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背景
隨著中世紀的最後一個世紀在西歐各國掀起的排猶浪潮和反猶大屠殺愈演愈烈，大批猶太人遷徙到了種族環境相對寬鬆的中歐、東歐和中東地區。許多人在波蘭（後來是波蘭—立陶宛聯盟）和匈牙利（後來是奧匈帝國）定居下來。在烏克蘭和立陶宛的無人居住區，從波蘭來的猶太人參與了當地的殖民化進程。在全部人口幾乎都是猶太人的小村莊，或部分人口是猶太人的中等城鎮，猶太社團被允許按照猶太律法自治，並獲得當地統治者授予的部分特權。
沙皇時代
15世紀80年代，莫斯科公國在宗教上的地位等同於開羅阿巴斯王朝和神聖羅馬帝國。以“第三羅馬”理論為基礎，人們確信沙皇事實上統治著“唯一公正的、獨立的、被穆斯林和羅馬天主教徒等異教徒包圍著的正教國家”。在西歐，教皇和君主的政教二元統治給了人民相對較大的自由空間，與此相異的是，在莫斯科，沙皇毫無疑問是政教合一的唯一領袖。即使沙皇得了精神病（比如“恐怖的伊萬”），也沒有人懷疑他的權威，更沒有人會像在其它國家那樣被推舉為攝政王。
以這樣一種理論建立起來的宗教狂熱導致了對不同信仰的人，包括對猶太人的完全敵視。猶太人在莫斯科大公國境內不再受歡迎，從1721年開始，帝俄官方公開實行反猶政策。當俄國軍隊奪取了一個波蘭城鎮，就像1563年在立陶宛商貿重鎮波洛茨克發生的那樣，他們就立刻把所有被俘的猶太人全部處死。即使在猶太人政策相對寬鬆的時期，他們也會被驅逐出境，到1727年，俄國烏克蘭部分已沒有猶太人了。
然而，隨著波蘭被三次瓜分，對待猶太人的傳統措施失效了。在第二次瓜分（1793）和第三次瓜分（1795）之間，俄國接受了大量猶太人，沙皇不得不建立一塊包括波蘭和克里米亞在內的猶太人“住區”。猶太人只能在“住區”里活動，要想去俄羅斯必須獲得特別許可。
1825年，起義的火種被“十二月黨人”點燃了，緊隨其後的是俄國知識分子的鬥爭，虛無主義運動、自由主義運動、社會主義運動、工團主義運動，以及最後共產主義運動的風起雲湧嚴重地威脅著沙皇舊秩序。作為反應，沙皇政權不得不採用鼓吹民眾的宗教狂熱和民族狂熱的手段。在亞歷山大三世的統治下，俄國發生了第一起針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他的前任，因在1861年廢除了俄國農奴制度而得名“解放者沙皇”的亞歷山大二世，也曾經瘋狂地鎮壓過少數民族。不過，他批准了波蘭政治家亞歷山大·維耶羅波維奇在波蘭王國實行的“猶太人與其它公民享有同等權利”的政策（當然，這一政策不可能完全得到實行）。亞歷山大三世是一個頑固的反動派，他嚴格遵循沙皇制度的格言“專制、正教、民族主義”。他企圖把猶太人描繪成“殺害基督的兇手”以及斯拉夫民族和基督徒的壓迫者，並以此擴大官方反猶主義為“民間反猶主義”。屠殺猶太人事實上已成為他和他兒子，尼古拉二世在位時期的國策。
在俄羅斯帝國後期，列寧對反猶主義的歷史深惡痛絕，他試圖用馬克思主義的原理解釋反猶主義的現象。按照列寧的說法，反猶主義“企圖把工人和農民對剝削者的憎恨轉嫁到猶太人身上”。他把反猶主義和階級鬥爭聯繫起來，認為反猶主義不過是沙皇利用宗教狂熱維護其專制統治的政治把戲，猶太人成了社會矛盾激化的替罪羊。蘇聯官方堅持並繼承了這一馬列主義對反猶主義現象的經典闡述，史達林在解釋列寧的這段話時，把反猶主義稱為“一種極端種族沙文主義”和“最危險的弱肉強食現象殘餘”。然而，這並沒有避免1948年到1953年期間蘇聯政府對猶太裔知識分子的迫害。
布爾什維克革命和迫害猶太人的結束
列寧在他最早的一次全國性演說中宣稱，在沙皇制度下受盡壓迫的“猶太人已經被解放了”。十月革命後，列寧把自己發表過的全國性演說《對猶太人卑鄙地誹謗》記錄在了留聲機唱片裡。這篇演說沒有被任何俄國報紙登載，甚至沒有在民眾中流傳；當時，全俄只有幾千人擁有留聲機。列寧正式宣布俄國無產階級獲得了全面的自由，並以官方的名義廢除了猶太人“住區”。
這些措施，連同大量猶太人參加布爾什維克黨這一事實，使共產黨在對抗白匪軍的俄國內戰中被敵人攻擊為“一群猶太強盜”；猶太人成了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人數最多的群體，俄羅斯人反而成了少數。
