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購價格價格思想與制度
派購價格農產品統派購制度
派購價格中國在實施國家工業化戰略的政策選擇上，與早期發展經濟學的主張不謀而合。圍繞國家工業化目標，新中國選擇了趕超型發展戰略和政府主導型發展模式，通過國家計畫和對國民收入的一二次分配政策的調整，實現了工業化的資本積累和有限資源向工業化的配置和整合。其中，農產品統派購制度就是實施國家計畫和國民收入分配調整的政策工具之一。
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的實施是從糧食開始的。中共中央於1953年10月16日做出《關於實行糧食的計畫收購與計畫供應的決議》。遵照中共中央的決定，政務院於同年11月23日正式頒布《關於實行糧食的計畫收購和計畫供應的命令》和《糧食市場管理暫行規定辦法》。1954年，長江、淮海流域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洪災，造成糧食大減產，同時，1954-1955年度在非災區又向農民多征350萬噸糧食，發生了許多強迫命令和“購過頭糧”等現象，加重了國家與農民關係的緊張。到1955年春，許多地方幾乎是家家談糧食，戶戶有統購。為此，中共中央、國務院於1955年3月發出《關於迅速布置糧食購銷工作安定農民生產情緒的緊急指示》，核減了糧食的收購任務，並決定對糧食實行定產、定購、定銷的“三定”制度。
派購價格隨著工業化的快速推進和計畫經濟體制的建立，統購統銷制度被引用到其他農產品，農產品統派購制度被視為計畫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長期實行，成為實現有限資源配置到工業的一種政策工具，成為服務於趕超戰略的一種制度安排。除對糧食實行統購統銷外，1953年和1954年又分別對油料、棉花等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並自1954年起對生豬等其他農產品先後實行了有計畫的統一收購即派購制度。1957年8月，國務院在《關於由國家計畫收購（統購）和統一收購的農產品和其他物資不準進入自由市場的規定》中進一步明確，屬於國家統一收購的農產品包括：烤菸、黃洋麻、苧麻、大麻、甘蔗、家蠶繭（包括土絲）、茶葉、生豬、羊毛（包括羊絨）、牛皮及其他重要皮張、土糖、土紙、桐油、楠竹、棕片、生漆、核桃仁、杏仁、黑瓜子、白瓜子、栗子，集中產區的重要木材，大麻、甘草、當歸、川芎等38種重要中藥材，供應出口的蘋果和柑桔，若干漁業集中產區供應出口和大城市的水產品。隨著農產品統派購制度的建立並逐步得到加強，還加強了對農村市場的管理，在農村流通領域實行了高度集中的計畫調節，從此真正意義上的自由市場基本上不復存在。
預期目標的實現及其影響
派購價格農產品統派購制度還承接起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消費、工業原料消費的數量分割的分配功能。因為農產品統派購制度具備這種功能，在農產品短缺的條件下，改革前作為生產者的農村居民不是根據自己的需求消費更多的農產品，而是不得不向城市居民提供口糧和為工業提供原料，因而在農產品消費水平上農村居民遠低於城市居民。
農產品統派購制度的實施，既保障了農業向工業提供所需要原料的供應，又保障了農業剩餘大量向工業轉移的實現，為國家工業化的快速推進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到1978年，中國工業增加值比1952增長了15.9倍，年平均增長11.5%；建設形成了相對獨立的工業體系，工業總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30%上升到1978年的75%。從保障農業向工業提供所需要原料的供應和農業剩餘大量向工業轉移的實現看，農產品統派購制度的實施實現了其預期的政策目標。
但是，農產品統派購制度的長期實施，對農村經濟運行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
首先，農產品低價統派購制度使工農產業價值交換和流轉關係失衡，農業剩餘向工業轉移，削弱了農業自我積累和自我發展的能力。
其次，農產品統派購和限制農村集貿市場的制度安排，排斥了商品生產、市場機制。政府用計畫控制取代市場機制後，經濟運行缺乏內在的自動調節機制，農民不能根據供求關係形成的價格信號對資源進行有效配置，致使農村資源的流動和重組受阻，各地的比較優勢無從發揮。加上城鄉二元制度切斷了地區之間、城鄉之間以及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有機聯繫，致使農村經濟形成結構單一的產品經濟的封閉體系。
實行城鄉二元戶籍管理制度
農產品統派購制度也成為把廣大農民留在農村、留在農業的制度保障，因為對城市居民實行糧、棉、油等農副產品的定量供應，農民進城既得不到就業崗位，也得不到農副產品的供給，使農業富裕勞動力失去了自由進入城市系統的機會和可能性。這種產業結構轉換與就業結構轉換不同步的非典型增長，農業富裕勞動力沒有轉移到非農產業，農業規模經營難以發展，農業勞動生產率難以提高，以致農民增收難、農業現代化進程緩慢、農村社會事業發展滯後，“三農”問題的解決也變得更加艱難。
