曬書節

曬書節

曬書節,漢族民間節日之一。康熙年間學者朱彝尊滿腹經論,他在六月初六這天袒肚露胸曬太陽,謂之曬書。卻被微服出巡的康熙看見,後經交談和面試,封為翰林院檢討,負責撰修明史。此後,讀書人都要在這一天曬詩書,曬字畫,系成“曬書節”。

基本信息

歷史

曬書節曬書節
“歷代之書籍,莫厄於秦,莫富於隋唐”(《宋史藝文志》,中華書局,l977)。隋唐藏書雖在宋代以前稱富,但官方的曬書之舉卻少見於史料。國家圖書的掌管歷來由秘書省負責,唐代至武則天“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秘書省)為麟台”(《唐會要秘書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從現有史料可知,曬書被官方重視的時代始於宋代,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曝書會”。而曝書會“依麟台故事”而舉行(宋陳駿《南宋館閣錄》卷6,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那么由此上推,唐代應該有曝書之事。
有關宋代曝書會的情況,宋人的筆記中已有記載,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卷1云:“秘書省歲曝書則有會,號曰曝書會,侍從皆集,以爵為位敘。元豐中,魯公為中書舍人,叔父文正公為給事中,時青瑣班在紫微上,文正公謂館閣曝書會,非朝廷燕設也,願以兄弟為次,遂坐魯公下。是後成故事,世以為榮。”(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另據南宋洪邁《容齋四筆》、南宋陳驥《南宋館閣錄》和南宋逸名《南宋館閣續錄》等書記載,宋高宗紹興、宋孝宗淳熙以及宋寧宗慶元年間都有“曝書會”這樣的文化活動。綜合起來看,宋代曝書會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的情況:其一,由掌管圖書的秘書省主持,由臨安府具體承辦。其二,曝書會的時間多在七月五、六、七三日。但真正的曬書時間有時拖得很長,如紹興十四年五月七日,用秘書郎張闡的建議:“本省年例人夏曝曬書籍,自五月一日為始,至七月一日止。”時間之長達兩月之久。其三,每年撥給專款,金額從三百貫到一千貫不等。其四,參與者有身份限制,但一般都不會完全相同。如紹興十三年(1143)要求侍從、台諫、正言以上及前館職、貼職皆赴;而淳熙五年(1178)N要求侍從、給舍、台諫、正言以上及館職、前館職、帖職、寄職,赴坐者四十八人;淳熙十一年則有侍從、台諫、兩省官、前館職官併合預坐。其五,與會者的名單要刻石留念。由“兩漸轉運司計置碑石,刊予會者名銜”,秘書省所設房舍之“拜閣待班之所”,“內設金漆椅、桌四,外設青布緣荻簾。後有便道通史院,內藏紹興十六年、十七年、二十九年、三十年曝書會,乾道九年丞相齊國公群玉題名石刻在焉”(《南宋館閣錄省舍》)都是明證。其六,會期安排酒食宴會並有賞賜。如“國朝儒館,仍唐制,有四:曰昭文館,曰史館,曰集賢院,曰秘閣。……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處……至崇寧、政、宣以處大臣子弟姻戚,其濫及於錢穀文俗吏,士大夫不復貴重。然除此職者必詣館下拜閣,乃具盛筵,邀見在三館者宴集,秋日暴(曝)書宴皆得預席”(宋洪邁《容齋四筆卷第一三館秘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618—619頁)。紹興二十九年閏六月的曝書會“早食五品,午會茶果,晚食七品。分送書籍《太平廣記》、《春秋左氏傳》各一部,《秘閣》、《石渠》碑二本,不至者亦送”。其七,需要曝曬的內容很多,涉及圖畫、古器、琴硯等物,大致情況如下:“是日,秘閣下設方桌,列御書圖畫。東壁第一行古器,第二、第三行圖畫,第四行名賢墨跡,西壁亦如之;東南壁設祖宗御書,西南壁亦如之。御屏後設古器琴硯。道山尚堂並後軒、著庭皆設圖畫。開經史子集庫、續搜訪庫,分吏人守視。”從相關史料南宋多於北宋的事實來看,似乎南宋比北宋更重視曬書。何以如此?其中原因主要是南宋都城杭州地處東南,潮氣很重,曬書在當地歷來是一種習慣性的活動,官方亦然。
宋代如此,元代也同樣有曬書之事。如元王士點撰《秘書監志》有相關的記載:“至元十五年(1278)五月十一日,秘書監照得:本監應有書畫圖籍等物,須要依時正官監視,子(仔)細點檢曝曬,不致蟲傷澠變損壞外,據回回文書就便北台內,令鄂都瑪勒一同檢覷曝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代時官方藏書的管理至呈鬆弛之勢。弘治、正德時,皇室的藏書已到了“閣臣詞臣,俱無人問及,漸以散佚”的境地,對此清代學者朱彝尊曾指出:“考唐宋元藏書鹹極其慎重,獻書有賚,儲書有庫,勘書有員,曝書有會。至明以百萬卷秘書,顧責之典籍一官守視,其人皆貲生,不知愛重……百年之後無完書矣。迄萬曆乙巳……校理遺籍,惟地誌僅存,經典散失,寥寥無幾……有識者惟有撫卷浩嘆而已。”(《經義考》卷294,《萬曆重編內閣書目》按語,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其實明代不少有識之士注意到這一嚴重現象,提出了蒐集圖書和整理藏書的建議,如弘治年間大學士邱溶一再呼籲恢復宋代仲夏曝書之例,以便保存好圖書。邱溶的上疏無疑是一個很好的建議,明孝宗也表示贊同,可惜最後並未付諸實施。這恐怕也是導致明代圖書散佚的因素之一。
清代入關以前建都盛京(今瀋陽),入關遷都北京後,盛京作為陪都仍然藏有許多典籍,晾曬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沿用:“盛京內務府尊藏典訓、宗器,二百餘年,寶守維謹,屢有增加。……敬典閣上層供奉九代聖容,凡九箱;《行樂圖》四箱,每歲春秋二分由陪京大臣恭晾。”(清鍾琦《皇朝瑣屑錄》卷4,《中國野史集成續編》第27冊,巴蜀書社,2000,363頁)文淵閣是明清時期官府重要的藏書之所,其中藏書的管理相對來說比較完善。清代特設文淵閣職,大致相當於前代的秘書省,其中有文淵閣直閣事,共有滿漢六人,是具體事務的負責人:“掌典守厘輯之事,以時與校理輪番入直。凡春秋曝書則董率而經理之。”(《歷代職官表》卷25,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清代前期官府藏書制度健全、管理到位,為當時蓬勃興旺的圖書編纂事業帶來了極為良好的先決條件。
文淵閣的藏書管理到清代中期及以後則大不如前,儘管曬書制度猶存,但曬書之日往往就是圖書被盜之時,“清初武英殿版書籍,精妙邁前代。版片皆存貯殿旁空屋中,積年既欠,不常印刷,遂為人盜賣無數。……文淵閣每年伏日例日曬書一次,十餘日而畢。直閣學士並不親自監視,委之供事下役等,故每曬一次,必盜一次。亦有學士自盜者,惟所盜皆零本,若大部數十本者,不能盜也。究其弊,皆以國為私之病。不公諸民而私諸官,不知官流轉無定者也,民則土著占籍累世不遷者也。觀東西洋各國博物院藏書樓等,皆地方紳士管理之,不經官吏之手,故保存永久焉”(坐觀老人《武英殿版之遭劫》,《清代野記》卷中,巴蜀書社,1988,102頁)。原本通過曬書來進行維護的善本書籍,卻被某些“以國為私”的官吏、學士趁機盜取,從而會導致圖書的散佚。由此看來.曬書存在利和弊,其根源不在於曬書制度,而是在於曬書之人。

