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1876年4月5日（清光緒二年三月十一），張伯苓出生於天津一個秀才家庭[1]。
1892年，入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學習駕駛，他是航海駕駛班最好的學生，每次考試都是名列前茅。嚴復的思想對他影響很大[2]。
1894年，張伯苓等十八名同學完成堂課，被派往北洋水師艦隊實習。
1895年，2月，北洋水師覆沒，滿懷激憤返師歸。9月，北洋水師學堂第五屆畢業。因無船，在家閒居一年。是年冬，娶宜興埠安氏女，因該女久患癆疾，婚後五日去世。
1897年，畢業後服務于海軍。承甲午敗績，帝國主義強盜的協定既成，清廷派大員去山東辦理接收和轉讓手續，張伯苓隨艦前往。船到威海衛的頭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陽旗，升起中國的黃龍旗。第二天，又降下中國的黃龍旗，升起英國的米字旗。張伯苓目睹這場“國幟三易”的接收和轉讓儀式，親自嘗受了這一喪權辱國的場面，氣憤填膺。從威海衛歸來之後，他認為海軍報國無望，決定退役。不久離職回天津執教於家館。
1903年，張伯苓乘暑假航海東渡，親眼看到日本明治維新後的盛況，領略了日本對教育的重視及辦學規模和教育方法，深受啟發。
1904年5月，經過四個月的細心考察後回國，他決定成立中學，遂將嚴、王兩館合併，成立“私立中學堂”（南開中學）。從此他結束了家塾先生的生涯，成為學堂的學監。
1907年，在天津城區南部的開窪地，即民間所稱“南開”，建成新校舍，遂改稱南開中學堂，從此聲名漸著，天津市南開區也由此得名。
1917年秋赴美國，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教育，次年回國，著手籌辦南開大學，1919年秋正式開學。他先後擔任校長四十餘年，培養出不少人才。張伯苓提倡教育救國，辦學方針注重理工科教育。他反對學生介入社會政治活動，但也曾保護過進步師生。
1918年，適逢嚴修與范靜生也赴美，張伯苓乃與嚴、范遍游美國各地，考察了許多私立大學的組織和實施。12月，張伯苓與嚴修游美歸國。不久便積極籌募經費，並獲徐世昌、黎元洪等人及天津士紳之助，開始籌劃創辦南開大學。
張伯苓自1904年創辦南開中學以來，到1917年學生已滿千人，中學基礎日臻鞏固，教育設施逐漸完善。每看到各屆畢業生依依不捨地離開學校，他覺得應該向大多數學生提供繼續升學的機會。社會的需要，使他認識到：“普通教育僅為國民教育之初步，創辦高等學校乃是國家發展的根本大計”。於是他決心赴美學習和考察。 1919年春，在中學南端空地建大學教室，當年秋季落成。
張伯苓
張伯苓1923年，建立了南開女中。
1928年，張伯苓又興致勃勃地在女生校舍對面建築國小校舍，設立了國小部。在興建和完善女中和國小之後，張伯苓分別於1927年和1932年創辦了南開經濟研究所和套用化學研究所，從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南開教育體系。
1936年迫於抗戰形勢的緊要和南開學校的生存發展，張伯苓親自入川，在巴渝大地的嘉陵之津先後購地800餘畝，創辦了被千百萬重慶人讚譽為“人才的沃土，院士的搖籃”的南渝中學（後改名為重慶南開中學）。
1937年，“七七”事變後，南開被日軍飛機炸成廢墟，大學部先遷長沙，繼遷昆明，與北大、清華合組成西南聯大，張伯苓任校委會常委。
1938年7月，張伯苓任國民參政會副議長。同年加入中國國民黨。
1945年，當選為國民政府中央監察委員。
張伯苓
