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1949年，無錫國專改名中國文學院，1950年和江蘇教育學院合併為蘇南文化教育學院；1952年，蘇南文化教育學院和東吳大學、江南大學數理學院合併，在東吳大學舊址建立蘇南師範學院，同年定名為江蘇師範學院，1982年改名蘇州大學。
從無錫國專到清華國學研究院
同心出版社作者：文/謝泳
有一年蘇州朋友黃惲送我一冊《國專校友會集刊》第一集，1931年6月出版。是校友會自印的刊物，封面刊名是董康楷書題字，大32開本，前有唐文治和錢基博序言各一篇。
無錫國專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是非常有名的學校，雖然是私立，但名氣極大。我隨便翻看了一下這冊校刊，感覺很特殊。無錫國專是民國九年年底由施省之捐款創辦的，當時名為國學專修館，館長是唐文治。《集刊》是30年代初出版，但文字還是文言，內容全部都是國學方面的。國專建立在“五四運動”後第二年，它的出現可能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國學的激進態度有關。“五四”以後，在振興國學方面，國專的努力應該說是很成功的，它的努力有一個特殊意義，那就是在新學術潮流對傳統學術形成衝擊時，傳統學術如何保持自己的生命力，國專的選擇是教育，是人才。
從這本集刊上看不出國專的教學課程設定，只從書中的大事記中找到一點點痕跡。1928年，錢基博到國專作了教務主任以後，學校的課程發生了一點變化，“本院原定學程與國立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大致相等”。可見它的教學也有與時代相適應的一面。同年中央大學派員到國專調查教學情況答覆：“極稱辦理完善。”同時大學院還派柳詒徵來國專調查並認為：“呈報條例符合成績優良即於9月20日批准立案。”以後國專得到教育部經費“每學年洋3000元”。國專為此付出的代價是要開設黨義課、三民主義試驗和軍事教育訓練。
在現代社會裡，要想保持完全的傳統教育方式，有相當的難度，但國專相對調整好了這個關係。以學員人數說，第一班招了30人，以後每班也就在30—40人之間，最多一次招了50人。人數雖然不多，但卻出了很多國學方面的著名學者，如唐蘭、吳其昌、蔣天樞、錢仲聯、王蘧常、陳鍾凡等，這些學者最後都落腳在了中國的現代大學裡。這本集刊出版時，國專已畢業（含修業和函授）學生9屆，從他們的籍貫上看，除了少量四川、福建、安徽和廣西人外，其餘都是江浙人，我從它的這幾屆校友錄上看，沒有發現一個北方人。
無錫國專學生的最後去向，特別是到了1949年以後，基本上是在中國各大學裡的中文和歷史系，這個經歷成了他們一生的驕傲。也可以這樣說，單就學校的總人數說，國專的學生不算多，但就專業人數來說，卻不算少。當時中國大學裡中文和歷史系的學生人數多則十人，少則三兩人是常見的事。國專從時間上說，比清華大學的國學研究院要早五六年時間，所以它的學生中的優秀者又到了清華國學研究院，如吳其昌和蔣天樞，這其實是一個系統。幾十年以後再看，中國文史哲的天下，大體可以說就是由這兩班人來支撐的，這隻要看看從1926年以後清華國學研究院畢業生的名單就可以了。這兩個國學教育機構一為國立、一為私立，而且都沒有長期維持下來，它們的中斷也預示了國學研究的最後命運。這兩個國學教育機構，前後興起的時間恰好有一段學術上的連續性，正是這種連續性，延續了國學研究的生命。在他們以後，這一領域裡再出現像他們那樣的大學問家就很難了，這也是清華國學研究院和無錫國專特別為人看重的原因，因為是他們在國學面臨沖擊的時候，挽狂瀾於即倒。歷史在事後看有時候很讓人害怕，如果沒有這兩個機構，中國後來的國學研究是一種什麼樣的局面，真不可以構想。附帶說一句，錢穆和錢鍾書雖然不是無錫國專出來的，但實際上他們和那裡有更深的關係。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是無錫國專的教務主任，錢穆早年的學術生涯也是在無錫開始的。想不到中國傳統學術的生命，最後與一個江南水鄉連在了一起。
作者簡介：
謝泳，1961年生，現居太原。著有《舊人舊事》、《中國現代文學的微觀研究》、《學人今昔》、《書生私見》、《教育在清華》、《逝去的年代》、《西南聯大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等等。
無錫國專雜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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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廷福
一
我們的隊伍青黃不接，文史領域尤為突出，辦好文科大學是刻不容緩的。在這“才難”之嘆和如何培養的時刻，就不能不回憶起唐文治先生主持的無錫國學專修學校，為什麼招生不多，卻人才輩出?
一九二○年(民國九年)十二月，施肇曾(省之)和陸起(勤之)於湖光瀲灩，嵐色秀麗的惠山之麓，賃屋數幢，創辦無錫國學專修館，敦請南洋大學(交通大學前身)校長唐文治先生為館長。當時在南京、上海、無錫三處招生，據說應試的達一千多人，結果只錄取了正額二十四名，附額(備取)六名。一九二七年更名為國學專門學院，到一九三○年一月，才改名為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參照當時國立大學中國文學系各項規章辦理，實行學分制，修學期三年。十年來，唐先生在教學上的慘澹經營和苦心擘劃，已培育出像唐蘭、王蘧常、吳其昌、蔣天樞、錢仲聯、蔣庭曜、夏君虞等學有專長學者。一九三五年，擬於太湖之濱，寶界橋畔，勘地五十餘畝，粗具黌舍規模。記得唐先生在奠基時，當場朗誦四句祝詞：“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人才蔚起，天下太平。”這一年全校有三百多學生，七個班，正科三年，分甲乙六班。另設一個補習班，凡學生程度較差的，先讀補習班，再升入正科。這時可算是國專的“全盛”時代了。
抗戰軍興，無錫淪陷，年已七十六，雙目失明的唐先生率領學生數十人，含辛茹苦，轉道至長沙、湘鄉，沿途租民屋上課。一九三八年初，終於遷校桂林，先後借正陽街、環湖路民房，繼續開學。入冬後，桂林屢遭空襲，便暫徙北流山圍。
次年二月，唐先生以水土不服，年邁多病，返滬治療。鑒於江浙學生紛請複課，遂改名“私立國學專修館”，沿用私塾形式，避免向敵偽登記，校舍先暫借上海康腦脫路（今康定路）通州中學，後在北京西路嵇山中學，敦聘王蘧常先生任教務長，而桂校則由馮振心先生負責。滬校三年制專科，自第二年起，分設文學、哲學、史地三組，直至解放後，改名“無錫中國文學院”，唐先生為院長，王先生任副院長，隨著全國大專院校的院系調整，遂於一九五一年，併入江蘇師範學院。
二
無錫國專與唐先生相始終，不能不概略提及其經歷。先生名文治，字蔚芝，江蘇太倉人，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生，父親唐受祺是個以窮秀才終其身的候選教諭，教書為生。唐先生從小用功勤讀，十六歲入州學，十八歲中舉人，二十八歲進士及第，以主事分發戶部，一八九八年，補總理衙門章京，一九○一年，隨那桐到日本，後又隨載振赴英，祝賀英王愛惠的加冕典禮。英國和日本的資產階級革命成就，對他思想上的啟迪和影響頗大。三十九歲出任商部左丞及右丞，四十二歲升左侍郎，商部改為農工商部後，署理尚書。清末國勢危殆，經濟極為窘迫，他在步履維艱的情況下，通商惠工，頗具苦心。四十三歲那年，以忤權貴，調任上海實業專門學校（原名南洋公學，即後來的交通大學）監督。辛亥革命後，他是不以“遺老”自居的，學校改稱南洋大學，任校長，直到一九二七年創辦無錫國專才離職，為祖國造就了第一批的理工科建設人才。交通大學的師生緬懷唐先生，籌建了“文治堂”，作為永久的紀念（十年浩劫中被破壞，現已重新恢復）。唐先生畢生治古代散文及宋學，尤推崇紫陽學案，頗有發明，著有《茹經堂全集》。解放後臥病上海，陳毅同志關懷耆宿，照顧備至。一九五五年逝世，年九十一。①
唐先生系桐城吳汝綸（摯甫）的高足，創辦南洋大學，即取法摯甫先生出長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時一套辦學經驗：名師薈萃，學風濃厚。唐先生心摹力追，科研則兼收並蓄，對學生要求嚴格，拔植雋才，堅持學生首須過好古文、外語兩關，教授須是第一流學者。辜鴻銘（湯生）雖然有些怪癖，但奄貫中西，就是唐先生親自禮聘的教授之一。唐先生為什麼移居無錫要創辦國專呢？是他憤慨北洋軍閥的禍國殃民、國將不國。時代和階級的局限，唐先生當然不可能成為共產黨人的，但畢竟是愛國愛民的，一個舊式學者文人在當時要救國培養人才，那只有私人辦學了。他說：“吾國情勢危殆，百姓困苦已極。此時為學，當以正人心，救民命為唯一主旨。務望諸生勉力為聖賢、為豪傑，其次亦當為鄉黨自好之士，預儲地方自治之才。”“他日救吾國，救吾民，是區區平日之志願也”（見自訂《茹經年譜》）。這就是他創辦無錫國專的目的和動機。因此，在飯廳里懸掛明代抗志不屈的楊椒山（繼盛）的聯語：“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希望學生在用膳時思忖著。同時他即以創建南洋大學的務實精神，用之於國專。
首先，唐先生認為學生的質量，繫於教師的水平，故培育人才，端賴名師。早期幾屆除親自授教全部經學課外，所聘教授不多，但均系著名學者文人。像清末民初鼎鼎大名的陳石遺（衍）先生長期主講《通鑑》和詩學等課。他蒞校之前，已撰有《石遺室詩話》、《近代詩鈔》、《詩話》、《元詩紀事》等，一時遠播扶桑，為日本著名文學家神田喜一郎等擊節讚賞。蒞校後，他講《通鑑》，熟到胡三省的注能背出，分析頗有條理；同時以淵博深湛的知識，闡發歷代詩歌的真髓，一經啟迪點撥，如坐春風化雨之中。那時陳衍住在蘇州，每星期五來無錫講課，星期一返蘇州。每課時的代價是大洋二十元（約合白米三百斤），這樣高昂的鐘點費，超過全國任何一個名教授。可是區區的私立無錫國專卻是不惜工本的。當時名師，還有金松岑、李詳（審言，文選專家）、孫德謙、錢基博、顧實、陳柱、朱文熊（叔子，著《莊子新義》），等等。
同時敦請學者專家作專題講座。當時章太炎先生在蘇州，經常來國專講學。章先生一口餘杭土話，又是菸捲不離口，講時詳徵博引，很不易懂。幸有隨從弟子作快速板書和記錄（記錄即印發），才解決了一些聽眾的困難。不少專家的講座，開拓了同學的視野。
