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又稱六一事變。1936年6月1日，廣東軍閥陳濟棠與新桂系聯合舉兵反對蔣介石。兩廣地方實力派1931年以來即處於獨立、半獨立狀態，與南京中央政權相對峙。蔣一直處心積慮要消滅兩廣的割據勢力。2日，兩廣成立軍事委員會和抗日救國軍，以陳濟棠為委員長兼總司令、李宗仁為副總司令，進兵湖南。蔣一面調集軍隊入湖南防禦，一方面收買陳濟棠的部屬。
7月，粵空軍司令黃光銳率飛機70餘架叛陳投蔣，接著粵軍第一軍軍長余漢謀也通電擁護南京政權，就任蔣委任的廣東綏靖主任兼第四路軍總司令職。陳濟棠不戰自敗，7月18日通電下野赴港。蔣解決了廣東陳濟棠後，使轉而對付廣西，數十萬大軍從廣東、湖南、貴州、雲南四面包圍廣西。廣西也徵集上10萬軍隊把守邊關，擺出決鬥架勢。後來在調停下，雙方妥協，南京答應白崇禧、李宗仁提出的“確定抗日計畫”等條件。
9月中旬，蔣介石、李宗仁在廣州會晤，言歸於好，廣西問題遂和平解決，從而結束了兩廣與南京蔣氏政權對峙的狀態，這有利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背景
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之侵略不斷加深，中國的政治形勢也十分複雜。蔣介石在蔣桂戰爭中重創勢力如日中天的新桂系，將新桂系從一個可以影響全國的政治派別削弱成一個地方實力派。隨後又在中原大戰中擊敗國民黨內部的其他實力派，如西北軍馮玉祥，晉綏軍閻錫山等等，鞏固了其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的名義和政治地位。蔣介石又利用“九一八事變”之後東北軍喪失根據地的客觀因素，逐步蠶食，控制了東北軍，並且通過圍剿共產黨的紅軍，將其影響力深入西南各省。蔣介石的中央軍系對各地方實力派的步步進逼，和侵華日軍對地方實力派的攻擊，都引起了各地方實力派的強烈反彈。
新桂系早期與日本的關係十分複雜。新桂系在歷次反蔣戰爭中都接受了大批日本武器和日本軍事教官，被輿論界斥為親日。但新桂系首領白崇禧則以“胡服騎射”，“借他人的拳頭打他人的嘴巴”等理由辯解。
1936年，新桂系首領李宗仁公開發表“焦土抗戰論”，攻擊蔣介石中央當時的“不作為”，令到中國進入“不死不活”的狀態，並聲稱全中國必須“焦土抗戰”。李宗仁此舉，雖含有對日本侵略的強烈不滿，但亦有攻擊蔣介石中央不斷對地方實力派進逼之意。
隨後，李宗仁，白崇禧又多次發表文章，攻擊蔣介石中央對抗日之不作為，並聲稱地方實力派願共同出兵抗日。同時，新桂系亦暗中與共產黨呼應，以抗日之名義攻擊蔣介石。而國民政府中央則堅持“攘外必先安內”，堅持比如統一全國之後，才可以傾全力反擊日本之侵略。蔣介石亦派人遊說新桂系之政治盟友，廣東陳濟棠，企圖得到陳濟棠的配合，一舉消滅新桂系。
1935年末，陳濟棠派人前往南京述職。蔣介石向其透露了解決新桂系之方針政策，並要求陳濟棠配合，同時驅逐廣東境內一切反蔣勢力。陳濟棠得知後，甚為猜忌，認為唇亡齒寒，新桂系一旦失敗，粵系亦不能避免被蔣介石吞併之命運。故反而積極主動聯絡新桂系，一同反蔣。
事件經過
導火線
1936年5月12，國民黨元老，反蔣派人物，粵系名義上的首領胡漢民（實權胡漢民歸於陳濟棠），因突發腦溢血死亡。蔣介石借胡漢民之死，立即宣布五條建議：第一，取消兩廣的半獨立地位；第二，派人取代胡漢民在廣東省政府之地位，改組廣東省政府；第三，原粵系人物願意到南京工作者隨意，不願者中央政府資助出洋考察；第四，粵軍各軍師長由軍委會統一任命；第五，取消廣東貨幣，統一以法幣。此五條建議意圖將廣東權力收歸中央。五條建議一出，立即引起陳濟棠的強烈反彈。陳濟棠不願坐以待斃，立即聯絡新桂系，決定共同出兵，北上反蔣。
開端
