導對於專家意見應儘可能地予以高度重視，但同時她也指出：“沒有哪個管理人員由於有了專家而放棄思考，專家的意見不應當不經思考而自動地形成決定。”在直線和參謀的關係上，芙麗特依然試圖通過“融合統一”的方法協調二者，把專家的專門知識與經理人員的管理知識結合起來。
控制、協調和服務
芙麗特對控制提出一種新的解讀：
①控制越來越多地意味著對生產要素的控制，而不是對人的控制。也就是說，控制不能束縛人的自主性和創造力；
②控制是集體控制，即調整上級和下級之間的相互關係，而不是一個由上級單方實施的控制。也就是說，控制來源於情景，每一種情景都能產生它自己的控制，因為正是情景的事實以及情景中許多團體的交織決定著相應的行為。絕大多數情景都過於複雜了，以至不能由最高層集中控制而有效地發揮作用。所以，必須在組織中的許多“點”上形成“控制集合”或“相互關聯”。這種交織和相互關聯是以協調為基礎的。
在芙麗特看來，協調就是：①一個環境中所有的因素之間的相互聯繫；②通過相關責任人之間的直接接觸進行協調；③在初期就應當開始協調；④協調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這四點共同構成了組織的原則，並包含著這樣一個結論：協調和控制是重合的，協調的目的就是保證有控制地實現目標。協調是為了達到統一，而統一就是控制。
在談到協調是 “一個環境中所有的因素之間的相互聯繫”時，芙麗特糾正了一個人們長期以來的認識誤區——為了集體的利益，個人要無私地放棄自己的個性和利益。這一點是理解芙麗特管理思想的一把鑰匙。芙麗特曾經明確指出：“為了集體的利益，個人要無私地放棄自己的個性和利益的謬論，是我所知道的最普遍、最有隱患的謬論之一。”她解釋說：在國際事務中，不應當使自己的國家喪失民族性，而正是這種民族性，才使國家具有了國際性。企業也是這樣，部門主管不應當放棄自己部門應有的權利，而應當使自己的部門與整個企業統一化、整體化。融合統一不是一種沒有個體支撐的想像中的“集體”，而是許許多多具體政策之間的相互作用。在談論個體的人、某個部門時，都不應該使用“犧牲”這個字眼，而應當使用“貢獻”這一辭彙。融合統一不以犧牲個體為代價，恰恰相反，它以個體作用為前提。從這一觀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芙麗特的團體原則正是基於對個性、自我利益的深切認同，由此，以人類社會的聯繫和互動為前提，在集體的環境下達到人性的全面釋放，實現人的全面發展。
正是以上這種基於“合作”的哲學理念，芙麗特對“服務”的傳統含義提出了挑戰，創造性地提出了 “相互服務”的概念。她反對那種把企業看作單純“營利組織”的觀念，堅持認為企業有著更廣泛的社會責任，而不僅僅是只有經濟責任。她認為社會責任和經濟責任是統一的。“企業事實上並且也應當被視為一個真正的社會服務部門”。她用典型的坦率表達了自己的見解：“以前有這么一種觀念，認為在白天，一個人為自己掙錢，這是一個自私的職業；而在晚上，他通過參加學校委員會或者某種與公益有關的會議，為社區提供自己的服務。或者，他可能在企業中度過他生命的早期和中期，努力掙錢，再在以後的日子裡，通過把他的金錢用於對社區有益的方面，來為社區服務——但願他能夠活著看到那個階段的到來。擁有的比這個健康得多的觀點是：“我們為利益而工作，為服務而工作，為我們自己的發展而工作，為對創造事物的熱愛而工作……我們的工作本身，就是我們對社會的最偉大的服務。” 芙麗特的這番關於“相互服務”的概念的詮釋，表達了她的管理思想的核心理念，即“企業與社會是的統一的”。正是在這種統一中，她把企業管理與政治哲學融匯到了一起。
政治哲學
簡介
想要透徹理解芙麗特的管理思想，就離不開對她的政治哲學觀的準確把握。芙麗特的政治哲學，實際上是在整合各種社會科學理論基礎上，對人類問題進行全面思考的結晶。她曾經說過：“我想我們不應對我們遇到的任何問題進行單一學科的思考，我認為我們沒有單一的心理上、道德上和經濟上的問題，我們只有人類問題，這問題含有心理、道德、經濟以及其他許多方面。”得益於這樣一種多學科的思維方式，芙麗特形成了具有她本人風格的政治哲學觀。在芙麗特的政治哲學觀中有一個基本點，那就是時刻關注人本身，將人的全面發展作為一切社會活動的根本目標。