四十年代，唐先生已屈耄耋，實際上的校務是由王蘧常先生一人仔肩，面對經費支絀，困難叢集，始終是殫精竭思地考慮如何辦好學校。先後延請了許多熱心教育，而又是卓然成家的學者，如周谷城（中國通史）、王蘧常（諸子概論）、周予同（經學通論）、蔡尚思（中國思想史）、錢萼孫（詩學研究）、胡士瑩（詞學研究）、王佩琤（曲學研究和版本目錄）、朱東潤（歷代文選）、唐慶詒（中西文藝批評）、郝昺衡（中國文學史）、胡曲園（中國通史、邏輯學）、徐震（三禮研究）、鮑鼎（甲金文研究）、張世祿（音韻學）、朱大可（基本文選，經學概論）以及趙泉澄、蔣祖詒、吳丕績、葛綏成、許國璋、金德建等在學術上均有成就。而年近八旬的唐先生仍然親臨第一線，執教論孟研究、周易研究等課。學生們驚訝他的記憶力，四書五經的註疏都背誦如流，分析義理，頭頭是道，由陸景周板書。
為了開拓學生的學習園地，舉辦課外講座，除唐先生講授傳統古文讀法外，還請了呂思勉、郭紹虞等教授作文史方面的專題講演，一時聽者如歸，座無虛席。
無錫國專對學生的要求是頗為嚴格的，招生“少而精”，學習則“由博返約”“循序漸進”。因此，學生的入學必須擇優錄取，唐先生認為筆試固然能衡量學業水平，但還有偶而的僥倖，而口試隨問答而變異，不受試題的局限，學生的程度也就昭彰了。他任南洋大學校長時，每屆招新生，都要經他親身口試，以定去取。國專招生時，口試尤為嚴格，這是重要的一關，往往化了很長時間，唐先生是不肯苟且的（學校遷滬後就不舉行了）。口試問題很廣泛，一般先問考生讀過哪些文史哲類的專著，回答後就要問內容了，回答內容後，就要你論述對某書的心得體會及其優劣，往往“打破砂鍋問到底”，直至考生詞窮而止。
唐先生在五十五歲那年眼瞎，只能依靠聽覺來了解一切，每天有專人替他口誦典籍、書報，作為程課，但他聽覺特別敏銳，任何冗長的文章，一經讀出，便能完全領會。晚年以賣文為生，江南的士宦名流的“壽序”、“行狀”、“墓誌”等多出其手，就是由他朗誦腹稿，而旁人錄出的。對學生，他認為讀和寫的訓練很重要。學生的作文必經其耳，細心聆聽後，即指出某句應如何改易、整個謀篇如何，由旁人記錄，批在作文卷上，並叫學生仔細體會怎樣寫好文章。為什麼國專出來的學生，一般還能寫寫文章，這和唐先生的薰陶有關。年高身殘，行履維艱，但是他每天上午七時必臨校辦公，風雨無間，經常由人攙扶著到教室、飯廳、宿舍了解學生情況。據金易占的回憶：“國專的飯廳秩序是比較突出的，幾百人在一個飯廳里進膳，從來沒有人小聲講過話。”每星期一的“紀念周會”，校長是必對全體學生講話的，內容不外勉勵學生如何進德修業，但他很懂得學生心理，講話扼要中肯，為時最多不超過二十分鐘，學生也就不感到厭煩了。國專在學業上對學生的要求是嚴格的，但在生活上卻不甚干涉，可說管理頗松，出入自在。在唐先生言教身教下，有些學生不免迂闊，但放蕩胡鬧的行徑，似乎很少。
無錫國專有辦學十六字訣：“熟讀精審，循序漸進，虛心涵詠，切己體察。”因此它的課程設定，除必修課和當時一般大學的中國文學系一樣外，在抗戰前選修課，分義理、詞章、考據三大類，讀的都是專著。其中又分經、史、子、集，至於什麼概要、通論、概論之類是摒棄的。學生必須貫通經、史、子、集中的某一專著，熟讀深思作為基礎。並重視畢業論文，學生修業的最後一學期，由教師指導撰寫畢業論文，以論文的優劣，品定畢業的名次。
在讀的雙基訓練方面，每一國專學生至少能背誦長篇古文五六百篇。唐先生為此傳授了吳摯甫“古文四象”（太陰、太陽、少陰、少陽）的傳統朗讀法，特別指出通過朗讀可提高沉浸詞章的樂趣，收到融會貫通、消化吸收的效果；還循循善誘地引導，反覆熟讀順誦像賈誼《過秦論》、晁錯《論貴粟疏》、諸葛亮《前出師表》等氣勢磅礴、縱橫捭闔的文章，對今後寫論文是有所裨益的。因此，同學大都懂得在抑揚頓挫、緩急輕重的聲調節奏中，玩味文章的起承轉合、措辭構思之妙。不論早晚，國專教室內外，總是一片琅琅書聲。其次，除要求能背能寫各種體裁文章外，還要吟誦歷代詩詞名篇，辨清四聲及陰陽清濁，從而能賦詩填詞。這樣的“書塾式”的讀書方法，無視於“死記硬背”的譏誚，形成國專自己的學風，環顧當時文科大學，確是罕見的。
“學林探索貴涉遠，無人跡處有奇觀”。畢業前，很多學生懂得寫畢業論文，搞學術研究，不能依賴第二手材料，不能沿襲別人的研究成果，不能拾人牙慧。而要立志探索學林，有所創見，雖不能“戛戛獨造”，但是至少運用第一手資料，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國專藏書不多，約五萬冊，其中有元、明善本三千冊左右，每天課餘時間，圖書館總是人滿為患的。約計從一九二五年學生會創刊《國專月刊》至抗戰後停刊。每學期一卷（五冊），全年兩卷（十冊），共出版了八卷左右，刊載的都是師生學術性的文章。國專在經費支絀的情況下，截至抗戰軍興，我們回憶凡出版了《通鑑紀事本末書後》、《孟子概述》、《史漢文章研究法》、《禮記大義》、《十三經提綱》、《周易訊息》、《莊子新義》、《老子通證》、《名家五種校讀記》、《文心雕龍校讀記》、《文史通義注》、《尚書大義》、《性理學大義》、《石遺室論文》等專著。
唐文治、王蘧常兩先生指導學習，提倡的是厚植基礎，“由博返約”，即扎紮實實打基礎，博覽專精拓津途。相反，決不趨時髦，不尚空談，不抄捷徑，不怕異議。無錫國專在當時是屬於文科大專性質的學校，但在全國範圍內看，卻是有些不同於眾之處。一九三一年冬，國際聯合會教育科（相當於今國際科教文組織）的唐克爾•培根到我國考察教育情況，考察了無錫國專後說：“我們來中國看過很多學校，讀的是洋裝書，用的是洋筆，充滿洋氣。這裡才看到純粹中國化的學校，才看到線裝書和毛筆桿，並希望這所繼承中國文化的學校能夠發揚光大。”以我國文化之悠久，幅員之廣大，人口之眾多，有這么一所少數人啃古書，從事研討傳承“絕學”的學校，也是無可厚非的。何況它對學生厚植基礎、因材施教等措施，也還是多少年來從實踐中獲得證明，行之有效的治學途徑啊！
國專在滬復校後，王先生更善謀遠慮，除因襲唐先生教學方針外，還增添了一些課程，不受當時教育部頒布設定的束縛，訂出一套設定方案，除必須通讀一些經史子集的重要原著外，還要求學生掌握文字、訓詁、聲韻、版本、目錄、古書校讎學的知識和技能，為將來能獨立研究，探討學術積聚基本條件。
這些要求於學生的若干措施，在培養文史領域方面人才來看，至今是否還有借鑑的意義，值得深思。
三
國專開辦至結束，為時僅三十年，校友約一千七八百人左右，人數不為多，卻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囿於所知，略舉數例：早期的校友不多，但探討學術、馳名中外的，如王瑗仲（蘧常）的諸子、群經研究，錢仲聯（萼孫）的詩詞駢文研究，兼工賦詩，有“江南二仲”之稱。瑗仲先生所撰《嚴幾道年譜》和詩集《抗兵集》，曾為學林轉相稱引。最近法國卡里諾夫斯基博士來中國，執贄於王先生之門，學陰陽五行之說。唐蘭的古文字研究論著，為世界各國普遍譯印。吳其昌的考古學撰述，亦遠播海外，推為一代巨擘。畢壽頤邃於經學、段氏說文，有《度帆樓文集》，識者推為乾嘉學者，允無多讓。余如兩漢書專家蔣庭曜、楚辭專家蔣天樞、《星預詩鈔》作者朱星預、史學家魏建猷，等等，都是早期校友，他們學術造詣，在此不一一列舉了。
四十年代前後，同樣是“不拘一格降人才”。至今當教授、研究員、編審、特級教師的更僕難數，略舉數例以明之。
馬茂元的唐詩研究，卓有成績。周振甫的詩文評述和古籍整理，騰譽士林。鮑正鵠致力於文史和圖書館學，成績斐然。馮其庸的紅學研究，著述宏富，獨到之見，為國際學者所推崇。湯志鈞的近代史和經學史的探索，贏得學林的佳評。徐興業嫻熟宋史，近撰《金甌缺》一百二十萬言，推為歷史小說中的翹首。陳祥耀致力於古典文學，頗具灼見。朱星的《金瓶梅考證》，蹊徑獨辟。江辛眉於修辭、校讎之學，造詣頗深。他和沈熙泉、李孟矞、嚴古津的詩學研究與創作以及吳雯的詞作，具見才思。再如楊康年、王紹曾的擅長版本目錄、兼精史學，陸成侯的潛研辛棄疾和明史，陸以鴻的科學譯著，翁闓運的金石、書學，周堅白的書畫，周慧■的書法，均見稱於世。在中學語文教學研究上，作出優異成績，並有著述傳世的如唐堯夫、沈蘅仲、張■之、何以聰、姜烈、許威漢等等，不再贅述。至於中學特級教師中，國專校友也占了一定比例。
國專歷屆校友散在大江南北，大多是獻身於文史方面的研究工作，並有所成就。筆者知見有限，只能聊舉數例，目的想提出一個問題：即這些人才的出現，是否與國專辦學方法有關？
四
際茲四害蕩滌，海字廓清，為進一步提高整箇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繁榮學術，必須辦好文科大學，舉國上下，已形成同一呼聲。黨中央重視百年大計，寓意深遠。我們認為如何切實辦好，除集思廣益，擘劃新路外，對類似國專那樣舊學校辦學的點滴經驗，不無借鑑之處。諸如從低年級起，狠抓朗讀背誦，倡導讀原著，廣涉獵。從高年級開始，重在引導學生根據平時愛好和專攻，進而向文史領域中的一個方面，集中探索，有所突破。這無疑是一條國專培育人才的途徑，是耶非耶，有待大家暢抒己見。不妨把當前辦文科的構想和課程設定，與之較論得失，權衡輕重，有助於切實解決文科多出快出人才的問題，全面有效地訂出辦好文科的具體措施。
“乘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深信今天專攻文科的同學們，在此呼籲改革文科體制聲中，瞻望不遠的將來，一定能為祖國輝煌燦爛的文史園地，盛放出萬紫千紅的奇卉異葩，開拓出前所未有的風光旖旎的百花園！
（原載鍾叔河編《過去的大學》，長江文藝出版社，轉自往復）
文脈無錫：從東林書院到無錫國專
yuanj2005-06-17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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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古代無錫文脈之路：從學塾到書院
人才輩出絕不是偶然沒有崇尚文化的共識沒有重視教育的實踐人才就不會輩出也就形不成文脈。
無錫歷來重視文化教育。北宋嘉佑三年(1058)，無錫縣學宮建成，位於今天的學前街。自宋至清，無錫先後有13所書院。
公辦的教育如縣學以外，無錫還有許多家塾、教館、族塾和義塾，對兒童進行啟蒙教育。有史可考無錫最早的學塾是元代的強氏義塾，其後私人辦學漸漸增加。私塾以外，還有地方人士集資或財政出資的義塾。同治年間知縣吳政祥還在四鄉辦了四所義塾，諸成績在城中南門、西門各建一所義塾，光緒年間倪鹹生建養正義塾，無錫、金匱縣學各辦了一所義塾，施行免費教育。光緒二十四年(1898)，無錫興起辦新學，在舊式經史子集的學業中又增加了英文和算術。到了清末，無錫的私塾數量達到866所。
