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經

反經

《長短經》又稱《反經》是一本實用性韜略奇書,由唐代趙蕤所著。它以唐以前的漢族歷史為論證素材,集諸子百家學說於一體,融合儒、道、兵、法、陰陽、農等諸家思想,所講內容涉及政治、外交、軍事等各種領域,並且還能自成一家,形成一部邏輯體系嚴密、涵蓋文韜武略的謀略全書。為歷代有政績的帝王將相所共悉,被尊奉為小《資治通鑑》,是豐富、深厚的漢族傳統文化中的瑰寶。

基本信息

內容梗概

反經反經
一部好書,猶如一個智慧的錦囊,它能帶給人們深思、感悟與教益。在豐富、深厚的漢族傳統文化中,《反經》就是其中的一個瑰寶。
《長短經》是唐代道家末枝縱橫家趙蕤編寫的一本縱橫學著作,亦稱為歷代有政績的帝王將相所共悉,被尊奉為小《資治通鑑》。作者趙蕤也因此顯名於世,時人稱“趙蕤術數,李白文章”。
全書共9卷64篇,內容上起堯舜,下迄隋唐,圍繞權謀政治和知人善任這兩個重心,探討經邦濟世的長短縱橫之術,品評前哲先賢的智勇奇謀,引經據典,雄辯滔滔,可謂集歷代政治權謀與馭人術大成之作。

作品目錄

反經反經
原序前言
卷一大體第一;任長第二;品目第三;量才第四;知人第五;察相第六;論士第七;政體第八
卷二君德第九;臣行第十;德表十一;理亂十二
卷三反經十三;是非十四;變十五;正論十六
卷四霸圖十七
卷五七雄略十八
卷六三國權十九:蜀吳魏
卷七懼戒二十;時宜二一
卷八
釣情二二;詭信二三;忠疑二四;恩生怨二六;詭順二七;難必二八;運命二九;大私三十
敗功三一;昏智三二;卑政三三;善亡三四;詭俗三五;息辯三六;量過三七;勢運三八
卷九
出軍四一;練士四二;結營四三;道德四四
禁令四五;教戰四六;天時四七;地形四八
水火四九;五間五十;將體五一;料敵五二
勢略五三;攻心五四;伐交五五;格形五六
蛇勢五七;先勝五八;圍師五九;變通六十
利害六一;奇兵六二;掩發六三;還師六四

點評鑑賞

《長短經》全書集諸子百家學說,敘歷代更迭史實,核心是“論王霸機權,正變長短之術”,作者揉合儒、道、兵、法諸家思想,匯集王霸謀略,形成這么一部文韜武略的謀略全書。原書涉及君臣德行、任人用長,釣情察勢、霸略權變等內容,夾敘夾議,史論結合。對那些胸懷大志,追求卓越的現代人來講,無論奉上御下、結盟禦敵,還是公關遊說,為人處世等均有極強的借鑑意義《長短經》的整體框架以謀略為經,歷史為緯,交錯縱橫,蔚然成章,加上譯註者深厚的古今漢語功底,使《長短經》行文有如流水、通俗易懂。書中所引的前代著述經史子集幾乎無所不包,所引書目中更有今已散佚的著述,如《玉鈐經》、吳人張微的《墨記》等。《長短經》集政治學謀略學、人才學、社會學為一體,以振聾發聵的商論和令人警策的歷史教訓,為現實生活中的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和實業家提供了卓有成效的謀略武器並展現了無限生機。書中充滿了富於洞察力且實用的建議,深入淺出、言簡意賅、發人深省。《長短經》這本書兼具了文學、史料、鏡鑒三重價值。
讀《長短經》,以古為鏡,慎察既往,以戒今失。春風得意時不會得意忘形,樂極生悲。窮途末路處也許正是柳暗花明時,得失之間,坦然淡定。
毛澤東也說《資治通鑑》是權謀,是陽謀,《長短經》是陰謀,是詭謀。不管評價是褒是貶,《長短經》的確深入地剖析了君臣謀略的利害得失,不失為官場學揚名立萬的頂級範本。

作品出版

2013年1月初,中國書店首次以簡體標點本的形式出版了南宋淨戒院刊本《長短經》。《長短經》誕生之後,由於歷代統治者對這本書諱莫如深,秘藏深宮,社會上流傳極少,大多以手抄本的形式流傳,刊刻複印的相對較少。到南宋杭州淨戒院刊刻發行了《長短經》,這是目前發現的《長短經》最早刊本,版本價值極高。而這一刊本,也成為以後《長短經》的母本。

