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隔都地圖，該區域用黑線標出難民們住進了該市最貧窮、最擁擠的區域。當地猶太人家庭和美國猶太人慈善團體向他們提供了庇護所、食物和衣服的援助。雖然日本方面的限制逐漸增加，但是並沒有在隔都周圍築起圍牆，而且當地許多中國居民的生活條件也同樣惡劣，他們也沒有離開這一地區。
背景
1930年代的德國猶太人
在1920年代末，大部分德國猶太人都忠於德國，融入德國文化，而且相對比較富裕。他們在德國軍隊服役，投身於德國科學、商業和文化的每一個領域。1933年，納粹在選舉中獲勝後，開始了政府發動的排猶運動，如1935年制定了《紐倫堡法案》，以及1938年的水晶之夜，迫使德國猶太人逃亡海外，尋求庇護。但是正如哈伊姆·魏茨曼在1936年寫的，“看來世界將要分為兩部分 — 猶太人不能生活的地方，以及他們不能進入的地方” 正如1938年7月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在法國召集的討論猶太難民問題的埃維昂萊班會議所證明的，在1930年代末，要找到一個向猶太移民開放的目的地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Dana Janklowicz-Mann說，
“猶太人被趕出來，關進集中營。他們被告知限期離開 — 2周，一個月 — 如果能找到一個國家願意接受。他們的妻子和朋友苦苦掙扎，想搞到護照、簽證或任何東西，幫助他們出去。但所有國家的大使館，包括美國，都向他們關閉了他們的國門。… 在維也納開始流傳 … ‘有一個地方不需要簽證就可以去。他們可以自由進入。’ 這個傳言像火一樣傳播開來，所有人都想得到這個機會。”
1937年以後的上海
上海公共租界是在《南京條約》後形成的，警察、行政和護照管理都由外國自治機構執行。1937年淞滬會戰以後，該市被日本占領，而日軍和中國維新政府在該區域內沒有建立護照制度。上海港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既不需要簽證也不需要護照就允許進入的地方。根據中國和歐洲國家之間的不平等條約，簽證只在訂票離開歐洲時才是必需的。
在大批德國猶太人到達上海時，已經有2個猶太社團定居在這座城市：富裕的巴格達猶太人，包括嘉道理和沙遜家族，和1917年十月革命後逃亡來此的俄國猶太人。
杉原千畝和何鳳山
許多俄國猶太社團得到日本駐立陶宛考納斯領事杉原千畝的解救，其中有歐洲唯一在大屠殺中倖存下來的。他們設法乘坐火車穿越遼闊的俄國逃亡，來到上海隔都。
與此類似，數千名奧地利猶太人被中國駐維也納總領事何鳳山解救，他在1938－1940年期間，抵抗他的上司中國駐柏林公使陳介的命令，向猶太人簽發了數千張簽證。
德國猶太人的來到
難民們設法買到從熱那亞啟程的豪華的日本輪船船票，在為時三周的旅行中，瘋狂的吃喝玩樂 — 在德國的迫害與骯髒的上海隔都之間 — 實在是超現實主義的。一些乘客企圖不安時刻表離開埃及，希望秘密進入英屬巴勒斯坦。
1938年8月15日，第一名來自奧地利的猶太難民乘坐義大利輪船抵達。到1939年6月，已經到達了8,200名猶太難民。
維克多·沙遜和Paul Komor建立的歐洲移民國際委員會（IC），以及嘉道理創辦的援助歐洲猶太難民委員會（CFA），提供了大量必需的援助。這些組織在虹口準備了房屋，這裡的房租比公共租界或法租界便宜。供給他們的是破舊的房間，以及6個學校改建的難民營。占領上海的日本人將德國猶太人視為無國籍者。
大部分難民在1937年以後到達。1939年，對移民的限制增加了；不過，許多猶太人繼續抵達，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
隔都中的生活
