措施
同治中興1.自然修補內部的政治秩序。基於利益及傳統的儒家思想，部分儒生與農民在官僚帶領下，組織湘淮團練，對抗太平天國。
2.對內亂後的經濟調整。降低農村賦稅，鼓勵耕作及發放糧種。
3.大興科舉，增加考試取錄名額以籠絡人才，防止類似太平天國的出現。
4.辦洋務，主要在外交方面，極力與西方列強維繫友好合作的關係。
影響
中興的主持大臣主要是奕訢、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和胡林翼。他們在鎮壓反抗人民和平定社會動亂方面發揮了很大效果，同時亦成為了之後洋務運動的重要官員。
錢穆《國史大綱》有提："曾氏同治元年五月七日日記，詳論洋務，謂：“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作炸炮、學造輪舟等具為下手工夫”云云。"
評論
同治中興在同治年間，清朝統治者和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緩和是有原因的。就帝國主義國家來說，他們看到中國爆發了為民族獨立而戰的太平天國起義，發覺到一個強勢的漢人政權必然會損害它們的殖民利益，因此扶植清朝政府來壓迫中國人民才是明智之策。就清朝統治階層來說，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聯軍攻陷北京，鹹豐一夥倉皇逃竄，滿清統治者認識到帝國主義國家不好對付，還是服從合作比較好，反正非己所有、棄如敝屣。於是新老殖民者就勾結起來共同壓迫中國人民，慈禧還提出了那個名言“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兩個殖民者的最初合作就是一起鎮壓了太平天國起義，在隨後的中法戰爭中，清軍雖然戰勝，卻仍然簽訂了不平等條約，這就是慈禧的統治政策。所以“同治中興”是中國殖民地化加深的一個時期，而不是什麼所謂的“中興”。
另一種觀點認為，“同治中興”是促進中國近代歷史進步的一個階段，主要體現洋務運動上，當時大興洋務，先提出“自強”以後標榜“求富”創辦了一系列近代企業，包括福州船政局、江南製造總局、開平煤礦等等，這客觀上刺激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洋務運動過後的“實業救國”思潮不能說與這段時期沒有關係。同時洋務運動種的近代企業雖然管理不屬於規範的資本主義經營方式但是也從某些方面刺激了中國無產階級的出現。
斯塔夫里阿諾斯教授認為當時的外國人（外國殖民者）對中國興起的這股潮流感到吃驚、害怕和敬佩，甚至有人認為“中國的大小官員全部行動起來了”。
但同治中興並沒有造成什麼好的後果，封建制度的腐朽，統治者的愚昧最終毀掉了這場“自強”的迷夢。
改革分析
明治維新其一，變革力量對比：日本明治政府銳意進取，發誓變法圖強。且仁人志士極多，變革觀念深入普通百姓心中。舉國上下，團結一心，節衣縮食，隨著內閣的成立並正常運作、憲法的頒布實施，使明治政府在國家前進步調上一致向前，一致對外。國家凝聚力空前。大清朝主政之太后目光短淺，猜疑心甚重。不能完全的授予辦事人員以實際權力。當國之親王集團因循苟且，日漸不思進取。且魄力漸消，對涉及到國家大政前途的決議不能切實的拿出妥當的對策來，隨著政府內部人員更迭，人亡政息，未能立一大計。而普通士民百姓更是不知化外還有別國，一點沒有危機感。盲目排外，又造成對外部世界的隔膜。同治皇帝載淳則少不更事，亦無天縱聖明之資。且弱冠早夭。未能發揮作用。
其二，階級內部對比：明治維新之精英階級勇猛精進，思想開放，善於學習。同治中興之朝廷重臣則無國際視野，思想固步，黨同伐異，安閒墮落。且頑固黨、清流派、監察御史等等一乾朽腐書生放言高論，指斥時政，局外論事，不僅成事不足，且敗事頗有餘。
其三、國家制度對比：日本國小人少，天皇權柄極重，辦事較少阻礙，且內閣各部院大臣皆英明通達，步調一齊，指揮如意。大清定製封建，且又重祖宗成法，臣下謬言革新，動輒獲謗。自雍正以來，君權日隆，相權日衰。朝廷內部又頗多派別傾軋，上上下下，步調既不一致，則變革也不一心。是以輾轉30餘年，誠不知當國者，所能辦何事！
其四，觀念力量對比：日本殖產興業之基本路線是政府扶持民間資本，鼓勵私有資本自由競爭，其初始官營企業迅速私有化，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私人企業集團迅速壯大。在恥於言商的風氣中，大清洋務運動則始終沒有走出“官督商辦、政權壟斷、官商勾結、中飽私囊”的死胡同，民間私人資本始終沒有成為國家經濟成長的主體，私人資本之競爭力完全無從談起。是以民生日以凋，國力日以艱。
其六，主導思想的號召力：日本很快放棄“尊王攘夷”之治國哲學，轉向“全面開化”，奉行“和魂洋才”之理念，全國上下奮起學習西方先進科技。“以海外開明之治為范，唯一途，乃棄己之短，取彼之長，破陋習，變古格”（大久保利通語）。
中國則頑固死守天朝大國之虛榮，極力排斥西方先進思維和制度。“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不及”（李鴻章語）。長期陷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爭論之泥潭而不能自拔，連“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亦未真正見到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