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是指1967年北京一度存在一個名為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的極左組織，利用五一六通知散發反對周恩來的傳單。後毛澤東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一場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運動，大批無辜幹部民眾被迫害。
周恩來在文革中所謂的“五一六分子”，是指在風雲瞬間變幻的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鬥爭和民眾運動中，被“懷疑一切”的狂潮鼓動起來的一批造反派紅衛兵而已。他們的主要目標，是“炮轟周恩來”，認為周恩來為代表舊政府機構是“又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是“二月逆流”（鎮壓“造反派”）的總後台。所以他們要打倒這“中國第二個赫魯雪夫式的個人野心家”，解決“新文革與舊政府的矛盾。”這一方面是因為周確實竭力保護他這些老部下；另一方面，周又在全國鎮壓了不少造反派（如湖南“湘江風雷”），引起部分省市造反派的強烈反彈。毛澤東及其“文革派”在一開始便堅決反對並阻止了“五一六兵團”炮打周恩來的行動。從1967年八月至九月間，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近十次點名“五一六”為“反革命組織”，宣布“要堅決鎮壓，要立即逮捕”。
始末
“文化大革命”期間，從中央機關到各地方機關，曾發生自上而下大規模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運動。一時間，全國黨政軍機關、學校興師動眾，全力投入清查運動。成千上萬的幹部、學生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遭到長期隔離審查、批鬥、監督勞動，喪失人身自由，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
五一六分子所謂“五·一六”反革命集團，是原北京一度存在的一個名為“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的人數很少的極左小組織。他們利用1967年5月“五·一六通知”在報刊上公開發表的機會，打著貫徹這一通知的旗號，建立秘密組織，進行秘密活動。散發題為“揪出二月黑風的總後台──周恩來”、“周恩來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周恩來是毛澤東主義的可恥叛徒”等反動傳單和標語，並將這些傳單和標語張巾在北京一些繁華市區。
北京廣大民眾對這些人攻擊周恩來的醜惡行徑表示極大憤慨，紛紛自發進行反擊，要求嚴懲這批“歹徒”。
1967年9月8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發表的姚文元的《評陶鑄的兩本書》一文中加了一段話：“現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採用了這個辦法，他們用貌似極‘左’而實質極右的口號，颳起‘懷疑一切’的妖風，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挑撥離間，混水摸魚，妄想動搖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所謂‘五.一六’的組織者和操縱者，就是這樣一個搞陰謀的反革命組織。應予以徹底揭露。”“這個反革命組織的目的是兩個，一個是要破壞和分裂以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一個是要破壞和分裂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支柱―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次公開在報刊上提出要在全國徹底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
可是林彪、江青一夥接過清查“五·一六”的口號，極力誇大這個反動小組織的力量和活動，任意擴大範圍，千方百計地混淆和轉移清查目標，以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們一方面大肆鼓吹查組織、追表格，強迫“坦白交待”，以製造擴大化；另一方面，又藉機把許多反對“中央文革”、反對林彪、江青一夥的幹部、民眾打成“五·一六”分子。由於所謂“五·一六”的標準，就是毛澤東提出的兩條：“一是要破壞和分裂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一是要破壞和分裂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偉大的人民解放軍”。這兩條從原則上講並不錯，因為“破壞和分裂”黨中央和人民解放軍還不反動、還不要打侄倒嗎？但是，第一，什麼是“破壞和分裂”並沒有準確的界定；第二，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包括哪些人，反對某些元帥和將軍是否算“分裂”解放軍？也沒有明確的規定。因為這兩條有很大的隨意性，可以予完全不同的解釋。因此，有些地方或單位的兩派組織乘機互相攻擊、互指對方為“五·一六分子”；也有恢復工作的領導幹部或軍隊支左人員，把他們認為是攻擊周恩來，反對黨中央，反對解放軍的狂熱極左派，當作“五·一六分子”加以打擊，情況頗為複雜。在所謂“紅色恐怖”下，有的單位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甚至負責清查工作的專案人員也被咬成“五·一六分子”。大批幹部和民眾在身體和精神上遭到嚴重摧殘。
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專案領導小組，陳伯達（後被列為“五一六”陰謀集團的操縱者）任組長，公安部長李震（後因此事件自殺身亡）為辦公室主任，謝富治、吳法憲為領導小組成員。
五一六反革命集團分子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進一步在全國大規模地開展清查“五一六”運動。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通知說：“國內外階級敵人同我們的鬥爭是很複雜的，反革命秘密組織決不是只有一個‘五一六’”，鼓動人們去抓更多的“反革命”，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運動。
1970年10月，毛澤東作出批示：“‘五一六’問題不能一風吹，有些單位己經一風吹了，例如（北京）外語學院。”
1971年2月8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建立‘五一六’專案聯合小組的決定》。專案聯合小組以吳德為組長，李震為副組長，組員有13人。《決定》指出：在清查過程中“要防止擴大化，又不要一風吹”。此後，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運動更加“深化”。
後來的發展更具有諷刺性，九屆二中全會後，身為特偵組長的陳伯達，竟被列為“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操作者。“9.13”事件後，林彪被名列操作者的首位。中央“五·一六”特偵組辦公室主任、（公安部長李震也在公安部地下室）自殺身亡。如此混亂不堪的“清查”，自然難以進行下去，只好不了了之。這種隨意製造出來的“階級鬥爭”，使數以百萬計的幹部和民眾，經受了一場莫名其妙的痛苦和災難。
這場清查運動一直持續到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之後不了了之。
清查運動不僅嚴重擴大化，而且演變成全國性的兩派民眾組織大混戰。
“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背景資料
1967年六月十八日，北京鋼鐵學院張建琪、北京外語學院劉令凱等人組織此紅衛兵組織，組建時不超過100人。炮打周恩來，攻擊周為“二月逆流”的黑後台。該組織的活動立即受到毛澤東和中央的關注，予以取締，並逮捕張建琪、劉令凱等人，押送至天津寧河縣茶淀清河勞改農場改造。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張建琪在勞改農場高喊反毛口號，張被再次逮捕，加判15年徒刑。
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從1970年初至1974年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清查“五·一六分子”運動。全國約有300萬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外交部3000名職工，竟有1500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毛澤東的女婿孔令華、聶榮臻女婿丁衡高等也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許世友在南京抓了20萬名“五·一六分子”。在清查“五·一六分子”運動中，手段之殘酷，時間之漫長，涉及面之廣，逼死逼瘋逼殘的人之多，為文革其他運動所未有。毛澤東在運動中不斷發指示：罪行不在大小，關鍵在於態度；革命的學生要聯合，打倒反革命516；林彪則發指示:抓516一個都不能放過;在這“一個都不能放過”的指令下，寧可錯抓百萬，不可放走一人。許多完全無辜的人、對周總理甚是敬仰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搞得他們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所以這是文革中最大的冤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