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驥

李文驥

李文驥是中國橋樑先驅之一,字仲扶,,廣東省番禺縣鍾村人,1886年出生於一個世代以教書為業的寒儒之家。15歲隨父李世昌習舊學,初通四書五經。後受業於新舊學皆優的凌仲儒先生。凌先生不僅授古文、歷史,也教力學、算學。李公對算學極感興趣,孜孜以求,攻習中國古算書《天元開方》、《四元玉鑒》及從外國翻譯來的代數難題。

基本信息

人物經歷

1904年(光緒三十年),清廷廢科舉,興學堂,廣州開設高等學堂,李公入學肄業。次年,北京京師大學堂開辦大學預科(相當於現在的高中),在各省招生。廣東省有24個名額,李公報考,並以優異成績被錄取。這一機遇奠定了李公的人生道路――他從南粵小鎮走向了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

北京京師大學堂創立於1898年,是戊戌變法“新政”的產物。維新派創立該校,以“廣育人才,講求時務”為宗旨。李公入學時,學堂有師範館(今北師大前身),譯學館和大學預科。校址在皇城內馬神廟(今景山東街)。

由於國內缺乏教育人才,執教的除少數先輩留學生外,大多是聘請的歐美各國專家學者,因而授課都用外語。李公不僅習英語,也兼攻德、法等諸國語言。

預科學制四年,李公1908年預科畢業。當時,科舉制雖廢,但舉人、進士的名稱尚沿用。李公得了“奏獎舉人”稱號,被派去奉天省當知縣。但李公志不在仕途,決定入大學繼續求知。

1909年,京師大學堂開設文、法、理、工、農五個專業。李公選入工科土木門(系),學制三年,授課用英語。其他專業除農科用漢語,也分別用德、法語授課。

1911年,李公畢業前夕,辛亥革命爆發,大學停課。學生大都回鄉,李公則選擇留在京城,與幾位志同道合的同學辦了一份“共和日報”,意氣風發、激揚文字、評訐時弊、鼓吹革命。

同年,清帝退位。1912年民國成立,五月,京師大學堂更名為“國立北京大學”。李公於1913年春季大學畢業。同班同學二十餘人,這是中國自己大學培養的第一代土木工程高級專業人才。

土木門教授中有一位德國橋樑專家米婁,他向當局建議,修建武漢過江大橋,作為辛亥革命成功紀念,得到了鄂督黎元洪、川粵漢鐵路督辦詹天佑的支持。北京大學付給活動差旅費用,米婁教授乃率領畢業生十餘人前往漢口,進行橋址的勘定、測量和設計,其時李公也在其列。由於得到地方的大力支持,工作進行順利,三四個月就全部完成。但限於國力,最終成了一紙空文,束之高閣。

當年,李公以工科畢業生名義留在川粵漢鐵路督辦署工作,後來稱“工務員”。督辦署以下有三個工程局:湘鄂局、漢宜局、宜夔局,由英美德法四國銀行貸款,各國劃分築路界限。李公分在漢宜局,德國籍工程師領導,任務是對漢口到宜昌之間的鐵路線進行實測和建造。

1914年,第一次歐戰起,英德工程師回國參戰,外國貸款也逐漸減少,計畫中的鐵路建設,到1917年年底完全陷於停頓。李公一度被派往廣三鐵路工作。1918年李公回川粵漢鐵路,升職幫工程師(相當於現在的助理),負責對建陽驛到襄陽老河口支線的測量。1920年,又調往宜昌,在美籍工程師克勞爾的領導下,先被派往長江上游,複測宜夔段路線,任務完成後,則負責整理編寫川漢線(漢口到成都)全線工程預算,並升職為副工程師。兩年後,克勞爾因故回國,李公擔任宜夔線保管委員,並代理總工程師職。在那段時間裡,李公在本職工作之餘,還幫助地方上進行了公路路線的測量和設計,那裡可都是山巒重疊的環境。但因政局紛擾,地方無財力,終成紙上談兵,未能實現。