蘇聯在“五年計畫”期間實行的城市化和工業化政策造成了社會思潮的自由化，反猶主義失去了市場。在史達林重工業化政策實施前，占全國人口80%的農民本身並不了解猶太人。然而，由於史達林的強制工業化和城市化政策，大量農村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一起，離開小城鎮和鄉村，移居大城市。這使得蘇聯人有機會密切接觸或深入了解猶太人，許多人徹底識破了沙皇制度下關於猶太人的謊言，例如稱他們為“殺害基督的寄生蟲”。
1936年，蘇聯共產黨的宣傳喉舌《真理報》還刊登了一篇揭露反猶主義罪惡本質的文章。文章說：“民族沙文主義和種族沙文主義是人類蠻荒年代叢林法則的殘餘...它為剝削者服務...防止資本主義制度被工人階級打碎；反猶主義，一種完全違背蘇維埃制度的現象，在蘇聯已被消滅。”
猶太人和布爾什維主義
布爾什維克黨的許多成員都是猶太人，尤其在黨的領導層。由於俄羅斯帝國對非俄羅斯民族的壓迫，因此推翻沙皇制度的口號吸引了許多猶太裔知識分子。基於同樣的原因，其它許多非俄羅斯民族，特別是拉脫維亞人和波蘭人，也在黨的領導層中占據了似乎過多的席位。對此，沙皇秘密警察組織“安全局”便把反猶主義和排外主義當成破壞布爾什維克黨高層組織的武器。
一些猶太裔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以及他們推進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特別是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義——使布爾什維主義的敵人誤認為共產主義就是滿足猶太人利益的政治觀點。在德國，阿道夫·希特勒的納粹政權利用這一荒謬的理論炮製了假象中的“猶太—布爾什維克陰謀”。甚至在今天，許多反猶主義者依然把猶太教和共產主義思想聯繫起來。然而，整個種族或宗教群體都必須為某些事件負責的觀念已經沒有多少人接受了。布爾什維克似乎更傾向於無神論和國際主義，更樂意把廣大的工人階級，無論他們屬於什麼種族、信仰什麼宗教，團結在自己的身邊。
20世紀30年代，大部分猶太“老布爾什維克”和他們的非猶太人同志都被史達林清洗了。然而，由於史達林在1953年的突然去世，因此，在籌備對“醫生案”的審判期間，他為什麼會批判“無家可歸的世界主義者”（對猶太人的委婉稱呼）至今仍令人難以理解。
儘管在布爾什維克黨中有數量可觀的猶太人，但它的政治對手孟什維克中的猶太人比重更高。不過，大部分俄國猶太人不屬於任何政黨。
融入蘇聯社會
經過長時間的爭論，主題從《莫羅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到反猶太復國主義，蘇聯終於確認（至少名義上）“不論社會地位、性別、種族、宗教還是民族，每個公民一律平等”。納粹大屠殺之前的幾十年是俄國猶太人大變革的時期。“猶太人住區”到處是可怕的貧困。這些猶太人限制區是凱薩琳大帝（葉卡婕琳娜女皇）征服波蘭大片領土（以猶太居民為主）後指定的。按照1921年蘇波《里加和平條約》，前“猶太人住區”居民有權選擇自己更喜歡的國家。40%的人選擇移居“大俄羅斯”境內各大城市。然而，還是有許多人選擇了波蘭。幾十萬猶太人不顧共產主義天堂的美好前景和蘇俄被猶太人統治的現實，加入了波蘭國籍。在兩次世界大戰間隙，向“大俄羅斯”的移民非但使蘇聯猶太人在史達林主義下過上了相對舒適的城市生活，無意間還拯救了不計其數的蘇聯猶太人；納粹德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控制了整個前“猶太人住區”——但距列寧格勒和莫斯科依然有千里之遙。按照《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蘇聯占領了前俄羅斯帝國的許多屬地後，流放了大批當地人。這在許多非猶太人受害者看來是一種荒謬絕倫的背信棄義，但對幾十萬被流放的猶太人而言，他們得救了。不管這些人的生活條件有多么艱苦，納粹德國統治下的猶太人命運要悲慘得多。
