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況介紹
一個星期三的晚上，在舊金山市南市場區，賈瑞德·科恩：國務院政策規劃司最年輕的成員，和阿列克·羅斯：國務院的第一位創新事務高級顧問，正在非常認真地擺弄他們的微博。科恩花了整天時間從華盛頓飛過來，羅斯除了早上的一個糕餅以外，一天沒吃東西。但是他們興意正濃，晚餐可以等一等。他們並不是每天都有機會發出關於他們即將訪問Twitter公司總部的微博。
“正好140個字。”科恩說。
科恩（左）和羅斯在網上人氣高漲“你真行，”羅斯說。
他們相互看著，拇指在他們的黑莓手機上蓄勢待發。
“每次我們這樣乾，都要喊一聲，”科恩說。他們這樣做了，兩人完全步調一致。“三、二、一、"發出。馬上就有50多萬人得知：發微博的人到了Twitter公司。
在Twitter方面,28歲的科恩和38歲的羅斯，屬於美國政府雇員中受關注的最多的人，排在在巴拉克·歐巴馬和約翰·麥凱恩後面，列為第三第四名。這並非出自偶然。他們的微博帖子，已經成為國務院把外交引入數字時代的新的努力的一個組成部分，國務院準備通過套用普遍存在的技術來接觸國民、公司和其他非政府單位。羅斯和科恩的行事風格---恐怕最確切的描述是“社交網路文化與對外政策禁區之間的交會點”---反映了這一做法的混合性質。科恩最近的兩條微博按順序是：“幾內亞舉行1958年以來首次自由選舉。”和“好！（電視連續喜劇）《追隨者》本季首演就在今晚，無比激動！”這種通俗文化與外交政策的信手拈來的混搭，不時地引起人們的驚訝和少數人的憤慨（他在機會難得地赴敘利亞出差的時候，寫了關於美國冰凍牛奶咖啡的帖子；還有在二月跟阿什頓·庫切爾去俄羅斯)。然而，羅斯和科恩一起，在國務院組成了一個看來不可能的、史無前例的團隊。他們是一項事業的對外視窗，這項事業有一個重要而響亮的名稱：“21世紀治國之道”。
聽聽羅斯和科恩怎么講。甚至在去年，在這個點對點的聯接大行其道的時代，國務院仍然禁錮在政府公報、外交電報和政府對政府的緩慢談判的天地之中，羅斯喜歡把它稱做“白襯衣紅領帶的白人跟另一個白襯衣紅領帶的白人談判，背景上有國旗，確定兩者的關係。”然後希拉蕊·柯林頓出面了。“國務卿讓我們放手去乾，”羅斯說，“她就是‘21世紀治國之道’的教母。”
外交的傳統方式仍然占統治地位，但是“21世紀治國之道”並非只是公司改改名稱：把廣播換成微博。它代表著形式和戰略上的變更：它是把傳統外交工作發揚光大、開發以技術為基礎的政策解決方案，提倡網路能動論的一種手段。現在，外交可能包含著諸如國務院去年秋天在巴基斯坦設立的簡訊服務和社交網項目這樣的一些開放式的努力。“21世紀的很多能動性都沒有發揮。你的政治表現是不是符合傳統的自由-保守派的意識形態路線？”羅斯說，“今天，至少在我們所處的空間內，它還是。這是開放還是閉塞啊？”
羅斯和科恩幫助打開了國務院的大門，他們把技術和社會媒體領域的10位大佬請到華盛頓，與希拉蕊·柯林頓及其高級官員們共進私人晚餐。貴客中間有谷歌總裁埃里克·史密斯、Twitter公司創辦人兼董事長傑克·多西、MobileAccord公司的詹姆斯·艾伯哈德、手機遊戲開發商Sgn公司的謝爾文·皮舍瓦、Howcast公司的傑森·利伯曼、WebbyAwards公司的創辦人狄芳尼·什林、還有“個人民主論壇”的安德魯·拉希傑，這個論壇是一個有關政治和技術交集的年會。那個夜晚快結束時，希拉蕊·柯林頓請他們把她"當成一個應用程式”來用，這使得出席晚餐會的各位歡欣鼓舞。
