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逵

戴逵

戴逵(326-396 ),東晉著名美術家、雕塑家。字安道,譙郡銍縣(今安徽濉溪)人,居會稽剡縣(今浙江紹興嵊州市)。他是顧愷之時代另一有名畫家,南渡的北方士族。晚年長期住在會稽一帶。戴逵終生不仕,初就學於名儒范宣,博學多才,善鼓琴,工人物、山水,堅拒太宰武陵王召其鼓琴之命,王徽之曾雪夜訪之,到門未入,孝武帝時累征不就。著《戴逵集》9卷,已散佚。他少年時畫的《南都賦》,使他的先生范宣(當時有名的學者)改變了繪畫無用的看法。他富有巧藝,繪畫而外,又善於彈琴,更以擅長雕刻及鑄造佛像而知名。他曾造一丈六尺高的無量壽佛木像及菩薩像。為了創造新的樣式,他暗暗坐在帷帳中傾聽民眾議論。根據大家的褒貶,加以研究,積思三年才完成。由此可見戴逵是首先創造了中國式佛像的藝術家。戴逵並且創造了夾紵漆像的作法,把漆工藝的技術運用到雕塑方面,是今天仍流行的脫胎漆器的創始者。戴逵在南京瓦官寺作的五軀佛像,和顧愷之的《維摩詰像》及獅子國(錫蘭島)的玉像,共稱“瓦官寺三絕”。

基本信息

人物生平

戴逵 戴逵

戴逵是史上著名的雕塑家兼畫家,少負才名,能文工書畫善琴,其餘巧藝靡不畢綜。《晉書》列於隱逸傳中,稱其:“性高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為非道。”戴逵巧思,善鑄佛像及雕刻,他曾以古製造丈六無量壽佛木像及菩薩像,“至於開敬,不足動心。”所以隱於帷中,密聽大眾的議論,不論褒貶,自會於心,以至於“精思三年,刻像乃成。”

有關他的記載見於《世說新語·巧藝》、《歷代名畫記》,時人稱他“詞美書精,器度巧絕” “善圖聖賢,百工所范”,由於他的文化內涵與技藝,不但能書善畫,並能雕塑鑄作,唐代張彥遠認為漢魏以來的佛像,皆由於“形制古樸,未足瞻敬”,直到戴逵的出現才有進一步的發展,開啟了後來曹仲達、張僧繇的造像人物的畫風。戴逵是創造性的藝術家,對於古製造形的改革,使佛教造像有了審美的感動力,所以追求“動心”的藝術特質。戴逵在南京瓦棺寺作的五軀佛像,和顧愷之的《維摩詰像》及獅子國(錫蘭島)的玉像,共稱“瓦官寺三絕”。

戴逵淡泊名利,一生隱居不願出來為官,而他哥哥則想著建立領兵拒敵的功業。太傅謝安對他哥哥說:“你們兄弟倆人的志向和事業為什麼相差那么遠呢?”他哥哥說:“因為我忍受不了那份清苦,而家弟也改變不了他的樂趣。”

人物軼事

戴逵(340年-396年),字安道,戴逵出生於東晉譙郡銍縣(今安徽省濉溪縣臨渙鎮)一個士族官僚家庭,他的祖父、父親都在東晉朝廷里做過大官,有一定的名望。他的兄長戴逯因屢立戰功,被朝廷封為廣信侯,後又升官至大司農。當時著名的學者范宣就曾做過他的老師,並給了他以巨大的影響。史稱他“幼有巧思,聰悟博學”,又說他“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瑟,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

巧成鄭玄碑

聰明過人,博覽群書,喜好六藝之術,不僅為戴逵日後成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極大地調動了他的創作熱情,使他多方面的藝術才能得以發揮和升華。戴逵十來歲的時候,有一天他偶爾不慎打破了一隻雞蛋,他順手用絹布抹去。等到第二天,他發現那塊絹布竟硬成一團。他大受鼓舞,立即找來破損白瓦研磨成屑,打了不少的雞蛋,濾去蛋黃,再將白瓦灰兌入蛋清之中,反覆揉搓,最後做成一碑,並命名為《鄭玄碑》,還親自寫了碑文,用刀把碑文刻到碑上。凡是見到這個碑的人,個個都讚嘆不已,認為這個小玩藝兒“詞美書精,器度巧絕”,一時在人們中傳為美談。

隨作漁翁圖

漁翁圖 漁翁圖

戴逵隨父游建康(即今江蘇南京),只見沿途山清水秀,柳暗花明,他激動不已,常立船頭,一站數小時不歸艙。特別是那漁翁身披蓑衣,頭戴斗笠,駕一葉小舟,在煙雲浩渺的水波之中,時出時沒,時隱時現,悠閒自在,無慮無憂,真是令人羨慕!

