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戴逸早年就學於蘇州中學、常熟中學，1944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學鐵路管理系，1946年又重新考入北京大學史學系。就學期間，投入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學生運動。
1947年加入民青，當選為北大學生自治會理事，又參加進步社團南北社、孑民圖書館。
1948年被國民黨政府通緝，為躲避政治迫害，在黨組織的安排下，離開北大，前往解放區，進入華北大學一部十七班學習，年底轉入一部政治研究室工作。
全國解放後，華北大學進入北京並改為中國人民大學，在學校任教至今。在中國人民大學革命史教研室從事中共黨史的教學和研究，編寫了《中國抗戰史演義》一書，通俗地介紹了八年抗戰的歷史。
1952年，調往新組建的中國歷史教研室，開始從事中國近代史的教學和研究，並著手編寫了《中國近代史稿》和《北洋海軍》等書。
1955年，被提升為副教授，兼任吳玉章校長的學術秘書，後又擔任吳晗主編的《中國歷史小叢書》編委。
1959年，曾參加全國群英會。
1960年，因在越南綜合大學授課，越南政府授予胡志明勳章。
1961年，被推舉為高教戰線先進工作者。
1965年，清史編纂委員會成立，時年39歲的戴逸是最年輕的委員。
十年動亂期間，被下放到江西餘江縣“五七”幹校勞動，直到1973年返回北京。當時中國人民大學停辦，他和一部分同志撥歸北京師範大學，在這期間，完成了《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一書。
1978年，人民大學復校後，受命組建清史研究所，評定為教授。
1980年和1984年，主編《簡明清史》，1985年獲吳玉章科研獎。
戴逸1986年，因在清史所培養了一批清史研究的骨幹，被評為全國教育系統勞動模範、人民教師。
1988年，當選為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89年，兼任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館長。
1992年，任國務院古籍整理小組成員。
1994年，獲國家五個一工程獎，並因長期從事教育事業，為人師表、兢兢業業，在教書育人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績而獲得香港柏寧頓金球獎。
1995年，獲北京市社科優秀研究成果一等獎。
1996年，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長。
2002年8月，清史編纂工程正式啟動，戴逸受命擔任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他說：“能夠為此盡綿薄之力，是人生最大的幸事。”。
2011年4月14，戴逸被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並參加了原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中南海主持的儀式和座談。
2013年12月17日，經專家提名、工作小組初選、遴選委員會遴選和基金委員會投票通過，戴逸獲得第二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獎金100萬元人民幣。
2015年9月10日，戴逸教授90壽辰，中國人民大學舉辦“戴逸與清史研究”學術座談會，探討戴逸先生在史學界特別是對清史學科發展所作出的貢獻，共商推動清史學科在中國人民大學乃至全國的發展之計。
人物成就
抗戰史研究
戴逸近代史研究
戴逸的《中國近代史稿》是新中國成立以後最先從思想理論角度寫歷史的近代史著作，敘述了一個個歷史運動，以及運動的產生和失敗的原因。在書中，戴逸運用馬克思主義和唯物史觀，對兩次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進行了分析和闡述，結構嚴謹、論證縝密，貼緊時代發展脈絡，關注中國近代史進程中的重大課題，為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更加便捷、順暢、合理提供有益的經驗和借鑑。
清史研究
從1978年起，戴逸用7年時間主持編寫了70餘萬字的《簡明清史》，摸清了清代歷史的主要線索；在《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中，戴逸利用中、俄雙方大量的官方檔案和私人文獻，再現了條約談判的全過程，為中國政府處理中蘇邊境問題提供了珍貴的參考和備要，其重要性在於以嶄新的思維方式開創了中國研究清朝邊疆史的先河。
清史編纂
2003年1月28日，清史編纂工程正式啟動，戴逸受命擔任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在纂修工作中實事求是，尊重歷史，既還原歷史真實，又要反映時代精神：既要繼承前人研究成果，又要勇於學術創新：既要理清中國歷史的發展脈絡，又要聯繫世界歷史的發展。以史實為依據，去偽存真，去粗取精，避免主觀臆斷。要使新《清史》成為一部觀點鮮明、內客充實、史料豐富、文筆生動的高水平的史書，儘量使思想性與學術性達到完美統一，使新《清史》成為傳世佳作。並在編纂新《清史》工作中，注重培養出一批優秀的中青年清史專家。
教育
戴逸主要著作
著作
| 《清代人物傳稿》 | 戴逸、林言椒主編，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年 |
| 《履霜集》 | 論文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 |
| 《中國歷史大辭典·清史》 | 戴逸、 羅明主編，上海辭書出版社，1992年 |
| 《乾隆帝及其時代》 |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 |
| 《二十六史大辭典》 | 戴逸主編，吉林人民出版社 |