作品原序

原文

趙蕤
匠成輿者,憂人不貴;作箭者,恐人不傷。彼豈有愛憎哉?實技業驅之然耳。是知當代之士、馳騖之曹,書讀縱橫,則思諸侯之變;藝長奇正,則念風塵之會。此亦向時之論,必然之理矣。故先師孔子深探其本、憂其末,遂作《春秋》,大乎王道;制《孝經》,美乎德行。防萌杜漸,預有所抑。
斯聖人製作之本意也。
然作法於理,其弊必亂。若至於亂,將焉救之?是以御世理人,罕聞沿襲。三代不同禮,五霸不同法。非其相反,蓋以救弊也。是故國容一致,而忠文之道必殊;聖哲同風,而皇王之名或異。豈非隨時投教沿乎此,因物成務牽乎彼?沿乎此者,醇薄繼於所遭;牽乎彼者,王霸存於所遇。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脅之。各有所施,不可易也。管子曰:“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智者善謀,不如當時。”鄒子曰:“政教文質,所以匡救也。當時則用之,過則舍之。”由此觀之,當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則悖矣。當強國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則乖矣。若時逢狙詐,正道陵夷,欲憲章先王,廣陳德化,是猶待越客以拯溺,白大人以救火。善則善矣,豈所謂通於時變歟?
夫霸者,駁道也,蓋白黑雜合,不純用德焉。期於有成,不問所以;論於大體,不守小節。雖稱仁引義不及三王,扶顛定傾,其歸一揆。恐儒者溺於所聞,不知王霸殊略,故敘以長短術,以經論通變者,並立題目總六十有三篇,合為十卷,名曰《反經》。大旨在乎寧固根蒂,革易時弊,興亡治亂。
具載諸篇,為沿襲之遠圖,作經濟之至道,非欲矯世夸欲,希聲慕名。輒露見聞,逗機來哲。凡厥有位,幸望詳焉。

譯文

製作車子的人,惟恐別人不富貴,沒人買他的車;製作弓箭的人,惟恐弓箭不傷人,沒人買他的箭。他們這樣做,難道是對別人有意心存愛憎嗎?
不是的,這是技術、職業促使他們必須這樣做的。從這些事例可以知道,當今那些積極進取的人們為什麼一讀了講縱橫謀略之術的書,就盼著天下大亂;通曉了兵法戰略,就希望發生戰爭。這也是一向就有的說法,人情世故的必然。所以先師孔子一方面深刻探究它的根本,另一方面又擔憂它的弊端,於是創作《春秋》以光大王道;著述《孝經》以褒獎美德防微杜漸,首先要有所防範。這就是聖人創作、著述的根本用意。
但是,制定一種方針、政策運用於治理國家,當這種方針、政策出現弊端時必定會出亂子。如果到出了亂子的時候,那又怎么能救得了呢?因此,統治天下,管理人民,很少聽說有因循守舊、食古不化的方法。夏、商、周三代有不同的禮教,春秋五霸有不同的法規。這並不是有意要反其道而行之,而是為了用不同的方針政策來補漏救偏。正因如此,所以國家的風貌雖然一樣,但治理的方法卻一定不同;聖人、先哲雖然都同樣聖明,但一代代帝王的名號卻往往有別。這難道不是用時因地確定自己的管理方式。根據以往的經驗教訓順應客觀規律,以便成就自己的事業嗎?在根據此時此地的實際情況制定政策的時候,社會風氣的好壞完全由社會條件決定;在依照以往的經驗教訓治理國家時,成就王道或成就霸道,也都是由社會的發展狀況決定。
所以,古人治國主要有三種方式:王道的統治採用教育的方法;霸道的統治採用威攝的手段;強同的統治採取強迫的辦法。之所以要這樣,各有各的原因,不能隨便更換。春秋時齊國的名相管仲說:“聖人只能順應時勢而不能違背時勢。聰明的人雖然善於謀劃,但總不如順應時代高明。”戰國時的鄒忌說:“一切政治文化都是用來匡正時弊、補救失誤的。如果適合於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就運用它,一旦過時了就捨棄它。”據此來看,在應當實行霸道的統治時卻推行王道的教化,就會適得其反;應當實行強國的統治時卻施行霸道的威攝手段則將謬誤百出。如果時逢天下大亂,人心詭詐,傳統的道德觀念受到破壞,而要遵從先王的傳統,廣泛推行倫理道德教育,這就好象是等待越地識水性的人來救落水的人,請求那些尊貴的人來救火一樣。好是好,可難道這符合我們所說的“通於時變”嗎?
霸道是一種混雜不清的政治,也就是說,是一種黑白夾雜,不單純用合乎道德教育的政治。這種治國方法只求成就事業,不問為什麼成就;只強調總體效果而不顧細微末節的弊病。但是這種政治儘管在仁義道德上不及夏禹、商湯、周文王的德育政治,但在扶危定傾這一點上,二者卻是同一的。
我擔心一般的儒生被自己的學識局限,不懂得王道和霸道的區別,所以來專門闡述長短術,用以分析通變的道理,確立題目共六十三篇,合在一起為十卷,書名稱《反經》。本書的中心思想是討論如何鞏固統治的根基,改革時弊,撥亂反正,挽救國家之敗局。所敘各篇,都是吸取先前經驗教訓的深遠謀略,是經邦濟世的真理。我並不想藉此來譁眾取寵,博取虛名。把我的見解披露出來,為的是拋磚引玉,以待後世明哲的俊傑繼往開來。如果有正在其位的帝王,他能好好讀讀這本書,那我就深感榮幸了。