芙麗特政治哲學的代表作是1918年出版的《新國家》。在這本給她帶來政治哲學家國際聲譽的著作中，芙麗特首先將富有創造性的人放置在集體環境中，時刻不偏離這一中心；其次，從縱向維度出發，對人類的尤其是啟蒙運動以來的主流政治哲學觀點進行點評，並在批判前人不足之處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觀點；最後，從橫向角度出發，在考慮一戰的大背景下，立足美國，放眼全球，提出世界國家的構想。
雖然在芙麗特的政治哲學中個人是居於首要位置的，但應該指出的是，這裡的個人不是自由主義視閾里的獨立自主的行為人，而是要承擔集體責任的義務人。芙麗特始終將如何實現人與生俱來的潛能作為自己奮鬥的目標，但在她的政治哲學觀中，占主要位置的人卻被限制於集體的層層約束之中。“個人優先”和“集體至上”這一對看來是個悖論的命題，是解讀芙麗特政治哲學的關鍵。
對“民主”謬誤的批判
芙麗特對自啟蒙運動以來日益彰顯的以自由主義為指導原則的資產階級主流政治觀進行了提綱挈領式的點評，著重指出以代議制為核心的西方民主制度存在的重大弊端。這些弊端主要體現在越俎代庖的政黨政治、民眾心理學、沒有活力的聯邦制等幾個方面。眾所周知，在西方近代史上，在20世紀之前，自由主義思想在反封建、反中世紀神學禁錮方面極大推動了社會的發展，並在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生活等領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經濟領域，最能體現自由主義精神氣質的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依據亞當·斯密的理論，通過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可以對資源進行最佳化配置，政府的職能被壓縮到被動的守夜人角色。在政治領域，《人權宣言》、《權利法案》、《獨立宣言》等這些被人類社會普遍予以承認的綱領性檔案建構了嶄新的國家。在這些新的國家裡，從憲法層面上通過承認個人權利的至高無上的價值優先性、承認社會契約論的價值正當性，確立了以代議製作為組成政府的基本方式，並進一步確立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權力監督體制。
然而，事物都有兩面性，就在自由主義取得了一個又一個輝煌勝利的同時，它的缺點也逐步凸顯出來。芙麗特在她的《新國家》中，對這些缺點進行了深入的批評。她認為，雖然自由主義本身所強調的理性方式和意志自由、個人權利至上值得肯定，但是自由主義在“彰顯自我”的路上走的太遠了，以至出現了斯賓塞等人所提出的“適者生存”式社會達爾文主義。在經濟領域倡導“大魚吃小魚”的叢林法則，在國際政治領域鼓吹“強權即公理”的強盜法則，這是芙麗特不能接受的。更加嚴重的是，這種走過了頭的自由主義導致社會上出現了原子式的個人，傳統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千絲萬縷的聯繫被斬斷，離開了集體的人就像斷了線的風箏，內心日益孤獨，公民意識也日漸淡薄。芙麗特對這種使人格力量日益萎縮的社會弊病發出了尖銳的批判。她的矛頭直指作為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基石的代議制，認為代議制是社會弊端的根源，而作為支撐代議制的社會契約論當然也難辭其咎。
在芙麗特的分析中，代議制的最大弊端是在國家政治層面上它會成為政黨政治的犧牲品。在投票箱出現的地方，公民親身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就被無形剝奪了。一旦選出領導人，投票人就被撇在一邊了，政府的官僚機器就會自行運轉，公民參與政治的範圍被代議制限定在投票環節而已。在這種情況下，整個國家的權力結構是縱向的，它以自上而下的等級官僚制形態出現，面對國家機器這個利維坦式的怪物，個人自然是無力的。也就是說，在“主權在民”的偉大理念下，名義上擁有自主權利的公民，按照“統治要徵得被統治者的同意”的社會契約論原則，通過權利“讓渡”的方式，實質上卻剝奪了自己的權力。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芙麗特提出用“權力同在”取代“權力統治”。公民的權力不能通過“讓渡”的方式被剝奪，所以，傳統意義上的基於代議制的“民主”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那么，如何建構一個積極有效的民主國家，重塑公民精神就成了芙麗特關注的焦點。