當局尚未準備好接受大批移民，抵達的難民則必須面對窮困的虹口區艱難的生活條件：每個房間要住十個人，接近飢餓，可悲的衛生狀況和不足的就業機會。
巴格達和後來的美國猶太人 Joint Distribution 委員會 (JDC) 提供一些居住和食品援助。雖然面對語言障礙、極端的貧困、蔓延的疾病和隔離，難民們在福利機構的支持下，還是建立了一個生機勃勃的社區。猶太人的文化生活相當繁榮：開設了學校，出版了報紙，在劇院上演戲劇，運動隊參加訓練和比賽，甚至餐館中的歌舞表演也興旺起來。
珍珠港事件以後（1941–1943）
日本軍隊襲擊珍珠港以後，富裕的巴格達猶太人（許多是英國公民）被捕入獄，而美國慈善基金也停止了。由於和美國的聯繫中斷了，失業和通貨膨脹惡化，難民們的生活更加艱難了。
進一步的限制（1943–1945）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形勢的加劇，納粹德國向日本增大了壓力，要求移交上海猶太人。Warren Kozak描述了一段插曲，說到上海的日本軍政府傳喚猶太社區領袖，其中包括 Amshinover 拉比 Shimon Kalish。日本長官很好奇：“為什麼德國人這么恨你們？”
“Kalish拉比知道他的回答關係到猶太社團的命運，他沒有猶豫，用意第緒語告訴翻譯：“德國人仇視我們，因為我們是東方人。”（Zugim weil mir senen orientalim）日本長官原來一直板著的面孔，這時變成了微笑。不顧軍事同盟，他沒有答應德國人的要求，始終沒有移交上海猶太人”。
1942年11月15日，批准了受限制的猶太人隔都計畫。1943年2月18日，日本當局宣布成立“無國籍難民指定區”，要求在1937年以後來滬的無國籍難民必須在3個月內（截止到5月15日為止）將住所和事業都遷移到這個面積為1平方英里的區域。
大衛·柯蘭茲勒博士說：
“因此，16,000名難民中的大約一半，他們已經克服了巨大障礙，在隔都外找到了生計和住處，又再次被迫離開住所和生意，重新安置在一個不到一平方英里的擁擠、骯髒的區域，那裡估計有100,000名中國人和8,000名難民。”
雖然頒發了去隔都外面工作的臨時通行證，但在第一年以後，批准變得專橫武斷，並被嚴厲地縮減。不過，事實上中國人並沒有離開虹口隔都，這意味著猶太人沒有被隔離。經濟狀況仍在惡化；心理上對隔都的適應是困難的；1943年冬天是嚴峻的，飢餓相當普遍。美國空軍對上海的空襲開始於1944年。破壞最嚴重的一次發生在1945年7月襲擊虹口區日本無線電台時，當時有31名難民被炸死，500人受傷，700人無家可歸。 上海隔都里的一些猶太人參加了抵抗運動。他們參加了一個獲取和傳播信息的地下網路，涉及破壞日本的建立，並幫助降落的美國飛行員逃到中國管理區域。
解放以後
1945年9月3日，隔都正式解放，耽擱了一段時間以後，允許中國軍隊接管解放了的上海。在1948年以色列 成立以及1949年中國國民黨失敗以後，幾乎所有上海隔都猶太人都離開了。到1957年，只有100人還住在那裡，今天那裡幾乎已經沒有猶太人了。
以色列政府將國際義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的榮譽頒發給杉原千畝（1985年）和何鳳山（2001年）。
1992年，中國和以色列建交以後，以色列人和上海之間的聯繫已經以多種方式為人所知。2007年，以色列駐上海總領事館代表26個以色列公司向虹口區裡的社區項目提供捐款66萬元人民幣，藉以感謝當年隔都為猶太人提供的安全港。
相關
《上海隔都》是一部2002年拍攝的關於上海隔都歷史的紀錄片，製片／導演是Dana Janklowicz-Mann和Amir Mann，解說是奧斯卡獎得主馬丁·蘭道（Martin Landau）。片中採訪了一批當事人，背景音樂採用了中國二胡音樂，達到如泣如訴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