方法

關於曬書,《西遊記》第一百回里有這樣一段有趣的故事:唐僧師徒被通天河的老黿幌落入水,上岸又避過風、霧、雷、電的劫擾後,發現經包已濕,於是“太陽高照,卻移經於高崖上,開包曬晾”,然而“不期石上把佛本行經沾住了幾卷,遂將經尾沾破了。所以至今本行經不全,曬經石上猶有字跡”。向陽的高崖成了“曬經石”,民間類似這樣的傳說和地方還有不少。只是,在大石上曬書,若石面粗糙不平,也往往會損傷圖書。所以,曬書不能將圖書胡亂堆放,應講究一定的方法。
唐代陸龜蒙曬書有“曬書床”,他在《襲美以公齋小宴見招因代書寄之》詩中寫道:“早雲才破漏春陽,野客晨興喜又忙。自與酌量煎藥水,別教安置曬書床。”(《全唐詩》卷624,中華書局,1960)這個“曬書床”到底形制如何,已不得而知,但結合圖書的特殊性來看,應該是頗為講究的,它大致就是一種木製支架或木台,曬書時將圖書等置放於上。
宋司馬光也頗諳曬書之法。司馬光於熙寧四年(1071)居洛,六年買田二十畝於尊賢坊北,辟以為園。其中為堂,聚書出五千卷,命之日讀書堂(司馬光《傳家集》卷71、卷3,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宋費袞在《司馬溫公讀書法》一文寫道:“司馬溫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餘卷,而公晨夕所常閱者,雖累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常謂其子公休曰:‘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間,視天氣晴明日,即設案幾於當日所側群書於上,以曝其腦。”’由此司馬溫公的書保存得很好,“年月雖深,終不損動”(《梁溪漫志》卷3,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而清代江蘇藏書家孫慶增在《上善堂藏書記要曝書》中的曬書之法尤為詳實:“曝書須在伏天,照櫃數目挨櫃曬,一櫃一日。曬書用板四塊,二尺闊,一丈五六尺長,高凳擱起,放日中,將書腦放上,兩面翻曬。不用收起,連板颱風口涼透,方可上樓。遇雨,台板連書入屋內,閣起最便。攤書板上,須要早涼。恐汗手拿書,沾有痕跡。收放人櫃亦然。人櫃亦須早,照櫃門書單點進,不致錯混。倘有該裝訂之書,即記出書名,以便檢點收拾。曝書秋初亦可。漢唐時有曝書會,後有繼其事者。余每慕之,而更望同志者效法前人也。”(見《中國歷史藏書論著讀本》,526頁)曬書之法如此謹細,惜書之情如此真誠,著實令人欽佩。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藏書條件不斷改善,藏書技術不斷提高,曬書(曝書)這一古老傳統在現代社會漸趨消失。不過古人的曬書之舉足以給我們深刻的啟示,現今看到一些人無意或有意地損毀圖書之舉,不禁讓人想起宋代大哲學家邵雍所言:“蟲蠢書害少,人蠧書害多。蟲蠹曝已去,人蠹當如何?”(《曝書吟》,《擊壤集》卷11,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在邵雍看來,蟲蠹對於圖書的損害比人為造成的毀損要小。但願我們能從歷史上的曬書之舉中激發出更多的愛書之情,不再成為損毀圖書的“人蠹”。