幾天之後，他們這樣做了。1月12日，海地發生地震。兩小時之內，艾伯哈德與國務院合作，設立了“簡訊海地90999”計畫，以10美元為單位，為紅十字會募集超過4千萬美元。1月12日對於“21世紀治國之道”的支持者們之所以意義重大，還另有原因。這一天也是谷歌宣布中國黑客試圖侵入不同政見者的Gmail賬戶。谷歌回應說，他們不再配合中國的新聞檢查的法律，並在下面幾個月，把中國用戶轉跳到谷歌在香港的搜尋引擎上去。這一糾紛升級成了一場高度的外交衝突，然而，它也給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在一周多以後所做的“網際網路自由”的45分鐘演講提供了迴響，希拉蕊·柯林頓在講話中，把“自由聯網”正大光明地納入美國的人權和對外政策日程之中。
幾周之後，羅斯和科恩已經在一次由國務院出資的、前往矽谷的外交使命的前夜，在舊金山享用晚餐。
“哥們，明天將是特棒的一天。”羅斯說。
第二天，在山景城的谷歌大樓，羅斯和科恩坐在谷歌總裁斯密特身旁的大班椅上，開始了谷歌的“爐邊談話”。屋子裡坐著幾十位谷歌的雇員，大多數人拿著開機的筆記本電腦，斯密特用略帶調皮的口吻揶揄兩人的新方法（“這是不是給大使們打電話，說請你們用Facebook,Twitter和谷歌呀？”），還讚賞地提到了“網際網路自由”的演講（“現在中國人對我不大高興，”羅斯說，“可是他們對你們更加生氣。”）。
在谷歌，以及後來在YOUTUBE公司總部，羅斯和科恩強調了網路視頻的政治威力，以及行動電話成為廣泛使用的大眾工具的前景，這一工具可以用在教育、銀行和選舉監督方面（這是從獅子山和黑山共和國借來的概念，那裡的志願者用簡訊來報導選舉中的不法行為）。公平地說，羅斯和科恩十分痴迷於行動電話，他們長篇大論地談論遠程醫療、遠程教育和所謂的遠程司法（其具體內容他們還沒搞出來）。在一個清晨，他們與手機銀行的專家們在帕洛·阿托舉行的早餐會上，他們在探尋如何把一個成功的、通過手機給警察發薪水的試驗程式，擴展到阿富汗，乃至另一個衝突地區剛果去套用。在這兩個地方，卡車或飛機滿載的、用以給警察發薪的現鈔，在從首都到各省的半路上就會縮水，依法治理的機會也一樣渺茫。手機銀行在象肯亞這樣的地方已經相當成熟，手機在全世界，甚至窮困地區也已經無處不在。這裡就有用技術手段一舉解決外交、發展和安全問題的方法：向警察的手機直接付款，並可以轉發到他們在遠處的家庭的手機上，這就可以成為維護安定的有力工具，即使在剛果這樣的地方。至少這是希望之所在。
在“爐邊談話”之後，斯密特參加了谷歌內部的非營利單位Google.org的一個會議，在會上羅斯和科恩描述了美國駐外使館在那些美國有意促進發展的國家裡，監控有關的服務和資源時遇到的困難，比方說，在肯亞監控非政府機構。
矽谷與國務院的這個新聯姻，在其狂熱地鼓吹技術方面，有時候看起來幾乎令人暈眩。它在幫助非政府機構之間相互交流所起的作用毋庸爭辯，但是也存在著一種危險：政府與技術領域的緊密合作將會被解讀成相互偏袒或是利益交換。國務院政策規劃司司長安妮-瑪麗·斯勞特也承認：“谷歌坐在那兒，還有微軟、Twitter和Facebook，但是除了這些家喻戶曉的大名之外，還有其他公司。能夠確保你做到一碗水端平（政府必須要做到這點）的指導原則是什麼?我們這才剛開始。這些都是很重要、然而又可以解決的問題---我們必須要解決它們。”