古代無錫對教育的重視，使得無錫人才輩出。科舉制度、文官政治為普遍的尊重學問提供了平台也為國家輸送了大量的人才。自隋代開創科舉以來，無錫出了五名狀元，宜興出了兩名狀元。學宮旁的狀元坊上還懸有“六科三解元”、“一榜九進士”的匾額，在無錫傳為佳話，為人津津樂道。今天的東林書院道南祠前，恢復了這些匾額。
從孩童啟蒙到研究學術，梳理無錫的文脈，就不得不提到東林書院。書院是文脈中的精英學術團體。宋代程朱理學的承前啟後人物、二程的得意弟子、朱熹的老師——楊時(號龜山)是東林書院的創始人，楊時在東林書院長期講學，使無錫成為當時東南地區理學的傳播中心。宋明理學是中國哲學的重要一支，也是封建社會以儒學作為立國思想的顯學。有一塊《錫山儒學先賢祠記碑》記錄了宋代楊時起理學在無錫的流傳情況，至今保存在無錫碑刻博物館的縣學牌刻中。
文化精英推廣了文化教育，文化教育又孕育了文化精英。無錫人文薈萃的局面，自此分外好看。同時，從唐代名相李紳、宋代名相李綱為代表的無錫籍官員的治國理念中，我們不難發現，孟子的民本思想在無錫文脈中淵源有自。讀書明理做學問與關愛民生，實踐社會密不可分成為無錫文脈能夠繼往開來的緣由，也為後世無錫文化開闢了務實之路。
5、文脈重鎮：東林書院與無錫國專
有耕耘就有碩果，說到無錫的文脈，不得不提到這兩個名字：“東林書院”和“無錫國專”。
南宋開創的東林書院是無錫文化的重鎮，也是中國書院文化的重鎮。元代東林書院荒廢已久，直到明萬曆年間，吏部無錫籍官員顧憲成罷官回錫，與指責皇帝失職被貶的無錫官員高攀龍等人開始重修東林書院。
明代的東林書院一時成為天下學子、正直士大夫的眾望所歸。他們在此講學論道，而且積極議論朝政，抨擊閹黨，一改空談心性與世無涉的學問志趣。當時的講學強調德性修養，提倡兼聽博採，反對空疏，關心民生、國事。顧憲成說：“水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講求性命，切磨道義，念頭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齒也。”由於在東林書院講學的學者學問精深，東林書院逐漸成為東南地區的學術中心：“上自名公卿，下迨布衣，莫不虛己悚神，執經以聽，東南講學之盛遂甲天下”。
東林書院將學術與政治、道德與實踐一以貫之，形成了東林學派的特點。顧憲成主張“實學”、“實用”、“實益”，可以說，作為文化重鎮，明代東林書院是宋代東林書院儒家理學傳統的繼承恢復，也是繼承中的創新。無錫文脈至此開始了轉折，那就是從務虛逐漸走向了務實的道路，從中我們還能聽到清代中國學術文化轉向實學的先聲。
三百多年後，無錫的文脈出現了一個今天已鮮為人知、與東林書院堪稱伯仲的學府，那就是“無錫國學專修館”。
清末，傳統書院式的文化教育漸漸被新式學堂為代表的現代教育所取代，這時期，既有傳統書院的特點，又能與現代教育體制接軌的，就是唐文治創辦的無錫國專。
唐文治，經學家，太倉人，曾任職於清廷外務部、商部，擔任過交通部上海工業學校(今上海交大)校長，還擔任過私立無錫中學(今三中)校長。唐文治深諳國故，主張實業與保存國粹並重，而無錫恰恰是既有深厚的傳統文化基礎，又是一個洋務官員辦實業起家的中國民族工商業發源地。無錫讀書人的文化底子和無錫士紳的經濟底子滿足了唐文治保存國粹、實業救國的思想。可以說，無錫國專是占盡天時地利人和，注定要成為無錫文脈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1920年冬，唐文治回到無錫。當時，錢塘人施肇曾發起開辦無錫國學專修館，特邀唐文治為館長。館址最早位於錫山下，後由無錫士紳捐資在學前街學宮東側建新址。
五四運動之後，傳統的國學遭到了懷疑與否定，這是研究國學的無錫國專的文化背景。同時，無錫國專又不同於東林書院這樣的傳統書院，它繼承了清代實學的優秀傳統，又有著現代大學的特點。1928年，當國學家無錫人錢基博擔任無錫國專教務主任以後，國專課程發生了變化：“本院原定學程與國立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大致相等”。有人這樣評價國專，“正是這所學校，擔負起了現代化進程中傳統文化及教育精神的延續與轉型重任”。
三十年間，無錫國專共培養了1700多人，其中不少成為文史專家，為繼承和發揚民族文化遺產作出了重大貢獻。從這份出自國專的名單，我們就可以知道它的份量：王蘧常、唐蘭、吳其昌、蔣天樞、錢仲聯、魏建猷、馬茂元、周振甫、馮其庸、湯志鈞、朱星、王紹曾……這些人之後都成為國內各大學中文、歷史等各學系的棟樑之材，無錫國專的經歷成為他們一生的驕傲。
1931年11月，國際聯合會教育科派遣唐克爾•培根來我國考察教育情況，他考察國專後說：“這所學校是純粹中國化的學校，中國固有文化僅賴此校一線維持。”
1949年8月，無錫國專改名為中國文學院，1950年因經費困難被合併。無錫國專消逝了，但它在中國文化史上得到了應有的地位。當代學者謝泳寫到：“國專從時間上說，比清華大學的國學研究院要早五六年時間，所以它的學生中的優秀者又到了清華國學研究院。幾十年以後再看，中國文史哲的天下，大體可以說就是由這兩班人來支撐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和無錫國專特別為人看重的原因，因為是他們在國學面臨衝擊的時候，挽狂瀾於即倒。如果沒有這兩個機構，中國後來的國學研究是一種什麼樣的局面，真不可以構想。錢穆和錢鍾書雖然不是無錫國專出來的，但實際上他們和那裡有更深的關係。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是無錫國專的教務主任，錢穆早年的學術生涯也是在無錫開始的。想不到中國傳統學術的生命，最後與一個江南水鄉連在了一起。”
比較東林書院和無錫國專，我們發現無錫的文脈竟與中國的學術文化有著如此密切的關係，它們都曾擔當過振興時局，力挽狂瀾的重任，這是否無錫文化特點的呈現？
6、近現代文脈轉型之路
民風淳則學風正。無錫國專之成功，既得力無錫士紳經濟上的支持，也得力於近代無錫的教育水平。國專的成功，是歷史的水到渠成。
近代教育是無錫文脈一段輝煌的歷史。早在戊戌變法之前，無錫就有了民間私立的新式學校。1898年連元街上的“立矣實學堂”是無錫最早的新式學堂，顧毓王秀就曾在此就學。其後，曾編輯出版全國第一套國小教科書的“三等公學堂”和“東林學堂”、“胡氏公立蒙學堂”、“競志女學”等一大批以啟迪民智教育救國為宗旨的新式學堂相繼建立。編輯1910年初等國小國文課本和1912年民國第一版全國高等國小課本的同樣也是無錫人。
上世紀二十年代，無錫的工商業已經相當發達，經濟實力相對雄厚。由於早期的無錫民族工商業家如楊、薛、唐等姓，均有晚清官紳背景，既深受傳統中國文化的浸淫，又是洋務派實業救國的專家，他們“重名猶過於重利”，熱心於教育事業。國學大師、史學家無錫人錢穆曾這樣描述：“凡屬無錫人，在上海設廠，經營獲利，必在其本鄉設立一私立學校，以助地方教育之發展。”無錫工商界巨子榮德生就曾創辦了江南大學等學校，更多的無錫工商界士紳則在創辦各類學校之餘，資助著無錫國學專修館。
無錫還是國內較早有公共圖書館的城市，位於崇安寺的無錫縣立圖書館是繼北平成立京師圖書館後國內較早成立的現代意義上的圖書館。縣立圖書館建立後，還組織圖書到鄉鎮巡迴閱覽。其後還有榮德生兄弟創辦的大公圖書館等等。無錫有識之士的見解之深，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之強，堪稱進步。
二三十年代這一場影響深遠的社會教育運動，江蘇省領先於全國，而“江蘇乃至全國社會教育的策源地”正是無錫。無錫先後湧現出一批著名的教育家，如唐文治、侯鴻鑒、俞慶棠、高陽、顧倬等等，成為無錫文脈的掌舵人。
不同於古代教育，由於實學、實業思想的深刻影響，近現代的無錫文脈產生了質的轉變，從早期文理並重，到後期科學稱雄，此消彼長，文脈漸漸衰落，對城市的定位與發展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同時，由於近現代無錫教育在各個層面提升了人的文化素質，又為幾十年以來無錫的經濟騰飛奠定了基礎。
有作為學術重鎮的無錫國專，才有了傳承中國文化的一大批精英；有源自洋務運動的無錫民族工商業家的實業思想，才有了無錫近現代的理工教育，因此從國學到理工經濟各科，無錫一地會產生如此之多的專家學者、院士名流，為國家輸送了大量的人才。這是無錫文脈最為輝煌的百年。
回味近現代無錫文脈與實學、實業之間種種密不可分的關係，比較無錫國專在中國文脈中的地位和無錫民族工商業在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中的地位，我們發現了他們的巧合，我們在讚嘆之餘，也有慨嘆與啟發。文脈何以為繼的問題，不只是無錫的問題，也是中國的問題。
7、現代無錫文脈之星
當無錫文脈的歷史漸演漸近，我們的眼光自然會落到幾顆特別耀眼的明星上，那就是謝泳文中提到的並不出自無錫國專的錢鍾書與錢穆，這兩位無錫人引以自豪的大師。
文化泰斗錢鍾書是國學家錢基博之子，從小博聞強志。1933年他畢業於清華大學外文系，翌年赴英國牛津大學留學，1938年被清華大學聘為教授。錢鍾書對中國文化研究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他的主要著作有《管錐編》、《談藝錄》等。錢鍾書以文化批判精神觀照中國與世界，深刻闡發了中國文化精神的深厚意蘊和獨特價值，也指出了其歷史局限性和地域局限性。他在文學研究中，以人文學科、社會科學的多種方法相互經緯，把文學現象分析納入完整的文化系統，將文史哲各學科融會貫通。錢鍾書被譽為“文化崑崙”。
國學大師錢穆，字賓四，1930年起先後任燕京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大、江南大學等院校教授。1950年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1967年遷居台灣，任中國文化學院歷史研究所博士班主任，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主要著作有《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國史新論》、《朱子新學案》等。錢穆治史的終極目標是用中國學術的傳統和眼光，為中國文化找一個方向和歸宿。錢穆被人尊為章太炎之後唯一的國學大師，是“中國最後一位士人”。