李公在擔任宜夔線保管委員期間,由於川漢舊線路收歸國有前,為一家叫川路公司的所建,產業頗多。從宜昌到秭歸300餘公里,其中土石方、橋樑、涵洞及千餘米長的隧道多座,均僅完成約半。另外,尚有火車站、機廠、料場、路局房屋、美國人建造的工程師住房等等,再加上剩餘的原材料、檔案資料保管責任重大。期間除因北伐戰事,路產、房屋有所破壞外,李公恪盡職守,極力保護國產不敢稍懈,直至圓滿完成保管任務,兩袖清風離職。李公在宜昌工作前後約六年。

1927年,國民黨寧漢分裂,孫科在漢口組織政府,擬建韶贛國道,從各地調集人員,李公也在其中,擔任贛州至大庾的線路測量隊隊長。不久,國民黨清黨事起,國道計畫宣告破產。

1928年,鐵道部在南京成立,李公被調往,任薦任級技士,數年間,足跡遍及中南半壁江山。主要項目有:武漢長江大橋、京粵、佛中(佛山至中山縣)鐵路、南京鐵路輪渡引橋、福建漳龍(漳州至龍巖)鐵路的航空測量等等。

鐵道部部長孫哲生擬興建武漢長江大橋,聘美國橋樑專家華特爾為顧問,委派李公協同華特爾進行測量、設計。這是李公自1913年首次參加武漢長江大橋測量之後,又一次參加橋址勘定、江底地質鑽探工作。由於缺少精良鑽探設備,又值長江大水季節,任務十分艱巨。而此時,總工程師華特爾又因事回國,李公獨自挑起重擔,克服重重困難,終於在九月份完成任務。華特爾曾答應介紹美商貸款,他不負前諾,在美國擬定工款預算。但國內當局決心不大,結果又成紙上談兵。兩次功敗垂成,建造武漢長江大橋成了李公無法釋懷的的心病。他只得將兩次測量中所了解的江上、江底情況,以及實踐中所取得的經驗寫成論文,提交給1931年中國工程師學會,以期對將來建橋有所幫助。

1935年,杭州開建錢塘江橋,茅公以升主其事,總工程師為羅英,鐵道部委派李公參加。當時,有四大工程師協同造橋,李公之外的三位是:梅�春、李學海、卜如默。歷經千難萬險、千辛萬苦,終於打破了包括外國專家在內所言“錢塘江上不能造橋”的悲觀論調。李公擅攝影,以一部攝影機,攝下長達2500米膠捲的工程實況,是為我國第一部工程紀錄片(現存杭州茅公紀念館)。茅公以升曾考慮,當時粵漢鐵路已全線通車,京漢鐵路與之隔江相望,火車輪渡每每要數小時。因此建大橋貫通南北,刻不容緩,且鐵道部已與湖北地方商定合資建橋。茅公決定:錢塘江橋完工後,原班人馬移師武漢,為國家再造一座金橋,讓天塹變通途。於是,建橋後期,李公又前往武漢再作復探。較之過去,計畫更臻完美。這是李公第三次為武漢長江大橋付出心血,滿以為大功即將告成。

誰料七七事變,日軍大肆踐踏中華大地,不但建造武漢長江大橋計畫流產,已經建成通車的錢塘江橋也遭厄運:“絕不留給敵人!”當日軍攻陷上海後直撲杭州時,茅公已成竹在胸,親自指揮炸橋。1937年12月23日下午五時,橋北敵軍先頭部隊已隱約可見,坐鎮橋南的茅公才下令起爆。一座中國人自己千辛萬苦建造起來的現代化公鐵兩用大橋,建成通車僅89天,就自行炸毀。茅公形容好比親手殺死自己的兒子,誓言:“不復此橋不丈夫!”。造橋的人們,包括李公,同樣的痛心疾首。

杭州淪陷,鐵道部派李公前往廣州,負責粵漢、廣九線的橋樑搶險。當時,粵漢鐵路是我國抗戰軍火主要的運輸通道,日機不斷狂轟濫炸進行破壞。李公幾乎每夜都要乘坐工程車或手搖軌道車,與鐵路工人一起,查看沿線橋樑、涵洞,對被破壞的部位及時進行搶修,保證運輸暢通。

