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紹
“陝西村”村長安胡塞春節期間回老家陝西“探親”，經本報報導後，引起我市市民對“陝西村”的關注。和家鄉失去聯繫100多年的“陝西村”人，是怎樣和家鄉聯繫上的，近日，陝西師大教授、博士導師王國傑向記者講述了他尋找“陝西村”人的故事。不遠萬里尋找鄉黨
王國傑祖籍興平市，年少時就聽老人講過清末我省回民起義的故事，慘烈的情節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9年，王國傑考上陝西師大碩士研究生，專業為俄羅斯問題研究。他的代課老師韓敏、邵宏模在研究陝西回民起義史中遇到一個難題，清末陝西回民起義過程中，有一部分回民起義軍被迫西去，但最後到了何處，境遇怎樣，沒有史料可查，成了課題中一個缺憾。這引起王國傑的主意。1980年，王國傑從一份雜誌上看到定居澳大利亞的俄裔學者葛維達寫的一篇關於蘇聯東乾人風俗習慣的文章，文中稱他們是1877年~1884年間定居中亞的陝甘回民起義軍的倖存者，但文中沒有東乾人確切地址。
王國傑非常興奮，他的專業是俄羅斯問題研究，肯定有機會到蘇聯尋找東乾人。機會是要爭取的。1989年，王國傑通過考試，被國家教委公派到蘇聯聖彼得堡師範大學留學。他向國家申報的留學科研課題為“蘇聯政治制度研究”，但他心裡有個更重要的計畫：到蘇聯尋找東乾人。
1990年8月到蘇聯後，王國傑四處打聽東乾人的訊息，很快得知一個同學家在烏茲別克斯坦首府塔什乾，而且他家裡來過東乾人。同學非常熱情，邀請他到塔什乾，住在自己家尋找東乾人。經濟上捉襟見肘的王國傑，沒有資本客套，1990年10月，他向學校請了1個月的假，跟著同學去了塔什乾。
“我把你找扎了”
王國傑沒有辦理到烏茲別克斯坦的簽證，而且當時的蘇聯對外國人監控的嚴密，所以到了塔什乾，他不敢聲張，也不敢隨意走動，只能悄悄在街頭活動。塔什乾有人口上百萬，東乾族只有兩三千人，而且沒有集中居住區，與外人交談講的都是俄語或哈薩克語，特別是當地還有大量相貌和華人相像的朝鮮人，要找他們並非易事。王國傑到商場、集貿市場去找，見到相貌像華人的就打聽。然而找了兩個星期也沒有碰到，王國傑心急如焚。他向學校只請了1個月的假，擔心無功而返。同學的父親說，你不要著急，塔什乾肯定有東乾人，東乾人還在我家住過，你一定能找到。
聽說東乾人善於種菜，大多數賣菜的都是東乾人，王國傑就找賣菜的問。一天，王國傑到市場上買水果，碰到一名50多歲開“拉達”小車賣白菜的老頭，相貌像華人，就上前用陝西話問：“菜咋賣呢？”
賣菜老頭說：“你個東乾人買啥菜呢？”“我不是東乾人。”“不是東乾人，咋說俺東乾話？”“不是我說你東乾話，是你說俺的話。”賣菜老頭驚異地問：“你是從大清國來的？”
“我是從陝西來的，你先人就住在兒。我把你們找扎了。”
老頭把菜攤收了，激動地說：“走，咱回家。”
王國傑從同學家取了自己的行李，住到了這位叫馬回成的東乾人家。
馬回成不僅賣菜，而且有個粉條作坊，3輛小汽車，種了幾十公頃的向日葵，年收入折合人民幣約7萬元。馬回成的老伴一副關中婦女的打扮，頭戴黑色布帕，打綁腿，孩子們都說陝西方言。
馬回成問王國傑：“左宗棠的人還在不？”
王國傑反問：“你們這100多年都沒有回去過？”
“回不去，也不敢回去。”
王國傑說自己這次來，專門為研究東乾人。馬回成說，這沒問題，他有個朋友專門研究東乾人，還寫過東乾人的書，就住在塔什乾，見了他啥問題都解決了。
“陝西村”轟動全國
見到馬回成的第二天，王國傑認識了在塔什乾社會科學院工作的麻乃。麻乃本身是東乾人，父母還住在哈薩克斯坦“陝西村”。他上博士時，畢業論文為《東乾人的飲食文化》。
麻乃說，東乾人都想回老家看看，但不敢。王國傑建議他們先向陝西有關部門發邀請訪問函，建立上關係。後來他們以東乾協會的名義，給陝西省有關部門發了邀請函，1991年，陝西省有關部門組成了第一個訪問東乾族的訪問團。
王國傑在馬回成家住了3個星期，收集了大量資料，得知東乾人主要分布在哈薩克斯坦江布爾州、吉爾吉斯斯坦莫斯科區和烏茲別克斯坦奧什州。陝西人到底行不行，通過對東乾人的研究，王國傑得出了結論，陝西人能行。東乾人歷盡艱辛，從陝西走到中亞，白手起家，在短短几年裡擺脫了貧困，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蹟，成為中亞一個廣受人們尊敬、誰提起來都翹大拇指的民族，令王國傑感動。