羅斯和科恩在對手機銀行和矽谷合作夥伴的好處大加讚美的同時，也承認並不是每個問題都可以由一個應用程式來很好解決。羅斯對我保證說，希拉蕊·柯林頓就“不相信只要把網際網路撒出去，每個人就會茁壯成長，變得健康、富裕和智慧。”正如最近的維基解密醜聞所顯示，新技術可能帶來跟外交突破一樣多的外交災難。2010年六月，一位前美國陸軍情報分析員宣稱向維基解密（一個專事發表機密材料的網站）提供了26萬份外交電報。我問科恩，象維基解密這樣的網站是不是在從事他所極力鼓吹的那種外交？他承認它們提出了一個挑戰：“所有這些工具都可以被個人用來達到任何目的---從維基解密到其他負面的目的。”---至少國務院是這樣看的---“但是這些技術不會消失。因此，我們或者是擔憂我們不能控制它而放棄這個領域，或者是承認我們不能控制它、但是我們可以影響它。”
2009年4月，在摩爾多瓦出現了所謂Twitter革命。2009年7月，在烏魯木齊發生暴亂之後，中國實行地區信息封鎖，包括一次網際網路完全停運（新疆在十個月之後才恢復網際網路的“全面”使用）。還有，當然是伊朗，從2009年6月開始，手機和社交媒體的組織能力，以及它們獲取和傳播圖像的能力，比如一個年輕伊朗婦女內達·阿哈-索爾坦死亡的圖像：引起了世界的關注。（在二月拜訪YouTube公司時，科恩把有關內達的錄像描繪成“我們有生之年最有意義的網路視頻”，他還告訴網站的高管們，YouTube在某種意義上，“比任何我們可能搞到的情報還要強，因為它是由伊朗的用戶生成的。”）
來自伊朗的大多數新聞都經由Youtube和Twitter傳到西方。去年6月，伊朗大選後的抗議活動進入第三天，反對派候選人米爾·海珊·莫薩維發了一條Twitter微博警告科恩說，Twitter公司已安排將進行一次停業維修。科恩就給Twitter公司33歲的董事長多西發了一個電郵，而沒有自下而上地通過發號施令的環節。多西開始行動了---他告訴我說，“我當時肯定提高了我的音調”，試圖想一個辦法來暫停這次維修。《紐約時報》爆料了科恩的電郵這件事。一連串的公眾議論接踵而來，熱議讓Twitter公司這樣做是不是違背了美國總統宣布的不干預伊朗大選的政策。同樣的爭辯也將發生在國務卿的高級班子裡。
“所謂在大選之後，有意地在讓一家社交媒體網站繼續工作，這個沒有先例，”羅斯後來對我說。“沒有這種個案。沒有針對這種事件的法律行動的先例。”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決定不譴責科恩的行為，這是她願意“趕上潮流”的一個例證，斯勞特告訴我說。“事情發生的很快，風險也很高。我們並沒有去堵住宣傳來影響那邊的事態。我們只是讓人們可以繼續交流。”
“我們並沒有事先設定我們在那種情況下如何行事，”斯勞特接著說。“現在我們需要了。”
國務院最近削減了對伊朗境外一些鼓吹民主的活躍團體的財務支持，並開始注重提供有助於伊朗的異見分子的交流的信息技術。美國制裁伊朗政策所設定的限制也開始放鬆，允許即時簡訊和反過濾軟體的出口。但是不清楚的是，這些公司如何能做到讓伊朗人在政府實施新聞檢查的情況下，能夠下載這些應用程式；即使他們能，也不是每一個人都認同Twitter的革命威力如此名副其實。
葉夫根尼·莫洛佐夫是喬治城大學的一位學者，恐怕也是對這種所謂外交的最激烈的批評者。二月，他在《華爾街日報》社論對頁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指責國務院一直在積極掩蓋“Twitter外交”的危險性。"Facebook和Twitter對所有的團體有用，不光是我們喜歡的親西方團體。”他寫道。他指出，伊朗政府在網路上也很活躍：“不僅貫穿整個網際網路上，而且伊朗政府（或者很多忠於政府的人）把大量的來歷可疑的視頻放在伊朗的網站上......意在挑釁和分裂反對派。”（伊朗政府後來還用Facebook在全世界追蹤伊朗的異見分子。）
