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二○事件

七·二○事件

七·二〇事件,又稱武漢事件,是1967年7月,毛澤東、周恩來親臨武漢試圖解決湖北文革問題;湖北省軍區獨立師部分指戰員和武漢民眾組織百萬雄師,抵制中央處理問題精神,衝擊武漢軍區和武漢東湖賓館,揪斗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在全市武裝遊行示威,批判中共中央文革路線與政策,形成在文革發展變化中有重大和深遠影響的七·二○事件。

基本信息

簡介

“七二零事件”,又稱武漢事件,是1967年7月20日,武漢發生的一派民眾組織質問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員王力等人的事件,在當時被誣為“反革命事件”。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它又是林彪江青等在武漢製造的打擊武漢軍區及一派民眾組織的反黨亂軍事件。四人幫倒台後,1978年11月,中共中央批覆湖北省委、省革委、武漢軍區報告,為“七二零事件”中遭受迫害的民眾,以及當時同情、支持這些民眾組織的幹部、民眾及家屬,一律平反,恢復名譽。

背景

七·二○事件七·二○事件
1967年2月初,軍內“造反派”強行占領漢口紅旗大樓,接管設在大樓內的長江日報社,2月8日,易主的《長江日報》發表了《關於武漢地區當前局勢的聲明》(即《二八聲明》)提出:“全武漢、全湖北要大亂、特亂、亂深、亂透……”武漢軍區又於1967年2月28日發表《嚴正聲明》(即《二·二八聲明》)派軍隊重新“接管”紅旗大樓。
1967年3-4月份,武漢地區的兩大派民眾組織“工人總部”和“百萬雄師”之間的鬥爭日趨激烈,規模不斷擴大並時時伴有武鬥,衝突白熱化導致流血事件頻頻發生。
1967年7月,毛澤東周恩來謝富治王力等來到武漢解決兩派組織的問題。這是毛澤東在文革中唯一一次乘坐飛機出行(駕駛員是潘景寅)。在毛澤東的指示下,周恩來親自聽取匯報,協調兩派的關係,使問題逐步走向解決。

經過

七·二○事件七·二○事件
1967年7月18日晚,周恩來因要事返京。王力、謝富治乘機公開去“工人總部”的據點發表了帶有傾向性的講話,表示支持該派的主張,把“百萬雄師”說成是保守派,並接受佩帶“工總”的袖標。之後,“工總”派立即出動廣播車上街,播發王力講話的錄音,從而激起了“百萬雄師”民眾及武漢軍區部分指戰員的極大憤慨,武漢局勢急劇惡化。
1967年7月20日晨,“百萬雄師”的民眾及其湖北省直機關的幹部、解放軍湧進王謝駐地,要求他們回答問題,但遭到拒絕。於是,一些民眾衝進去抓住王力,塞進汽車,拉到武漢軍區大院,在民眾集會上對王力進行質問和批判。武漢軍區負責人在周圍保護王力的安全,不久王力即被轉移到二十九師部。鑒於武漢的局勢,當日毛澤東離開武漢。這時“百萬雄師”的民眾紛紛走上街頭,數千輛大卡車載著頭戴柳條帽、手持長矛的工人、農民,以及駐漢部隊指戰員排成四路縱隊,舉行示威遊行,反對中央代表團王力等人的行徑,高呼“打倒王力”的口號,震驚了全國。
1967年7月22日,江青對河南省民眾組織講話時,首次提出“文攻武衛”口號。7月23日,“文攻武衛”口號登在《文匯報》上,從此全國武鬥急劇升級,衝擊軍隊、搶掠武器、槍枝的事件不斷發生。林彪、江青污衊這次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反革命政變”,並藉此攻擊武漢軍區負責人陳再道等人。武漢大學造反派組織召開大會,揭發聲討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並成立“斗陳辦公室”,將鬥爭矛頭指向中國人民解放軍。武漢地區兩大派系的武鬥逐步升級,武漢大學內的“農奴戟”戰鬥兵團(龍派)和“虎山行”戰鬥兵團(虎派)亦相互攻擊。是日,造成較大規模的衝突。

結果

周恩來平息七·二○事件周恩來平息七·二○事件
1967年7月25日,林彪、江青、陳伯達等人組織在北京召開百萬人民眾大會,“歡迎謝富治、王力勝利歸來”(實際上兩人算逃回北京)。並在全國報刊上公開提出“打倒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口號,在全國各地掀起了“揪軍內一小撮”而衝擊軍事機關的反革命浪潮,都表示大力支持武漢地區革命造反派,堅決打倒“百萬雄師”中的一小撮壞頭頭。26日,哈爾濱市30萬軍民舉行了所謂聲援武漢“革命派”的大會,並進行了遊行示威。
1967年7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給武漢市革命民眾和廣大指戰員的一封信》,支持造反派打倒陳再道。同日,撤銷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政委鍾漢華的職務。武漢軍區所轄獨立師被打成“叛軍”,徐向前元帥等人被誣為“黑後台”。
湖北全省在“七·二○事件”後被打傷殘打死的幹部、軍人、民眾達184090餘人。四人幫倒台後,中共對“七·二○事件”中遭受迫害的民眾,以及當時同情、支持這些民眾組織的幹部、民眾及家屬,一律平反,恢復名譽。

影響

七·二○事件是文革鬥爭矛頭轉向軍隊的標誌。作為中共中央最高喉舌的《紅旗》雜誌發表社論指出“要揪出帶槍的劉鄧路線”,指出文革分三階段,一階段是揪文化戰線黑幫(三家村等);二階段是揪黨政部門走資派;三階段是揪軍內走資派。但由於這一趨勢引發軍隊不滿,產生了反彈,江青等人由於估計到此舉可能引發不測之禍,終被放棄。中央文革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被抓(罪名是“反軍亂軍”“小爬蟲”),成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詩歌

這次事件前後產生了很多詩歌作品,最為著名的是武漢人吳克強所寫的《放開我,媽媽!》。此詩作於1967年6月,正是七·二○事件前夕。反映出了當時武漢激烈殘酷的武鬥流血衝突。高度概括濃縮了武漢以至全國,在運動衝擊、武鬥流血氛圍中,眾多人民民眾、青年人的生活境況。反映同期武漢大規模流血衝突的詩歌,還有《請松一鬆手——獻給抗暴鬥爭中英勇犧牲的戰友》(武漢呂涼)、《我在武漢大街上行走》(武漢小戰)、《紅旗大樓頌》(武漢李長生)、《在那天快亮的時候》(武漢朝輝)等。這些詩從全身心“投入”的角度,在一個側面反映出了這—衝突的激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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