區別

1、康熙年間,著名學者朱彝尊滿腹經,他在六月初六這天袒肚露胸曬太陽,謂之曬書。被微服出巡的康熙看見,後經交談和面試,封為翰林院檢討,負責撰修明史。此後,讀書人都要在這一天曬詩書,曬字畫,就叫作“曬書節”。這是曬書節的一種說法。
2、在電視劇《李衛當官》中,人四月四日曬書的事兒,就是把四月四日當作曬書節。
3、清人潘平雋在《六月六日曬書詩》中寫道:“三伏乘朝爽,閒庭散舊編。如游千載上,與結半生緣。讀喜年非耋,題驚歲又遷。呼兒勤檢點,家世只青氈。”我們看到了讀書世家(“青氈”),長輩領著子女曬書的情景,歷歷如在眼前。
4、據史料記載在漢時農曆七月七,如果陽光明媚,人們便會拿出自己的藏書進行翻曬,防止蟲蛀,七月七這一天也約定俗成地成為了“曬書節”。且據“郝隆七月七日出谷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世說新語·排調》)可見古人是七月七日才曬書的。也有人把這個故事轉嫁到李時珍、鄭板橋身上。如說李時珍一生喜愛讀書,注重實踐,醫術高超,救死扶傷尊為“醫中之聖”。他的家鄉有一名庸醫,雖不學無術,卻常常假裝斯文,購買了許多醫書,以此來炫耀自己。有一年梅雨季節剛過,庸醫命家人將藏書統統搬到院子裡曬。他在院子裡踱著方步,看著攤開滿滿一院子的各種古典醫書,洋洋得意,趾高氣揚此情此景正巧被路過的李時珍碰見,一向待人寬厚、不露鋒芒的李時珍,一時興起,便解開衣襟,靠在庸醫院子裡的靠椅上,袒胸露腹,曬起了太陽。庸醫一見,莫名其妙,驚奇地問道:“您這是做什麼?”李時珍說:“我也是在曬書呵。”庸醫問:“先生的書在哪裡呀?”李時珍拍拍自己的肚皮,一本正經地說:“我的書都裝在肚子裡了。庸醫聽後,知道李時珍是在告誠自己不能因為有錢藏書面目空一切,慚愧地滿臉通紅且有所悔悟地說:“對!對!對!腹有詩書氣自華!腹有詩書氣自華”
5、曬書節源於曬龍袍。也叫名曰“曬伏”。諺語云:“六月六,家家曬紅綠”;“六月六,家家曬龍袍”。為什麼將曬衣物稱之為曬龍袍呢?在揚州有這樣一個傳說:清朝的乾隆皇帝在揚州的巡行路上遭逢大雨,淋濕了外衣,又不便借百姓的衣服替換,只好等天晴後將外衣曬乾,這一天正好是六月六日,故而有曬龍袍之說,揚州也就有了“龍衣庵”這個地名。
6、六月六日,也是佛寺的一個節日,叫做翻經節。傳說:唐玄奘西天取經歸來,不慎將經書掉落海中,撈起來曬乾方得保存,因此佛寺便在這一天翻檢曝曬寺中所藏的經書。在古代的蘇州,一些信佛的婦女,每年此日便到寺廟中去翻經念佛,說是翻經十次,來生可轉作男身。有《西遊記》為證,但傳說應該早於《西遊記》成書時代。
7、有學者考證,最早的六月六日,名叫天貺(讀“況”)節,貺,是賜贈的意思。此節起源於宋代。宋真宗趙恆是一個非常迷信神仙的皇帝,有一年的六月六日,他聲稱上天賜予他一部天書,並要天下的百姓相信他的胡言,乃欽定這天為天貺節。他還在泰山腳下的岱廟建造了一座恢宏的殿堂,名之為天貺殿。但此節畢竟行之不遠,逐漸泯滅了,代之而起的是“曬伏”。講究實用的老百姓,利用這一天的好太陽,曬衣服被褥,曬書籍字畫;甚至有些地方還給家養的貓狗洗澡,戲之為“六月六,貓兒狗兒同洗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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