但是，控制（控制信息內容、何人傳送、何人原創）這個詞，仍然是對外政策的珍貴的信條。莫洛佐夫毫無疑問地說出了很多人的擔憂，他寫道：“外交，恐怕是美國政府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它不應屈從於所謂‘政務公開’這樣的要求。每當外交起作用之時，就是通常因為它是閉門操作的緣故。但是在一個Twitter的官僚體制的時代，這將越來越難以做到了。”羅斯和科恩最近去敘利亞（一些議員們認為美國根本就不應與這個國家對話）的時候發出的一些看起來是雞毛蒜皮的微博，圍繞此事引起的一陣鼓譟，倒是好像可以佐證莫洛佐夫的話。
要外交官員承認他們不能做控制狂，這是一回事;要讓全世界都相信他們不是控制狂，這是另一回事（或者說，要讓全世界相信下面這一點：社交媒體對於用戶如何與這些服務互動、以及用戶之間如何交流是不負任何責任的）。如果各國政府分不清一個用戶的信息與信息服務之間的區別，那又會怎樣呢？五月，巴基斯坦在一個用戶設定了一個宣傳“穆罕默德日大家來畫畫”的網頁之後，關閉了網際網路的接入途徑。甚至美國的長期盟友韓國、義大利、沙烏地阿拉伯和澳大利亞，對於網上的集會權以及什麼是憲法保護的言論，都持有很不同的看法。
還有這種可能性，比方說，Twitter被看作是美國政府在某些方面的延伸，國務院官員們對這一點倒是泰然自若。“這可能就是控制（或者企圖控制）信息的政府，與不控制信息的政府之間的巨大差別了。”斯勞特說。“他們不太明白我們權力的限制。我們不能去關掉CNN！”另外，當公司同政府被混為一談的時候有著真正的危險。美國駐墨西哥大使卡洛斯·帕斯夸爾在二月告訴我，“這個風險在於，具體到某一個國家，無論是中國、或是伊朗、古巴、北韓，他們認為Twitter或是Facebook是美國政府的一個工具，這樣就對這個公司有危險，就對使用這個工具的人們有危險。實際情況究竟如何，都沒有用。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最好還是允許這個工具存在。但是這裡有一種界線，我們必須尊重這個界線。”
羅斯和科恩開始率領技術代表團出訪海外。他們的出訪---現在他們叫“技術出訪”---到了伊拉克等地（俄羅斯、剛果、海地），成了美國外交的重頭戲。軟體工程師、企業家和技術總監都被要求考慮用非常規的手段來支持民主、促進發展。雖然代表團的功能是一個移動的智庫，但是羅斯和科恩都痴迷於產生“具體成果”：給技術領導者分派具體的工作，比如為伊拉克初出茅廬的IT公司在美國建立支持網路，或是探索用“人肉”的方式來阻止俄羅斯的人口販賣活動。
2009年9月，羅斯和科恩一起，率一個技術出訪團來到墨西哥城。此行目的是為打擊毒品犯罪提供新方法。毒品犯罪是墨西哥的一大內政問題，但是對美國而言也是一項昂貴而政治上有爭議的邊界問題。（今年美國在反毒品走私上將花費35億美元以上，大部分在墨西哥。）2009年，僅休達德·華列斯一地，就發生了2600樁兇殺案；由於黑幫和警方之間經常的沆瀣一氣，讓罪案的目擊者出於恐懼而畏縮不前，這樣，就在美國邊境的另一邊造成了一個“毒品帝國”。“問題主要是對警方缺乏信任，”羅斯說。“匿名舉報犯罪的概念蕩然無存。”