誠然，無錫的文脈，從來未能跳出中國文化的歷史大勢。所謂文脈，也只能留給歷史，而今天，當“沒有大師的時代”一說被普遍承認時，我們卻不能將責任推給過去。文化是一條河流，我們希望能看到無錫的文脈能夠蘊育潛流，重現激流。
從東林書院到無錫國專，無錫的文脈，又何嘗只是文脈而已。
本文引用參考文獻頗多，恕不一一註明，特向原作者致謝。
策劃：新聞策劃部
到底是誰愚昧了當今大學生？
[2006-8-811:44:46|By:p417810016]
驚聞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外交學院、中國農業大學、中央財經大學、北京語言大學、華中科技大學等7所大學取消了“研究生畢業必須發表論文”這個硬指標的訊息，學生即使沒能發表論文，也能畢業了。這真是一個好訊息，看來研究生們的肩膀上不用長著自己的腦袋用於思考了，只需按裝一個記憶晶片就萬事大吉了。
現行教育制度的制訂者們，不知是無知者無畏呢，還是出於對教育的深刻理解而標新立異，似乎總是與先哲前賢們的教育觀反其道而行之。《禮記》中說：“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而我們的師者不僅大多是“記問之學”，也要求學生求“記問之學”，善思者即視為另類；孔子說：“有教無類”，而我們卻把學生人為地分類教之，什麼“優生班”、“差生班”等等；伊索說：“教育的基礎，在於認識個性；教育的宗旨，在於確立人格”，而我們卻在教育中磨滅學生的個性和人格；斯賓諾莎說：“教育的目的應當教人如何思考，而非思考些什麼。應當增進我們的心智，使我們能自行思考，而不是將別人思考的東西來作為我們記憶的負擔”，而我們卻用毫無人性的應試教育製造出強大的升學壓力，從而逼迫學生喪失自行思考的能力；世界已開發國家的大學教育是“寬進嚴出”，而我們的大學教育是“嚴進寬出”，使大學生們走向社會後大多是學非所用，就業困難。這種教育制度，也許是在“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反對”的思想指導下訂立的，誰讓這些先哲前賢們都屬“封、資、修”的“敵人”行列呢！
蔡元培先生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教育主張，是要在思想自由的基礎上，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整合得兼容並包，把學生培養成既有完美人格，又能獨立思考，而且學識豐富的民族棟樑之材，並非培養只會死記硬背適應考試的庸才。現在的應試教育體系，其最大特色便是扼殺人性，禁止思想自由，學生們學習是為了考試，而且所謂的標準答案如沉重的桎梏，使學生們難以在學海中自由地蕩漾。在這種教育制度下，迫使一些學生“平時則放蕩冶遊，考試則熟讀講義，不問學問之有無，惟爭分數之多寡。試驗既終，書籍束之高閣，毫不過問。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責，文憑到手，即可藉此活動於社會，豈非與求學初衷大相背馳乎？”（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
大學應是獨立自主、聖潔超俗的學問殿堂，不應有過多的世俗干預，更不應把它變成一種統治機構，要讓學生們有“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陳寅恪先生說：“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賢所同殉之精義，其豈庸鄙之敢望。”還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我們不能為了眼前的某種需要，置民族的千秋大業而不顧，以一種學說，一種思潮，一種教育模式來約束學生，把學生變成考試機器。大學不僅要“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也更應該通過教育而造就無數的天下英才，禁止思想自由的應試教育，是得天下英才而愚昧之。
學生們畢業時撰寫與發表論文，是對其學業是否學有所思，是否有獨立見解的一種檢驗，放棄這種檢驗，就意味著要學生放棄對學問甚至是對真理的追求。唐文治先生在民國九年創辦的無錫國立專科學校，十餘年間，總共只有千餘名學生，卻培養出二百多位國家級的專家學者來。無錫國專的學生，平時從不用考試，每個學期只需交一篇論文。學期之初，學生自定題材，老師開出參考書目，期末以論文評定優劣。因此，無錫國專的學生思考能力強，有獨立見解，成才比例也高。無錫國專的經驗，說明撰寫與發表論文對培養學生研究學問能力的重要性，這是不是對當今的教育界有一定的借鑑意義呢？
也許提出取消“研究生畢業必須發表論文”這個要求，是鑒於當今學校中不僅學生們研究能力差，而且導師們研究能力也差，君不見一些導師們在大肆剽竊他人的文章嗎？要求“研究生畢業必須發表論文”，豈不是緣木求魚？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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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書院的現代轉型——以無錫國專為中心
陳平原在晚清學制改革大潮中，朝野間對於“開學堂，育人才”很快形成共識；分歧在於如何看待源遠流長的書院。“時局多艱，需材尤急”，無法生產堅船利炮的書院，其教學宗旨及培養方案，非改不可。於是，出現了三種頗有差異的選擇：一、整頓書院，增加西學課程（胡聘之等）；二、保留書院，另外創設講求實學的新式書院或學堂（廖壽豐等）；三、請皇上發布詔書，“將公私現有之書院、義學、社學、學塾，皆改為兼習中西之學校”（康有為等）。取消書院，以便集中人力財力，發展新教育，這一“興學至速之法”，從鄭觀應最早提出，迭經胡燏棻、李端棻、康有為等的一再奏請，終於成為最高統治者的諭令，通行全國。其間雖有反覆，但秋風日緊，大樹飄零已成定局（註：參見胡聘之等《請變通書院章程折》、廖壽豐《請專設書院兼課中西實學折》、張汝梅等《陝西創設格致實學書院折》、康有為《請飭各省改書院淫祠為學堂折》、鄭觀應《盛世危言•考試》、胡燏棻《變法自強疏》、李端棻《請推廣學校折》及《清帝諭各省府廳州縣改書院設學校》，分別見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下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和朱有＠(原字王加獻)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一輯下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
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家寧願縱論飄渺含糊的“三代之學”，而不想涉及近在眼前的書院之利弊得失，可能有不得已的苦衷，比如，不願意“穿新鞋走老路”，或者擔心舊體制因而“藕斷絲連”等。可這么一來，傳統中國的教育精神，被高懸雲端，無法介入20世紀初極富激情與想像力的制度創新。只是在新學制已經完全確立，書院基本上退出歷史舞台，教育家們方才回過神來，對書院的黯然退場表示極大的遺憾。比如，以提倡新文化著稱的胡適便大發感慨：“書院之廢，實在是吾中國一大不幸事。一千年來學者自動的研究精神，將不復現於今日。”（註：胡適：《書院制史略》，《東方雜誌》第21卷3期，1924年2月。）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擅長“以史為鑑”的中國學人，在追懷日益遠逝的書院的同時，開始“補偏救弊”。於是，為二十世紀中國高等教育，提供了一道不太耀眼但也無法完全漠視的“風景線”。那便是：或借書院精神改造現代大學（如蔡元培、胡適），或嘗試重建已經失落的書院（如章太炎、馬一浮）（註：參見陳平原：《大學之道——傳統書院與二十世紀中國高等教育》，《嶺南學報》新第一期，1999年10月。）。在這其中，對傳統書院大有好感，可又能順從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與現代教育體制接軌的，當推唐文治（字穎侯，號蔚芝，別號茹經，1865—1954）創辦的無錫國專。
這所“書院式的學校”（註：參閱錢仲聯：《無錫國專的教學特點》，見《文教資料》1985年2期。錢氏乃無錫國專早期畢業生，1934年回母校任教，其追憶與總結相當精彩。），創建於1920年，初名無錫國學專修館，1927年改為無錫國學專門學院。勵精圖治十年，終於在1928年通過考核調查，被批准立案；1930年得教育部令，更名私立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抗戰中，在極端艱難困苦的條件下，無錫國專以不同形式分別在桂林、上海兩地辦學。1946年初春在無錫復校，1950年因經費支絀被合併，取消建制。三十年間，曾在無錫國專就讀的校友約一千七八百，其中不乏文史研究方面的傑出人才，如早期學生王蘧常、唐蘭、吳其昌、蔣天樞、錢仲聯、魏建猷，後期學生馬茂元、周振甫、馮其庸、湯志鈞、朱星、王紹曾等。更重要的是，這所學校的課程設定及講課方式，不同於一般大學的中文或歷史系；其籌建及運營，更富有傳奇色彩。而這背後，牽涉到現代化進程中傳統文化及教育精神的延續與轉型，值得認真研究。
一、從“救民命”到“正人心”
國年間的大學校長，頗有一言九鼎，決定整所大學的風格與走向的，如國立大學的蔡元培、梅貽琦、私立大學的張伯苓、教會大學的司徒雷登等。但所有這些校長，就其與所主持的學校的親密程度而言，均不若唐文治之於無錫國專。稱唐校長乃無錫國專的靈魂，一點也不過分。不只是規劃與創辦，更包括日常的管理與講授，唐先生幾乎事必躬親，儘管其眼睛已經基本失明。可以這么說，無錫國專的一舉一動，都帶著明顯的唐文治個人色彩。這自然是因為學校規模小（頂峰時期學生人數也不過三百人），加上是私立，校長有權“說了算”。但更重要的是，如此兼及傳統書院的山長與現代學堂的校長，正是唐文治的自我定位。故必須將唐先生本人的社會閱歷、政治傾向、文化理念與學術追求考慮進來，方才可能解讀這所風格獨特的學校。
首先碰到的問題是，作為大名鼎鼎的交通部上海工業學校（即1896年由盛宣懷奏請籌設的南洋公學，1921年起改名交通大學）的校長，為何辭去現職，跑到無錫創辦小小的國學專修館？這一點，論者大都依據唐文治本人的自述：因目疾日深而辭職，因宗旨相近而辦學。可這裡有幾個小問題，牽涉到日後無錫國專的發展方向，不能不詳加辨析。
