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爾頓

伊格爾頓

特里·伊格爾頓(TerryEagleton),1943年生,伊格爾頓成長在一個工人階級的愛爾蘭天主教的家庭。英國的文藝理論家被公認為最具影響力的生活英國文學評論家。當代著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家和具有獨特風格的文化批評家。雖然蜚聲國際,卻始終不能融入名校的貴族氛圍,一生顛簸於各名校之間。伊格爾頓的文風一貫是冷嘲熱諷、插科打諢。1964年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畢業後,應威廉斯的邀請,留在劍橋擔任他的助手,作助理研究員。1969年轉到牛津大學任教,長期擔任牛津大學凱薩琳學院沃頓英文和文學理論講座教授,現任聖母大學客座教授。

基本信息

人生經歷

從60年代末

直到現在,伊格爾頓已出版美學理論、文學批評著作十多種。這些著作可大體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美學理論來分析和評價英美一些作家的作品,其中他的老師威廉斯的“文化與社會”的問題框架對他有著深刻的影響。如《莎士比亞與社會:莎士比亞戲劇論文集》、《旅居國外和旅居國外的作家》、《力量的神話:對勃朗特姐妹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以及《克拉莉薩的被污:塞繆爾·理查森的作品中的文體、性行為和階級鬥爭》。第二類主要是闡述馬克思主義的美學和文藝理論,並用他的“新馬克思主義”美學和文藝理論去分析評論西方現當代各種美學和文學理論批評流派。這些著作包括:《批評與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研究》、《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瓦爾特·本雅明,或革命的批評》、《文學理論引論》、《批評的作用:從觀察家到後結構主義》和《審美意識形態》等。這些著作在當代西方美學界尤其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界都有相當廣泛的影響,以至於有人把他和美國的詹姆遜、德國的哈貝馬斯並稱為當今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界的三巨頭。

在伊格爾頓的批評思想中,有著三個重要的理論維度或者說話語背景,它們在他的思想中以相互融合、相互支持的方式交叉並置。它們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英國本土的文化研究傳統和當代西方從精神分析學到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的理論。其中西方馬克思主義可以說為他的批評和分析提供了一個基本的理論框架,英國本土的文化研究傳統則為他提供了基本的問題視角,而當代西方的各種理論思潮則在一定程度上為他提供了多樣的分析方法。

伊格爾頓是一個自覺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他在為《文學原理引論》的中譯本所寫的序言中,談到了他從事美學與文學批評的“馬克思主義”背景。他說,馬克思主義從60年代以來之所以能在西方社會復興,就是因為新一代馬克思主義者對經典馬克思主義作了新的闡釋。“這裡所說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即喬治·盧卡契、安東尼奧·葛蘭西、瓦爾特·本雅明、西奧多·阿多爾諾、赫伯特·馬爾庫塞和讓-保羅·薩特這類思想家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不是中國讀者容易認識的一種理論,或者說中國讀者很難承認它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但它們確實是一批令人鼓舞的、內容豐富的作品,這批作品試圖超越‘文化’、‘意識’、‘基瘡和‘上層建築’等不適當的或機械的概念,用更高超的方式去思辯。更重要的是,它無情而徹底地反對用機械宿命論來解釋馬克思主義,強調人類意識、行為、道德價值和生活經驗的中心地位。因此它特別適合一些唯物主義的美學,這種美學一方面可以對傳統文學批評中過於狹隘的形式主義的考慮進行挑戰,另一方面也可以對宿命論的馬克思主義中那些有時片面陳舊的準則進行挑戰。”他還提出,當代資本主義的社會與文化、藝術,都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這是一個不能簡單地運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解釋的階段,必須重新解釋馬克思主義才能把它運用於這一新的現實,才能建立起新的馬克思主義的美學與文學理論。

在美學理論上,英國有著悠久的經驗主義傳統,重視從心理學方面對個體的審美經驗進行研究;到19、20世紀,這一研究演變為更廣泛的文化研究,強調在社會生活的總體性基礎上把研究對象如文學作品置於一定的社會文化語境中加以分析,從而形成了具有英國本土特色的文化研究,如較早的利維斯就把文學批評既看作是文化批評也看作是社會批評,而較近的威廉斯則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強調應從動態的角度去理解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係,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和相互生成,由此而提出了所謂的“文化唯物主義”。作為威廉斯的學生,伊格爾頓的美學理論與文學批評都深深打上了這種“文化唯物主義”的印記。譬如他出版於1967年並題獻給威廉斯的《莎士比亞與社會》,其書名就顯露出“文化與社會”的視野和方法;書中試圖打破個體與社會、自發生活與社會結構之間的界限的做法顯然來自威廉斯。屬於這一階段的主要著作還有《放逐與僑居》,《作為語言的身體》和《權力的神話》等。不過,這一系列著作也顯示出伊格爾頓在“文化與社會”框架內進行的富有個性的拓展。