| 《繁露集》 |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 |
| 《語冰集》 | 論文集，科學普及出版社，1999年 |
| 《十八世紀的中國與世界》 | “211”工程清史子項目，遼海出版社 |
| 《清通鑑》 | 戴逸、李文海主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
| 《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卷》 | 清史部分，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2004年 |
論文
| 故宮巡禮（以戴秉衡為名發表） | 天津大公報，1947 |
| 拆穿奧斯汀的謊話 | 8000，人民日報，1950.12.14 |
| 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 | 4000，人民中國，1955.13期 |
| 評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 2000，人民日報，1959.4.11 |
| 驚濤駭浪激動人心 | 2000，光明日報，1960.11.12 |
| 關於同文館的爭論 | 3000，光明日報，1962.8.23 |
| 寫農民的歷史為農民寫歷史 | 10000，歷史研究，1965 |
| 論康熙 | 16000，北師大學報 |
| 實事求是勇於創新 | 6000，歷史研究，1978.8 |
| 階級鬥爭、農民戰爭不是推進歷史的唯一動力 | 1000，人民日報，1980.1.11 |
| 古籍整理的五點建議 | 3000，《文獻》第十輯，1981.12 |
| 巨大的支持英明的預見——重讀馬克思恩格斯關於中國革命的教導 | 12000，《北京史苑》1期，1983.12 |
| 介紹一種研究中國歷史的重要資料——日記 | 1000，在西德漢學家會議上 |
| 乾隆初政和寬嚴相濟的統治方針 | 14000，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986第1期 |
| 研究北京文化史的重要意義 | 1000，北京社會科學，1986年第3期 |
| 榮慶其人與榮慶日記（與孔祥吉合作） | 8000，清史研究通訊，1987年第3期 |
| 歷史科學和社會功能 | 2500，1989年歷史學年鑑，1990.7 |
| 乾隆朝的水災與賑濟 | 3000，光明日報，1991.9.1 |
| 避暑山莊與康乾盛世 | 6000，山莊研究，1994.8 |
| 戊戌變法時翁同和罷官原由辯析 | 13000，故宮博物院院刊建院70周年紀念特刊，1995.10 |
| 我看張之洞 | 3000，河北師院學報，1997年第3期 |
| 中國歷史學的回顧和展望（英文） | 10000，中國社會科學，2000第1期 |
| 讀《清史稿》的修纂及其缺陷 | 7000，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 |
| 編纂清史的緣起與編纂初想 | 社會科學戰線，2003第2期 |
社會任職
戴逸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名譽所長、博士生導師、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長、北京市社科聯副主席和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等職。
人物故事
頑劣學童
戴逸轉變進步
戴逸北大因緣
戴逸來到北大史學系後，一次，戴逸突患盲腸炎，盲腸穿孔，腹中大量積膿，然而校醫院卻要先交錢，才接收治療。鄭天挺接到同學急電後，當即通知醫院接收戴逸，並免費為他治療。戴逸在醫院躺了40天，方才轉危為安，出院後，鄭天挺還給了他一筆生活費。戴逸說：“當時我馬上就要死掉了，鄭先生如果沒有打這個電話，就沒有戴逸這個人了。”
戴逸在北大期間，戴逸是蒐集進步書籍的孑民圖書館的總幹事，有一天，他聽說吳晗有幾本這樣的書，於是直接上門索要。吳晗搞不清面前這個突然前來的年輕人的底細，自然一口回絕。被拒絕了的戴逸卻沒有走，彼時他已讀完吳晗的《朱元璋傳》，更在攻讀332卷的《明史》，如今面對明史專家，自然不能放過當面探討的機會。一番交流之後，吳晗對戴逸的歷史功底刮目相看。這一面之交，讓吳晗對這個學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人物評價
戴逸教授現任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是中國當代少有的兼通清代前後期歷史的清史大家，無論是以其個人學術成果開拓重要研究領域，還是以其聲望與影響推動中國清代歷史研究的發展，他都卓有建樹。（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獎遴選委員會）
戴逸先生和張卓元先生心懷祖國，言傳身教，桃李滿天下，取得了一系列優秀成果；他們幾十年如一日，始終保持對學術的熱愛和追求，不追風，不趕潮，獨立思考，令人敬佩，令人感動；（國務院副總理馬凱）
戴逸老師的學術成就得益於兩個字，一曰精一曰通，精是說他有非常結實的文史底子，闡發見識有厚度，青年時代就得到諸位史學前輩的賞識不是偶然的。通是說他學識廣博，不狹窄。（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前所長羅明教授）
戴逸的獨特之處在於兩個方面的貫通，一是縱向的前後通，按史學界通行的劃分，清史以1840年為界劃歸兩端，之前為古代史，之後為近代史，以往是兩批人分頭搞，戴老師則前後都搞。二是從橫向左右通，他編撰《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把清史放到世界背景下思考、討論，學術視野開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前任總編輯王俊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