依《茹經先生自訂年譜》“庚申（1920年）五十六歲”則，不顧交通部以及學校同人的再三挽留，十月初三日“余遂決計解職回錫”，同年十二月間方才應施肇曾邀請開辦無錫國學專修館。也就是說，辭職與開館，二者之間沒有必然聯繫。但此前半年，唐先生已經答應出任私立無錫中學的校長，並為其制定章程（註：據無錫市三中《深切懷念老校長唐文治先生》（《唐文治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紀念文集》 ，油印本，江蘇無錫，1994）稱，唐日後還專門為無錫中學撰寫校歌：“力拯水火濟生民，即為邦國興太平。”）。此前八年，原籍江蘇太倉的唐文治，已經在無錫購地建屋，奉父徙居。回過頭來，不難發現，五十六歲的唐文治之所以退隱無錫，並非一時心血來潮。早已將無錫作為終老之鄉，這才能理解其宣布講學宗旨時，突出“預儲地方自治之才”。而所謂“惟冀有如羅忠節、曾文正、胡文忠其人者出於其間，他日救吾國救吾民，是區區平日之志願也”（註：唐文治：《茹經先生自訂年譜》，第85頁，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學生會校印，1935年。），除豪傑崛起於鄉間的傳統想像外，還凸顯了清末民初變革的新思路：權力下移，地方自治。
而這，正好對應了精研易經、洞明世事的唐文治一生的運動軌跡：京城為官(1892—1907)，上海辦學(1907—1920)，無錫講道(1920—1950)（註：抗戰爆發後，年過七旬的唐文治主要活動在上海，但因仍在從事無錫國專未竟事業，故不加分別。至於同是一校之長，何來“辦學”與“講道”的區別？這涉及對於二校性質及宗旨之理解。）。對於唐先生來說，真正的“節骨眼”，不在大清王朝的解體，而是自家的文化根基。抗戰中堅持民族氣節，拒絕出任偽職，這對於理學家來說，自在預料之中。曾任商部左侍郎、後又曾署理農工商部尚書的唐文治，辛亥革命後不只沒有成為遺老，甚至在關鍵時刻，與伍廷芳等聯名通電，要求清帝遜位。這顯然得益於其儘早離開了污濁的京城，遠走上海辦學。
1907年的遠走上海，並不像自訂年譜上說的，只是為了照顧“父親年邁，思鄉日切”；在我看來，主要還是官場失意：一直提攜他的農工商部尚書載振被參劾辭職，唐因而前途渺茫。而同樣是棄政從教，選擇上海高等實業學堂，而不是北京實業學堂或北京貴胄學校，這倒是很能顯示唐文治的見識。四年後，唐因上海高等實業學堂改南洋大學事上京，年譜里留下這么一句：“京師氣象，腐敗已極，余小住數日即回上海。”（註：參見唐文治：《茹經先生自訂年譜》，第71頁。）十幾年的京官，不能說對紅頂子毫無留戀——自訂年譜里再三出現蒙皇太后召見垂詢云云，可見一斑。陳衍批評唐文治“學問文章，皆有紗帽氣”（註：參見錢鍾書：《石語》，第43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不無道理。可關鍵時刻，當機立斷，告別無可作為的京城與官場，遠走上海的唐文治，又投身於晚清另一熱門事業：“教育救國”。
到任不久，唐文治上條陳，訂章程，立宗旨。除了要求增加經費、擴充專科人數，更強調“嚴定章程，以道德端其模範，以規律束其身心，庶幾教授管理有可措手，學生乃能有志上進，蔚為通才”。作為“實業學堂”，自是“大要在造就專門人才，尤以學成致用，振興全國實業為主”。可監督（校長）唐文治，卻還有培養通才以及整頓士風的願望，於是在《咨呈重訂章程和宗旨》中，不忘添上一句“並極意注重中文，以保國粹”（註：參閱《條陳本學堂辦法》和《咨呈重訂章程和宗旨》，均見劉露茜等編注《唐文治教育文選》，西安：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1995年。）。這可不是可有可無的官樣文章，講求實業與保存國粹並重，正是唐先生一輩子奮鬥的目標，也是其區別於一般的洋務官員或理學名臣之處。
曾兩度跟隨載振親王出訪英、法、美、日等國，再加上任職外務部和商部，唐文治對西方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略有了解，當然明白“實業救國”與“教育救國”二者交叉的分量。出長上海實業學堂後，強調“學堂異於科舉，要以崇實為宗旨，使人人重於實學”。正是由於這種“尚實”的辦學宗旨，加上上海的特殊地位，學校水平迅速提升，博得國外教育界的好評，畢業生甚至可以直接進入美國大學的研究院深造。以至唐先生不無得意地稱：“余私心竊計，以為中國東南各省無大學，於此，蓋始基之矣。”（註：參見劉露茜等《唐文治對近代高等工程教育的貢獻》，《唐文治教育文選》，第320～342頁。）
作為東南各省大學之翹楚的上海交通大學，1930年舉行第三十屆畢業典禮，特邀請老校長前來訓詞。唐文治先是表白當初辦學之“區區宏願，嘗欲興辦實業”，很快地話鋒一轉，引述諸多孔孟語錄，論證“欲成第一等學問、事業、人才，當先砥礪第一等品行”（註：參見《上海交通大學第三十屆畢業典禮訓詞》，《唐文治教育文選》，第231～234頁。）。確是理學家本色，時刻不忘教導學生如何做人。如此才性，出長“工業專門學堂”，其對於創辦鐵路或電機專科，改革土木及機械課程，到底能投入多大的熱情，實在值得懷疑。不妨看看唐校長上海十四年間的著述：《國文大義》、《古人論文大義》、《人格》、《國文陰陽剛柔大義》、《論語大義》、《孟子大義》、《大學大義》、《中庸大義》、《工業專門學校國文課本》等。除了理學，就是文學，作為人文學者的唐文治，無可挑剔；可作為專門學堂的校長，唐先生明顯對電機之類缺乏興趣。
身為一校之長，唐文治更關心學生的“人格”，而不是具體的“學業”，這完全可以理解。可即便如此，我還是驚訝唐校長著述時之精力充沛。1912年，“因胸中欲言者甚多”，唐校長將制定校訓的計畫，改成撰寫《人格》一書：“是書宗旨，專在發明人道，示以當然之格。”（註：參見《人格》之“緒言”以及《茹經先生自訂年譜》1912年則。）第二年，在致交通部的公函中，唐校長又強調：“居今世而言教育，惟有先以注重道德為要點。……道德並非空談，唯以人格核之，而後事事乃歸於實。”（註：《致交通部公函商討教育宗旨》，《唐文治教育文選》，第109頁。）同年，又將自編《高等國文講義》八冊函請交通部轉送教育部審查，希望“以之餉大學生徒”。大概是意識到可能遭遇“不務正業”之譏，唐文治預先擺明“本校國文一課特加注意”的理由：“科學之進步尚不可知，而先淘汰本國之文化，深可痛也！”（註：參見《函交通部致送高等國文講義》，《唐文治教育文選》，第117～119頁。教育部的復函非常得體：因其只負責審查中學以下教材，“本書不在審定範圍之內，應由編者自由出版，聽各學校自由採用”。）
作為“工業專門學校”的校長，本該是引進“科學”的先驅，可唐文治卻關心起洶湧澎湃的西學大潮對於本國文化的無情沖刷。這種思考，顯然超越了具體校長的職權範圍，更像個深謀遠慮的教育家兼思想家。假如世道平靜，唐校長一邊推崇實學，一邊講求人格，二者互為補充，未嘗不是好主意。可迅速崛起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對於唐校長以“人格”調節“實學”的計畫，是個致命打擊。原先賴以安身立命的孔孟學說，如今被北大的新秀們掃進了垃圾堆，這可是唐文治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問題在於，由“文學革命”而“政治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如颶風般迅速推進。上海自然也不例外，校園裡，除了“科學進步”與“本國文化”之此起彼伏，如今又添上“新文化”與“舊文化”的猛烈碰撞。而這，對於唐校長之“決計解職回錫”，我相信有直接的影響。
《茹經先生自訂年譜》1920年則在述及因目疾日深而自行解職時，還有這么一句：“自上年學潮後，學風愈覺不靖。”雖是寥寥十二字，卻不可輕易放過，在我看來，這與唐之由大學校長轉為“講學家居”頗有關係。對於舉世矚目的五四運動，唐文治的態度值得玩味：既公開發表通電，要求政府諒解學生的“愛國熱忱”，“勿加苛責”（註：《請顧教育大局電》，《唐文治教育文選》，第145頁。）；同時又對此後校園裡難得平靜不無憂慮——這其實也是蔡元培等大學校長以及社會名流的想法（註：參見陳平原、夏曉虹主編：《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之“餘論”以及有關蔡元培、章太炎、康有為、胡適等章節，廣州：廣州出版社，1999年。）。對於一個希望“嚴定章程”加強管理的校長來說，這絕對不是好兆頭。
辭職之前，感嘆“學風愈覺不靖”；辭職之後，當即開辦國學專修館，並宣布講學宗旨：“吾國情勢日益危殆，百姓困苦已極，此時為學，必當以正人心、救民命為惟一主旨。”（註：參見唐文治：《茹經先生自訂年譜》，第84～85頁。）二者如此配合默契，不會是純粹的巧合。考慮到此後唐文治越來越公開地批評新文化運動，有理由相信唐氏此舉乃寄託遙深，是人生關口的一大轉折。其重要性，一點不亞於1907年的棄官從教。
在參照朱熹《白鹿書院揭示》、高攀龍《東林會約》等而制訂的《無錫國學專修館學規》中，唐文治強調“吾館為振起國學，修道立教而設”，故特別看重的是“檢束身心，砥礪品行”。甩開“振興實業”的口號，專注“維持人道”與“挽救世風”（註：《無錫國學專修館學規》，《唐文治教育文選》，第147～155頁。），對於理學家唐文治來說，顯然更為得心應手。從籌辦洋務，到講求實學，再到“修道立教”，唐文治的道路，在晚清新派學人中，很有代表性。
經過生光電化、堅船利炮的洗禮，清末民初的士大夫，已很難再只講仁義、禮儀，而無視制度、物質的強大力量。只是有感於西學大潮使得傳統中國風雅凋零，有違自己的良知與教養，方才挺身而出，救弊補闕。對此，有必要給予“同情之了解”。從早年的提倡洋務（“忠臣孝子斷不可不談洋務”），呼喚西學（“西學堂之不容不設”）（註：在戊戌政變後一年的《與友人書》中，唐文治專門論證“西學堂之不容不設”，以及“忠臣孝子斷不可不談洋務”，參見《唐文治教育文選》，第1～5頁。），到晚年的“振起國學，修道立教”，這一轉折，有個人安身立命的考慮，但更多的是時世推移，而不得不做出的自我調整。對於積弱貧困的中國來說，“振興實業”與“挽救世風”何者為重，很可難見仁見智。但若套用唐文治的講學宗旨，無錫國專無疑著眼的是“正人心”，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救民命”。