到了建康之後,他父親帶他來到著名的瓦棺寺。這瓦棺寺的住持僧原本是風流儒雅之輩,後因犯事出家,但俗緣未了,故此瓦棺寺竟成了當時建康城中文人雅士聚居的地方。當戴逵隨他父親來到瓦棺寺時,正好當時著名畫家王蒙在這裡為人作畫。戴逵見了,便覺大開眼界。王蒙素與戴家有舊,今見戴家父子到來,昔日也隱隱聽說戴逵是個神童,便要他現場作畫一幅。戴逵推辭不過,隨即蘸足濃墨,一氣呵成,畫出一幅《漁翁圖》來。原來戴逵乘船順江而下時,見著江上漁翁後,便久久不能忘懷,早在心中勾勒了這幅畫圖,此時只不過是將其複製出而已。

王蒙原本是晉朝畫壇旗手,見戴逵三下兩下,一揮而就,甚是高興。再細品畫風畫意,更覺氣韻不凡,瀟灑俊逸,大為慨嘆。他以獨具之慧眼,透過這幅《漁翁圖》,料定戴逵必非仕途之庸人,定為山川之高士。因而感嘆道:“此童非徒能畫,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見其盛時也”。王蒙雖非公卿王侯,卻因畫名顯赫而為世人景慕,且心性極高,驕人傲物,從不輕易褒揚他人。如今竟如此盛讚戴逵,周圍的人便知戴逵確實不同凡響,而格外地另眼相看了。

托情南都賦

戴逵的父親致信當時的著名學者范宣,讓戴逵跟隨他學習子史經文。

這范宣字子宣,陳留(今河南開封東南)人,博學多識,尤善“三禮”。此人一身傲骨,不慕榮華,因不滿朝廷黑暗,朝廷先後征他為主薄、太子博士、散騎侍郎等,皆堅辭不就。戴逵十分仰慕范宣的人格和骨氣,在跟隨范宣讀書的日子裡,戴逵手不釋卷,勤學好問,處處以范宣為師。“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因而范宣十分器重他,特別希望他能讀好經學,將來好“治國平天下”。

閒暇時候,戴逵總免不了要游山逛水,習書作畫,這卻使范宣大不以為然。他對戴逵說:描形繪畫,只不過是雕蟲小技,於世無補;你應抓住青春這大好時光,認真習讀經書,深明經義,日後好輔君濟民,治國安邦。戴逵見老師並不理解自己的追求與理想,又不好與范宣正面理論,於是就依照東漢張衡寫的《南都賦》的意思,繪成一幅《南都賦圖》,恭恭敬敬地把它送給范宣,范宣觀後,不禁為之震撼。從畫面上看,南都繁華,造極登峰;細看畫之寓意,實暗示這繁華乃過眼煙雲,不足為羨。思前想後,范宣再展畫屏,重新品味一番:其畫之意義深刻,構思精巧,手法細膩,用筆流暢,真讓人回味無窮,浮想聯翩。他立即把戴逵找來,毫不猶豫地把自己的感受告訴戴逵,並表達了要從戴逵學畫的願望。

師徒二人在讀書作畫之餘,還常常到附近的名山大川去遊覽。每至山中,戴逵便留連忘返,不思茶飯,頓生歸隱之心。特別是會稽南之剡山,古柏怪石,清流深潭,更讓戴逵有一種歸家的感覺。隨著感情的加深,范宣越發器重戴逵,他還作主把侄女許配給戴逵為妻,這足以看出范宣對戴逵所抱的期望。