對比死於納粹占領（和烏克蘭賣國賊的暴行）下的200萬蘇聯猶太人的命運，從“猶太人住區”移民至“大俄羅斯”的行為至少拯救了40%的前“住區”居民。從猶太小村莊向新興工業化城市的遷徙同樣使猶太人享受到了史達林執政下生活條件的全面進步。隨著生活水平的顯著提高，蘇聯猶太人成為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體之一。
猶太人在這個馬克思主義國家的地位
擁有一百多個民族和部族的蘇聯是世界上民族成份最複雜的國家之一。在它解體前，同樣是200多萬猶太人的祖國。猶太人是蘇聯第十一大民族（蘇聯把猶太人劃分成了一個民族）。拋開血統差異，猶太人在意識形態領域是一個獨特的群體。但布爾什維克革命前後，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和波羅的海的猶太人大都已被同化，接受了俄語和俄國文化。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猶太人和韃靼人或西伯利亞原住民一樣，不是僑居蘇俄的“外國人”。但是，這些沒有故鄉的猶太人卻又通過共同的價值觀體系、意第緒語、排外的文化社團、猶太教會堂和猶太復國主義形成了一個獨具特色的群體。這一現象顯然和蘇聯所理解的馬列主義有所不同。馬列主義認為猶太人的凝聚力是階級鬥爭的產物，它把猶太無產階級和其它所有的猶太被壓迫階級緊緊地捆綁在一起。馬克思主義的平均主義思想和大同主義思想認為猶太群體特徵的消失和拋棄猶太教信仰是一個好現象。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允許猶太人成為獨特的社會成員有違這一馬克思主義原理。蘇聯政府鼓勵包括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烏茲別克人、韃靼人和哈薩克人在內的全體蘇聯人把階級特徵看得高於民族特徵。由於這些民族始終都有自己的家園和語言，因此蘇聯政府不承認這是一種民族同化和文化滅絕政策。雖然猶太人在過去依靠意第緒語團結在一起，但大部分人到史達林時代晚期已經適應了俄羅斯語言和文化，並逐漸融入斯拉夫“異教徒”社會。
某些馬克思主義者準確地預言了這一社會趨勢，但卻錯誤地估計了這一趨勢在短期內弱化猶太社團凝聚力的程度。卡爾·馬克思以及後來的一些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經過階級鬥爭以後，資本主義將不復存在，個人將超越自身條件限制和周圍環境限制，在沒有對抗和分化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博愛社會中獲得完全的自由，這樣，猶太人的群體特徵也將消失。雖然從布爾什維克革命到1991年蘇聯解體，俄國猶太社團由歐洲最孤立的猶太社團之一變成了歐洲最本地化的猶太社團之一，但其群體特徵在任何條件下都沒有消失過。
然而，蘇聯歷史上的法律都把猶太人列為國家的“基本民族”之一，他們有自己的語言（意第緒語）和自己的自治州——一塊貧瘠的、荒涼的、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的西伯利亞土地。“猶太”這一名詞也列入了蘇聯公民身份證的“民族”一欄里，用來表明猶太人的身份。把猶太人確定為一個民族的政策略微觸犯猶太律法，並能使人聯想到猶太復國主義。1976年，蘇聯刊物《黨的生活》甚至顯著地把猶太人列為獨特的“民族”。然而，很多經歷過納粹大屠殺的猶太人反對把自己的身份定為“少數民族”（更恰當的做法是把猶太人定為“猶太教信徒”）。
壓制猶太人工會和蘇聯的反猶太復國主義
馬克思主義的反民族主義思想和反教權主義思想對蘇聯猶太人產生了雙重影響。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念，任何民族主義或教權主義運動都是一種“社會倒退”，因此蘇聯猶太人是馬克思主義暫時的受益者，長期的受害者。一方面，這一觀念把猶太人從“專制、正教、民族主義”的沙皇宗教迫害中解放了出來。另一方面，這一觀念又是猶太文化社團、猶太人工會、猶太人自治和猶太復國主義的嚴重威脅。布爾什維克黨建立了“猶太人支部”以對抗猶太“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構築猶太“無產階級文化”。