強大的聯合力量
在芙麗特的思想中，政治哲學的理論框架必須圍繞人本身來建構。而要真正實現“以人為本”，需要從人的交往中尋找路徑。芙麗特的思路是，藉助集體組織的力量來重塑新時代的公民精神，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首先，她強調，聯繫作為人類社會最為普遍的一種現象，任何人都概莫能外，即使是隱居的雅士，也要在思想層面上與人類千百年積澱的精神文化相聯繫。其次，聯繫還是一種能帶來改變的積極因素。在聯繫的哲學思維里，一個人的行為作用於其他人或外部環境，都會帶來一些新的變化，而這種新的變化就有可能是一種建設性的力量，藉助於這種力量就有可能實現創造性的改進。這種基於組織成員之間不斷接觸、交往而帶來整個管理環境變遷的觀點，構成了芙麗特政治哲學的起點--以動態的觀點來看待組織，以開放的胸襟來與人合作，將思維方式由“適者生存”的對立競爭扭轉到創造性的“融合統一”上來。
芙麗特敏銳地認識到，只有通過集體組織中存在的千絲萬縷的聯繫，個人才能擺脫原子式孤立的處境，才能在與他人共同致力於一項事業的情感中培養公共精神，豐富自己的人生、釋放被壓抑的潛能。她很注意對集體組織運作過程的研究，認為每一個人只有把自己置身於一個社會化的過程之中，通過腳踏實地的一點一滴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才能最終獲得管理自身事務的能力，而這種能力正是民主不可或缺的內在品質。真正的民主存在於組織生活之中，只有在組織提供的舞台上，個人的才華才能得到開發。極端個人主義帶來的決不是大眾民主，而是少數人的獨裁和大多數人的被奴役。再進一步，芙麗特對“集體心理學”和“民眾心理學”進行了有創意的區分。融合的整體才是集體，原子狀的集合不過是民眾。在“民眾”狀態下，會產生“人多勢眾”的非正義行為，即“多數暴政”，其實質是憑藉人數上的優勢來壓制少數人。一麻袋土豆還是土豆，不過是量上的積累罷了，本質絲毫沒有改變。“民眾”雖然人數很多，但大家相互之間彼此隔絕，缺乏聯繫所能帶來的變化，所以沒有建設性的力量。真正的建設性力量，是在融合形成的集體之中。
民主的訓練
芙麗特對於什麼是真正的民主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她一生致力於研究“是什麼使我們最具有人性”這一涉及終極關懷的問題。她按照自己所信仰的集體原則，提出了關於民主的一種新概念：“民主是一種從人發展來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民主利用每一個人，把所有的人在多成員的社會中交織在一起，而使個人的不完整性得以補足，而這個多成員的社會生活才是真正的上帝的顯現。”(《新國家》)雷恩評價道：“對芙麗特來說，民主是一種社會意識而不是個人主義的發展，她認為‘在現代政治理論中已沒有以個人權利為基礎的政府理論’。新的和真正的民主，就是從小的臨近地段的團體開始，逐步發展成為一種地區團體、州團體、全國團體，以至成為國際性的‘意志’”(《管理思想的演變》)。概括地說，就是自下而上，從基層建構民主社會的堅實根基。芙麗特受英國經驗主義的影響也比較大，她曾說：“世界性問題的解決，最終必然建立在人們在各個地方進行的、自覺努力解決關係問題的一點一點細小的經驗的基礎上。並且，這種嘗試在企業組織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進行得更為自覺、更為徹底。”