作為一名別有幽懷的理學家，由“振興實業”轉為“修道立教”，或者說由“救民命”轉向“正人心”，自是本色當行，也自有其獨立價值。問題是，晚清以降，有此情懷的不只唐文治一家，為何無錫國專能取得驕人的成績，而康有為、章太炎、馬一浮、梁漱溟等人之創辦書院，便顯得舉步維艱？
二、另有淵源的“東南學術”
在教育史家眼中，晚清之書院改學堂，目的是使中國教育走上“與國際接軌”的康莊大道。故論及書院教育，基本上截止於“清末書院改革”，或者“書院制度的近代化進程”，偶爾顧及“近現代對書院精神的發揚”（註：參見李國鈞主編：《中國書院史》，第二十二章，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陳谷嘉、鄧洪波主編：《中國書院史資料》，第六編，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也都未能給予認真的清理與公正的評判。反而是思想史家，會對章太炎、馬一浮等人的書院講學感興趣，因為這是一種有理想、有信念，象徵意義遠大於實際效果的可貴嘗試。
二十年代初，有感於“文學革命”與“整理國故”所向披靡，對“忠信篤行”等傳統倫理道德造成極大衝擊，南京高師（東南大學）的教授們借《學衡》雜誌奮起反擊，與新文化分庭抗禮，形成南北對峙局面（註：胡先＠（原字馬加肅）：《樸學之精神》（《國風》8卷1期，1936年10月）稱：“五四以後江河日下之學風，至近年乃大有轉變，未始非《學衡》雜誌潛移默化之功也。”此乃箇中人的自我表彰，不足為憑。但《學衡》諸君之力主“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確與五四新文化人態度迥異。進入九十年代，學衡派的文化保守主義立場，得到不少“了解之同情”。）。撇開當初論戰時的激憤之辭，大致而言，北方學者銳意革新，自是容易流於空疏；南方學者功力深厚，可又未免過於守舊。張其昀關於“世人多稱南高學風偏於保守，這是一誤解，與其稱為保守，不如稱為謹嚴，較近事實”的辯解（註：張其昀：《南高的學風》，《國風》7卷2期，1935年9月。），在我看來，實屬多餘。因文化理念的“激進”/“保守”與治學態度之“空疏”/“謹嚴”，不是一個層面上的問題。而胡適所說的“南方史學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學能疑古而學問太簡陋。將來中國的新史學須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學工夫”（註：《胡適的日記》，第438頁，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雖是持平之論，卻忘了南北學者治學態度的差異，其實隱含著政治立場與文化理想的衝突，很難靠學養或方法來調適。
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學界，與《學衡》雜誌(1922—1933)文化理念相近的，除散落各地的專家學者，還包括若干很有特色的私人講學機構。1918年籌備、1922年正式成立於南京的支那內學院，雖由沈曾植、陳散原、章太炎代為撰寫“緣起”與“簡章”，主持人歐陽竟無也有“須復宋明講學精神之教育”的說法，但畢竟近於居士道場而不是傳統書院（註：參見徐清祥、王國炎：《歐陽竟無傳》，第七章，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年。）。倒是唐文治1920年創辦於無錫的國學專修館、康有為1926年創辦於上海的天遊學院、章太炎1935年創辦於蘇州的章氏國學講習會，都以“國學”相號召，對抗其時已經如日中天的“新文化”。有趣的是，這些有影響的私人講學，均集中在江蘇一省（上海舊屬江蘇，二三十年代江蘇省的教育、文化組織多仍在上海活動）。真應了那句名言：“東南學術，另有淵源。”
據張耀翔在《清代進士之地理的分布》一文所做的統計，清代一甲狀元、榜眼、探花共342人，其中江蘇就有119人，占34.8%，浙江81人，占23.7%，安徽18人，占5.2%。（註：轉引自楊念群：《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第270頁，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三者加起來，共218人，占63.7%。雖然科考功名並非人才的唯一指標，但據此可約略看出一地之教育及文化水準。故梁啓超在《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所下的判斷：“一代學術幾為江浙皖三省所獨占”（註：梁啓超：《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見《飲冰室合集•文集》第14冊，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還是大致可信的。
正因為文化積累深厚，在社會/學術轉型中，東南士子自然不甘只是充當配角；更何況舊學根基深厚者，必定反感新學之“浮躁”，也有能力與之爭鋒。考慮到民初浙江學人大舉進京，占據北大等重要位置，甚至有盤踞把持學界之嫌（註：桑兵的《五四前後的北大新文化派》（列印稿）收集了不少被排斥者的怨言，值得參考。）；而早在晚清，“徽籍學者大量湧入江浙地區，造成了安徽書院的學術真空狀態”，難以產生學術大師（註：參見楊念群《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第478頁。）。好不容易湧現出若干新銳（如陳獨秀、胡適），又都跑到北京興風作浪去了。這樣，二十年代中國，有資格也有能力代表傳統文化與學術的，確實非江蘇學人莫屬。這就難怪南京學界自覺扮演主流之外“另一種聲音”的代表。當然，考慮到晚清以降學者們大都四處求學，轉益多師，原籍不再是決定性因素，故這裡更看重講學者的居住地。
一地學風與一地民風相勾連，無錫國專之得以成功，與當地士紳的財政支持，以及民間的文化需求大有關係。有意講學的“當世大儒”，非只唐文治一家；借私人講學弘揚國粹的，也非只無錫國專一處。但只有無錫國專能夠獲得足夠的本地生源，以及相對充裕的辦學經費。
1926年，康有為在上海創辦“研究天地人物之理，為天下國家之用”的天遊學院，原本準備辦成正規大學，因經費無著，只好改在上海愚園路自家住宅設教。登報招生後，應者寥寥。好在“康聖人”豪氣不減當年，做了非常精彩的自我辯解：“上海各大學人數動輒千百，我院只有二三十人並不為少。耶蘇有門徒十二人，尚有一匪徒在內。今其教遍於天下，豈在多乎。”（註：參見蔣貴麟《追憶天遊學院》和任啟聖《康有為晚年講學及其逝世之經過》，夏曉虹編：《追憶康有為》，第459～477頁，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年。）可此一時彼一時，康有為晚年處境，不要說無法比擬耶穌傳教，與早年萬木草堂講學相比，也已不可同日而語。
與康有為上海講學之淒清截然相反，章太炎的蘇州講學則顯得十分熱鬧。1935年9月，太炎先生創辦“以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國學人才為宗旨”的章氏國學講習會（註：參見《章氏國學講習會簡章》，《章太炎年譜長編》，第960頁，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因有眾多政界聞人與學界名流捧場（註：學會的發起人朱希祖、錢玄同、黃侃、汪東、吳承仕、馬裕藻、潘承弼等，以及贊助人段祺瑞、宋哲元、馬相伯、吳佩孚、李根源、馮玉祥、陳陶遺、黃炎培、蔣維喬等，均為政界聞人與學界名流，有很大的號召力。），加上諸門人充任講師協助教學（註：如朱希祖、汪東、孫世揚、諸祖耿、潘承弼、沈延國、徐復等。），創辦之初的章氏國學講習會，可稱得上“盛況空前”（註：參見沈延國《章太炎先生在蘇州》和湯炳正《憶太炎先生》，二文均載陳平原等編《追憶章太炎》，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年。）。可有一點不應該忘記，這筆數目不小的辦學經費，乃蔣介石的“私人饋贈”。此“都下故人之情，有異官祿”，故不妨用以辦學的萬金（註：章太炎《與王宏先書》有云：“前月杪，丁君鼎丞又來致中央問疾之意，且以醫藥見惠，此既都下故人之情，有異官祿，故亦不復強辭；然無功受貺，終有不安。因去臘已在此間發起講習會，即以此款移用，庶幾人己兩適。”），一直支持學校的運轉與《制言》雜誌的出版，直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學校停辦，方才“全部用罄”（註：參見《制言》63期所載收支賬目。）。
其實，在二十世紀中國，所有“大儒講學”，都無法迴避不太“優雅”的經費問題。獨立於現代教育體制之外的“講習會”或“專修館”，沒有功名引誘，也不教謀生手藝，可想而知，願意付費問學者，數量不可能很多；因而，單靠學費，無法維持正常運轉。既不像康有為那樣捉襟見肘，也並非如章太炎依靠當局饋贈，唐文治的無錫講學，靠的是民間贊助。自施肇曾投入第一筆經費（開辦費八千，常年經費每年一萬）起，無錫國專主要依靠地方士紳的捐贈，非但弦歌不輟，且日漸擴大規模，完善設施。關於無錫國專的經濟狀況，《茹經先生自訂年譜》中頗多記載，總的來說運作良好，沒有出現大的危機（註：唐文治《茹經先生自訂年譜》第84～85頁、88頁、108頁等分別記載了大筆的捐贈。而102頁、118頁提及因學校擴充或校董捐款停滯而造成的困難，筆鋒一轉，又大談學校如何發展。1933年新校舍落成，同時完工的還有忠義孝悌祠的改建，後者的費用由唐文治和錢基博承擔，見《茹經先生自訂年譜》第120頁。）。
