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書湖陰先生壁 （宋)王安石
茅檐長掃淨無苔，
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護田將綠繞，
兩山排闥送青來。
注釋
1.書：書寫，題詩。
2.湖陰先生：本名楊德逢，隱居之士，是王安石晚年居住金陵時的鄰居。也是作者元豐年間（1078－1086）閒居江寧（今江蘇南京）時的一位鄰里好友。本題共兩首，這裡選錄第一首。
3.茅檐：茅屋檐下，這裡指庭院。
4.無苔：沒有青苔。
5.成畦（qí ）：成壟成行。 畦：田園中分成的小區.
6.護田：這裡指護衛、環繞著園田。據《漢書·西域傳序》記載，漢代西域置屯田，派使者校尉加以領護。
7.將：攜帶。 綠：指水色。
8.排闥(tà)：推門闖入。 闥：宮中小門。據《漢書·樊噲傳》記載，漢高祖劉邦病臥禁中，下令不準群臣進見，但樊噲排闥直入，闖進劉邦臥室。
9.送青來：送來綠色。
這是作者題寫在湖陰先生居室牆壁上的一首詩。湖陰先生，本名楊德逢，是作者的朋友。
譯文
第一句茅草房庭院因經常打掃，所以潔淨得沒有一絲青苔。
第二句花草樹木成行滿畦，都是主人親手栽種。
第三句庭院外一條小河保護著農田，把綠色的田地環繞。
第四句兩座青山推開門，闖來青翠的山色。
修辭後兩首詩句，詩人運用了對偶的句式，又採用了擬人的手法，給山水賦予人的感情，化靜為動，顯得自然化境既生機勃勃有清靜幽雅。
賞析
一、簡析這首詩是題寫在湖陰先生家屋壁上的。詩人用典十分精妙，讀者不知典故內容，並不妨礙對詩歌大意的理解；而詩歌的深意妙趣，則需要明白典故的出處才能更深刻地體會。
二、賞析這是王安石題在楊德逢屋壁上的一首詩。
首二句讚美楊家庭院的清幽。“茅檐”代指庭院。“靜”即淨。怎樣寫淨呢?詩人摒絕一切平泛的描繪，而僅用“無苔”二字，舉重若輕，真可謂別具隻眼。何以見得?江南地濕，又時值初夏多雨季節，這對青苔的生長比之其他時令都更為有利。況且，青苔性喜陰暗，總是生長在僻靜之處，較之其他雜草更難於掃除。而今庭院之內，連青苔也沒有，不正表明無處不淨、無時不淨嗎?在這裡，平淡無奇的形象由於恰當的用字卻具有了異常豐富的表現力。“花木”是庭院內最引人注目的景物。因為品種繁多，所以要分畦栽種。這樣，“成畦”二字就並非僅僅交代花圃的整齊，也有力地暗示出花木的豐美，既整齊又不單調。
這清幽環境令人陶醉，所以當詩人的目光從院內花木移向院外的山水時，他的思致才會那樣悠遠、飄逸，才會孕育出下面一聯的警句，門前的景物是一條河流，一片農田，兩座青山，在詩人眼裡，山水對這位志趣高潔的主人也有情誼。詩人用擬人手法，將“一水”“兩山”寫成富有人情的親切形象。彎彎的河流環繞著蔥綠的農田，正像母親用雙手護著孩子一樣。“護”字，“繞”字顯得那么有情。門前的青山見到庭院這樣整潔，主人這樣愛美，也爭相前來為主人的院落增色添彩：推門而入，奉獻上一片青翠。詩人以神來之筆，留下千古傳誦的名句。
“一水”“兩山”被轉化為富於生命感情的親切的形象，而為千古傳誦。但後二句所以廣泛傳誦，主要還在於這樣兩點：一、擬人和描寫渾然一體，交融無間。“一水護田”加以“繞”字，正見得那小溪曲折生姿，環繞著綠油油的農田，這不恰像一位母親雙手護著小孩的情景嗎?著一“護”字，“繞”的神情明確顯示。至於“送青”之前冠以“排闥”二字，更是神來之筆。它既寫出了山色不只是深翠欲滴，也不只是可掬，而竟似撲向庭院而來!這種描寫給予讀者的美感極為新鮮、生動。它還表明山的距離不遠，就在楊家庭院的門前，所以似乎伸手可及。尤其動人的，是寫出了山勢若奔，仿佛剛從遠方匆匆來到，興奮而熱烈。所有這些都把握住了景物的特徵，而這種種描寫，又都和充分的擬人化結合起來那情調、那筆致，完全像在表現“有朋自遠方來”的情景：情急心切，竟顧不得敲門就闖進庭院送上禮物。二者融合無間，相映生色，既奇崛又自然，既經錘鍊又無斧鑿之痕，清新雋永，韻味深長。二、這兩句詩也與楊德逢的形象吻合。在前聯里，已可看到一個人品高潔、富於生活情趣的湖陰先生。所居僅為“茅檐”，他不僅“掃”，而且“長掃”(即常掃)，以至於“靜無苔”；“花木成畦”，非賴他人，而是親“手自栽”。可見他清靜脫俗，樸實勤勞。這樣一位高士，徜徉于山水之間，當然比別人更能欣賞到它們的美，更感到“一水”“兩山”的親近；詩人想像山水有情，和湖陰先生早已締結了深厚的交誼。詩以《書湖陰先生壁》為題，處處關合，處處照應，由此也可見出詩人思致的綿密。
此詩對於“一水”“兩山”的擬人化，既以自然景物的特徵為基礎，又與具體的生活內容相吻合，所以氣足神完，渾化無跡，成為古今傳誦的名句。
在修辭技巧上，三四兩句也堪作範例。詩人運用了對偶、擬人、借代的修 辭手法，把山水描寫得有情且有趣。
山水本是無情之物，可詩人說水“護田”，山“送青”，水對田有一種護措之情，山對人有一種友愛之情，這就使本來沒有生命的山水具有了人的情思，顯得柔婉可愛，生動活潑。本來水是環繞著綠色的農作物，但詩人沒說具體的植物，而是用植物的色彩來代替，說“將綠繞”，環繞著綠意；青色，也是虛的，是沒法送的，詩人卻說山要“送青來”，這就化實為虛，詩意盎然。事實是湖陰先生的房屋與山距離很近，主人開了門，就會看見青蒼的山峰。可如果寫成開門見青山，那就全無詩味了，詩人換了個說法，從對面落筆，讓山做了主語，化靜為動，頓成佳句，這真是巧思妙想，令人拍案叫絕。