張伯苓1946年6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授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
1948年6月，被迫出任中華民國的南京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不久辭去，避居重慶，深居簡出。苦悶之中的張伯苓並沒有被學生忘記，周恩來給自己的老師捎來一封簡訊表達挽留之意。
1949年11月底，重慶即將解放，張伯苓婉拒蔣介石赴台要求而留守大陸。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張伯苓致電周恩來表示祝賀，稱讚人民政府的各項政策。
1950年5月，從重慶到北京，受到周恩來總理歡迎。張伯苓回到天津後，天津市長黃敬曾給予關照，但在南開校慶典禮時被婉拒參加。
1951年2月23日，在天津病逝。
人物軼事
親歷敗降轉交
甲午中日戰爭以後，歐洲列強像一群餓狼撲向中國，鯨吞瓜分，肆無忌憚。1898年7月，英國強迫清政府簽訂《中英訂租威海衛專約》。正在占據威海衛的日軍，按約應當撤出，以便清政府接受之後，再行轉讓給英國。這一交接儀式定於在威海衛舉行。張伯苓所在通濟艦護送清廷大員前往。風在嗚咽，浪在怒吼，烏雲在每箇中國人的心頭滾過。交接儀式開始了，先是取下日本的太陽旗，掛起清朝的龍旗，這算是清政府從日軍手中收回了失地，然後再是拱手讓給英國人。這一拱讓比從日本手中接受更令人悽愴。但見清兵一字排開，每人穿一件破舊坎肩，衣前寫一個“兵”字，背後寫一個“勇”字，而衣服更是雜七雜八，不是過於長大，就是過於短小，士兵個個面黃肌瘦，精神萎靡。他們除了手中的大刀，多半還懷揣煙槍。降旗的清兵更是不堪入目：蓬頭垢面，兩肩高聳，慢吞吞走出來，降下掛起不久的龍旗……而英軍恰恰相反，一個個身材魁偉，穿戴威嚴，列隊行進，步伐整齊，神采飛揚地升起英國地米字旗，那神情就像在戰場上接受乞降者簽字畫押。鮮明地對照，強烈地印象。張伯苓親眼目睹這場“國幟三易”的話劇，悲憤交集。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怎能忍受如此奇恥大辱！張伯苓不禁自問：國家積弱到這種地步，中華民族何以自立於世界？以這樣的官兵對陣外敵，怎能不一敗塗地，任人宰割？他站在甲板上，凝視蒼茫的大海，耳聽海浪衝擊岸石的轟鳴，眼裡射出堅毅的光，他斬釘截鐵地說：“海軍救不了中國！”經過新地思索，張伯苓得出這樣地結論：“要在現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須有強健地國民。欲培養健全地國民，必須創辦新式學校，造就一代新人，我乃決定獻身於教育救國事業。”不久，張伯苓憤然脫離海軍，回到天津從事教育。
教育救國
從“物力救國”幻想的破滅，到“教育救國”信念的確立，張伯苓的思想經歷了曲折發展的過程。從此，張伯苓以一個資產階級教育先行者的姿態出現在中國近代教育的舞台上。
張伯苓的教育生涯是從受聘於嚴范孫的家館開始的。嚴范孫是天津著名教育家，主張變革封建教育，開辦新式學堂。嚴、張二人思想主張一致，對教育救國、培育新人同具熱心。1904年他們在嚴氏家館的基礎上，創辦南開中學。後來這所中學越辦越好，成為中國北方最著名的中學，各地學子包括美國、南洋的華僑子弟都慕名而來。張伯苓成為聲譽卓著的新教育倡導者。
在南開中學的基礎上，張伯苓、嚴范孫決心創辦大學。本世紀10年代中期他們就開始醞釀。為此，張伯苓去美國學習、考察，在哥倫比亞大學進修了一年多的教育理論，有了更充分的思想準備。1918年末由美國回到天津後，就開始籌募辦學資金。1919年春開始起建大學校舍。9月初舉行新生入學考試，錄取周恩來、馬駿等96名學生，分文、理、商三科，25日開學，私立南開大學宣告誕生。