古富庶的江南，在晚清開始的以上海為中心的工業化浪潮中，“近水樓台先得月”。二十年代的無錫，雖也同樣遭受戰火蹂躪，畢竟工商業發達，經濟實力雄厚。更重要的是，這裡的士紳受傳統中國文化影響，熱心於贊助教育事業。遠在戊戌變法之前，無錫就開始創辦新式學校，而且均為民間私立。錢穆對其家鄉人“重名猶過於重利”的習性，有相當精彩的描述：“凡屬無錫人，在上海設廠，經營獲利，必在其本鄉設立一私立學校，以助地方教育之發展。”（註：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第232頁，長沙：嶽麓書社，1986年。）《師友雜憶》舉的例子，還包括無錫巨商榮德生之創辦江南大學，以及“無錫巨商唐家，請太倉唐蔚芝來無錫創辦一國學專修館”。後說不準確：最早動議並出資興辦國學專修館的，是錢塘人施肇曾；只是後來跟進的，確以無錫士紳為主（註：據1991年刊行的《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校友錄》所收《無錫國專校董名錄》，28名董事中，浙江3名，上海2名，余者均為江蘇人士。而江蘇籍董事中，無錫又獨占16席。）。正因有此傳統，無錫一縣，在教育方面，往往開風氣之先。二三十年代影響深遠的社會教育運動，江蘇是領頭羊，而無錫又是“江蘇社會教育的策源地”，這也可見當地民眾及政府對普及教育的重視（註：《無錫教育周刊•社會教育專號》（1934年8月）對其時無錫的人口、職業、識字率(66%)、社會教育設施及經費等，有認真的統計。若此統計材料屬實，則臧佛根為此專號所作《序言》以及華晉吉《無錫社會教育史略》所說的無錫為江蘇乃至全國社會教育的策源地，大致可信。另據同專號轉載的《全國民教館統計》，其時全國共有民眾教育館728處，而江蘇一省占了225處，將近三分之一。）。
除了無錫地方鄉紳的教育理念，還必須考慮唐文治的文化理想與個人魅力。應該說是二者一拍即合，天衣無縫，否則，無錫人何必恭請原籍太倉的唐文治？曾為京官的唐文治，自1907年激流勇退，赴上海辦學以後，便十分熱心江蘇的地方事業。先後出任江蘇教育總會會長(1908)、江蘇地方自治總理(1910)以及各種同鄉會、賑災會的會長。當會長不只是滿足虛榮心，還要出錢出力——尤其是賑災的時候。讀《茹經先生自訂年譜》及各種回憶文章，不難發現唐文治對於地方教育及慈善事業的投入。這與早年之堅信“天下惟能愛其鄉土者，然後能愛其國家”，故“欲上下數千年”、“縱橫億萬里”者，“當自鄉土始”（註：《匯刻太倉舊志五種序》，《唐文治教育文選》，第23～25頁。），可說是一脈相傳。而這，其實正是傳統中國政治的遊戲規則：“從來名宦大臣，退老居鄉，多知恭敬桑梓，敬宗恤族，於地方有貢獻。”（註：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第235頁。）只是由於現代都市的興起，使得城鄉之間的物質、文化水平以及醫療條件迅速拉開距離，以後的“名宦大臣”，“退老”但不“居鄉”，更別說服務桑梓，於地方有所貢獻了。
三、“東林”抑或“南菁”
雖曾隨使出訪日本及英、法、比、美諸國，參觀過牛津大學等著名學府，協助撰寫“歐美風教，沿途景物，詳載靡遺”的《英軺日記》（註：1903年上海文明書局刊行的載振《英軺日記》，唐文治到底起多大作用，是代筆，還是編纂，目前學界尚無定論。儘管有載振兒子溥銓關於其父只是粗通文墨不擅寫作的回憶（參見《無錫國專在廣西》第46頁），我還是傾向於維持《茹經先生自訂年譜》的說法：“公務之暇為載大臣編《英軺日記》成”，而不為唐爭“著作權”。），再加上執掌上海工業專門學校達十四年之久，唐文治對西學其實沒有多少了解，也缺乏起碼的興趣。故其主持無錫國專，所倚賴的，只能是本土的學術資源。
早年就讀清代四大書院之一的南菁書院，先後受業於黃以周、王先謙等經學大師；獨立辦學時，選擇的又是有東林書院“光榮傳統”的無錫。依常理推測，唐文治辦學的主要靈感，應來自這兩所同樣聲名顯赫但風格迥異的書院。既然是風格迥異，就很難簡單疊加，而必須有所選擇。對於東林、南菁的褒貶，涉及無錫國專的發展方向，不可掉以輕心。
主張“實事求是，莫作調人”的南菁書院，“其自修與研究之精神，實在令人佩服”；至於“明朝太監專政，乃有無錫東林書院學者出而干涉，鼓吹建議，聲勢極張……前者死後者繼，其製造輿論，干涉朝政”（註：胡適：《書院制史略》，《東方雜誌》第21卷3期，1924年2月。），更是令胡適等後世學人感慨不已。顧憲成、高攀龍諸君之講學，本來自有主張，可後人大都只記得其關心國事，無意中遺忘了其理學方面的思考與著述。從黃宗羲之讚嘆“一堂師友，冷風熱血，洗滌乾坤”（註：《明儒學案》卷五八《東林學案》，《黃宗羲全集》第八冊，第727頁，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到張君勱之表彰其“不但講學，而且論政”（註：張君勱：《書院制度之精神與學海書院之設立》，《新民月刊》1卷7～8期，1935年12月。），雖然時世遷移，讀書人對東林書院的想像沒有改變。
既然在無錫講學，很自然地，人們會以歷史上曾名滿天下且至今仍有流風餘韻的東林書院作為尺度，對之比照衡量。1933年3月14日，章太炎在無錫國專作題為《國學之統宗》的演講，稱“今欲改良社會，不宜單講理學，坐而言，要在起而能行”，具體的榜樣就是“無錫鄉賢，首推顧、高”。同年10月22日，章又再次蒞臨演講，這回更是直截了當地強調“無錫本東林學派發源之地”，並嘆惜“東林之學，至清中葉而闃焉無聞”（註：參見章太炎的《國學之統宗》和《適宜於今日之理學》，載《制言》54期、57期。）。推崇顧、高二君之氣節，這與唐文治沒有差異；可要說無錫國專的當務之急是恢復東林書院傳統，則非唐先生所能認同。
1920年作《無錫國學專修館學規》，提及高攀龍的《東林會約》，注重的是“檢束身心，砥礪品行”（註：《無錫國學專修館學規》，《唐文治教育文選》，第147頁。）；1930撰《國專學生自治會季刊題辭》，稱“惟相與考德問業，砥礪修名，如高景逸之《東林會約》”（註：唐文治：《國專學生自治會季刊題辭》，《國專學生自治會季刊》，1930年12月。）。再加上1926年出資刻印《高忠憲公別集》，1933年新校舍落成，“布置膳堂，懸王文成、高忠憲、顧亭林、陸桴亭四先生遺像”，應該說唐文治對高攀龍是推崇備至的。可到具體評論時，或稱賞“論學精粹處極多”，或表彰高風亮節，就是從不直接提及“東林黨人”的政治抗爭（註：參見《茹經先生自訂年譜》，第100頁、第120頁以及第26頁。）。
為《國學專修館十五周年紀念刊》作序，應該說是建立自家學術傳統的最佳時機，唐先生還是小心翼翼地迴避近在咫尺的東林書院：“則夫開鹿洞、表鵝湖、紹龍場之心傳，與夫正人心、救民命之事業，當吾校三十周年紀念，必有發揚光大之者。”（註：《國學專修館十五周年紀念刊序》，《唐文治教育文選》，第271頁。）為什麼？不妨先看看他在《無錫國學專修館學規》中對孟子“自任以天下之重”和顧亭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解說：“謂學者當任天下之重，研究天下之務，非謂干涉天下之事。人人能各安其本分，各勤其職業，斯天下治。”（註：《無錫國學專修館學規》，《唐文治教育文選》，第155頁。）如此立說，與唐先生曾立朝為官有關，即深知此中厲害，不願引起當局的猜忌。這很容易招來“巴結權貴”、“奴顏媚骨”之類的譏諷。可批評新文化，提倡儒家學說，不見得就是有意附和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抵制黨化教育，代之以儒家倫理，講氣節，求忠義，也不見得一無是處。
無錫國專的校友津津樂道於唐先生處理危機時之靈活機動（註：黃漢文《記唐文治先生》關於“驗印風波”的描述，最為精彩，見《無錫國專在廣西》，第76～77頁，蘇州大學（原無錫國專）廣西校友會主編，非賣品，1993年。），這一點，顯然不同於章太炎、馬一浮的名士派頭：一言不合，指袖而去。章、馬保持了學者的尊嚴，值得稱道；可真要辦教育，無法不跟官僚打交道，也不能不有所妥協。“識時務”的唐先生，極力表彰高攀龍的氣節，但卻不願意給人追摹東林書院的印象。因為，執政者永遠不希望書院成為“諷議朝政，裁量人物”的場所——無論過去，還是未來。
當然，還必須考慮南菁書院的傳統。世人之稱道“清代四大書院”，注重的是其學術上的成就，而不是政治上的抗爭。甚至可以這么說，清代辦得好的書院，都在抵制科考制藝的同時，刻意迴避東林書院的議政傳統。作為南菁書院的主講，黃以周強調“專肄經史辭賦，一洗舊習”，選編課藝時，看重的是“深訓詁、精考據、明義理之作”（註：黃以周：《南菁講舍文集序》，《南菁講舍文集》，光緒十五年刊本。）。而弟子繆荃孫為黃以周撰墓志銘，更是如此著墨：“先生教以博文約禮，實事求是。道高而不立門戶，常語門弟子曰：前代之黨禍可鑑也。”（註：繆荃孫：《中書銜處州府學教授黃先生墓志銘》，《續碑傳集》卷七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
這裡所說的“前代之黨禍”，指的正是東林黨人之“講學兼議政”。辦教育不同於立學說，需要持之以恆的努力，不但無法意氣用事，有時還不免委曲求全。作為前朝高官，唐文治深知世道艱難；為保存學校而小心翼翼，其實無可厚非。可這么一來，出現一有趣的局面：飯廳里懸掛楊繼盛的聯語“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但落實到具體的辦學方向，無錫國專追摹的，其實是唐先生早年就讀的南菁書院。
四、“國學”作為專科
傳統中國推崇的是“通人之學”。歷代書院中，也有側重專科訓練的（如醫學、術數、軍事、工藝等），但此乃“邊緣性知識”，不是讀書人心目中的正途。讀書人鑽研的是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儒家學說，其目的是通過科舉考試，成為國家管理機器的一部分，實現“治國平天下”的理想。
晚清開始出現專攻西學的書院（從“方言”到“格致”）。而廢除科舉考試後，西式學堂成為大勢所趨。張之洞之創建“存古學堂”（註：《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二輯下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收有一輯關於各地“存古學堂”的文章，其中包括《學部修訂存古學堂章程》，可見當年清政府及士大夫為“保存國粹”所做的努力。），將“國學”作為“專門”來修習，預示著世人政治立場及文化心態的大轉移。已經從“半部《論語》治天下”，大踏步後退為“保國粹，存書種”。即張之洞《奏設存古學堂折》(1907)所說的：“列朝子史，事理博賅，各體詞章，軍國資用，亦皆文化之輔翼，宇宙之精華，豈可聽其衰微，漸歸泯滅！”（註：張之洞：《奏設存古學堂折》，見《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二輯下冊，第503頁。）