首句的“長掃”，一直解釋為：經常打掃，“長”通“常”，“茅檐”是代指庭院，“靜”同“淨”。於是，首句就解釋成了：由於經常打掃，庭院乾淨得一點兒青苔都沒有了。 如果不問，這樣的解釋也可以說得通，因為這樣的解說已經通行了好幾百年。但是，若要是深究，若要聯繫生活，就會發覺，這樣的解釋並不合乎事理。
說“茅檐”是借代庭院，就已經很勉強。如果視“掃”為打掃，那么，被借代的應該也是可以打掃的；借代的也應該是被打掃的一部分。庭院是可以打掃的，可“茅檐”是不可以打掃的。請問一下，經常登梯子掃房檐，誰掃過請舉手！若是瓦檐，若是水泥房檐，有了雅興，打掃也無妨，但是，秋風尚能捲走屋上三重茅，茅草的檐是掃不得的，掃一回，那苫房的茅草就下來一些，掃它幾回屋子就漏了。以不可掃的“茅檐”代庭院是不妥的。
即使是允許“茅檐”代“庭院”，那庭院中被掃的也不應該是“苔”。苔是長在潮濕的地方的，是緊附於其他物體上的，用掃帚是掃不去的。劉禹錫的陋室“苔痕上階綠”，並不能說明陋室衛生沒搞好。衛生檢查團從來不以苔的有無打分。以掃苔來說明院子乾淨，也是不妥的。其實，有些青苔的庭院，倒是文人追求的雅、靜，也算是一種情趣。
有這么多的不合事理，我們有理由重新看一下“茅檐長掃靜無苔”。
“掃”的常用義是“清除”，是“用掃帚除去塵垢”，解釋“茅檐”為代指庭院，“長”為“常”，全是為了適應一個“打掃”，在其他場合併不容易找到例子。我們應該看到，“掃”還有一個意義，就是描、畫。張祜詩《集靈台》“卻嫌脂粉污顏色，淡掃娥眉朝至尊。”這個“掃”就是描畫。司空圖《燈花》之二“明朝鬥草多應喜，剪得燈花自掃眉。”這“掃”也是描畫。王建《寄蜀中薛濤校書》：“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花里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這“掃”也是描畫。
解釋“茅檐”的人多是沒有住過茅屋的，才弄出這些借代、通假，看得出，是為了迎合“打掃”的無奈與被迫。
如果，我們跳出“掃”的常用義，選用“描畫”解釋“茅檐長掃靜無苔”，就可以解釋成：無苔的房檐，像大筆一樣長長的一畫。苫房用的草，多是梢朝下，以利水流；反之就“戧水”了，水就可能順草進入裡面。多年不換的房草，朽爛含水，也就長出苔了。有苔的房子也就快不行了。新苫的房，檐上自然是“無苔”的了。新苫的房草，梢比較長，也比較軟，若是讓文人看了，就恰是毛筆。
這樣的解釋，一是少了許多麻煩，“長”還是原來的“長”“茅檐”仍是原來“茅檐”。二是更有詩味了，無苔的房檐，像筆一樣長長的一畫，這多有詩意，這多有文氣，這才是讀書人的眼力。其實，“茅檐長掃靜無苔”說的是，房子是新苫過的；“花木成畦手字栽”說的是，主人勤於勞作。房子是新苫的，花木是親手栽的，就是說主人對生活充滿熱情。
整個詩寫的是清新、嫻靜的生活。將一個“掃”字重新解釋，讓它成為“描畫”，成為富有動感與美感的比喻，較之掃院子，詩的張力就大多了。
（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張港先生著《經典古詩詞另類“悅”讀》）
出處
選自《王臨川集》。湖陰先生，指楊德逢，是王安石在金陵的鄰居。
作者
王安石簡介王安石,生於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卒於元祐元年5月21日（公元1086年）。字介甫，晚號半山。小字獾郎，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北宋臨川人（今江西省東鄉縣上池村人）。漢族。北宋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文學中具有突出成就。其詩“學杜得其瘦硬”，長於說理與修辭，善用典，風格遒勁有力，警辟精絕，亦有情韻深婉之作。著有《臨川先生文集》。他出生在一個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損之，曾為臨江軍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幾任州縣官。安石少好讀書，記憶力強，受到較好的教育。慶曆二年（1042年）登楊寘榜進士第四名，先後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鏇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年）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後，隱居，病死於江寧（今江蘇南京市）鐘山，諡號“文”，又稱王文公。其政治變法對宋初社會經濟具有很深的影響，已具備近代變革的特點，被列寧譽為是“中國十一世紀偉大的改革家”。.與“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曾鞏”，並稱“唐宋八大家”。