體育校長
早年就讀於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張小辮爬竿最快”，連校長嚴復都知道；後來成為南開大學創始校長，張伯苓力倡“教育里沒有了體育，教育就不完全”。他創立了多支足球、籃球隊，同學生一起踢球，帶學生騎腳踏車，給學生製造器材，為學生聘請名家，率南開足球隊勝天津租界隊，被譽“體育校長”。
當南開的校友們回憶起張伯苓校長時，總會不約而同地提及他那高大挺拔的身材和剛毅洪亮的天津腔。而在老一輩南開人心目中更為重要的，則是校長在體育這片廣闊天地中活躍的形象，這便是巍巍南開精神的一個重要體現。早年就讀於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的張伯苓，在劉公島上親眼目睹了英國士兵身體強健而中國士兵體質羸弱所形成的強烈反差。1929年，他在美國考察教育時，又看到很多原本強壯的礦科畢業學生，在美國福特汽車廠做工時，竟然身體和工作效率都比不上外國人。赤誠的愛國之心，使張伯苓暗下決心：“強國必先強種，強種必先強身。”投身教育事業之後，張伯苓便將這樣的理念帶入南開學校，使更多的有志青年受其澤被。
對學生的體育鍛鍊，張伯苓傾注了極大的心血。當晚清的知識分子還是一襲長袍馬褂、一步三搖時，張伯苓就要求嚴館的學生進行跳高、跳遠、踢球、賽跑等各項體育鍛鍊。那時沒有體育設施，他就在院子裡放兩張木椅，上面架一個雞毛撣子的長竹桿，作為跳高的橫桿，讓學生把長辮子盤在頭上，撩起長袍的衣襟，學跳高。這在當時卻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罕見之舉。
南開學校創辦後，他更強調：“南開學生的體質，決不能象現在一般人那樣虛弱，要健壯起來”。於是體育教育便在南開風風火火地開展起來，各年級每周都有二個小時以上的體育課。張伯苓還言傳身教，經常與學生一起踢足球，不時親自帶領學生參加比賽。1935年以南開隊主力隊員和北寧隊組成的中北足球隊，在參加“愛羅鼎杯”比賽中，連續挫敗在天津的英國隊、俄國隊和世界隊等，獲得冠軍，成為我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戰勝洋人而奪標的足球隊。張伯苓高興地宴請了全體隊員，席間他激動地說：西洋人嘲笑我們是“一盤散沙”，做事是“五分鐘熱度”，事實是最好的反證。足球比賽是一種團結合作性很強的運動，全隊必須團結一致，頑強奮戰，才能有取勝的希望，我們以此來克服“一盤散沙”，不失為一副良劑。足球比賽的時間長，緊張而激烈，必須具備堅韌不拔的精神，如以此作為服務於社會的準繩，就不會被人嘲笑我們是“五分鐘熱度”了。
張伯苓與周恩來
周恩來與張伯苓交往近四十年，於私，是師生情誼；於公，屬團結統戰範疇。周恩來1913年暑假考入南開中學。在校時，他是個品學兼優的學生，又很有社會活動能力。對於這樣一個學生，不能不在校長張伯苓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在當時那種世態炎涼的社會裡，張伯苓不因周恩來的清貧而漠然視之，相反，他很賞識、關懷周恩來。他免去了周恩來的學費、書費、宿費，讓周恩來業餘幫助學校做些抄寫、刻字的雜事。周恩來常到他家中去，師生倆經常進行長時間談話，內容涉及社會問題和國家大事。