雖然列寧主義強調“民族自決”，但它並沒有使這個國家接受猶太復國主義。列寧主義依靠地域，而不是文化，來表述民族自決。這樣，蘇聯少數民族雖然有了自己單獨的州、自治區或共和國，但它們發展到後來都只具有象徵意義。然而，猶太人並不符合這一理論模型；按照史達林的“民族”定義，“猶太民族”根本就不存在，因為散居各地的猶太人連共同的農業經濟基礎都沒有，就更不用提共同的地域了。馬克思主義甚至不承認猶太人在宗教上和組織上的一致性；馬克思把猶太人定義為一個“空想的民族”。
除了意識形態因素，其它因素同樣導致了對猶太人的政治壓制。猶太復國主義是著名的猶太人民族主義運動，它在史達林時代遭到了壓制，因為史達林不能容忍非政府的或非共產黨的組織存在；猶太人工會是早期的猶太人政治運動，它在列寧時代遭到了壓制，因為列寧試圖鞏固布爾什維克黨在所有左翼運動和工人運動中的影響。猶太人工會企圖成為猶太裔工人中的唯一代表，這和列寧廣泛團結各民族工人的原則是互相矛盾的。但這場衝突的結果顯然比鎮壓猶太復國主義的結果要好得多，因為大部分猶太人工會成員都樂意加入布爾什維克黨，並最終成為共產黨員。然而，猶太人工會運動的殘餘勢力還是在海外成立了三個分支；兩次世界大戰的間隙，猶太人工會在拉菲爾·阿布拉莫維奇的領導下繼續存在於波蘭，但更多流亡西方的前工會成員加入了孟什維克。壓制猶太人工會是共產主義者反對民族主義的第一個例子，它使猶太人失去了一個強有力的、代表自身利益的準軍事組織。
列寧宣稱自己忠於人類的平等與博愛事業，他把猶太復國主義唾棄為反動思想、“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社會倒退”和猶太階級調和論。事實上，反猶太復國主義一直被看成共產主義的原則之一，但納粹大屠殺後，蘇聯出人意料地承認了以色列國。也許納粹大屠殺使國際社會普遍對猶太復國主義產生了同情，從而使蘇聯不顧“民族主義就是社會倒退”這一原則，做出了妥協。其實，沒有任何明確的理論條文可以解釋蘇聯在猶太人問題上的立場。
另外，猶太復國主義把蘇聯公民和西方人士聯繫了起來，這對一個相對封閉的社會是十分危險的。蘇聯當局同樣懼怕任何不受黨和政府控制的、反馬列主義的民眾運動。
不過，在承認以色列之前，蘇聯確實已經準許了猶太人自治。比羅比詹，中國北部的西伯利亞居民點，被選為猶太人自治區域。理論上說，自從猶太人流亡世界各地後，這是第二塊猶太人自治區域。第一塊是“卡扎爾汗國”，它現在雖然已不復存在，但一直激勵著猶太人為爭取自己的家園而奮鬥。以比羅比詹為中心的“猶太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州”預示著蘇聯將在1947年接受以色列建國的事實，它表達了蘇聯人的美好願望。
1947年，安德烈·葛羅米柯在聯合國堅決支持建立猶太人國家的舉動令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代表都大為震驚。在辯論中，葛羅米柯說道：“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里，猶太民族一直與巴勒斯坦緊緊地聯繫在一起...在剛剛結束的那場世界大戰中，猶太人遭受的苦難超過其他任何民族。慘遭納粹劊子手屠殺的猶太人估計能達到大約600萬之多。正因為這些原因，猶太民族一直在為建立自己的國家而奮鬥，不承認他們的這一權利是不公平的。”蘇聯支持聯合國安理會做出的以巴分治決議，這直接促成了以色列國的建立。而英國在聯大表決這一問題時投了棄權票。英國在納粹大屠殺期間把大量猶太流亡者封鎖在了“英屬巴勒斯坦委任統治地”。蘇聯同樣是25萬從納粹主義魔掌中逃出來的猶太人的避難所——儘管戰爭造成了蘇聯國內的混亂和嚴重的難民危機，但它還是比任何一個國家接收的猶太難民都多。