1991年11月回國後，王國傑迫不及待地要寫東乾人的文章，而且發誓要寫好，經過一番苦思冥想，最後給文章定名《蘇聯有個陝西村》。該文見報後，先後有幾十家報刊轉載，轟動全國。人們沒有想到，陝西這個華僑不多的省份，原來還有這么多華僑，尤其令人震驚的是，東乾人與祖國斷絕來往上百年，遺失了漢字，但仍保留著陝西的方言和風俗習慣，成為“陝西近代文明的活化石”。
從此，“陝西村”與陝西連線起來，往來頻繁。1993年，前蘇聯回族協會副主席黑老五應邀參加了陝西電視台舉辦的春節聯歡晚會，王國傑擔任翻譯。
有人稱讚王國傑研究“陝西村”的課題很有意義，建議就東乾族寫本書。王國傑認為這個建議很好，但由於上次到中亞時間短，了解的膚淺，還沒有真正進入“陝西村”獲取第一手資料，他決心再去一次中亞。
二次西行訪問“陝西村”
雖然有人認為研究東乾族有價值，但向有關部門申請這一課題經費還是不容易。知識分子在學術上的追求，往往不惜一切代價。1993年6月，王國傑懷揣家裡僅有的1萬多元積蓄，西行中亞，開始第二次研究東乾族的旅程。
王國傑心情太迫切了，沒有過多考慮就上路了。王國傑主要目的地是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但因是通過麻乃辦的簽證，簽證上是到烏茲別克斯坦。王國傑不管這些，半路到了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市就停下來尋找東乾人。因事先沒有和有關人員聯繫，在阿拉木圖舉目無親，只能住旅館，每天的住宿費 100元人民幣，一頓飯幾十元，找了一個多星期也沒有見著東乾人的影子。一天，有個俄羅斯族人告訴王國傑，阿拉木圖市西北角有箇中國市場，裡面有許多東乾族商人。在這裡，他遇到了許多祖籍鳳翔的東乾人。由於人家生意忙碌，王國傑獲得的東西不多，只好到吉爾吉斯斯坦首府比什凱克尋找東乾人。
在比什凱克一位老師家的牆上，王國傑看到一個叫“什娃子”的電話號碼，判斷什娃子是東乾人，便按號碼撥了電話。聽了王國傑來中亞的意圖，對方說：“你不要動，我讓娃來接你。”不久，什娃子的兒子開著“拉達”車將王國傑接到家中。這時王國傑才知道，“什娃子”是姓，他的名字叫主麻?什娃子。主麻的哥哥亞色爾給王國傑提供了大量有關東乾人的書和資料。主麻的外甥又正好是東乾研究所所長伊馬佐夫，王國傑在那裡獲得了大量的文字資料。
兩個星期後，主麻的兒子送王國傑到60公里外的新渠。新渠和相鄰的營盤、哨葫蘆，是東乾人居住的三大中心，特別是營盤，被十萬中亞東乾人視為自己的根據地、大本營。在這裡，王國傑住了3個月，廣泛地和東乾人交談，了解他們的歷史。
當地東乾人對他這個從“老舅家”專門來給東乾人“寫本本”的人非常熱情，挨家挨戶請他到家裡做客，有的為請他吃飯宰牛殺羊。有關人員專門出面組織老人和王國傑座談。後來擔任第六任哈薩克斯坦“陝西村”村長的安胡塞，將自己收藏的1959年出版的《七河省的東乾人》一書送給王國傑。俄羅斯學者1901年寫的《東乾起義後記》一書對研究東乾人非常重要，可惜找不到書。“東乾族之父”白彥虎的孫子白六娃設法從聖比得堡博物館給王國傑搞來一套該書原稿的複印件。
有人對王國傑說，你是第一個能坐下來聽我們講述東乾人故事的中國人。
為陝西與“陝西村”牽線搭橋
一位東乾老人的話，令王國傑心裡久久不能平靜。東乾人對祖國濃郁的懷念之情無法用語言表達，上世紀20年代，他們曾有4人克服重重困難，繞道莫斯科、北京，不遠萬里到達陝西尋根問祖，但當時沒有人敢接待他們。到了40年代，他們又來了7個人，依然沒有人敢接待他們，而且當時處在戰亂時期，民不聊生，餓殍遍野。回去後，他們傷心地說，人家不認咱了。
從此，東乾人失去了和“老舅家”聯繫的信心。
王國傑從東乾人口中聽到許多陝西俗語：“人離鄉賤，物離鄉貴”；“寧戀本鄉一捻土，不愛他鄉萬兩銀”；“官大一品，不壓鄉黨”；“鄉黨見鄉黨，兩眼淚汪汪”。
王國傑深深被東乾人的愛國之情感染，決心為促進東乾人和陝西老家人的聯繫牽線搭橋。回國後，他撰寫了30萬字的專著《東乾族形成發展史》，並且每年都要寫一兩篇關於東乾人的論文。為研究東乾人，並不富裕的王國傑個人投資4萬餘元，僅為出版《東乾族形成發展史》，就花了他3.5萬元。
王國傑每年都要和回老家“探親”的東乾人接觸，力所能及地給予幫助，和許多東乾人成了老朋友。2000年為使5名東乾族學生到西北大學留學，他東奔西跑。為了幫助東乾人找到確切的祖籍，王國傑四處奔波，先後落實了“東乾族之父”白彥虎的祖籍和黑老五、安胡塞的祖籍。
王國傑表示，他想再去一次“陝西村”，進一步深入研究東乾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