1936年6月1日，由粵桂地方實力派組成的國民黨西南執行部和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通電全國，攻擊蔣介石中央對抗日不作為，聲稱兩廣願意與日寇決一死戰，要求蔣介石立即停止對各地方實力派的李宗仁(戎裝行禮者)在廣州會見蔣介石
進逼。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立即回電駁斥，聲稱“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御晦”，並痛斥兩廣為“地方將吏抗命”。同時軍委會亦通電兩廣，嚴令兩广部隊不得擅自行動，雙方矛盾激化。新桂系派出李品仙拉攏主政湖南的何鍵。但何鍵坐山觀虎鬥，一面敷衍李品仙，一面向蔣介石報告粵桂兩軍的行動。6月10日，中央軍兩個軍搶先占領衡陽，封鎖粵桂兩軍的北上道路。
對峙
6月中旬，蔣介石調集部隊，準備武裝解決兩廣。而粵桂兩軍則出動30萬人馬，飛機100多架，內河艦艇20多艘，搶先進攻湖南。但當時何鍵已經投向中央，和中央軍一道防堵粵桂兩軍。粵桂兩軍暫停於湘南，不再前進。蔣介石在廣東培養反陳勢力已經多年。兩廣一起事，粵軍第一軍軍長余漢謀便暗中與蔣介石聯絡，隨後發表通電，宣布歸順中央。蔣介石則允諾倒陳後以余漢謀主政廣東。7月4日，數十架廣東空軍飛機飛離廣東投蔣，粵軍實力大損。新桂系三大首領趕緊與陳濟棠見面商議，統一軍政，財政，並且將軍心已經不穩的粵軍布置在內線，而桂軍布置在外線。
7月13日，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決議撤銷西南執行部，軍委會則宣布撤銷陳濟棠的職務，以余漢謀取而代之。同時為了分化粵桂，宣布李宗仁，白崇禧的本兼各職不變。但是新桂系沒有上當，還盡力扶持陳濟棠，建議陳濟棠立即將錢糧，武器和可靠部隊掌握，退往粵西，背靠桂系，同時準備派桂軍入粵，穩定廣東局面，但是形勢已經急轉直下。
倒陳
7月14日，余漢謀向陳濟棠發出通牒，要求陳濟棠24小時內離開廣東，同時出兵向廣州進攻，陳濟棠所部第二軍不戰而退，準備迎余漢謀以代替陳濟棠，陳濟棠所部軍心大亂。白崇禧立即電告陳濟棠，形勢危急，勸陳濟棠不惜血本，以金錢，官職為誘餌迅速穩定軍心。但僅過了一日，陳濟棠之廣東空軍便在司令黃光銳的率領下全數北上投蔣，陳濟棠已經心灰意冷，決心下野，遂不再理會白崇禧的提議。18日，陳濟棠在將過渡政務軍務安排妥當後，前往香港，淡出政壇。陳濟棠最親信的陳漢光師，被陳濟棠命令入桂，並且附送軍費數十萬元。但陳漢光師不願入桂，被余漢謀部收編，至此，陳濟棠在廣東之勢力被連根拔起，除了數十萬軍費歸新桂系所有外，全部被余漢謀接收。
陳濟棠倒台，蔣介石立即威逼新桂系，顧祝同率薛岳等部自貴州進逼，余漢謀所部自雷州半島進逼，陳誠部自西江沿江而上，何鍵湘軍則自湘桂邊境窺探桂林，新桂系形勢危急。新桂系立即以民團制度動員全省後備兵源準備迎戰，建制軍隊擴充兵力至44個團，另外尚有近10萬地方民團。共約兵力20萬，據險固守。同時為了爭取輿論支持，驅逐桂軍內部所有的日籍教官，顧問。由於新桂系不同於粵系，其形成過程中形成了以李白二人為核心的團體組織，向心力十分穩固，蔣介石對新桂系的收買分化未能成功，新桂系內部居然沒有軍政人物投蔣。
聲援
新桂系盟友眾多，東北軍、西北軍、共產黨都通電聲援。新桂系亦利用西南各地方實力派與蔣介石中央軍系的矛盾，分化，遊說。使得黔軍，湘軍等都觀望不前。在福建事變中下台的蔡廷鍇還出資30萬港元組建了一個師，對新桂系幫助極大。
新桂系抓緊“抗日”的旗號不放，爭取在輿論上陷中央軍於不義。6月後，廣西連日發生新桂系默許，操縱下的抗日示威遊行，集會，聲勢浩大。大批文化界，新聞界人士亦被新桂系邀請來桂。新桂系在輿論上占了上風。
僵局
7月15日，國民政府通電全國，宣布將李宗仁、白崇禧外調，名升暗降，但同時又委任原屬新桂系，但早在中原大戰便已經投蔣的黃紹竑主政廣西，企圖分化新桂系。李白二人拒不到職，而黃紹竑暗通桂系，居然公開表示不願就職。兩廣事變陷入僵局。