仕途慶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進士第四名及第，歷任簽書淮南（揚州）節度判官廳公事、知鄞縣（今浙江寧波）事、舒州（今安徽潛山）通判，一度調開封任群牧司判官，鏇又外調知常州事、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繼召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誥。多年的地方官經歷，使王安石認識到宋代社會貧困化的根源在於兼併，宋封建統治所面臨的危局是“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以歷史上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於覆滅的事實為例，王安石對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見的緊迫感，大聲疾呼：“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莫急於今日”，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不然，漢亡於黃巾，唐亡於黃巢的歷史必將重演，宋王朝也必將走上覆滅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國太平的厚望寄託於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執政。熙寧初，王安石以翰林學士侍從之臣的身份，同年輕的宋神宗議論治國之道，深得宋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
變法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於富國強兵，藉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係，指出“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執政前就認為，只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執政以後，王安石繼續發揮了他的這一見解，曾經指出：“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而“理財以農事為急，農以去其疾苦、抑兼併、便趨農為急”。在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發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認為，要發展生產，首先是“去（勞動者）疾苦、抑兼併、便趣農”，把勞動者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使那些遊手好閒者也回到生產第一線，收成好壞就決定於人而不決定於天。要達到這一目的，國家政權需制定相應的方針政策，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從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並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諸如農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輸、市易、免行錢、礦稅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從農業到手工業、商業，從鄉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鬥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制；為培養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王安石親自撰寫《周禮義》、《書義》、《詩義》，即所謂的《三經新義》，為學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罷相變法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對。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第一次罷相。特別是由於變法的設計者王安石與變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變法的問題上產生分歧，王安石復相後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繼續推行下去。加上變法派內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於熙寧九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閒居江寧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政局的逆轉，使王安石深感不安，當他聽到免役法也被廢除時，不禁悲憤地說：“亦罷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享年65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