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諫太宗十思疏》

《諫太宗十思疏》

《諫太宗十思疏》是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魏徵寫給唐太宗的奏章。唐太宗即位初期,因隋鑒不遠,故能勵精圖治。隨著功業日隆,生活漸加奢靡,“喜聞順旨之說”,“不悅逆耳之言”。魏徵以此為憂,多次上疏切諫,《諫太宗十思疏》是其中的一篇。圍繞“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的主旨,規勸唐太宗在政治上要慎始敬終,虛心納下,賞罰公正;用人時要知人善任,簡能擇善;生活上要崇尚節儉,不輕用民力。這些主張鞏固李唐王朝的統治,為出發點,使人民得以休養生息,有利於初唐的強盛。

基本信息

文章原文

版本一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

(圖)唐太宗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

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安,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易守之難乎?蓋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董之以為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

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游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宏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並用,垂拱而治。何必勞神苦思,代百司之職役哉?

版本二

(圖)《諫太宗十思疏》《諫太宗十思疏》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理,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董之以嚴刑,震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游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宏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豫游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
註:《舊唐書》《貞觀政要》中所載均為版本二,版本一為今教材所載。

文章譯文

我聽說過,要求樹木生長,就一定要加固它的根本;想要河水流得長遠,就一定要疏通它的源頭;想使國家安定,就一定要積聚自己的道德仁義。水源不深卻希望水流得長遠,根不牢固卻要求樹木生長,道德不深厚卻想使國家安定,我雖然十分愚笨,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更何況明智的人呢?國君掌握著帝王的大權重任,處於天地間至尊的地位,不考慮在安逸的環境中想到危難,戒除奢侈而厲行節儉,這也就象砍斷樹根卻要樹木長得茂盛,堵塞泉源卻希望流水長遠一樣啊!

凡是古代的君主,承受上天的大命,開始做得好的確實很多,但是能夠堅持到底的卻很少。難道是取得天下容易,守住天下就困難嗎?大概是他們在憂患深重的時候,必然竭盡誠意對待下屬,一旦得志,便放縱情慾,傲視他人。竭盡誠意,那么即使象吳、越那樣敵對的國家也能結為一個整體;傲視他人,那么骨肉至親也會疏遠得象過路人一樣。即使用嚴酷的刑罰督責人們,用威風怒氣恫嚇人們,結果只能使人們圖求苟且以免於刑罰,卻不會懷念國君的恩德,表面上態度恭敬,可是心裡並不服氣。怨恨不在大小,可怕的只是百姓。百姓象水一樣,可以載船,也可以翻船,這是應該特別謹慎的。

果真能夠做到:見了想要得到的東西,就想到知足以警戒自己;將要大興土木,就想到要適可而止以使百姓安寧;考慮到帝位高隨時會有危險,就想到要謙虛,並且加強自我修養;害怕驕傲自滿,就想到江海是居於百川的下游;喜歡打獵遊樂,就想到每年三次的限度;擔心意志懈怠,就想到做事要始終謹慎;憂慮會受蒙蔽,就想到虛心接納下屬的意見;害怕讒佞奸邪,就想到端正自身以斥退邪惡小人;加恩於人時,就想到不要因為一時高興而賞賜不當;施行刑罰時,就想到不要因為正在發怒而濫施刑罰。完全做到上述十個方面,擴大九德的修養,一定會得到很多補益。選拔有才能的人而任用他,選擇好的意見而聽從它,那么,聰明的人就會竭盡他們的智謀,勇敢的人就會竭盡他們的氣力,仁愛的人就會廣施他們的恩惠,誠實的人就會奉獻他們的忠誠。文臣武將都得到任用,就可以垂衣拱手,安然而治了。何必勞神苦思,代行百官的職務呢!

文章賞析

(圖)《諫太宗十思疏》《諫太宗十思疏》

第1段旗幟鮮明地提出中心論點:為人君者必須“居安思危,戒奢以儉”。文章開篇連用兩上比喻句“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來正面論證“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的道理。接著,緊承上文,用一個排比句從反面申述不居安思危的危害。

第2段:總結歷史經驗,並從創業守城,人心向背等方面論述“居安思危”的道理。“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揭示了歷代創業的君主難於守成的普遍規律。這是因為創業之難雖平庸之輩亦知其所以然,而守成之難即使是聖明之君也往往有所忽視。