首先,他表現出濃重的天主教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傾向,表現出更高的政治熱情,從這個意義上說,他一開始就走著一條文化-政治的路線;

第二,注重英國現代批評史和英國文學實踐的批評研究,提供了紮實的“文化與社會”的個案分析和實證文本,從理論和實踐上豐富和拓展了“文化唯物主義”;

第三,突出表現了與歐陸以及美國不同的理論與實證並重的英國文化批判傳統;

第四,這一階段的許多論題成為他後來反覆研究的內容,例如英國傳統的“文化”概念以及“英文研究”傳統,而且與威廉斯“文化唯物主義”的承續、反撥、批判和對話關係在這一時期初露端倪,後者一直是伊格爾頓建構自己的“文化政治批評”所借取的重要的理論資源。此外,一種獨具風格的論戰文體已經凸顯出來,並逐漸成為伊格爾頓批評理論的的主要成分。

就當代西方的其他各種理論資源而言,對伊格爾頓所產生的影響也不可忽視。尤其是法國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阿爾都塞的理論為伊格爾頓修正和綜合上述兩種傾向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1976年,伊格爾頓出版了《批評與意識形態》和《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兩部代表作,引起非常大的震動和反響,其主要原因可能有二:

一是對他的老師威廉斯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激烈批判,

二是對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進行了比較系統的清理和闡述。

他試圖在摒棄盧卡契、考德威爾以及威廉斯等各種品牌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同時,嘗試一種非黑格爾式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而此時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被適時引入英國思想界,激起新一代左派知識分子的熱情回應,形成70年代中期與整個歐陸相呼應的馬克思主義文化的繁榮時期。阿爾都塞思想的主題是剔除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的各種“非科學”因素,倡導反人本主義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毫無疑問,阿爾都塞的思想激發了英國左派知識分子的“理論”興趣,使他們一方面可以有力地駁斥經濟決定論和機械反映論,另一方面擺脫自由人文主義、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的束縛。新的理論視角使伊格爾頓在《批評與意識形態》的開篇部分首先與威廉斯的“社會主義人文主義”劃清界限,伊格爾頓承認威廉斯的《文化與社會》是“英國有史以來最具啟發性和最精到的社會主義批評實績”,對威廉斯在缺乏學術制度支持和理論資源的情況下進行的幾乎是單槍匹馬的理論努力表示理解和讚賞,但是對威廉斯作品中的唯心主義認識論、經驗主義方法論、有機主義美學和改良主義政治觀提出了尖銳批評,甚至說威廉斯頂多是個利維斯主義左派。當然,《批評與意識形態》的重點不在批判,而在建構唯物主義文學理論的基本範疇,用理論概念表述文學構成與意識形態組合之間的關係結構,提出了兼顧一般生產方式(經濟)和文學生產方式以及諸多意識形態成分(整體、作者、審美)的批評方法。在《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中,他認為,阿爾都塞提出了一種關於文學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的更為細緻的說明,他的貢獻在於對藝術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作了結構性的探索,指出了意識形態本身具有的結構上的連貫性,“正因為它具有這種相對的連貫性,它才能成為科學分析的對象。”“科學的批評應該力求依據意識形態的結構闡明文學作品;文學作品既是這種結構的一部分,又以它的藝術改變了這種結構。科學的文學批評應該尋找出使文學作品受制於意識形態而又與它保持距離的原則。”應該強調的是,“意識形態”不僅是《批評與意識形態》和《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里的中心範疇,而且是伊格爾頓整個批評話語中的關鍵字。他1991年和1994年出版的《意識形態導論》和《意識形態讀本》,充分表明了他對這個範疇的高度重視,這與宣告“意識形態的終結”的某些理論圈子形成鮮明的對照。