隨著以色列和蘇聯的西方對手結盟以及蘇聯在阿拉伯世界的影響力日益提高，蘇聯1947年的姿態很快發生了根本性轉變。
蘇聯和納粹大屠殺
蘇聯官方認為納粹大屠殺僅僅針對蘇聯公民，而不是對全體猶太人的種族滅絕。例如，1943年從納粹占領者手中解放基輔後，蘇聯成立了“特別國家委員會”（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Комиссия），調查納粹的戰爭罪行。1943年12月25日，這個機構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份報告。報告中包含（這份報告的副本依然被保存著）以下字句：
“希特勒匪徒屠殺了大量猶太人。1941年9月29日，他們宣布，所有的猶太人都必須帶著自己的檔案、現金和貴重物品去梅尼可夫和多克特列夫大街的拐角處報導。屠夫們把他們趕到巴比谷，搶走了他們的財物，隨後把他們趕盡殺絕。”
但官方審查後的版本是：
“希特勒匪徒把數以千計的市民帶到梅尼可夫和多克特列夫大街的拐角處。屠夫們把他們趕到巴比谷，搶走了他們的財物，隨後把他們趕盡殺絕。”
史達林和反猶主義
史達林的官方立場反映在他給猶太通訊社寫的一封信中：《反猶主義：答美國猶太通訊社記者問》，1931年1月12日：
回答你們的問題：民族沙文主義和種族沙文主義是蠻荒年代反人類特徵的殘餘。反猶主義，作為種族沙文主義的一種極端形式，是最可怕的蠻荒年代殘餘。
反猶主義，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是剝削者轉移勞動人民鬥爭對象的避雷針。反猶主義對勞動人民而言是危險的，因為這是一條偏離正軌的歧途，會把勞動人民帶入布滿荊棘的叢林。因此，共產主義者作為堅定的國際主義者，必須成為反猶主義不可調和的階級敵人。
在蘇聯，反猶主義作為和蘇維埃制度為敵的現象，必須受到法律的嚴懲。按照蘇聯法律規範，反猶主義者應被判處死刑。（來源：《史達林文集》，第13卷，1930年7月—1934年1月，莫斯科：外語出版社，1955年版，第30頁）
儘管官方堅持反對反猶主義的立場，但蘇聯還是被指責為一個反猶主義國家，因為它和納粹德國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大量猶太人在“大清洗”運動中非正常死亡、反對猶太復國主義、對猶太教和猶太文化社團的敵視、有案可查的史達林反猶太人傾向、拒絕批准猶太人移民以色列，以及蘇聯對阿拉伯人的偏袒性支持。在西方人眼裡，凡此種種都成為了蘇聯歷史上的污點。
例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使人們對蘇聯的猶太人立場產生懷疑。一方面，條約默認了希特勒可以自由進入波蘭——這一當時世界上猶太人比重最大的國家。但另一方面，眾所周知，條約是不可能遏制納粹主義的野心的，既然蘇聯無法在1939年戰勝自己在意識形態方面的主敵，那么條約的簽訂便為蘇聯贏得了戰爭的準備時間。
在西方，“大清洗”也通常被政治家們描繪成反猶主義的一部分，但他們迴避了史達林發起這一運動的真實目的是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在“大清洗”前後遇難的很多知名人士——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等——都是猶太人。
然而，史達林也把許多非猶太人當成了自己的假想敵——例如，布哈林、圖哈切夫斯基、基洛夫和奧爾忠尼啟則，並對他們殘酷迫害，因此，換句話說，“大清洗”僅僅是一場政治清黨運動。“大清洗”運動中很多猶太裔老布爾什維克被殺害的事實也從另一個角度反映出猶太人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最大的群體，俄羅斯人反而不占多數，也反映出布爾什維克黨員里猶太人的比重非常高。