技術出訪團的亮點是他們會見了電訊巨子、世界首富卡洛斯·斯利姆（他還是《紐約時報》的大股東和債權人）。帕斯夸爾後來告訴我，在會上，MobileAccord公司的詹姆斯·艾伯哈德提出，甚至在休達德·華列斯、蒙特雷和墨西哥城的最貧困社區，人們都有手機，而且一直在用簡訊。為什麼不能有一個免費使用的簡訊號碼讓任何人都可以舉報犯罪？所有能夠識別個人信息的數據在簡訊進入中央資料庫之前都已經消除。信息將從資料庫饋入聯邦和地方的警方系統，然後可以由一個第三方的非政府機構來監督，並把數據轉換到網際網路上公布---其核心是給犯罪舉報帶來了匿名性和透明性。同樣重要的是，地方警方採取的（或不採取）行動。也將受到公開的跟蹤和監督。
網路與國家
“21世紀治國之道”的哲學基礎就是：網路世界“存在於國家之上、國家之下、國家之中”，這是在2009年，由斯勞特在《外交季刊》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當時她還沒有當上國務院政策規劃司司長。科恩一直在拜讀這篇論文。羅斯把它發給所有的美國新任駐外大使。至關重要的是：科恩和羅斯怎樣看自己：他們是旗鼓相當的巡迴演說家、頭腦風暴專家，開創並維繫著人際關係的網中之網。羅斯和科恩分享他們的人脈，兩人還一直保持聯繫，儘管他們兩人常常是在地球截然相反的兩端。（“我和傑拉德是分而治之，”羅斯說。）他們兩人的關係之近，可能有點令人驚訝：科恩是前國務卿賴斯任命的，他仍然把她當成是恩師；羅斯則深深地捲入歐巴馬的競選。他們經由了非常不同的仕途進國務院。
示意圖科恩在他讀大學本科的年代去了非洲幾次（他的畢業論文是有關盧安達的種族滅絕）。當他只有22歲的時候，他設法跟當時的國家安全顧問賴斯會晤了一次。科恩作為羅德獎學金學者，曾放棄去英國，以便能繼續去敘利亞、黎巴嫩、伊拉克和伊朗等地旅行。在那裡，他每天都跟那些用社交媒體和無線技術緊密聯接在一起的青年一代展開互動。“坦率地說，他對伊朗的見解，是我們在政府所不具有的。”當我在三月跟賴斯談話時，她回憶說。“他對此事表達得如此透徹，我要他寫一個備忘錄，我要送給總統。”
等到賴斯當了國務卿時，她舉薦當時24歲的科恩作為政策規劃司成員，主要負責青年領域、反激進主義和反恐怖主義。2008年2月，反對“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FARC）的大規模抗議活動在哥倫比亞以及全球將近200個城市爆發，這些活動都是通過Facebook，Skype和即時簡訊來組織的。“這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反對一個恐怖組織的抗議活動，”科恩說。“我能肯定的是最開始的、通過一個社交網路進行的外交活動。我在網上發現了一個叫做‘百萬聲音反對FARC’的組織，我就給那個組織者發信息。我說，‘我是美國國務院的，你就是幹這個的人嗎？我要到哥倫比亞來看你。’人們覺得這有些不可思議---這幾乎就好像心懷恐懼地回憶一次網際網路約會。”
阿列克·羅斯幾乎比科恩年長十歲，他在大學畢業後，在“為美國執教”這個機構里做人事工作，他進入政治生活稍晚些。2000年，他幫助建立了一個叫做“一統經濟”的非營利機構，這個機構致力於填補數字鴻溝，幫助把阿拉伯文的內容推到網路上去。羅斯在爭取技術界和商界的巨子們---從比爾·蓋茨到前聯邦通信委員會主席威廉·肯納德---支持他的事業方面卓有成效。聯邦通信委員會現任主席朱利耶斯·傑納喬斯基對羅斯印象深刻，就挑選他來負責歐巴馬的技術、媒體和通訊政策的日常運行。2009年4月，羅斯加入了國務院。