芙麗特對民主的理解與法國偉大的思想家托克維爾十分契合。兩者都倡導通過團體生活釋放被壓抑的人性，反對社會出現千人一面、個人日益平庸化的趨勢。更值得後人學習和借鑑的是，她對於如何建構真正的民主提出了自己的建設方案，這就是民主不能只停留在理念層面，更重要的是它應該紮根於公民的日常生活，需要在生活的具體過程中實踐民主的理念，因此芙麗特極力提倡通過培訓來讓公民學習和運用民主。在這裡引出了一個關鍵的問題，由於芙麗特對於集體組織所具有的功效具有極強的信心，所以她進一步建議把公民實踐民主精神的場所定在集體組織中。大到國際政治領域的外交斡鏇、小到社區組織的日常協調，這些活動都是圍繞組織機構進行的。所以，人類通過在各個層面的組織生活中的相互作用、相互協調，齊心協力地共同完成組織目標，可以達到有效民主的目標和人的全面發展的目標。
具體來說，芙麗特設計的“新國家”，以個人為邏輯起點。首先，在地方生活層面上，通過社區組織內部的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形成內部人際關係網路系統。在這個網路系統內，組織成員通過與其他成員的共事來學習民主生活所要求的技巧，以及如何通過與其他人一起為一個共同的目標奮鬥來找到組織歸屬感和積極有力的公民精神。其次，走出單一社區組織的限制，通過尋求在組織與組織之間更大層面上的相互關聯性，將民主的生活方式進一步擴展。再次，把這種“集體民主”推向整個國家。在國家政治生活的層面上，以美國為例，芙麗特指出應該重新調整美國的聯邦制，將聯邦制的目標定位為實現真正的團隊精神，在這個大的國家中，每個州與其他州的聯合不只是表面上的一紙契約，更重要的是通過聯邦政府在全國各個聯繫鬆散的州之間形成唇齒相依、榮辱與共的有機共同體。最後，在整個世界上的各個主權國家之間，建立一個國際性的聯繫緊密的、強有力的協調性組織，來培養整個人類彼此之間親密友愛、休戚與共的情感，促進整個人類的整體性進步，使世界走向融合統一。芙麗特的政治哲學，歸宿於烏托邦式的世界大同理想。
思想述評
芙麗特的基本假設，既非經濟人，也非社會人，既非性善，也非性惡，暫且可名之曰“集體人”。而形成集體的就是“聯繫”。“聯繫”在芙麗特那裡，就好像孔子的“仁”，老子的“道”那樣須臾不可缺少。芙麗特認為，在人類社會的一切行為中，相互之間的聯繫極為重要，可以發揮巨大的作用。聯繫是貫穿她所有著作的主題。但她自己或許未意識到，這種聯繫，使她在客觀上鑄造出了泰羅和梅奧之間的鏈條環節。更重要的是，她開啟了後來更多管理學家的思路，管理學領域的宗師級人物林德爾·厄威克和彼德·德魯克等人，先後都從芙麗特那裡汲取了大量思想財富，而且將其進一步發揚光大。
作為一位政治哲學家，芙麗特立足於社區組織的政治分析。長期的社區工作經驗，使她形成了公民合作的政治理念。
在政治哲學方面，芙麗特是19世紀政治學家托克維爾的思想傳人。
芙麗特自己在現實生活中的所作所為，實際上就是對托克維爾理論的具體實踐。
社會資本理論是芙麗特的合作組織理念在當代的發展和深化，兩者在精神氣質上一脈相承。
芙麗特為何要從政治哲學轉向企業管理，這是理解她的一個關鍵。在芙麗特豐富多彩的一生中，她一直勇於挑戰常規思維，尤其是在生命的晚年，她毅然決定改變學術旨趣，從潛心研究了大半輩子的政治科學中抽身，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企業管理的研究中。芙麗特在企業組織中建構她的和諧社會。
在芙麗特逝世後的日子裡，她所開闢的這條通過企業組織的民主化管理來促進整個社會生活方式變革的道路經受了實踐的檢驗，她也因此贏得了後人的尊敬。可以說，芙麗特的理論是自我超越的，它會隨著社會的變化而不斷得到新的闡釋。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芙麗特無愧於“先知”的稱號。
書籍
基本信息
圖書書名：瑪麗·帕克·芙麗特
作者：(英)葆琳·格雷漢姆(Pauline Graham)主編
ISBN號：7-80127-422-9
發行地：北京
出版社：經濟日報出版社
出版時間：1998.4
頁數：11,27,318頁
開本：20cm
內容摘要
瑪麗·帕克·芙麗特（Mary Parker Follett），1868年出生於美國麻薩諸塞州的昆西，1898年她以優異成績從雷德克利夫學院（Radcliffc College）畢業。她是一位消瘦、秀氣、氣質非凡、魅力超群卻叉一輩子未婚的傳奇女性。她不僅是一位渡士頓上層社會的社交名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