另外，一些猶太裔史達林主義者倒倖存了下來。例如，史達林沒有清洗掉拉扎爾·卡岡諾維奇。卡岡諾維奇是史達林忠實的擁護者。早在20世紀20年代，在塔什乾工作出色的他就引起了史達林的注意。卡岡諾維奇幫助史達林和莫洛托夫戰勝了基洛夫，並在20世紀30年代親自參與了那場消滅政敵的殘酷運動。卡岡諾維奇對史達林的忠誠一直延續到史達林逝世。由於反對赫魯雪夫的“去史達林化”政策，他和莫洛托夫一起於1957年被開除黨籍。
統計數據或偶爾的特例都不足以為史達林及其黨羽的反猶太裔布爾什維克行徑辯解。據說，史達林看到內務人民委員會特工保羅斯扮演的季諾維也夫臨死前在地上一邊打滾一邊喊“喔，以色列的上帝將聽到我的哭泣”時，笑得直不起腰。維辛斯基是當時所有公開審判的重大案件的總檢察官。他有一次也對一個叫羅森高爾茲的被告極盡羞辱之詞。這個人在被捕時被發現在上衣隔層里藏著他妻子縫進去的一本希伯來通行證。儘管這些事例都不能說明史達林是因為反猶主義而迫害他的同志們的——他有更充分和更合理的證據來置於他們死地——但的確反映出反猶主義在蘇聯是多么得根深蒂固。
另一方面，所謂的“1953年醫生案”顯然是一次故意的反猶主義舉動：史達林的目標直指“腐朽的猶太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分子”，而沒有像往常那樣冠以“世界主義者”的委婉稱呼。然而，史達林在大規模的逮捕和屠殺爆發前就去世了。很多歷史學家指出，如果在1953年3月5日史達林沒有去世，那么“醫生案”就是大量蘇聯猶太人被發配到比羅比詹的開始。史達林去世後，蘇聯政府宣布“醫生案”是一次騙局。
更早一些，在1948年1月，莫斯科意第緒國立劇院演員兼導演、猶太反法西斯委員會主席所羅門·米霍埃爾斯死於一起疑團重重的車禍。在反對“無家可歸的世界主義者”和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旗幟下，大批傑出的猶太知識分子被捕，猶太文化遭到壓制。至少有13位傑出的意第緒語作家在1952年8月23日被處死，他們當中包括佩雷茲·馬基什、萊布·克維特柯、大衛·霍夫斯坦、伊奇克·費弗、大衛·別爾格爾遜、德爾·尼斯特等人。後人稱這一夜為“被處死的詩人之夜”（“Ночь казненных поэтов”）。在1955年的聯合國大會上，蘇聯官員依然拒絕解釋他們“失蹤”的原因。
與其說這些事件反映了一個國家的意識形態，更不如說它們反映出史達林是一個偏執狂——這些事件在史達林在世時沒有人察覺，但他死後，逐漸被人公開。
後史達林時代
1956年4月，華沙的意第緒語報紙《Folkshtimme》公布了一份納粹大屠殺前後非正常死亡的蘇聯猶太人名單。世界輿論要求蘇聯領導人對此做出解釋，並開始打聽關於目前猶太教育體制和猶太文化的情況。這份名單同樣促使一群猶太世界的知名人士公開要求蘇聯領導人澄清事實。由於沒有得到滿意的答覆，他們對這個問題越來越關注。在西方，蘇聯猶太人的命運儼然成了一個主要的人權問題。
反猶太復國主義和冷戰
蘇聯在1947年聯合國巴勒斯坦分治計畫的決議上了贊成票，並在1948年5月承認了在那裡成立的以色列國，隨後它還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援助（通過捷克斯洛伐克，不顧武器禁令），幫助它抵抗五個阿拉伯國家的進攻。許多蘇聯猶太人同情並支持以色列，願意為以色列提供幫助，甚至志願去巴勒斯坦保衛以色列，這些人後來被看成蘇聯的“第五縱隊”。
到1948年底，蘇聯在阿以衝突中轉變了立場，開始支持阿拉伯人的反以鬥爭，開始僅僅是政治上的，後來也發展為軍事上的；這一政策一直持續到冷戰結束。
由於以色列越來越露骨地表現出希望和西方結盟的姿態，以及國內持不同政見者和反對者對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同情，因此，冷戰時期的蘇聯把猶太人看成潛在的叛國者和安全隱患。此外，除了一些象徵性的猶太人會堂以外，共產黨高層解散了所有的猶太人組織。即便是那些猶太人會堂，也始終處於警察公開地或秘密地監視下。
與此同時，在政治上和社會上根深蒂固的反猶主義一直持續了很多年；普通的蘇聯猶太人常常遭到歧視，例如，他們不能被某些社團或協會收為會員、不能從事某些工作、不能參加政府、有時會受到秘密警察的“特別照顧”，甚至使用與眾不同的猶太人名字也會被人嘲笑。蘇聯媒體也通常忌諱使用“猶太”一詞。