科恩作為布希時代任命的官員，他一直在如履薄冰。“有那么一幫恨他的人，要把他置於死地，”羅斯這樣說，“我看了他寫的東西，我挺喜歡。這傢伙實在是出類拔萃，他會成為我的搭檔。”
“21世紀治國之道”的一個明顯的自相矛盾之處，就是從理論上講，新技術給予那些無名之輩和曾經無權的人們以話語權（你只需要一個照相手機就可以發起一場運動），但是這些技術同時也把名不見經傳的官僚們塑造成了公眾人物。羅斯和科恩在他們的世界裡有著某種名望---而在Twitter的時代，名望要求你充分的披露自己。我訪談過的一些國務院高級成員不能理解為什麼會有人想閱讀關於訪問Twitter公司的微博，或是關於國務院一位官員的孩子的籃球比賽的簡訊。但是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似乎既沒有感到困擾，也沒有迷失方向。“我認為它現在在某種程度上是無處不在了，”她在三月份對我說，“如果整個世界都在朝那個方向走，而國務院卻沒有這樣，這就很奇怪了。”她提醒我說，人類的半數都是在30歲以下。“這個世界的大部分對於美國價值觀的了解，不像你想像的那么多。要突破這一點的方法之一，就是讓那些正在為我們政府工作的人，回歸到做一個人，具有個性化，可以聯網。”
正當此種努力方興未艾之時，最近的一個早晨，羅斯和科恩在華盛頓會見了法拉·潘迪斯。潘迪思還有一個新任的頭銜：美國國務院穆斯林社區事務特別代表。潘迪思出生在克什米爾，很小的時候就移居美國。四十出頭的她在屋子裡活力四射，她在9月剛剛履新，就已經到過25個國家，力圖擴大美國與穆斯林世界的互動。她剛從印度、巴基斯坦、卡達爾和荷蘭回來，她和她的副手凱倫·錢德勒在等著羅斯和科恩出招。
“在21世紀，控制的水平將越來越削弱，”羅斯說，他重申了早先科恩對我說過的話，“沙烏地阿拉伯的青年女子把一個東西翻譯成阿拉伯文，她所翻譯的是已經經過審查的語言。不過這不會送到國務院的一位翻譯那裡、然後再送到國務院公共事務司來審批。我們已經超越了這一切。”
外交新觸角
微部落格網站“推特”成為美國“數字外交”的新陣地
科恩和羅斯是微部落格網站“推特”的忠實用戶。上“推特”的美國政府官員中，科恩和羅斯的微博受關注度分別占據第三、第四名。前兩名是總統歐巴馬和共和黨前總統候選人約翰·麥凱恩。
微部落格網站“推特”成為美國“數字外交”的新陣地這種“人氣”並非憑空得來。這一天夜晚，科恩和羅斯在舊金山下榻之處忙著用黑莓手機發微博，把吃飯這件事忘到九霄雲外。科恩白天從首都華盛頓趕往這裡，風塵僕僕；羅斯除了早餐一塊鬆餅外，尚未吃過正餐。
“你簡直是個忍者！”羅斯道。
科恩說。“正好140個字母。”大拇指輕摁手機，日誌發布。大約50萬人馬上獲知：科恩與羅斯這一天參觀了“推特”總部。對微博迷而言，參觀“推特”總部絕對是件大事，難怪他倆這般心急發布訊息。
美國國務院正努力推行“數位化外交”，將美國政府的聲音向世界各地更多民眾、企業和機構傳遞。
“混搭”風格吸引眼球
利用上網手機與電腦，科恩和羅斯講述自己訪問敘利亞期間一些不為人知的外交趣事，與網民分享自己與好萊塢影星阿什頓·庫徹同赴俄羅斯的經歷，憑藉這種把流行文化與外交事務“混搭”的風格，在網際網路空間積聚人氣。
一些持傳統觀念的外交工作者對這種新型宣傳方式嗤之以鼻，另一些人則以驚異而不失讚賞的目光注視著這一新生事物。他們發現，這種“數字外交”手段融合嚴肅與活潑，以簡潔而迅速的信息發布方式吸引世界各地民眾關注，堪稱“21世紀的政治藝術”。
突破傳統外交手段