作品前言

唐宋以降,有兩本書歷來作為領導者政治教育必修的參考書,為有政績、有業績的君臣將相所悉知,一本是從正面講謀略的《資治通鑑》;一本是從反面講謀略的《反經》。對於前一本書,統治者不但學習、運用,而且不斷的宣傳出版;對於後一本書,統治者往往只用不說,避而不談。實際上,就從事領導的人來說,《反經》在某種意義上比《資治通鑑》更具實用價值。
《反經》的作者趙蕤是唐代梓州人,字大賓,今四川三台縣籍,據史籍雲,趙蕤“博學韜鈴,長於經世,夫婦皆有隱操。開元中召之不赴。有長短要術,大旨主於實用,非策士詭譎之謀。”他站在萬物正反相生這一哲學的大原則上,從另一角度考究歷史上的人和事,看到歷代統治者依據興衰成敗的史實而總結制定的治國安邦之法規,無論其多么完善嚴密,終究不能避免實施過程中的負作用。作者用心良苦,以精闢獨到的立論,豐富深刻的歷史事例,提醒當政者在制定、實施任何一項法規時,不要忘記歷史的反彈。
《反經》的整體框架以謀略為經,歷史為緯,交錯縱橫,蔚然成章。作者打破時空界限,從巨觀上鳥瞰了上至堯舜、下至隋唐的歷史全貌,圍繞權謀政變和知人善任這兩個重心,時而引經據典,雄辯滔滔;時而運籌帷幄,馳騁沙場;時而審時度勢,策劃於密室;時而縱橫捭擱,遊說於諸侯。既有五侯爭霸的刀光劍影、百子爭鋒,又有三國割據的金戈鐵馬、鬥智鬥勇。奇謀疊出,電擊雷鳴。鋪述歷史,或則白描淡線,或則濃墨重彩。有理論上的探討,有策略上的權衡,有人物的品評,有得失的反思。因此可以說,《反經》既是對唐以前歷史的多角度、全方位的審視,也是歷代政治創意與謀略之集。《反經》付印後,乾隆皇帝親自題詩云:
郪縣創為救弊論,愛憎毆業匠和函。
向時雖類縱橫說,憂耒原歸理道談。
宋刊棄自教忠堂,通變稱經曰短長。
比及亂時思治亂,不如平日慎行王。並親自加注,概述此書主旨的原委。可見其重視程度。
現今,我們正處在世紀之交的歷史關頭,許多推進歷史的戰略性決策將出自我們之手。在這樣一個歷史大變革的時代,反觀《反經》振聾發聵的高論和令人警惕的教訓,對決心振興中華民族的志士仁人——無論是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還是實業家——來說,都是必修的一課。
《反經》原文是比較艱深的古文,為方便讀者,我們逐段進行了意譯。
對於原文,我們依據古籍整理的原則,不但力求保持原著的完整面貌,而且將作者原《》置於卷首,後附《四庫全書》的總編紀曉嵐的《提要》。原著經文和作者的雙行小注間雜並行。為示區別,我們在編排時,凡雙行小注一律以[]標出,譯文中對原注的翻譯也以表示。
原文所引典籍,或許是由於作者的疏漏,或許是由於刊印時的舛錯,時有衍漏,我們都予以校勘,但為閱讀方便,在正文中未做一一標註。
古人寫文章,許多典故、歷史人物、事件因在當時盡人皆知,故而行文特別簡略。可是對於今人,就不知所云了。在這方面,我們做了大量工作,但未用傳統的注釋形式反映出來,而是為了讀者閱讀的方便,全部不留痕跡地體現於了譯文中,讀者在對比原文和譯文時亦不難發現這一點。另外,對於其中一些今天的讀者已不甚了了的歷史事件,我們在翻譯時做了適當的擴展,或者在譯文的順序上稍有顛倒,以便有助於讀者對經文中的一些議論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這可能有背於傳統的翻譯原則,然而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只好敬請讀者體諒了。
為了更好地體現“古為今用”,同時點明作者的主旨,我們間或以“按語”的形式對個別段落加以評述,意在與讀者共同探討商榷。但也只能點到為止,無法面面俱到。
儘管如此,由於我們學識水平所限,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懇請方家不吝垂教。
一九九六年冬