周恩來於1917年6月中學畢業後，在日本留學一年多。俄國發生十月革命後，他接觸了新思潮。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周恩來回到天津。他開始用新的宇宙觀觀察中國和世界問題。他對於南開教育，對於張伯苓雖然一如既往的熱愛和敬重，但他不贊成張伯苓當時為辦南開大學向北洋政府的官僚政客陪笑乞援，反對拉曹汝霖、楊以德之流充任校董，他在給南開留日同學會的信中公開批評張伯苓的上述做法，公開批評南開教育的弊端。後來張伯苓通過對外國教育的考察、研究，也深感南開教育需要革新，他積極創辦大學也意在摸索中國教育的道路。1919年9月南開大學成立，張伯苓準予周恩來免試入文科學習。12月，張伯苓委託周恩來在修身班上向全校師生宣布改革大綱。這是張伯苓對周恩來的最大信任，也是周恩來對張伯苓辦教育的有力支持。
30年代，民族矛盾日益尖銳。在這個時期，周恩來與張伯苓的接觸，遠遠超出了師生之誼，有著更深刻的內涵，關係也更為複雜。在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中，周恩來以共產黨代表的資格與國民黨談判，終於迫使蔣介石初步接受了“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的條件。南開大學為此召開了慶祝大會，張伯苓在會上說：“‘西安事變’這么解決好，咱們的校友周恩來起了很大作用，立了大功。”1938年7月，張伯苓擔任第一屆國民參政副議長，常駐重慶沙坪壩南渝中學（重慶南開中學）的津南村，交往各方人士，津南村一時成了當時社交活動中心。同年底，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代表來到重慶，也把重慶南開中學作為鞏固和發展抗日統一戰線工作的陣地之一。周恩來經常以校友身份去學校，或以師生關係到津南村拜訪張伯苓；利用各種機會進行抗戰形勢宣傳，揭穿蔣介石借抗戰之名，拼湊反革命武裝力量的陰謀。南開師生於1940年春抵制了蔣介石鼓吹的“從軍”運動。
張伯苓晚年曾經出任國民黨政府考試院院長，替蔣介石“跑龍套”（張伯苓語）。1948年冬，張伯苓離開南京考試院，避居重慶。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不久，北平和平解放。張伯苓的老朋友傅作義擔心張伯苓在重慶的安全，便找到周恩來。周恩來正要想辦法透露訊息給張伯苓，不讓他去台灣。隨後，輾轉託香港的南開校友，以“無名氏”署名的信件，向張伯苓傳達了上述信息。張伯苓知道這是他的學生周恩來對他的關照和愛護，頓覺豁然，下決心婉言拒絕蔣介石、蔣經國之邀。當周恩來聽了傅作義報告的“張伯苓沒有走、希望北歸”的訊息後，很高興。周恩來請鄧小平給予協助，並給重慶軍管會打了電報。1950年5月3日，張伯苓夫婦乘飛機北歸。北京有關部門按照周恩來的指示妥善接待。周恩來當天匆匆趕到傅作義家，問候校長和師母。張伯苓在北京生活了4個月，周恩來常去看望他。秋天，張伯苓回天津前，周恩來、鄧穎超在中南海西花廳為他餞行。飯後，周恩來關切地問張伯苓回天津還有什麼困難，並說要寫信給天津，說明是我們把校長接回來的。張伯苓回到天津後，天津市長黃敬曾給予關照。
張伯苓與張學良
1990年解除幽禁之初，張學良和夫人暫時留住在台北寓所休養，是年8月中在寓所接受了日本NHK廣播協會記者的專訪。在採訪當中，日本記者突然向張將軍提問：“先生在年輕時受誰的影響最大？”張將軍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是張伯苓先生！”接著張將軍回憶了早在1916年他還是一位年僅16歲翩翩少年的時候，在故鄉瀋陽聆聽了張伯苓先生的一次講演，張伯苓的講話十分感人，使他內心受到強烈的震撼。
1916年10月底，天津南開中學校長張伯苓應瀋陽基督教青年會的邀請，來到瀋陽講學，在瀋陽青年會對青年教友作了一次講演。講題是“中國之希望”。這時張伯苓年屆40，正當壯年，辦學有成，他創辦南開中學已滿12周年，積累了豐富的對青年進行教育的經驗。以他口若懸河的天津話和善於鼓動的激情，打開了青年聽眾的心扉，掌聲一次又一次地震撼了講演大廳。