高風惠後

東晉時期,佛教盛行,因果報應之說十分流行,加上當時僧人們的推波助瀾,至使天下人趨之若鶩。戴逵則認為所謂因果報應,完全是人們的一種猜想,毫無根據。他同當時著名的僧人慧遠反覆論辯,常使慧遠詞屈不能應。為了反對佛教的因果報應說,他還專門寫了一篇著名的論著《釋疑論》,對因果報應說提出質疑和否定。戴逵秉性高潔,常用高標準來要求自己,使自己的言行合於禮節規範。他反對當時風行的放浪形骸的社會風氣,認為所謂放達是不走正道,不足取。他說:父母去世了,卻以採藥為由而不回家的,不是好兒子。君王遇到危險,而不能挺身而出的,是那苟且偷生之臣。一個人只追求所謂放達的形式,而不去實踐做人的根本目標,這種行為就是捨實逐聲,是東施效顰。他堅決反對不求實質只求貌似的作法,以為徒貴貌似十分有害,如同“紫之亂朱”。他說,儒家尚譽,是為了提倡賢,如果失其根本,便是“懷情喪真,以容貌相欺”。道家遠離虛名,是為了追求實,否則,情理俱虧,必然導至“本薄”--沒有根基。他主張“擬之然後動,議之然後言”,“先辯其取捨”。如果能做到這樣,人們雖各自走的道路不一樣,但最終會達到什麼境地,是可以預測的;世事雖然迷亂無序,卻仍然可以找到它的規律,而不至於弄錯。所以人切不可“自驅以物,自誑以偽,外眩囂華,內喪道實”。一句話,一定要加強自身修養,培養道德根本,不要為虛名、形式所累。

不為王門伶

由於戴逵多才多藝,出類拔萃,自然而然地引起朝廷的注意。當時官任太宰的武陵王司馬晞,聽說戴逵鼓瑟有清韻之聲,就派人召他到太宰府去演奏。戴逵深以為恥,當著使者的面將瑟砸碎,說: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戴逵深切地痛恨那些故作風雅、奢侈放縱的官僚貴族,認為替他們鼓瑟是奇恥大辱。

晉孝武帝時,當時著名文豪謝安官至宰相,也聽說戴逵的名聲,便想親自見識見識他的才能。正好戴逵有事從剡縣到京師,謝安專程來看他,二人見面後,談書說琴,甚為投機。但根據當時的風俗,宰相會客,當以議國事為先,只有和庶人、伶人才議別的。因此,儘管二人談得很深入,在旁人看來,未免對戴逵有些輕慢,或者乾脆就是侮辱。但戴逵並不介意,他也仰慕謝安的才學,毫不計較自己受到的屈侮,與謝安談論琴書愈妙,“不露吝色”。不知不覺,二人越談越投機,那一輪紅日竟漸漸西沉了。謝安終未與戴逵論起政事,卻“悠然知其量”,深為戴逵高尚的道德修養,虛曠胸懷而讚嘆不已。

德操憾友人

還是在武陵王司馬晞征他不應,鬧了一場砸瑟風波後,戴逵便決定終身不仕,舉家來到會稽剡縣,過起超凡脫俗的隱居生活來。他在剡山之中,以讀書、作畫、雕刻為樂,不問政事,逍遙自在。但他又絕非那種故作姿態的人,而是在社交中嚴格挑選對象,只和當時名士郗超、劉炎、謝安、王徽之等遍游名山大川,縱論古今書畫,探討雕刻藝術,因而被世人稱之為通隱,即十分曠達的隱士。

當時大名士王徽之家住山陰,很賞識戴逵的德操技藝,故經常和戴逵往來。有一天半夜,紛紛揚揚地下起了鵝毛大雪。這美好的景象,一生能遇幾回?王徽之立即穿衣起床,叫小僮溫來熱酒,邊飲酒邊欣賞那紛紛揚揚、漫天飛舞的雪景。幾杯酒下肚,猛然有一種說不出的彷徨情緒湧上心頭。王徽之素對曹操不以為然,偏一首《苦寒行》至今卻叫王徽之不能忘懷。特別是“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等數語,總令他浮想聯翩,思緒萬端。自東漢末年以來,豪傑並起,封建割據,年年征戰,民生凋敝,豺狼橫行,百姓遭災,志士隱逸。如戴逵這等有才華者,竟也不問世事,隱居山林。一想到戴逵,他就巴不得立即與他見上一面。等不得天亮,他讓小僮尋來船工,連夜兼程,來到剡縣。趕到戴逵家門口的時候,天已大亮,雪也稍停,船工原以為王徽之會上岸去,誰知王徽之卻令船原路返回。船工不解,王徽之說:我是乘興而來,興盡而回,又何必一定要見到戴逵呢?戴逵得知此事後,說:徽之不囿於禮,獨鍾於情,真是我的知心朋友。

