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同文館

廣州同文館教學中的一個明顯特點是與社會掛鈎,注重學用結合。 ⑨《洋務運動》第二冊,110頁。 ⑩《京師同文館學友會第一次報告書》,13~14頁。

鴉片戰爭前後,一些外國傳教士曾在廣州開辦過幾所教會學校,不僅學生數量少,而且時間短促,影響不大。真正稱得上近代化新式學校的是從1864年創辦第一所外語學校——廣州同文館開始的。這是洋務派在廣州所辦的第一件較重大的洋務事業。
清廷的洋務派首領、恭親王奕訢,鑒於簽訂條約與辦理外交事務時,沒有精通外語的人才而備受欺矇的現實,便上奏朝廷,於1862年8月,在北京開辦中國第一所新式外語學校——京師同文館。緊接著,洋務派另一首領李鴻章又上書要求在上海、廣州亦如法炮製。他說:“惟是洋人總匯之地,以上海、廣州二口為最。種類較多,書籍較富,見聞較廣,凡語言文字之粗者,一教習已足;其精者,務在博採周咨,集思廣益,非求之上海、廣州不可。”①清同治二年二月初十(1863年3月28日)上諭批覆,著令“廣州將軍等查照辦理”②。廣州方面接諭後認為:“學館之設,教育人才,期於曉暢翻譯,通徹中外事理,以備緩急之用,洵屬及時要務。”③經過一年多的籌備,廣州同文館終於在同治三年五月三十日(1864年6月23日)建成開館。館址在當時廣州市北大門朝天街(今朝天路),館舍有房屋兩所。第一任提調為王鎮雄,第一任館長為談廣楠和湯森,第一任漢文教習為吳嘉善,第一任英文教習為美國人譚訓,以後又陸續聘請了一些外籍教師。
廣州同文館一開始就按正規的新式學校來辦,以後日趨完善。第一期正途學生僅20名(另有5名附學生),其中滿漢八旗子弟16人,漢人世家子弟4人,學生年齡一般為14~20歲,學制三年,學生學習的科目主要有英語、漢語和算學。隨著中外關係的不斷擴大,涉外工作的增多,不僅要學英語,而且法語、德語、俄語、日語也要學。為此,總理衙門諭示:“近因出使各國翻譯需人,前後派委各學生隨同出洋,惟辦理公事,法文較為通用,而學習法文、俄文者較少,布文(指德文)更習之未久,恐不敷任用。查廣東同文館均系專習英文,亟需量為推擇,就學生之質性聰明者,趕令學習法語法文。至俄文、布文能否並令學習,亦需並籌,期於使事及辦理交涉事件均有裨益。”④廣州同文館以俄國向來無人在粵經商,交涉事甚寥寥而排除俄文外,便於光緒五年(1879)添設了法文、德文兩館,每館額設學生10名,其中10名來自原英文館中英語已經通曉者,其餘則選自八旗子弟。這樣,學習語種增加到英、法、德三種,學制也向京師同文館靠攏,即增至八年,第一年學習讀法、寫法、拼法;第二年學習讀法、文法、會話和翻譯句子;第三年學習世界史地,練習翻譯電報等;第四年學習算術、代數,練習翻譯公文;第五年除繼續學習翻譯外,學習物理、幾何、三角;第六年學習機械、微積分、航海測算;第七年學習譯書、化學、測算和萬國公法;第八年除譯書外,學習天文、地理。另外還開設生理學、解剖學等選修課。以後又增設了東語(日語)館和俄語館,專門培養日語、俄語方面的翻譯人才。自此以後,廣州同文館基本上保持著穩步發展的趨勢,直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改為譯學館為止⑤。