傳統外交手段包括外交公報、外交電報、政府間談判等，如羅斯所描述：“一群穿著白襯衫、繫著紅領帶的人與另一群穿著白襯衫、繫著紅領帶的人打交道，各自陣地上插著旗幟。”不過，希拉蕊出任國務卿後，這種狀況開始改變。
羅斯說：“這位國務卿解開了套住我們的鎖鏈。”今年年初，經羅斯與科恩安排，希拉蕊與技術和傳媒領域的10名重量級人物會面，包括谷歌公司執行長埃里克·施密特、“推特”創始人傑克·多爾西、“移動和弦”公司董事會主席詹姆斯·埃伯哈德、手機遊戲開發商SGN公司創始人謝爾文·皮什瓦、網際網路獎項“韋比獎”創始人蒂法尼·什拉因等。
聚餐將近尾聲時，希拉蕊告訴這些賓客，希望他們把她當作“套用軟體”那樣發揮作用。
幾天后，海地遭遇強烈地震。不到兩個小時，“移動和弦”公司創始人埃伯哈德與美國國務院合作設立“簡訊海地90999”項目，呼籲人們向國際紅十字會捐款10美元，最終募款總額超過4000萬美元。這次成功運作讓不少人看到“數字外交”的巨大潛力。
“婚事”面臨反對聲音
儘管羅斯和科恩是網際網路世界的“名人”，但國務院不少人就是鬧不明白：網民為什麼會對他倆參觀“推特”總部之行感興趣，為什麼會在意他們子女的一場籃球比賽？
希拉蕊對此似乎並未感到困惑。在她眼中，重要的是認識到微博等社交方式“一定程度上已經無處不在”，“如果整個世界都在朝某個方向前進，而國務院卻沒跟進，那才叫奇怪”。
需要思考的是，如何運用更為靈巧的方式有效實現外交目的。希拉蕊說：“世界不少人並不像我們所想像的那樣了解美國。我們尋求突破的方法之一是，讓美國政府工作人員更人性化一些，與民眾關聯更多一些。”
一些人把數字外交稱作“美國國務院與矽谷的聯姻”。然而，這樁“婚事”也面臨不少爭議、挑戰和質疑。
人們擔心，政府部門與技術巨頭過於親密，可能破壞公平競爭，乃至引發權錢交易。
極端情況下，“推特”可能被視為美國政府的延伸。美國駐墨西哥大使卡洛斯·帕斯夸爾認為，一旦人們心中形成這樣的印象，受害者不僅是那些技術企業，還有網際網路工具使用者即美國政府。因此，必須在政府與企業間“劃一條界線”。
網際網路匯集各色人等，雖能助美國外交實現一定突破，卻也可能帶來“麻煩”，例如泄露外交機密。羅斯援引希拉蕊的說法，“往網際網路上灑點兒雨水，別指望長出來的東西全都健康、富有和聰明”。
美國喬治敦大學教授葉夫根尼·莫羅佐夫說，“臉譜”和“推特”讓所有群體都更有力量，“而不僅僅是親西方的群體”。科恩則認為“技術已經存在”，與其裝作看不見，不如主動施加影響。
可能幹涉別國內政
有人提出質疑，美國政府借網際網路拓展外交，可能也藉此渠道干涉別國內政。去年6月伊朗反對派人士針對總統選舉結果舉行大規模抗議期間，科恩經由伊朗反對黨領導人穆薩維發布的微博，得知“推特”將在伊朗暫停運行。科恩當即向“推特”董事會主席多爾西傳送電子郵件，要求對方設法不讓網站停運。
科恩當時採取這一動作並未依照慣例逐級向上請示，不少人質疑美方舉動違背了歐巴馬不干涉伊朗選舉的承諾。但希拉蕊最終沒有追究科恩責任，顯示這位國務卿贊成嘗試這種外交手段。
活動拇指，摁動手機，兩名成年男子“貓”在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一個房間裡，用手機爭分奪秒發布微博。還沒吃飯？沒關係。對他們來說，餓肚子算不了什麼，重要的是全球數以萬計網民能立刻讀到他們的網路日誌。
他們是賈里德·科恩和亞歷克·羅斯，你以為這兩人染上“網癮”而廢寢忘食？
事實上，科恩和羅斯供職於美國國務院，正藉助微博等新型傳媒手段，執行美國“數字外交”新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