1938年10月,廣州淪陷,李公和工程人員乘最後一班火車,撤至湖南衡陽。

其時,日軍飛機轉而轟炸我國的城市,破壞工業及經濟。李公雖仍有搶險任務,但有所減輕,於是又兼職防空設施的修建。在工作之餘,他重又燃起求知的欲望。正如他年輕時,工余研究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一樣,天文、地理、哲學、宗教神學均曾有所涉及。李公古文根基深厚,閒來賦詩明志,曾有詩云:

大好河山罹寇烽

雲冪冪布湘中,

匹夫自有興亡責,

制倭能無尺寸功。

時毀時修增敵愾,

連朝連夕護交通,

所嗟骨肉音書斷,

望衡山回雁峰。

1944年初,衡陽形勢緊迫,鐵路員工撤退。衡陽路局通知:員工可自行到廣西柳州路局辦事處會合。李公在撤退途中與路局失去聯繫,被迫退至廣西境內少數民族(瑤族)大山中。其時不幸患病,貧病交集幾乎陷於絕境,幸得瑤族同胞救助。次年春,敵軍因戰線太長,難以自顧,加上我軍民奮勇抵抗,撤出廣西。李公輾轉回到番禺鍾村。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不久即收到粵漢鐵路召集員工復職的通知,但李公尚在療病,且盤川無著,難以成行。這時,李公意外收到茅公以升寄來長信,邀他赴武漢籌備興建武漢長江大橋。原來抗戰勝利後,漢口成立有“武漢長江大橋籌建委員會”。茅公主持的“中國橋樑公司”在漢口設立辦事處,聘李公任辦事處主任,兼正工程師職。這不啻是一劑強心良藥,李公健康大為好轉,於是欣然就道,開始了他第四次與武漢大橋“結緣”。

然而,國民政府正忙於內戰,李公又一次大失所望。

錢塘江橋在日本占領期間,雖也做過修復,但只為其掠奪所需,不可能完善,亟待徹底大修復。1947年初,鐵道部在杭州設立“錢塘江橋工程處”和“錢塘江橋管理所”,茅公為處長,李公為正工程師兼管理所主任。開始對錢塘江橋進行大修和收取過橋費以歸還造橋時的貸款本息。

1949年,杭州解放前夕,錢塘江橋又將迎來一次厄運――被炸。1937年自己炸橋,是為對付侵略者,而這一次是國民黨對付共產黨,為的是阻止解放大軍南下,兩次炸橋性質殊異。茅公極力與當局交涉,李公與副主任朱積基也連日奔忙,走民間、下層路線,配合地下黨對守橋官兵動之以情,曉之以理。還在愛國民主人士中取得支持,募集巨款買通守橋官兵。最終得到對方允諾,即減少炸藥數量,並置放在指定的非要害部位。

1949年5月3日午後,解放軍即將到達,國民黨軍過橋南逃。一會兒工夫,橋上監工就打來電話報告,炸橋一事如事先商定,大橋微傷。李公立即赴大橋現場查看。李公曾有回憶文章記載:“國民黨軍匆促南逃,過橋時,有一大型車輛碰到護欄拋錨了,後面有好幾輛軍車被堵,軍人已棄車逃走……。”次日,李公又陪同解放軍負責人上橋查看修理情況,到5月6日交通全部恢復。杭州解放,解放軍乘勝南進,全國解放在即。李公念念不忘的仍是武漢長江大橋。他草擬了一份《籌建武漢紀念大橋的建議》,建議建造武漢長江大橋,以紀念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在建議書中,他流露了對舊社會的不滿和對新中國的期望。他回顧了四次籌建計畫均不得實現的原因,並表示“……1913年以來,四次籌建武漢大橋,我都參加並擔任主要工作,歷次所費人力、物力、時間不少,而實踐經驗都由我個人獲得,自認為識途老馬,願有機會將此經驗貢獻於人民……”。(此建議書原稿存浙江省檔案局)。

這份洋溢著老知識分子愛國情懷的建議書,經由茅公領銜,諸多老專家聯合附議,即刻送呈中央人民政府。

1949年10月,開國大典後不久,李公就接到中央政府鐵道部的調令,調他到北京工作。李公就此結束了在杭州的工作,隻身赴京,這年他已63歲。

1950年1月,鐵道部成立了橋樑委員會,李公為委員之一。3月,“武漢長江大橋測量鑽探隊”成立,他的老同事梅�春任隊長。李公即赴武漢,再臨故地,這是他第五次與武漢長江大橋的興建“結緣”。8月,“武漢長江大橋設計組”在北京成立,他回北京,終於能以識途老馬的資格,為即將開建的大橋貢獻他的經驗了。李公曾賦詩袒露他當時的心情:題為“新程”