融入蘇聯社會和文化凝聚力的減弱
雖然蘇維埃社會主義沒有消滅猶太人的身份，但仍然減弱了猶太人的文化凝聚力。儘管沒有共同的家園，但意第緒語、猶太劇院、猶太學校、猶太教會堂和猶太復國主義還是把蘇聯猶太人團結在了一起；不過，這並不是蘇聯社會日趨世俗化的結果。定期關閉一批猶太教會堂、把猶太人口和所在社區捆綁在一起的中央管理機構和其它的一些猶太文化社團，例如劇院和學校等，都受到蘇聯意識形態中平等主義思想的指揮。為了把蘇聯建設成一個現代化、世俗化的國家，蘇維埃政權不僅僅對猶太教和猶太文化，對其它宗教也同樣採取了壓制政策。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對基督徒和穆斯林的限制放寬了，但對猶太教依然採取高壓政策。儘管猶太人的世俗化趨勢和其他異教徒的世俗化趨勢是同步的，但這一趨勢對猶太文化生存的威脅似乎更嚴重一些。蘇聯的世俗化、意第緒語的逐漸消亡，和對其它猶太排外文化的限制都預示著猶太人將被同化，威脅著猶太文化的生存。其實，蘇維埃制度本身就在不斷地吸收和拋棄猶太特徵。列昂·托洛茨基、馬克西姆·李維諾夫、拉扎爾·卡岡諾維奇、卡爾·馬克思，也許還有尤里·安德羅波夫等，這些深刻影響蘇維埃制度發展的左翼人士都是猶太人。此外，史達林女兒的孩子擁有一半猶太人血統。由於他們的母親不是猶太人，因此按照猶太律法，他們也不是完全的猶太人。
蘇聯解體和移居以色列
由於蘇聯反對國內猶太人向以色列的大規模移民，因此蘇聯在承認以色列不久，再一次把反猶太復國主義提了出來。而且這一政策適用於全體蘇聯公民。蘇聯清楚地意識到，猶太人口的流失意味著蘇聯將失去最優秀的醫師、教育家、技術工人、工廠管理者、物理學家、化學家和其他一切相關國家安全的科學工作者。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過去歐洲最貧窮、最孤立、最“落後”的俄羅斯猶太人在史達林時代逐漸融入了俄國社會，變成了蘇聯人口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體之一。其實，蘇聯反對猶太復國主義背後的真實原因是對以色列的敵視、根深蒂固的反猶主義殘餘和害怕（不是無根據的）一旦一個民族群體拋棄社會主義信仰，其它民族也會緊隨其後。
有記錄顯示，在1989年，有71000名猶太人被獲準離開蘇聯，但他們中只有12117人移居以色列，因為大部分蘇聯人對這個陌生的國家都知之甚少。隨著蘇聯的解體，有超過100萬猶太人移居以色列。其間，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俄羅斯的民主化進程反而給國內少數民族，尤其是猶太人帶來了深重的災難。蘇維埃高壓制度的垮台使俄羅斯的反猶主義傳統死灰復燃。反猶主義運動的急先鋒是具有一半猶太人血統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弗拉季米爾·日裡諾夫斯基（俄羅斯自由民主黨主席）。不過，令人欣慰的是，前蘇聯地區的大規模反猶主義浪潮並沒有爆發。
反猶主義在今天的俄羅斯
反猶太復國主義，這一在很多方面都與反猶主義十分類似的思潮在前蘇聯地區愈演愈烈。隨著前蘇聯各國的經濟形勢日趨惡化，反猶主義聲明、反猶主義演說和反猶主義文章在當地也越來越普遍。猶太“反誹謗聯盟”為此在前蘇聯各國還出版了許多關於當前反猶主義新納粹組織的調研報告。
國家杜馬代表奧列格·馬什謙柯最近在一次記者訪談中再次鼓吹了“猶太陰謀論”。他說：“美國最近發動的一系列戰爭最終將演變為第三次世界大戰，而它並沒有意識到它的舉動其實正符合猶太復國主義的秩序。俄羅斯人民和其它各國人民的主要敵人就是猶太復國主義...猶太人之於猶太復國主義就像德國人之於法西斯主義一樣。當然，你不能說所有的德國居民都是法西斯主義者，但是，猶太復國主義的確比法西斯主義可怕十倍、百倍、千倍。”最後，他把猶太復國主義總結為“持續了幾百年的世界霸權主義美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