曾經是讀書人命脈的孔門學說，如今成了專修課程。強調“客觀研究”的同時，實際上已經將其從日常生活中剝離出來。新文化人之從“文學革命”迅速轉為“整理國故”，並沒有使“國粹”擺脫日漸邊緣化的窘迫境地。1918年北京大學籌設研究所（1922年研究所國學門方才有效運作）（註：參見拙著《老北大的故事》，第85～94頁，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年。），1925年清華學校創建研究院國學門，再加上從二十年代中期起，教會大學（如燕京大學、輔仁大學、金陵大學、齊魯大學、嶺南大學等）也都先後設立了研究國學的專門機構（註：參見陶飛亞、吳梓明：《基督教大學與國學研究》第六章“三十年代教會大學的國學熱”，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一時間，談論國學成為風尚，大有將其作為評判大學研究水準的意味。實際上，只要在中國辦學，就必須貼近本土的文化學術與社會生活；而且，比起根基尚淺的“西學”來，二十年代的中國學界，“國學”明顯容易出成績。
就學校規模、研究經費、社會知名度而言，在二十年代的“國學熱”中，無錫國專毫無優勢可言。但有一點，師生們強烈的文化認同感——即依舊生活在“傳統”之中，這是其它大學的師生所不具備的。接受教育部考察並改名“無錫國學專門學校”後，辦學宗旨略有改變，不再提“正人心，救民命”，而是：“研究本國歷代文化，明體達用，發揚光大，期於世界文化有所貢獻。”即便如此，無錫國專的師生依舊是“別有幽懷”，不希望只是從事卓有成效的“客觀研究”。
唐文治特別喜歡引證1931年國聯教育科代表唐克爾•培根參觀無錫國專後所發的感慨：“我們來中國看過很多學校，讀的是洋裝書，用的是洋筆，充滿洋氣。這裡才看到純粹中國文化的學校，才看到線裝書和毛筆桿。”（註：參見《文教資料》1982年7～8期上“唐文治與無錫國專資料”所收金易占、楊廷福等二文。另外，黃漢文《緬懷唐文治先生》（《文教資料》1985年2期）提到一趣事：“學校檢查聽講筆記，我因‘橫行、用鋼筆寫，不記分’（陸先生的批語如此）。”所謂“不記分”，即“作零分計”。如此規定，可見主事者眼中“毛筆”之地位。）在1933年出版的《國專季刊》上，對此事有比較詳細的報導。培根除談及國學之重要性，更宣稱：“貴校為研究‘國學’之最高學府，負有保存固有文化之責，與普通學校之使命不同。”（註：健實：《國聯教育考察團蒞錫來校演講志略》，《國專季刊》，1933年5月。）這話肯定說到了無錫國專師生的心坎上——儘管北大等名校的學者們不見得認可。
在無錫國專，無論講學的“大儒”，還是莘莘學子，都有一共識：以“繼絕學”自命。這種精神狀態，相當感人。老師“痛舊道德之淪喪，新文化之似是而非”，“深願以淑人心扶世道救中國”（註：唐文治：《廣思辨錄序》，《國專月刊》1卷4號，1935年6月。）；學生則譴責新學之士“見異思遷，拋荒古訓”，接下來就是：“於戲！學之不講，先聖有憂，繼絕振微，當仁不讓！”（註：《發刊詞》，《國專學生自治會季刊》，1930年12月。）而所有這些論說，都直接針對北大為代表的新文化。
魏建猷之推崇王國維，批評疑古派乃“過渡時期一種破壞工作，未足以語建設”，還主要是學術方法之爭（註：魏建猷：《中國古史研究之將來》，《無錫國專年刊》，1931年上冊。）；高君仁引申發揮錢基博的《今日之國學論》，著力駁斥胡適“擴大研究的範圍”、“注意系統的整理”、“博採參考比較的資料”這國學研究三大主張，認定此乃文獻之路，不解決根本問題。因為，“研究國學者，所負之使命，在恢復中華民族創造文化的能力與精神”，而這種德性之路，需要體貼與領悟，更需要同情與信仰。結論是：“當此時也，奮臂一呼，振起絕學，豈非吾輩之責乎！”（註：高君仁：《研究國學者所負之使命》，《無錫國專年刊》，1931年上冊。）
值得注意的是，無錫國專師生的這種文化追求，得到了東南諸多學界名流的大力支持。《無錫國專第十屆畢業刊》上，刊有章太炎、蔣維喬、陳三立、柳詒徵、李根源、陳衍、吳梅、姚永朴、胡樸安、陳鍾凡、陳柱等人的賀詞（註：《無錫國專第十屆畢業刊》（非賣品），1933年5月。）。至於具體內容，不外乎“含英咀華”、“溫故知新”、“修己治人”等，雖說不出更高明的理論，可這畢竟表明了一種情緒與傾向：即對抗新文化，反對割裂傳統，強調“國學”研究還包含“檢束身心，砥礪品行”，以及“正人心，救民命”的特殊功能。
五、以“文章”為中心
作為理學家的唐文治，雖然著述甚多，且曾經聲名顯赫，其實缺乏獨立的理論思考，只能說是“躬行君子”；因而，在現代中國思想史上，遠不及章太炎、馬一浮重要。所謂“其治經漢、宋兼采，合考據、義理而一之”（註：陳衍：《茹經室文集三編序》，《茹經室文集三編》，1938年刊本。），基本上是客套話；倒是晚年的講學實踐，更值得稱道。
沒有多少精彩理論表述的唐文治，極為關注學生的人格培養與道德薰陶，因“學問之道，首重品行”。據唐先生稱，其以“檢束身心，砥礪品行”為講學宗旨，並非始於無錫國專；出長上海工業專門學堂時，便“每於星期日集諸生講經並修身立品大要”（註：《上海交通大學文治堂行奠基禮記》，《唐文治教育文選》，第297～299頁。）。如此以孔門學說為根基，以宋明大儒為榜樣，幾十年“傳道授業解惑”，本來應該大有成效，可令人困惑的是：千餘學生中，“文史方面有成就的固然不少，但竟舉不出一位研究宋學而有成就的校友”（註：黃漢文：《記唐文治先生》，《無錫國專在廣西》。）。跟這直接相關的，還有另外一段話：“為什麼國專出來的學生，一般還能寫寫文章，這和唐先生的薰陶有關。”（註：楊廷福、陳左高：《無錫國專雜憶》，《文教資料》，1982年7～8期。）換句話說，一個修養很深的理學家，竟教出一批能文章的文史專才。
如此局面，除了時世遷移，理學之接受與傳播大受限制，還與唐文治的教學宗旨與方法大有關聯。《茹經先生自訂年譜》有云：“余向主道德教育，迨閱歷世變，始悟性情教育為尤急。”如何實現“性情教育”？唐先生的思路頗為奇特，即藉助於文章的閱讀與寫作，完成學生的人格塑造：“居今之世，教授國學，必須選擇文章之可歌可泣足以感發人之性情者，方有益於世道也。”（註：《茹經先生自訂年譜》，第98頁。）
幾乎所有的老校友，回憶起無錫國專來，都會集中在如下四點：修心養性；專書教學；書聲朗朗；作文比賽。以“文章”（而非一般意義上的“國學”）為中心，藉助“熟讀精審，循序漸進，虛心涵詠，切己體察”的“十六字訣”，既實現“性情教育”，又完成學業訓練。這與現代大學分門別類的課堂講授，自是大有差異。
所謂“學者欲窮理以究萬事，必讀文以求萬法”（註：《國文經緯貫通大義自敘》，《唐文治教育文選》，第188頁。）；或者“讀文一事，雖屬小道，實可以涵養性情，激勵氣節”（註：《無錫國專校友會春季大會訓詞》，《唐文治教育文選》，第313頁。），單是追究其與程朱理學的離合，在我看來，還遠遠不夠。因唐文治如此立說的深層原因，乃直接針對五四新文化人之排斥文言寫作。無錫國專要求學生在抑揚頓挫、緩急輕重的誦讀中，玩味文章的起承轉合，以及文氣的陰陽清濁，長久地沉浸於詩文的境界中，而後豁然開朗，一通百通。如此教學，從內容到方式，都與桐城文派大有關聯。實際上，唐文治的誦讀與作文，受晚期桐城大家吳汝綸的影響很深，這一點，《茹經先生自訂年譜》中有明確的表述。
無錫國專的教授，頗有以能文著稱的（如陳衍）；至於唐文治本人的文章，倒不見得十分精彩。錢基博為唐文治《茹經堂外集》作序，稱自從參加無錫國專事業，“乃得時時親接其言論，然後知先生躬行君子，不徒沾沾詞章記誦之末”（註：錢基博：《茹經堂外集序》，《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錢基博卷》，第930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以“躬行君子”相許，自然是極高的評價；可其中似乎還蘊涵著另一層意思，即對唐文評價不高。1932年無錫國專學生集資鉛印錢基博的講稿《現代中國文學史長編》，1936年上海世界書局出版增訂本時“材料增十之四，改竄及十之五”（註：參見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第509頁，長沙：嶽麓書社，1986年。），可二書均隻字未提唐文治的文章。這與同在無錫國專任教的陳柱撰寫《中國散文史》時，專門表彰“吾師唐蔚芝先生”之“以古文為天下倡，性情文章，均近歐陽修”（註：陳柱：《中國散文史》，第310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形成極為鮮明的對照。
與錢基博態度相近的，還可舉出被唐文治奉為上賓、高價聘請的陳衍。在《茹經室文集三編序》中，陳衍大力稱許唐文治“晚講學鄉邦，於舉世不悅學之日，獨以通經致用為根本要圖”，並提及“其作為文章，於平日讀書見事所得力，遇題而左右逢源”。不說才情與學識，而突出“益以數十年宦海世途之閱歷”（註：陳衍：《茹經室文集三編序》。），其實也是對唐的文章不太以為然。錢鍾書《石語》中記錄下陳衍這么一段話，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時人的真實想法：“唐蔚芝學問文章，皆有紗帽氣，須人為之打鑼喝道。余作《茹經堂》三集序駁姚惜抱考訂義理詞章三分之說，而別出事功一類，即不以文學歸之也。”（註：錢鍾書：《石語》，第43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理學不如馬一浮，樸學不如章太炎，就連文章也都不被陳衍等文壇宿將看好的唐文治，其主要貢獻在教育。作為教育家，唐文治有眼光，有膽識，有恆心，其獨力支撐很不時尚的無錫國專，為二十世紀中國高等教育留下另一種可能性，值得尊敬與同情。
對於二十世紀中國教育來說，1950年是個關鍵的年頭，不只無錫國專消逝了，無數個性鮮明的私人學校都不復存在。這一年，梁漱溟曾上書中央，建議設立民間的中國文化研究所（註：《一九五○年向領導黨建議研究中國文化，設定中國文化研究所之草案》，《梁漱溟全集》第六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熊十力則曾希望恢復三個私人講學機關：歐陽竟無創設的支那內學院、馬一浮主持的智林圖書館，以及梁漱溟執掌的勉仁書院，目的是“存舊學一線之延”（註：參見熊十力《論六經》之“結語”，上海：大眾書局，1951年。）。如此低調的申辯，仍未能獲得諒解。
此後的很長時間裡，私學被徹底取締，思想大一統的局面日益僵硬。
進入八十年代後，私人辦學逐漸放開，可步履十分艱難。比如，中國文化書院至今未能正規辦學，籌劃已久的無錫國專復校，看來也希望渺茫。表面上各種民辦高校迅速發展，學生數量激增，但缺了唐文治當年孜孜以求的“正人心，救民命”，畢竟是一種很大的遺憾。
退一步說，即便做不到“正人心”，也無法“救民命”，若能在“繼絕學”方面有所貢獻，也都值得嘗試與鼓勵。
2000年6月27日於北京西三旗
（資料來源：《現代中國》200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