鬼使神差，誰也不知道在台下聽眾席中有一位顯赫人家的子弟，東北三省督軍大帥張作霖的16歲公子張學良。此時的張學良正是一位享受優越生活無所作為的富家紈絝子弟，前來聽講只是由於慕名張伯苓的辦學業績，同為基督教教友，抱著好奇心來獵奇的。但在他當時的二八年華，正是青年人憧憬未來征程，為國家和社會的前途躊躇苦悶、思想多變的時期。張伯苓講到國民對國家的責任時講出了一句語驚四座的話：“中國不亡吾輩在！”在張學良的頭腦中引起了震撼。張校長講道：“每個人都要自強，只要人人有了自我，中國就亡不了。我們必須有這么想的氣概，不管人家怎么說，自己要有這種信念！”這幾句話對張學良竟然絲絲入扣，震撼心弦，對他起到了撥霧指迷的作用。張學良聽了張伯苓的講演詞，認識到自己不應該繼續沉湎於遊樂、做父親和家庭庇護下的公子哥兒，而是男兒當立志，應該能為國家和社會做些有益的事業。張伯苓的聲影在張學良的頭腦中深深打下了難忘的印記。
化緣和尚
張伯苓出於復興中華愛國心在天津創辦了南開大學、南開中學、第二南開女中，又在重慶創辦了南開中學。他白手起家創辦這4所學校，其經費是從社會上一點點募捐而來，由此他得了個綽號：“化緣和尚”，用“私立民有”的教育實踐，矗起教育家豐碑，社會各界感念張伯苓辦教育的赤誠，紛紛慷慨相助，使得張伯苓募集了數百萬資金，他自己分毫不沾，捐款一一登記建賬，賬目完全公開化。
所有的錢都投入到學校，使得學校資產增長較快，員工們的工資一漲再漲，最高的月工資已升至300元，然而已成為有名望大校長的張伯苓的工資卻一直鎖定在100元。儘管他為多所學校的發展殫精竭慮，也從不多拿工資，如果領南開中學工資，就不再收南開大學工資，始終堅持一份工資的待遇，過著清貧如水的生活。因公出差，也是坐三等車廂。在市內開會時，張伯苓常常是步行前往。一次散會出來，服務員望著小轎車如雲的停車場問他車號時，張伯苓答曰：“11號”。服務員一臉詫異，直到張伯苓走遠了，服務員才明白過來。住最便宜的旅店，乃至出門必帶臭蟲藥，那是由於他下榻的簡陋館舍臭蟲多之故。張學良將軍乘車拜訪津門名人，轉來轉去怎么也尋不到張伯苓住所，幾經尋找才在一條曬滿了羊皮、散發著惡臭的陋巷中找到張伯苓的簡陋平房，張學良萬萬沒想到功績卓著的張伯苓竟住在貧苦市民當中，深表敬佩。張伯苓退休後，與僅有的一份工資也“拜拜”了，晚年完全靠3個兒子贍養。去世時房無一間，地無一畝，亦無存款，口袋中僅有6元7角錢。
國共競相挽留
1949年1月，北平解放不久，傅作義將軍給當時住在北平的張伯苓長子張希陸打電話。張希陸到傅作義家後，傅興奮地說：“周副主席告訴我，過幾天鄧小平來再作商談，現在要想辦法透訊息給張校長，不要讓他去台灣。”恰好中孚銀行總經理孫先生要去香港，於是商量請他到港後找金城銀行南京行經理王恩東（張伯苓的學生），請王設法將周恩來的挽留之意告知張伯苓，就說“老同學飛飛不讓老校長動”。“飛飛”是周恩來在南開上學時使用的筆名。不久，張伯苓收到了從香港寄來的這封信。他讀罷書信，頓覺豁然，領悟到這是學生周恩來對他的愛護。於是他下決心拒絕了蔣介石多次勸他與蔣同機飛赴台灣的要求。
1949年11月21日，下午3點左右，張伯苓在重慶的家中午休，蔣介石突然到訪。蔣雖身著軍裝，但沒有了往日的氣派與神采，門口沒有前呼後擁的軍隊，只有兩輛小汽車。蔣介石滿面笑容進入客廳，來意很明顯：因重慶局勢緊張，請張伯苓立即起程去台灣。張伯苓說：“您抬愛我了。”
張伯苓的夫人出來解圍，以堅決而嚴肅的口吻說：“蔣先生，他老了，身體也不好，他離不開南開學校和學生們，也離不開3個兒子，他們都在北平、天津。他不能去台灣，更不能去美國。”蔣介石當時被噎住了，沉吟了一會兒，只會說：“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