隱逸不入仕

戴逵的祖父、父親都曾是晉朝的重臣,其兄又為晉朝立下汗馬功勞,因而晉孝武帝十分感謝戴家的忠心。當他得知戴逵學貫古今,名震天下,琴棋書畫,無所不精時,於太元十二年(公元387年)派命官帶了“束帛”到剡山征戴逵來朝為官,並封他為散騎常侍,國子博士。戴逵對來使說:“老父有病,已是氣息奄奄,且不知道還有幾日在人世,故逵之盡孝時日苦短,望皇上垂憐,收回成命。”其實這顯然是推辭之話,孝武帝也心明白,故沒有勉強。待戴逵父親西歸後,尚書僕射王王旬再次上疏,復請征戴逵為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戴逵又找到了一個理由辭掉。戴逵一生隱逸不仕,潛心致力創作,從而在藝術上取得非凡的成就,攀上當時繪畫和雕刻藝術的巔峰。

晉孝武帝太元七年,秦王符堅大舉犯晉,晉軍採取以逸待勞和各個擊破的戰術,憑藉有利的地勢,靠幾萬人打敗了上百萬秦兵,創下了歷史上最為成功的以少勝多的戰例,這便是著名的淝水之戰。在這場惡戰中,戴逵的兄長戴逯立下大功,朝廷一下把他的官階提了幾級,地位也跟著顯赫起來。有一天,謝安來看望戴逯,問:“你們兄弟二人,一個立志做隱士,一個卻一心為國建功立業,處世態度為什麼會這么懸殊呢?”戴逯回答說:你過獎了,其實我並未給國家做多少事,而朝廷委我如此重任,使我感到擔子太重,恐怕擔當不起;我的弟弟的初衷不改,立志隱逸,這倒是真的,無論誰跟他做工作,也無法改變他的這種追求,這是您也知道的。

妙手著丹青

我國的繪畫藝術,源遠流長,歷史悠久,具有濃郁鮮明的個性特徵,在世界藝術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到魏晉以後,我國的書法和繪畫藝術發展到一個高峰,書法以二王(即王羲之、王獻之)為代表,繪畫則以戴顧(戴逵、顧愷之)為旗手。

戴逵是當時繪畫藝術的集大成者,南朝齊人謝赫在他所著《古畫品錄》中稱讚戴逵為當時繪畫界的領袖。戴逵所畫人物畫和肖像畫,在藝術上達到很高的成就。據唐人張彥遠《歷代名畫錄》所載,戴逵的人物畫、肖像畫就有十餘幅,其中影響最大的有《阿谷處女圖》、《胡人弄猿圖》、《董威輦詩圖》、《孔子弟子圖》、《五天羅漢圖》、《杜征南人物圖》、《漁父圖》、《尚子平白畫》、《孫綽高士像》、《嵇阮像》等。他還精於山水畫,他的作品一時成為眾人仿效的範本。被收入《歷代名畫記》的山水、飛鳥、走獸畫有《獅子圖》、《名馬圖》、《三牛圖》、《三馬伯樂圖》、《南都賦圖》、《吳中溪山邑居圖》等。戴逵繪畫,在藝術上具有獨特風格。所畫人物,形神兼備;所畫山水,情景交融,充分顯示我國古代繪畫藝術創作中的現實主義傳統,成為後人學習的極好典範。他曾作《七賢與榮啟期》圖,後為人所臨摹,做成磚印壁畫,陪葬於南京西善橋之南朝墓中。此畫共分兩幅,分嵌於墓室南北兩壁中部,各長2.4米,高0.8米,實乃畫中巨製。南壁繪刻嵇康、阮籍、山濤、王戎四人,北壁繪刻向秀、劉伶、阮鹹、榮啟期四人。這八位高士皆席地而坐,服飾不同,姿態各異,神情迥別,充分表現他們當年結伴郊遊的生活情趣與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徵。所畫人物莫不個性鮮明,神態逼真,各盡其妙。