篇章賞析

大體篇

識大體,棄細務,這是君道,也是每一個管理者都應把握的基本原則。
要記住:為官。以不能為能。

經文

反經反經
臣聞老子曰:“以正理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荀卿曰:“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傅子曰:“士大夫分職而聽,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拱己而正矣。”何以明其然耶?當堯之時,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官,夔為樂正,垂為工師,伯夷為秩宗,皋陶為理官,益掌驅禽。堯不能為一焉,奚以為君,而九子者為臣,其故何也?堯知九賦之事,使九子各授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乘成功以王天下。
漢高帝曰:“夫運籌策於幃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
人物誌》曰:“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協五味;一國之政,以無味和五味。故臣以自任為能;君以能用人為能。臣以能言為能;君以能聽為能。臣以能行為能;君以能賞罰為能。所以不同,故能君眾能也。”
故曰,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無形者,物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鼓不預五音,而為五音主;有道者,不為五官之事,而為理事之主。君守其道,官知其事,有自來矣。
先王知其如此也,故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
議曰:《淮南子》云:“巧匠為官室,為圓必以規,為方必以矩,為平直必以準繩。功己就矣,而不知規矩準繩,而賞巧匠。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日某君某王之官室也。”
孫卿曰:“夫人主故欲得善射中微,則莫若使羿;欲得善御致遠,則莫若使王良;欲得調一天下,則莫若聰明君子矣。其用智甚簡,其為事不勞,而功名甚大。”此能用非其有如己有者也。
譯文
我知道老子說過:“以正道治國,以奇正用兵,以無為取天下,這是成大事者必須明白的最高法則。”荀子的說法是:“做帝王的,善於管理別人才算是有才能;普通人,以自己能幹為有才能。”西晉哲學家傅玄說:“能讓士大夫忠於職守,服從命令;讓諸侯國的君主分到土地並守住它;讓朝廷三公總攬天下大事並參政、議政,那么天子就可以悠哉優哉地坐在那裡統治天下了。”這個秘訣是怎么知道的呢?看看堯、舜怎樣坐天下就明白了。
在堯的時代,舜作司徒,契作司馬,禹作司空,后稷管農業,費管禮樂,垂管工匠,伯夷管祭祀,皋陶判案,益專門負責馴練用於作戰的野獸。這些具體的事堯一件也不做,悠悠然地只做他的帝王,而這九個人怎么會心甘情願做臣子呢?這是因為堯懂得這九個人都各自有什麼才能,然後量才使用,而且讓他們個個都成就了一番事業。堯憑藉他們成就的功業而統治了天下。
漢高祖說:“運籌幃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我不如張良;定國安邦、安撫百姓、供應軍需、保證糧道暢通,我不如蕭何;統領百萬大軍,戰必勝,攻必克,我不如韓信。這三個人,都是人中的精英。但是我會使用他們,這就是我奪取天下的資本。”
三國時的哲學家劉邵在他寫的《人物誌》中說:“一個官員的責任是以一味協調五味,一個國家的統治者是以無味調和五味。大臣們以自己能勝任某種工作為有才能;帝王卻以會用人為有才能。大臣們以出謀劃策、能言善辯為有才能;帝王以善於聽取臣民們的意見為有才能。大臣們以能身體力行為有才能;帝王以賞罰得當為有才能。最高統治者正是因為不必事事精通,所以才能統籌眾多有才能的人。”
所以說,知人,是君道;知事,是臣道。無形的東西,才是有形之萬物的主宰;看不見源頭的東西,才是世事人情的根本。鼓不干預五音,卻能作五音的統帥。掌握了君道真諦的人,不去做文武百官各自負責的具體事情,才可以成為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做帝王的嚴守他的這一準則,政府官員知道他們自己應當做的事情,自古以來就是這樣的。
正因為做帝王的通曉這一道理,所以他才會把不是他自己的東西當作自己的一樣支配使用。善於這樣做的,才算真正懂得了君道。
西漢劉安寫的《淮南子》做過這樣的比喻:“巧手匠人在建造宮室時,做圓的東西一定要用圓規,做方的東西一定要用尺矩,做平直的東西一定要用準繩。東西做成後,人們就不再去理會這些工具了,只是獎賞工匠的奇巧。
宮室造成後,人們也再不會去管那些匠人了,而只是說,這是某君某王的宮室。”荀子說:“做帝王的射箭要想做到百發百中,就不如用后羿;駕車要想做到馳騁萬里,就不如用王良;治國要想做到一統天下,就不如任用賢明正直的能人。這樣做省心省力,所成就的功名卻極大。”這就是把不屬於自己的東西象自己擁有一樣去支配使用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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