80年代以後

隨著後結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興盛,伊格爾頓又開始在這一語境中重新思考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價值。伊格爾頓以具有“震驚”效果的《瓦爾特·本雅明》一書進入20世紀80年代的,不過這次“震驚”主要是因為他的“自我革命”或他在《序言》中所說的“自己思想的發展”。這是一部激情噴發、恣肆揮灑、充滿理論張力和話語快感的傑作,與《批評與意識形態》中的那種謹嚴細密的文體形成明顯的對照;其根本動力來自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原理與本雅明的歷史哲學和後結構主義的反形上學理論的狂歡式的結合,這種結合為突破英國批評無所作為、陳陳相因局面的努力帶來了新的活力和希望。伊格爾頓把本雅明在《德國悲劇的起源》中對17世紀悲苦劇或巴羅克寓言的研究與艾略特和利維斯關於17世紀英國詩歌的觀點進行了對照,指出了“偉大的傳統”對“有機性”的膜拜與17世紀英國意識形態的親緣關係。他構想,如果把本雅明讀解“悲苦劇”的方法用於《失樂園》,將會超出艾略特和利維斯的形式主義,把詩作的革命源頭放在激烈動盪的表意實踐之中,放在歷史的“惡的一面”。伊格爾頓還從布萊希特的史詩劇中重新思考社會主義的文化理論與文化實踐之間的關係,越來越重視藝術的政治作用。繼《瓦爾特·本雅明》之後,伊格爾頓連續出版了《克拉麗莎的被污》、《文學理論引論》和《批評的功能》等重要著作,進一步從理論思辨向政治實踐、從文學批評向文化理論轉移。《文學理論引論》對20世紀西方文論的主要流派作了精闢的簡介和“概論”,給人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對“英文研究”傳統所作的深刻的社會政治剖析和對理論研究史中意識形態主導作用的研究。在《批評的功能》中,伊格爾頓進一步強調批評的社會功能和政治作用,通過對英國現代批評史的回顧,發現“批評”一開始就是“文化的”和“政治的”,是反對專制政權的“公共領域”的重要部分。《批評的功能》最後指出,當代批評的功能其實就是它的“傳統”功能,即政治批判功能:“現代批評是在反對專制政權的鬥爭中產生的,除非現在把它的未來確定為反對資產階級政權的鬥爭,否則它可能毫無前途。”這些著作中出現的文化政治“轉向”、“發展”或更高意義上的“回歸”——對學院派批評家的社會角色的界定,對文學批評的社會功能的強調,對“文化研究”方法的立場以及對學科界限的超越,表明伊格爾頓基本完成了他的“文化政治批評方法”的建構。

概括而言:

(1)這種方法堅持批評應看到諸多層面互相疊合、互相闡發的整個文化視野。文化是社會的全部關係和整個生活方式;

(2)因此,文化在本質上是實踐,是生產,文化研究的根本目的不是為了解釋文化,而是為了實踐地改造和建設文化;

(3)就文化是更為精神性的所謂“情感結構”或意義象徵系統或價值體系而言,不能用文化解釋一切,相反只能利用一切資料和方法來解釋文化;

(4)“文化”範疇一如既往地是利益、價值和政治權力激烈鬥爭的場所,是矛盾和問題本身,而不是調和乃至解決問題的辦法,文化不是高高在上、不著邊際的“能指”,而是具體的、實在的、與我們的日常感覺緊緊聯繫著的很實在的問題,是政治現實問題;

(5)文化政治批評只有一個目的,讓“批評”在建設一個更好的社會或社會主義政治實踐中,即使不發揮關鍵的作用,也要發揮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介入作用。為此,它向所有的話語開放,以藉助更有效的方法,從這個意義上說,實行了最徹底的多元主義。

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以來,伊格爾頓進行的一項重要工作是更嫻熟地運用文化政治批評方法來剖析和批判後現代主義。《刨根問底》、《民族主義:反諷與獻身》、《理論的意味》、《後現代主義幻象》以及《文化的觀念》表達了伊格爾頓面對後現代主義時所持的基本立常在他看來,後現代主義在認識論上是片面的、簡單的、絕對化的,是形上學的翻版;在政治上是怯弱的、不負責的,甚至是反動的。後現代主義把政治問題和權力關係完全置於語言和性的範疇,在遠離現實權力關係的飛地里進行“顛覆”活動,異想天開地把嬉戲和快感看做文化變革的最佳形式。問題的嚴重性在於後現代主義政治中有一種反動的傾向,把市場看作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形式。他甚至憂慮後現代主義的“歷史終結”情緒會引向新的法西斯主義。總之,伊格爾頓對後現代主義的態度基本上是否定的,但是他也指出了馬克思主義與後現代主義進行批判式對話的可能性。此外,伊格爾頓還把女權主義和民族主義看作兩塊很有希望的批判和抵抗後現代主義的陣地。

90年代

伊格爾頓在90年代出版的兩部重要著作是《美學意識形態》和《希斯克利夫,或愛爾蘭大饑荒》。《美學意識形態》是他用意識形態理論剖析現代“美學”、集哲學、美學、政治學和社會學於一體的恢宏大氣之作。在他看來,整個西方現代美學史是一部意識形態話語史和政治反應史。現代美學的興起和發展,是資產階級反對專制主義、建構屬於自己的話語體系的結果。而且,從夏夫茲伯里到伯克、康德、席勒、費希特、黑格爾、叔本華、尼采、海德格爾以至後現代主義,他們在美學理論上的不同都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各自的歷史條件和意識形態差異。《希斯克利夫,或愛爾蘭大饑荒》淋漓盡致地展示了伊格爾頓文化政治批評方法的魅力。在這裡,讀者很難區分什麼是文學文本,什麼是歷史敘述,什麼是審美再現,什麼是政治闡發,什麼是批評,什麼是修辭。這時,理論與創作之間的傳統界限已經被歷史與現在之間的強烈震盪所擊碎。