戴逵畫風,對後人影響極大。比他稍晚的顧愷之,就十分欽佩他的才能,並且將他的繪畫風格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使中國人物、山水、佛仙、禽獸之畫的技藝臻於完善。顧愷之比戴逵小26歲,卻在他所著《魏晉勝流畫贊》中,收錄了戴逵的五幅作品,他們分別是《七賢圖》、《嵇輕車圖》、《嵇興圖》、《陳太丘二方圖》和《臨深履薄圖》,並且一一給予很高評價,稱讚他的作品世人“莫能及之”。

鏤刻師古今

戴逵在藝術上的又一重要貢獻是雕刻。

東晉時期,佛教文化得到極大發展,佛教藝術亦在全國迅速推廣,特別是佛教造像藝術一經引入,便在四面八方迅速傳開。戴逵本來就對佛經有深入研究,深刻懂得佛經要意,對佛經故事亦了如指掌,故所刻佛像形神兼備。

晉孝武帝中葉,會稽山陰靈寶寺慕名求戴逵為之刻一尊一丈六尺高的無量壽佛木像。佛像刻制完成後,觀者無不稱妙。可戴逵左看右看,總覺得這尊像的神態過於死板,而情感表現得不夠充分,缺乏一種對人的衝擊力和震撼力。他逐一向眾人請教,但大家都說恭維話,不提具體修改意見。戴逵想,看來人們怕我面子過不去,不願說真話。於是他就躲到屏風之後,把參觀者對於佛像的各種議論記錄下來,如有的說:這佛像上額太窄;有的說:這尊佛的兩眼太小;還有的說,這尊佛的耳朵應下垂,以顯現出大度風範的樣子……諸如此類,戴逵都一一記在心裡,反覆琢磨,然後反覆修改,前後經過了三年時間,終於刻製成一尊符合佛經教義、體現民族風格、深受觀眾讚嘆的完美佛像。唐道宣在《法苑珠林》里情不自禁地讚嘆道:“自泥洹以來,久逾千祀,西方像制,流式中夏。雖依經溶鑄,各務仿佛;名士奇匠,竟心展力,而精分密數,未有殊絕。晉世有譙國戴逵,字安道者……機思通贍,巧凝造化,乃所以影響法相,咫尺應身,乃作無量壽挾持菩薩……準度於毫芒,審光色於濃淡,其和墨、點采、刻形、鏤法,雖周人盡策之微,宋人象楮之妙,不能逾也”。戴逵此像一出,世人爭相仿效,並把外來佛像的形體修改定格為寬額、濃眉、長眼、垂耳、笑臉、大肚的公認形象,這可以說是戴逵對佛教在中國傳播所作的一大貢獻。

始創脫胎法

戴逵的名聲越來越大,請他造佛像的人也越來越多,遍布全國。那時造佛像,有銅鑄、木雕、石刻、泥塑諸法,但或因成本太大,或因航運不便,這就迫使戴逵去尋找新的材料,改變傳統的造像手段。一天,他來到剡縣一燒磚瓦的作坊,見那些匠人正用木模造瓦。

他大受啟發,立即回館找來一種名“糹宣”的布,先用木胎泥模造出底胎,再在泥胎外面粘上糹宣麻布數層,然後在布胎上上色彩繪,乾後去模,這樣就形成了外實里空的漆彩雕像,史稱“脫胎”或“脫空(sai)造型”,糹宣這種造像輕便,不裂縫,宜於攜帶轉運,所以又稱“行像”。戴逵發明這種脫胎造像的技術後,很快在全國傳開,一時,夾糹宣造像迅速成為一種時髦和風氣。隋唐以後這一技術還傳到了日本,因而日本也很快用上了這一工藝。晉安帝義熙初年(405年),獅子國(今斯里蘭卡)國王派使臣送來玉佛像一尊,帝命戴逵造佛像五軀,令顧愷之繪維摩詰壁畫,以藏於瓦棺寺。於是戴逵精心醞釀,調動一切雕刻手法,按期完成了皇上交給的任務,其造型之獨特,非常人所敢想像。唐道宣稱其乃“東夏制像之妙。”後人們把獅子國送來的玉佛,顧愷之繪的壁畫和戴逵制的五軀佛安置到建康瓦棺寺,人稱“三絕”。

