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孤島”文學
正文
出現在抗日戰爭前期上海這個特定地區特定階段的文學運動。1937年11月12日,中國軍隊撤離上海,上海淪陷，但在這片淪陷區中間，還有屬於英美勢力範圍的公共租界和屬於法國勢力範圍的法租界未為日本侵略者控制，這兩個租界當局，由於和日本侵略者有利益衝突，在一些問題上採取中立政策。留在上海的中國作家，利用這種微妙局勢，採取合法鬥爭和非法鬥爭相結合的方式，堅持抗日愛國的文學運動，這塊土地被稱為孤島，發生在這裡的文學運動被稱為孤島文學運動。這種局面共持續了4年又一個月，1941年12月8日，日軍於發動太平洋戰爭的同時，進占上海租界，孤島文學運動也被迫終止。
孤島的特殊形勢使孤島文學具有自己的特色。它緊逼日本侵略者和漢奸賣國政權活動的中心南京，這裡的文學反映形勢迅速，揭露敵人的陰謀及時,戰鬥性強,表現的形式巧妙多變，同時民眾文藝也蓬勃開展。《魯迅全集》在抗戰爆發前遭到國民黨重重刁難而無法出版，這時卻在這裡出版了。在國民黨統治區也很難想像能與讀者見面的、最早系統地報導中國紅軍真實情況的《西行漫記》和《續西行漫記》，也在這裡出書。南社的柳亞子、文學研究會的鄭振鐸、王統照、耿濟之、夏丐尊，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骨幹阿英、王任叔、梅益、於伶，以及魯迅夫人許廣平等，都繼續從事文學創作，並參加各種愛國活動。巴金有一段時期也在孤島從事寫作。
在這裡先後出版的各種文學叢刊、期刊和副刊不下百種。綜合性文藝刊物如《新中國文藝叢刊》、《文學集林》、《奔流文藝叢刊》、《奔流新集》、《文藝界叢刊》、《戲劇與文學》、《文藝新聞》、《文藝》、《魯迅風》,散文刊物如《宇宙風乙刊》、《蕭蕭》,雜文刊物如《雜文叢刊》,戲劇理論刊物如《劇場藝術》,都是這個時期具有全國影響的刊物。文學副刊則有王任叔先後主編的《譯報·爝火》、復刊初期階段的《申報·自由談》，柯靈先後主編的《文匯報·世紀風》、《大美報·淺草》、《正言報·草原》，王統照主編的《大英夜報·七月》等，《譯報》上的綜合性副刊《大家談》也刊登一些文學作品。由茅盾和樓適夷先後主編的《文藝陣地》，名義上在廣州和香港出版，實際上1至4卷的大部和隨後出版的兩期《文陣叢刊》(在大後方發行,仍繼《文藝陣地》卷次編號),仍在上海秘密編輯以至排印。
上海“孤島”文學孤島雜文，是孤島政治和社會的一面鏡子，表現孤島文學特色最為突出,這裡乃至全國發生的重大事件,在雜文里幾乎都有反映。而巴人（王任叔）、周木齋、應服群（林淡秋）、唐弢、柯靈等，成為這一時期雜文作家的中堅，《邊鼓集》、《橫眉集》以及收在北社主編的《雜文叢書》里的一些雜文集，代表著當時的雜文藝術水平。
民眾性文學活動蓬勃開展的另一領域是報告文學。1939年，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曾經有計畫地發動過一次大規模的文藝通訊運動，從而湧現出一批民眾性的報告文學，並一度出版文藝通訊的專門刊物《野火》和《春風》。孤島時期民眾性報告文學第一批成果，反映在由梅益、林淡秋等人主編的《上海一日》里。
這時期在文學的其他領域，也有不少新成就。著名學者陳望道在美學研究方面的新成果;小說作家師陀(蘆焚,也兼寫劇本)、林淡秋、鍾望陽(兼寫兒童文學作品)、羅洪;兒童文學作家賀宜、包蕾;詩人朱維基、錫金、關露；散文作家王統照(兼寫詩歌)、陸蠡；翻譯家董秋斯、胡仲持、姜椿芳、傅雷、滿濤等，都作出了貢獻。通俗文學方面,趙景深的大鼓詞《平型關》,曾受到稱道。鴛鴦蝴蝶派作家中，包天笑為《文林月刊》撰寫的連載長篇小說，周瘦鵑的短篇小說《南京之國》等，以及秦瘦鷗反映軍閥統治的《秋海棠》，都有一定的影響。
鄭振鐸、王任叔、孔另境主編的《大時代文藝叢書》是孤島上少有的一套有質量的文藝叢書。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繼續在這裡編輯出版。文藝理論和魯迅研究方面,巴人的《文學讀本》(後改名《文學初步》和《文學論稿》),是中國試圖用馬克思主義文學基本原理和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的思想闡述文藝問題的最早著述之一；平心的《論魯迅的思想》（後改名《人民文豪魯迅》），以及巴人的《論魯迅的雜文》，都是影響比較大的魯迅研究的著作。
惡劣的政治環境，並沒能阻止文藝新兵的不斷湧現。文藝理論家王元化（洛蝕文、方典、何典），小說散文家谷斯范、程造之、吳岩、束紉秋（越薪）、黃裳（宛宛）、何為、徐開壘、劉以鬯、董鼎山，文學翻譯家草嬰、辛未艾、任溶溶、董樂山，詩人華鈴等，都是先後在此時此地開始文學創作和翻譯活動的。
孤島文學雖然地理環境特殊,但孤島不孤,它和延安、皖南、蘇北抗日根據地,和“大後方”、“小後方”,和香港乃至海外愛國華僑經常保持著聯繫。那些地方常有關於孤島文學的介紹和評述，而孤島的報刊，更經常刊登來自上述各地的通訊報導和作家作品。上海孤島文學是中國抗戰時期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