00年代

2001年,伊格爾頓進入曼徹斯特大學;

2007年,離開曼切斯特大學,進入蘭開斯特大學;他的被裁可以解釋為經濟危機的影響。

2009年秋,進入聖母大學,任五年客座;

著作名言

《馬克思為什麼是對的》:“由於知識分子不需要像砌磚工那樣勞作,他們就可以認為他們自身以及他們的思想是獨立於社會其他部分而存在的,而這是馬克思主義者所說的意識形態的一部分。”

意識形態理論

理論淵源

伊格爾頓 伊格爾頓

盧卡奇:使意識形態問題從單純的認識論問題開始轉變為階級主體的自我認識和自我塑造問題。

葛蘭西:西方革命的核心應是意識形態領導權的爭取問題。

法蘭克福學派:“人的解放”過程主要就是對意識形態進行揭露與批判。

阿爾都塞:意識形態是個體與其真實的生存狀態的想像性關係的再現。

英國新左派和文化研究思潮: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主題圍繞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展開,並不要求變資本主義制度為社會主義制度。

伊格爾頓對意識形態的歸納

1.指社會特定團體的的信仰和觀念,或者這些信仰和觀念的生產,它是在一定社會利益刺激下形成的思想形式或具有行動導向功能的話語。

2.指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權利的生產所形成的思想觀念。

3.是必不可少的中介,通過這一中介個體可以感知它所存在的世界並且成為個體和社會結構的聯繫

意識形態的六大特徵

1.統一性:意識形態賦予可能內涵巨大差異的群體或階級以一致性。

2.行動取向性:意識形態是一整套以行動為取向的信念

3.合理化:意識形態是社會利益的合理化

4.合法化:意識形態是賦予統治以合法性的必要手段

5.普遍化:自身局部利益→所有階級普遍利益,

暫時利益→永恆利益

6.自然化:意識形態將歷史看成是“第二自然”。

意識形態生產中的六個範疇

1.一般生產方式 :指一定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社會物質生產方式,它不僅構成社會存在的基礎,而且是其他生產,特別是藝術生產的前提。

2.文學生產方式 文學生產力和社會關係在特定社會組合形態中的統一。

3.一般意識形態 是社會中用以維持社會結構的各種社會觀念的整體,任何社會形勢都需要有自己的一般意識形態以維護其存在。

4.作者意識形態 作者意識形態是社會一般意識形態在個人身上的獨特體現。

5.審美意識形態:它包含審美的功能、意義、和價值的意識形態判斷等。

6.Text 文本:文本是上述各種因素在多元決定的狀況之下進行生產的產品。

文化理論

文化重新認識

歷史演變的角度看,文化從表示物質性的過程逐步演變為比喻性地指代精神生活的東西。

人類學的角度看,文化“既暗示著規範,又暗示著“自然生長”。

政治學的角度來看,文化所做的事,從我們宗派主義的政治自我中蒸餾出我們共同的人性,從理性中贖回精神,從永恆中獲取暫時性,從多樣性中採集一致性。

文化危機

目前的世界文化正處於一個在空洞的普遍性和狹窄的排他性、全球市場力量的無政府狀態和反抗這些力量的地方差異的時尚之間掙扎的世界。

文化戰爭

隨著全球化和商品化的發展,文化出現了很多分化和整合,並且在分化和整合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難以調和的矛盾,這些矛盾通過文化戰爭表現出來。

文化與自然

自然與文化的存在是辯證統一的,文化不是簡單的代替自然,反倒是以既必須又多餘的方式補充自然,我們並非生就是文化的存在,也不是自足的自然地存在,而是具有這樣的無助的物理性質的造物:如果我們要生存下去,那么文化就是一種需要。

主要著作

1.Criticism and Ideology: A Study in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London:New Left Books, 1976

2.Marxism andLiterary Criticism. London: Methuen,1976

3.Walter Benjamin, or towards a Revolutionary Critic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81

4.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1983

5.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From the Spectator to Post-structur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84

6.Ideolog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1

7.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 Oxford: Blackwell,1996

8.The Idea of Culture. Oxford: Blackwell, 2000

9.On evil:Yale University Press,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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