喜接詔書赴上京,

奮蹄老驥事新程,

精心測點龜蛇峙,

素志終酬時勢更。

大業運籌同故舊,

通途利濟到群氓,

金橋指日屹江漢,

際會風雲無限情。

然而世事難料,1951年4月,李公多年的糖尿病,引發尿毒症,這在當時的醫療來說是絕症。李公終於等不到親眼看著大橋的建成。臨終時,他口不能言,只顫抖地寫下難以辨識的“武漢大橋”四個字,抱憾而逝,時年65歲。

李公1905年進京求學,學成,輾轉祖國各地,為橋樑為鐵路建設奉獻才智。1950年,又回到北京工作。這45年中,中國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李公所孜孜以求的,就是將一顆赤子之心奉獻給社會。他在留下的自傳中說:“我平生未曾有過富貴利達的思想和發財享福的企望,我只想求知識,為社會、為民眾服務。我認為,人生的意義在於互相合作以圖社會的進步......。”李公一生的作為,證實了他的言行一致。他沒有給後代留下任何財產。他那愛國知識分子高尚的精神情操,他的辛勞,他的心血,與屹立在長江、錢塘江上的兩座雄偉金橋同在。

李公逝世後,他的同學老友所撰輓聯,中肯地概括了李公不平凡的造橋生涯。

挽曰:

鞠躬盡瘁,唯冀金橋跨夏口

躊躇滿志,長留偉業在錢塘

補記

武漢長江大橋終於於1957年建成,在龜山蛇山對峙之間,跨過長江,貫通了粵漢、京漢鐵路。過去火車

1950年3月,李公在漢口與女兒的合影。1950年3月,李公在漢口與女兒的合影。

輪渡過江一次要好幾個小時,現在僅幾分鐘就跨越了。1957年10月15日,大橋舉行通車大典。冥冥中如有神意,武漢廣播電台負責現場實況廣播的播音員李慎求,正是李公的次女。她在滿懷激情地向全市人民,向全國乃至全世界宣布武漢大橋建成通車的喜訊之時,卻含淚在心裡對自己敬愛的父親說:“爸爸,您的願望終於實現了......。”

2007年10月,舉行武漢大橋通車50周年慶典時,當年曾與李公共事的年輕工程師唐寰澄,現在已是國內外著名的橋樑專家。上世紀50年代,在徵集武漢大橋建築設計方案的活動中,周恩來總理親自批示:“唐寰澄方案”為首選。唐工回憶說:“李先生比我長40歲,我們一老一少都進了大橋測量勘測隊,經常一起討論橋樑設計方案。李先生給我講長江勘測的歷史情況,告訴我很多歷史上橋樑設計建造的方案資料”、“我的方案能在眾多國內外的設計方案中被選中,成為最終施工方案,李先生功不可沒。”他還說:“李先生為武漢大橋的建設奮鬥了38年,卻未能目睹其成,但他所做的一切,為大橋高速、優質、順利地建成打下了基礎。”(資料來自武漢長江商報)

由於科技發展、國力強盛,如今長江、錢塘江上都已有了多座現代化公鐵兩用大橋。百年過去了,過去無力實現的,現在已經實現或正在實現中。四川日報訊息:湖北宜昌至重慶萬州的宜萬鐵路即將完工。宜萬鐵路是川漢線最後的一段,它的建成,標誌著川漢線全線聯通了。1920年前後,李公曾為當時稱為宜夔線的工程勘測、設計,在崇山峻岭中爬山涉水,歷盡艱險。報導稱:宜萬鐵路曾被稱作“世界難題”,是中國鐵路史上施工難度最大的山區鐵路。全線共有隧道159座,其中有54座系雙線的。鐵路沿線有橋樑253座,其中雙線大鐵橋21座。它全長377公里,而隧道的總長度就占了74%。可以說它是在“萬山腹中穿過”的。李公他們在當時的條件下,進行這段線路勘測的艱辛,當可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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