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權

新春佳節即將來臨，每到這個盛大的傳統節日時，人們在消除一年的疲勞後懷著喜悅的心情，帶上禮物，捎上祝福，走親串友，互致問候，加深了友誼，交流了感情，是情理之中的事，本身無可非議。 然而，近年來這種傳統的拜年卻夾雜著一種污濁的風氣，一些單位、個人，利用“年關”拉攏感情，搞“感情投資”，諸如為感謝上司或主管部門對本部門、本單位工作的“支持”，或對個人的“關懷”，使趁年關之機，給領導送年禮。有的大包小包外加“紅包”，人來車往，絡繹不絕，形成一股“送禮”歪風。更為可怕的是，拜年成了某些人行賄最好的外衣。他們考慮到平時給領導和有關人員送錢送物有行賄之嫌，一旦暴露無法逃脫懲處，便借拜年之機送錢送物，打通關節，討好上司，買官要權，這樣送得自然，似乎名正言順。而個別領導幹部和實權人物在金錢和物質利益的誘惑下，胃口也越吊越高，膽子也越來越大，禮也越收越重，最後一發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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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來看重節日裡的人際往來，尤其是春節中的拜年，被人們當作重要民俗傳統代代相傳，早已成為民間禮儀的組成部分。作為傳統意義上的拜年通常分兩種：一種是街坊鄰居的互拜，大家相互串串門，表達喜慶問候祝願；另一種是晚輩（年輕或年幼者）向長輩的拜見，晚輩穿戴一新前往長輩處，施禮道賀，長輩還以紅包“壓歲”，若晚輩已是成人以上，則以好灑好菜招待之。總之，傳統的拜年是有分際和講究的，就是晚輩與長輩施予“禮”，長輩與晚輩還以“利”。

拜年還是拜權

官場拜年則完全不是這么回事，首先是大多拜年者不是出於自願，總感到人家都給領導拜我不拜行嗎？有一段子說一領導在某年關曾對一幫部屬半開玩笑地說：誰到我家中拜過年我不一定記得，但誰沒去我肯定記得。文強案披露 ：重慶刑警總隊一副總隊長從2004年到2008年每年都給文強拜年，但當文從市公安局副局長調任市司法局長後就再也沒拜過年了。其次，官場拜年不合傳統拜年禮儀，被拜者既收“道賀”又收“錢物”禮利雙收，有悖情理。所以，官場拜年是“拜年”的異化，拜者藉此平台行巴結賄賂領導之能事，被拜者以此為機會得金錢財物之實惠。

官場拜年自古有之，但這各種拜年不是真心實意的，拜的不是年而是權。明陸容在《菽園雜記》卷五中說“京師元旦日，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來交錯道路者連日，謂之‘拜年’。然士庶人各拜其親友多出實心。朝官往來，則多泛愛不專……”。官場拜年滋生腐敗，損傷風氣，其害處早已顯露無遺，但無論發文警告、團拜活動都難以根除之。要想徹底解決這個問題，恐怕還要從幹部人事任用制度上動刀子。

拜年,不要拜權

無數事實表明，春節已經是官員滑向腐敗深淵的最高危節日，只要看看諸多貪官污吏的腐敗史，就不難發現，在春節前後收受“紅包”的占有很大比例，有的貪官受賄所得的絕大部分就發生在這一特殊時間段里。不少人的首次受賄就在春節，從此一發不可收，逐漸墮落下去。而從中嘗到“甜頭”之後，有些貪官的“春節情結”越來越濃。曾有媒體對北京三家法院審理過的100起受賄案做過調查，發現78%的官員受賄“喜愛”湊春節的熱鬧，且很多貪官認為春節收禮“理所應當”。在春節受賄的過程中，貪官們無疑深知人家送錢上門的真實意圖。一個大貪官在獄中寫道：“對送禮者來說，逢年過節饋贈禮金是最好的藉口，而對我們這些收受者來說，逢年過節收受禮金則是寬容自己的最好理由，我犯錯誤的時間主要集中在春節，主要的問題就是收受禮金。禮金是一束罌粟花，是一種金錢和人情''''苟合''''的怪胎，你想拒絕它，就得既要抵擋住金錢的誘惑，還要抹得開朋友的情面，否則就會成為金錢的俘虜。”此時此刻，他的頭腦很清醒，對春節里“金錢和人情''''苟合''''的怪胎”認識很深刻，但是當初陶醉在“紅包”堆里，是何等得意忘形、利令智昏啊！ 　又一個春節就在眼前，為官者真該以前車之鑑警戒自己和家人，冷靜甄別拜年者是否假拜年真拜官，借人情以拜權。而拜年者，要是真心愛護自己的上司、親友，那就“禮輕意重”，平淡而真心地拜個年，千萬別美其名曰“拜年”實則去“拜權”，把對方推向腐敗的深淵。那可真是“黃鼠狼給雞拜年不安好心”了！

拜權主義的價值觀

拜權主義的價值觀中國長期以來都是封建農業時代，或者是小農經濟下發育的封建文化，建築也體現了很強烈的集權特徵。從老北京整個城市可以看出封建集權意識的反映，一條中軸線貫穿故宮，故宮周圍是胡同，胡同里有四合院。四合院裡北面是高的，南面是低的，有東廂房、西廂房，而主人一定住在北面、正房。從城市到院落，一直到單體，都是身份的象徵，都是權力的象徵，都是價值觀的象徵。就像衣服，什麼樣的衣服反映什麼樣的身份，古代是這樣，農業時代也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