7月底，出於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強烈憤慨和對新桂系的同情，全國各界和各地方實力派開始傾向於新桂系。馮玉祥親自上廬山勸告蔣介石和平解決兩廣事變，就連蔣派內部的程潛、劉斐等人，都公開聲稱抗日第一。加上當時東北軍張學良，西北軍（陝軍）楊虎城已經同中共秘密達成了停戰協定，蔣介石急於調兵北上剿共，也逐漸傾向於和平解決兩廣事變。
試探
8月初，蔣桂雙方不斷派人互相試探，劉斐，朱培德，程潛，居正等人不停來回南寧和廣州，勸說雙方各退一步。最後新桂系提出，中央停止進逼地方，維持廣西現狀不變，日人如更進一步，立即全面抗戰，戰端一起，廣西立即出兵。在此基礎上，新桂系宣布服從蔣之領導，不再爭奪中央名器。雙方台前幕後的爭鬥持續到9月初，終於達成了協定。
和解
9月4日，國民政府和軍委會發布命令，李白二人和桂系大小官員之職位不變，新桂系官員則隆重在南寧就職，宣布服從蔣之中央。至此，兩廣事變解決。9月中旬，蔣介石與李宗仁在廣州會晤，新桂系與中央軍之矛盾暫時得以解決。
兩廣事變在歷經3個多月，雙方出動高達80萬部隊對峙後，最終不發一槍一彈而告終。
事後回憶
當事人說法
當時兩廣事變的主要當事人多把事變起因推給一個迷信故事：在事變之前，陳濟堂曾“扶乩”問吉凶，而乩仙則鼓勵他“機不可失”，果然於7月4日，粵方空軍駕駛員四十餘人，忽然駕“機”投奔中央，接著便是粵軍第一軍軍長余漢謀，陣前“起義”，反陳擁蔣，粵軍另一主將李漢魂，也認為陳氏“所位抗日救國雲者，直是公開騙人”，因而“掛印封金”，單騎歸漢去了（見《李漢魂將軍日記》上集第一冊）。李宗仁將軍也“強調”，他是和其他元老一樣，到廣州替陳濟棠“抬轎”的，整出滑稽劇是陳濟棠一人“迷信”和“糊塗”搞起來的。
劉廷芳的“內幕”故事
但史學家唐德剛“訪問”了當時參與談判的一位湖南人劉廷芳之後，發現這起事件根本是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所精心策劃的“陽謀”。參與其中的，還有出席國民大會的白崇禧
當時桂系的參謀長李品仙〔雖然在李品仙將軍的回憶錄里也隻字未提〕。由於湖南省扮演著關鍵角色（在國民政府“北伐”時，就是靠湖南將領唐生智回響而成功），他們當時的想法是“威之以勢”（兩廣的部隊進入永州、衡陽），再誘之以利（如事成之後，則“從龍”有功，富貴榮華不盡云云），再動之以情（這個關鍵的“說客”角色，自然就由與何鍵交好的李品仙擔任了）。為負荷此一“內交”重任，李品仙於1936年初夏為桂使湘。行蹤至為詭秘，而湖南方面親自接待他，並與之密談的正是何鍵自己，何之外，就只有一個劉廷芳了（另外只有個紀錄秘書）在這場湘桂密議中，最難為的就是何鍵了。他如參加兩廣造反，則中央興師討伐時，他便首當其衝。兩廣一毛未拔，他自己便身首異處。他如服從中央，則兩廣“北伐”的第一個目標也是他。中央可趁勢一石二鳥，而何氏以一人敵兩省，勝負可知。他如首鼠兩端，拒不表態，則南北夾攻中，就更無完卵矣。
這場湘桂密議可難為了何鍵，他的原始性的反應還是兩面磕頭——一面接見兩廣密使，另一面又公開派遣省府秘書長易書竹，往南京請示。他這種兩邊表態，又兩邊不表態的乾法，兩廣雖繼續“勸駕”，並揮軍繼續北上；中央可就強硬了——蔣委員長拒絕接見何鍵專派的官方代表易書竹！意味何鍵有“附逆”的企圖。
在南京中央強迫表態的情況下，何氏權衡輕重，不得已向中央“一面倒”。但是中國傳統政治中“辦理內交”，則相對實力派之間的“私人往還”，和各派心腹人員彼此之間的密議，實非各派“官方代表”之間的公事公辦所能及其萬一。因而何鍵這項“向中央秘密表態”的內交重任，便落到劉廷芳身上了。（參見劉廷芳著“我說服蔣介石先生化解一場內戰危機—記兩廣事變未曾公開的一段內幕”，1986年二月號《中報月刊》）顯然的，劉廷芳替何鍵向中央表態的這一著，影響了粵軍第一軍軍長余漢謀倒戈反陳的決定（因為余蔣之間，那時也有密使往還），而粵軍第六師師長李漢魂“掛印封金”反陳，則是余漢謀倒戈的連鎖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