第3段提出“居安思危”的具體做法,即“十思”。本段是全文重點,“十思”即十條建議。可以概括為“五戒”:“見可欲”、“將有作”指見到能引起自己喜愛的東西。就想到用知足來警戒自己,將要大興土木時,就想到適可而止,這是戒奢侈;“念高危”、“懼滿溢”兩條指考慮到身居高位。時時想到謙虛謹慎的修養自己的品德,懼怕自己驕傲自滿,就要想到胸襟寬廣像能容納滔滔江水的大海,這是戒驕傲;“樂盤游”、“憂懈怠”指外出遊獵要網開一面,適度而行,擔心做事懈怠,就要時時想著善始善終,這是戒放縱;“慮壅蔽”、“懼讒邪”指虛心容納下邊的意見,嚴格要求自己而疏遠斥退那些壞人,這是戒小人;“思所加”、“罰所及”指不要因個人的情緒變化而謬加獎賞或濫施刑罰,這是戒賞罰不公。總結“十思”,發揚“九德”,選拔人才,文武並用,則人君就不必勞神苦思,而可垂拱而治了。

創作背景

這篇奏疏寫於貞觀十一年(公元六三七年)。作者魏徵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敢於犯顏直諫的政治家。唐太宗登基後,開始一段是較有作為的,出現了歷史上有名的“貞觀之治”。因為他常以隋朝的暴政為戒,不敢過分使用民力。他曾說:“朕每臨朝未嘗不三思,恐為民害”(《資治通鑑》卷一○九二)。他做到了節私慾,明賞罰,聽取下級的勸諫,被人們譽為“從諫如流”的君主。可是,到了貞觀中期,生產有了較大發展,人民生活逐漸富裕起來,加上對外戰爭年年勝利,邊防日益鞏固,國威遠揚,在一片文治武功的歡呼聲中,他漸漸驕奢起來,忘記了“以民為本”,特別是漸漸忘記了隋朝滅亡的歷史教訓,對人民作威作福起來了。就從貞觀十一年這一年來看,他先下令修了飛仙宮,後來又詔令修建老君廟、宣尼廟;二月巡遊洛陽宮,六月巡遊明德宮,十月獵於洛陽苑,十一月又巡遊懷州,狩於濟源。老百姓為了服徭役,長年不能回家。為此有的大臣向他進諫,如監察御史馬周就曾在上疏中指出:“今所營為者,頗多不急之務”,百姓因“供官徭役,道路相繼”,“春夏秋冬,略無息時”而“鹹有怨言”(《貞觀政要》卷十)。他卻說:“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新唐書·魏徵傳》)。他不再象過去那樣高興地接受下級的意見了。他在生活上漸漸奢侈的同時,還有些崇尚空談,不務實際了。這點魏徵是看得很清楚的。如貞觀十一年,唐太宗巡遊洛陽宮,泛舟積翠池,看到隋煬帝揮霍民脂民膏修建的亭台樓閣,便大發議論說:“(煬帝)將行幸不息,民怨不堪”,“遂使天下怨叛,身死國滅”,看起來他似乎應該以隋為鑑了,但最後他卻洋洋得意地說:“今其宮苑盡為我有。”(《貞觀政要》卷十),並且照樣地“行幸不息”起來。又如要選撥人才,唐太宗說了千百遍,可是沒有象樣的行動。魏徵曾上疏說:“國家思欲進忠良,退不肖,十有餘載矣,徒聞其語,不見其人,何哉?蓋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貞觀政要》卷七)。就在唐太宗越來越忘乎所以,別的大臣都噤若寒蟬的情況下,魏徵卻在貞觀十一年的三月到七月這五個月中,連給唐太宗上了四疏,《十思疏》就是其中著名的一篇。(節選自《套用寫作》雜誌1992年第2期《一篇真實得體的奏疏》)

語言特點

“十思疏”是一篇駢文。唐代奏疏都習慣用駢文寫作,但此文與當時流行的駢文不同。在形式上它利用駢文的排比、對偶、表達真情實感,但又不囿於形式,不避散句,不咬文嚼字,不大量用典,沒有繁冗的引證。言之有務切中時弊,難能可貴,既有駢文的華美,整齊,又有散文的自然流暢,易於誦讀。

作者簡介

(圖)魏徵魏徵

魏徵(580—643),字玄成,巨鹿曲城人,後遷居相州內黃(今河南省內黃縣)。他是唐朝初年著名的政治家和歷史學家。隋朝末年,為避亂,曾一度出家為道士。後參加李密的反隋起義軍。李密失敗後,他降唐,輔佐唐高祖李淵和唐太宗李世民。拜諫議大夫檢校侍中,領導周隋各史的修撰工作太宗即位後,擢為諫議大夫,常召入內室詢以政事得失,魏徵知無不言,敢於直諫,史以“諍臣”稱之。曾主持《隋書》《群書治要》的編撰工作,《隋書》的序論及《梁書》《陳書》《齊書》的總論,皆出其手,時稱良史。 拜遷左光祿大夫,封鄭國公。貞觀十六年(642),魏徵染病臥床,唐太宗所遣探視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徵一生節儉,家無正寢,唐太宗立即下令把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為魏徵營構大屋。不久,魏徵病逝家中。太宗親臨弔唁,痛哭失聲,並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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