廣州同文館在當時頗受清政府的重視,其內部管理也很嚴格。為了明確培養目標和獎懲辦法,它曾援引京師同文館和上海廣方言館之例制定了館章,共15條,其中規定:“同文館肄業生,每年甄別一次,其於西洋語言文字無所通曉者即行撤退,挑選更換”;“同文館肄業生以三年為期,能將西洋語言文字翻譯成書者,以府經縣丞為升階旗號,願就武職者,以防禦為升階”;學生“每日卯刻入館,酉時出館……或因事乞假,先向館長報明,違者撤退”;“同文館每月考察一次,一等二名,每月賞銀二兩,二等四名,每月賞銀一兩”⑥。有嚴格的管理制度,又有官階、獎學金等的吸引,所以館中學生大都學習刻苦努力,成績優良。對此,兩廣總督瑞麟曾說:“設館以來,諸生奮勉學習,著有成效者,不乏其人,兩次考試,作為生監共十一名。”⑦
廣州同文館教學中的一個明顯特點是與社會掛鈎,注重學用結合。學生在學習的同時,經常翻譯一些外文電報、檔案,高年級學生則開始譯書,對譯書好的學生加以獎勵,而且優先錄用,該館學生楊樞、長秀即合譯了介紹各國政治、經濟、文化概況的《各國史略》,對開闊國人視野、增廣見聞有一定的啟蒙價值。此外,還讓學生從事一些涉外工作。在廣州同文館成立以前,廣東省的一般涉外事宜主要由“通事”充當翻譯,這些人或是買辦,因與洋人打交道多了,懂得了一點外語,但非常膚淺;或是在新加坡、香港的一些教會學校學過外語,洋奴氣十足,所以“往往顛倒錯謬,或挾私自為增減其辭,以致彼此意見不合,枝節橫生”,給廣東地方政府辦理外交和通商事務帶來了許多困難,兩廣總督瑞麟就於同治十年(1871)上書奏請於該館內選擇通曉西語者來代替“通事”一職,以杜其弊⑧。廣州同文館學生還根據總理衙門的規定,經常調京考試,合格者授以正式翻譯官的頭銜。如同治六年(1867)該館學生蔡錫勇、那三、博勒洪武、韓常泰、左秉隆、坤揚等六名學生,在廣州將軍慶春的帶領下赴京應試,結果遂分別授以官職。蔡錫勇成績最佳,授為監生,其餘五人作為釋譯生員,準其一體鄉試,送回廣東充廣東將軍或督扶等衙門任翻譯官。⑨
同治十一年(1872)總理衙門諭示廣州同文館挑選了14名學生,咨送京師同文館繼續學習,他們已在廣州同文館肄業七八年,最後畢業於京師同文館。他們在京師同文館時,雖名為繼續學習,然實是邊學習邊當“聽差”。有的隨政府使節出國,有的陪同來訪的外國人,有的曾到駐外使館實習過,邊學習邊實踐,使他們很快就成了才。如學生左秉隆、傅柏山等在近代中外關係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對國家與民族進步起了一定的作用。左秉隆是廣州同文館的首屆學生,光緒四年(1878)隨曾紀澤出使英國,任英文三等翻譯官。1880年任清政府駐英屬新加坡第一任總領事,連任三屆。⑩在職九年之中,他在調停緩解中英關係,保護華僑的正當權益,在發展同英國、新加坡的正常邦交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貢獻。⑾傅柏山曾出任外交部署主事。
總之,廣州同文館不僅是廣州乃至廣東歷史上最早的外語學校,對廣州、廣東的社會發展曾產生過重大的影響。
注釋:
①《廣州近百年教育史料》。
②《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12。
③《毛尚書奏稿》卷13。
④《洋務運動》(資料叢刊)第二冊,120頁。
⑤《清朝續文獻通考》(二)精裝本,8664頁。
⑥《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7。
⑦《洋務運動》第二冊,117~118頁。
⑧同上。
⑨《洋務運動》第二冊,110頁。
⑩《京師同文館學友會第一次報告書》,13~14頁。
⑾《惠敏曾公奏疏》卷5《懇留新加坡領事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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