戴逵破琴

武陵王司馬晞聽說戴逵擅鼓琴,一次,請他到王府演奏,戴逵素來厭惡司馬晞的為人,不願前往,司馬晞就派了戴逵的一個朋友再次請他,並附上厚禮,戴逵深覺受侮,取出心愛的琴,當著朋友的面摔得粉碎,並大聲說道:“我戴安道非王門藝人,休得再來糾纏。”朋友當下震住,面帶慚色,帶著禮品灰溜溜地走了。

密聽眾評

戴逵擅畫,一次,他給一家寺院畫佛像,想聽聽大家的意見,但又擔心別人不會當面提意見,於是,他把畫好的佛像放在寺院裡供人參觀,後面掛以帷帳,自己躲在帷帳後面,用心記下大家的評論、意見,然後參照它們進行修改,這樣反覆多次,直到人人稱好。戴安道中年畫行象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猶太俗,蓋卿世情未盡耳’,戴雲‘唯務光(夏時賢人)當免卿此語耳’。”這說明了兩個問題:一是戴安道的畫,太貼近生活;二是他畫的宗教人物畫也反映現實人物的思想性格。他畫過《稽輕車詩圖》能完全捕捉人物的情態,即所謂“作嘯人似嘯人”的程度。顧愷之評他的肖像畫說:“稽興,如其人”,由此可知他的繪畫成就。

王子猷雪夜訪戴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仿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文中所提的戴就是戴逵。

晉書文載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為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嘆。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師事術士范宣於豫章,宣異之,以兄女妻焉。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擁琴而往。

逵後徙居會稽之剡縣。性高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為非道,乃著論曰:

夫親沒而採藥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屢出近關者,苟免之臣也。而古之人未始以彼害名教之體者何?達其旨故也。達其旨,故不惑其跡。若元康之人,可謂好遁跡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捨實逐聲之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為慕者,非其所以為美,徒貴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亂朱,以其似朱也。故鄉原似中和,所以亂德;放者似達,所以亂道。然竹林之為放,有疾而為顰者也,元康之為放,無德而折巾者也,可無察乎!

且儒家尚譽者,本以興賢也,既失其本,則有色取之行。懷情喪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於末偽。道家去名者,欲以篤實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檢之行。情禮俱虧,則仰詠兼忘,其弊必至於本薄。夫偽薄者,非二本之失,而為弊者必托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常經而弊無常情,是以六經有失,王政有弊,苟乖其本,固聖賢所無奈何也。

嗟夫!行道之人自非性足體備、暗蹈而當者,亦曷能不棲情古烈,擬規前修。苟迷擬之然後動,議之然後言,固當先辯其趣舍之極,求其用心之本,識其枉尺直尋之旨,采其被褐懷玉之由。若斯,途雖殊,而其歸可觀也;跡雖亂,而其契不乖也。不然,則流遁忘反,為風波之行,自驅以物,自誑以偽,外眩囂華,內喪道實,以矜尚奪其真主,以塵垢翳其天正,貽笑千載,可不慎歟!

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征,辭父疾不就。郡縣敦逼不已,乃逃於吳。吳國內史王珣有別館在武丘山,逵潛詣之,與珣游處積旬。會稽內史謝玄慮逵遠遁不反,乃上疏曰:“伏見譙國戴逵希心俗表,不嬰世務,棲遲衡門,與琴書為友。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超然絕跡,自求其志。且年垂耳順,常抱羸疾,時或失適,轉至委篤。今王命未回,將離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其召命。”疏奏,帝許之,逵復還剡。

後王珣為尚書僕射,上疏復請征為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征之,復不至。太元二十年,皇太子始出東宮,太子太傳會稽王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又上疏曰:“逵執操貞厲,含味獨游,年在耆老,清風彌劭。東宮虛德,式延事外,宜加旌命,以參僚侍。逵既重幽居之操,必以難進為美,宜下所在備禮發遣。”會病卒。

長子勃,有父風。義熙初,以散騎侍郎征,不起,尋卒。

後代

長子戴勃,次子戴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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