受上述因素影響，加上農村人民公社制度對廣大農民積極性的挫傷，工農業發展失衡。1952-1978年工農業增加值增長速度比為5.5∶1，這一增長速度比大大高於國際工業化國中期工農業增長速度2.5-3∶1的比例。
農業現代化嚴重滯後於工業化，反過來又成為工業化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制約因素。一方面，農產品增長緩慢，不能滿足工業化的快速推進和人口的快速增長的要求，使得農產品供給嚴重不足，進而使對城鄉居民實行嚴格的憑票供應局面愈演愈烈。另一方面，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對工業品的購買力則增長緩慢，對工業品需求拉動不足。
產品配額管理比較
加拿大牛奶、雞蛋等行業協會對其成員實行配額管理。以牛奶為例，根據法律授權，奶農協會統一對所有成員生產和銷售的牛奶實行配額管理，奶農協會對農場生產的超出配額的牛奶不予收購，農場主也不能自行銷售牛奶，這種農業組織化及其內部實行的按配額計畫生產和銷售的管理，提高了農業組織化程度，減少了市場交易費用，避免了代價昂貴的生產過剩和農場主之間的惡性競爭，實現了有序銷售和價格穩定。
在農產品的計畫生產、收購上，中國的農產品統派購制度與加拿大農產品行業協會的配額管理制度有著相似之處。中國的農產品統派購制度，其初始的政策目標只是計畫收購和銷售，即在市場體系不健全，特別是因國家調控手段的失缺而未建立起巨觀體系之前，通過農產品的計畫收購和銷售，可以保障農產品短缺條件下的有序供給，有效解決了當時發生的囤積居奇、哄抬物價現象，進而保證了國家工業化的順利推進。隨著計畫經濟體制的建立，農產品統派購制度實際上也承接起對生產的計畫管理的功能。中國農產品統派購制度對農村經濟的運行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這與加拿大農產品行業協會的配額管理促進行業發展和實現農民增收形成反差。這種績效的反差，主要原因有：
一是制度背景不同。加拿大農產品行業協會配額管理制度，雖在行業協會內部對成員的生產與銷售實行配額管理，但它是在市場經濟背景下運作的，資源的配置仍以市場調節為主，可以較好地將計畫與市場結合起來。中國的農產品統派購制度是計畫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資源的配置過程中排除了市場機制，發生政府失靈現象難以避免。
二是制度產生的動因和功能不同。在買方市場和競爭激烈條件下，以實現賣方共同的利益和整個行業的發展為目標，加拿大的農場主自發組建起行業協會，並在組織內部實行按配額進行計畫生產和銷售，這是一種誘致性制度變遷。為實現農場主增收和整個行業發展的目標，加拿大農產品行業協會還承擔起遊說政府和在組織內部實行行業自律等功能。中國的農產品統派購制度，是在賣方市場和供需缺口日益增大的條件下，以保障工業化快速推進所需原料供應為政策目標，後來又賦予其低價徵收農產品的分配功能，這是由政府做出的一種強制性制度安排。
三是計畫管理的主體不同。加拿大農產品行業協會全部由同行業農場主組成，配額指標由農場主自己根據市場需求確定，因而能夠很好地實現農場主的利益。中國實施農產品統派購制度後，農產品收購計畫及價格均由國家統一制定，農民是被動參與者；在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個人利益的政策取向，以及自行銷售家庭副業產品被視為走資本主義道路而遭批判的情況下，農民只能接受農產品被低價徵購所遭受的利益受損。
四是實施範圍不同。加拿大農產品行業協會發育較充分，幾乎每個農產品都有專門的行業協會，但只有牛奶、雞蛋、雞肉、小雞、火雞等少數農產品行業協會實行配額管理。因為實行配額管理需要具備一定條件，從產品特性看，必須是可供選擇的替代產品有限，供給價格彈性大的產品；從管理看，行業協會有能力執行其配額和其他管理規定，成員也必須願意為停止生產和對系統實施管理和管制付出相應的成本。換言之，只有少數農產品適合實行配額管理，而大多數農產品不適合實行配額管理。中國的農產品統派購制度，一開始只在糧食上實施，但後來實施範圍日益擴大，幾乎包括了所有農產品。到1978年，農民出售農副產品總額中，國家按計畫牌價統購、派購的比重高達84.7%。
實現供給與需求平衡，可以有多種方式，可以是計畫生產與銷售，也可以是在巨觀調控下的市場調節。計畫生產與銷售管理的成功與否，關鍵取決於計畫生產與銷售管理的運作機制。改革以來的實踐也證明，提高農業組織化程度有利於實現供給與需求的平衡，這也是貿工農、產加銷一體化的農業產業化經營、各類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農產品行業協會興起和發展的重要動因之一。
資料來源
1、http://ll.peoplexz.com/7337/7371/2008101810483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