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
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
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
“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耳，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乾譽。”
譯文
對君子講信義,對小人施刑罰.刑罰定成死罪,是罪惡到了頂點,這又是小人中最厲害的了.寧可為了信義而死,不願苟且偷生,把死看得象回家一般,這又是君子中特別難以辦到的.
當唐太宗貞觀六年的時候,選取犯死罪的囚犯三百多人,釋放了讓他們回家,並約定時間叫他們自動回來接受死刑;這是用君子難以做到的事,希望最壞的小人一定做到.那些囚犯到了期限,終於自己回來,竟沒有一個失約的:這是君子難於做到的事,小人卻輕而易舉的做到了.這難道是近於人情的么 有人說:"罪大惡極,的確是小人了;但是等到對他施加恩德,就可以使他變成君子.因為恩德進入人心很深,能很快改變人們的氣質,所以出現了象這樣的情況."我說:"唐太宗之所以這樣做,正是為了求得這種聲譽啊.這樣看來,哪裡知道放囚犯回去,不是預料他們一定再回來以希望赦免,所以才釋放他們呢 又哪裡知道被釋放回來的囚犯,不是預料自動回來一定能夠赦免,所以才再回來的呢 料想囚犯一定回來才釋放他們,這是上面揣摩下面的情意;料想上面一定赦免他們才再回來,這是下面揣摩上面的心思.我只見上面和下面互相揣摩來造成這種聲譽,哪裡有什麼布施恩德和懂得信義呢 如果不是這樣,那么唐太宗向天下布施恩德,到這時已經六年了,還不能使小人不做罪大惡極的事;然而一天的恩德,卻能使他們視死如歸,保存信義,這又是講不通的理論啊."
既然這樣,那么怎樣做才好呢 我說:"釋放了回來的,把他們殺掉而不赦免;然後再釋放一批,他們又回來了,這樣才能知道是布施恩德所造成的.然而這是一定不會有的事啊.至於釋放了能夠自動回來再加以赦免,只能夠偶然試一試罷了;如果屢次這樣做,那么殺人犯就都不會死了,這能夠作為天下經常的法律么 不能作為經常的法律,難道是聖人的法律么 因此,堯,舜和三王治理天下,一定根據人情,不標新立異來顯示高尚,不違背人情來求取名譽.
賞析
這篇政論文，字雖不過四五百，但立論新穎精闢，議論深刻嚴密，其寫作手法也頗有值得借鑑之處。
文章開始並不直設論點，而是先放開一筆，泛論君子小人之別，為全文的議論樹立了一個參照標準；同時也藏下暗筆，以“罪大惡極”暗照太宗釋囚不通情理，以“視死如歸”暗照死囚自歸不合情理。做到泛論不泛，緊扣論題。接著簡敘縱囚之事，斷以評議，又緊扣君子小人之別。據史籍記載，貞觀六年，唐太宗親自審查了三百九十名死囚，放他們回家，約定翌年秋天回來就刑。結果他們全都如期自動歸獄，太宗稱許他們知誠守信，免於死罪。歐陽修認為太宗以君子最高的標準去要求小人，是不通情理；死囚以小人最劣的品行而超越君子，是不合情理。因此以“豈近於人情”一句反問收緊，為全文定下基調，又為引出論點埋下伏筆。首段一放一收，一敘一議，令人心服地點出了縱因是違背情理之舉。
太宗此舉用意何在呢？中段作了深入剖析，但也未直論情理，而是拓開一層，先設一難。若論唐太宗。確不失為中國歷史上一位很有作為的皇帝，文治武功，空前顯赫。縱囚一事作為“貞觀之治”的政績之一，頗為人們稱譽，白居易《七德舞》詩就寫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人們一向認為太宗恩隆德厚，深入人心，小人能變為君子是恩德感化所致。歐陽修則透過現象看本質，一反前人的讚許，一針見血地指出太宗此舉旨在沽名釣譽。此論精警透徹，後人評謂“喝破太宗一生病根，刺心刻髓”。但舊說未破，則新論難立，下文便轉入層層辯駁。首先推勘太宗與死囚的心理活動，道破縱囚與自歸的動機各是邀取名聲與僥倖求生。這種心理分析並非主觀臆測，而是從客觀事實的不近情理推斷而出，深文曲筆，抉其隱微。清朝乾隆皇帝寫過一篇《讀縱囚論》，以其統治經驗補充說：太宗擅長權術，或會通過刑官獄吏曉以利害，歸獄可倖免一死，不歸則捕而誅之，累及親屬。雙方既然在互相窺測並利用對方的心理動機，以達到各自的目的，哪裡有恩德與信義可言。“烏有”一句既是反問，也是感慨，有力地揭露了太宗的虛偽。但還覺意猶未盡，再進一層，將太宗六年深德與一日淺恩相比，深者尚未能感化小人，淺者反倒能改變他們，其不近情理顯而易見。此用事實作反證。無可辯駁地證明了太宗縱囚並非出於開恩施德，死囚自歸也非出於感恩戴德。文章辯駁往復曲折，愈駁愈快，愈折愈警。至此，舊說已不攻自破，新論也確立不移。辯駁以立起，以破終，所以層層破舊，又句句立新；雖無一字提及情理，但處處不離情理，更以“不通之論”總收此段，與首段“不近人情”正相呼應。這一段運用設難駁詰，正辯反證等多種方法，嚴密周到地論證了縱囚是邀取名聲之舉。
統治者違背情理以邀取名聲，是否利於治國呢？這是末段議論的重點，也即本文的論題。文章同樣沒有直涉論題，而是先宕開一問，故作自答，以揭示施恩德與近情理之間的矛盾：歸而誅之，如再縱又歸，顯然不近情理；如再縱不歸，無從體現恩德，故以否定收斷。再跌進一層，故作退論。鏇以歸謬收束，也同樣揭示了上述這對矛盾：如果這種恩德屢施於小人，那就等於培植他們的僥倖心理，縱容他們殺人放火，更是不近情理。這兩層議論一開一合，緊扣上文，開句承接中段，合句照應首段，進一步把舊說駁得體無完膚，從而收住辯駁，從容不迫地步入正面議論，指出縱囚不近情理，非治國之法；不見恩德，非聖人之法。最後水到渠成，自然引出文章主旨。鮮明地表達了歐陽修順應人情、嚴肅法治的政治觀點。
這篇文章議論縱橫而不支離，文字平易而有韻味，全仗作者悉心布局，使章法跌宕綿密，文勢曲折流動。每段議論不是開門見山，直截了當，而是欲擒故縱，頓挫有致，最後以通段主旨收住。整篇結構也是如此，經過曲曲折折的議論，往往復復的辯駁，最後百川歸海，結出文意，將全文推向最高潮。讀至篇末，就仿佛遊覽名山走過崎嶇蜿蜒的山路，最後攀上雄偉峻拔的主峰，回首來路，領略更深，眺望前方，遙想萬千。再者，全文以情理、恩德為兩經，以太宗、死囚為兩緯，絲絲銜接，環環緊扣，明承暗接，前伏後應，使整篇議論交織一體，文勢流貫暢達。這篇文章充分體現了歐陽修散文“紆徐委備，往復百折，而條貫舒暢，無所間斷”（蘇洵語）的特色，在短小的篇幅內，或質疑，或答問，步步分析，層層辯駁，寫來卻從容不迫，縱收自如，竟似有洋洋萬言，令人耐讀。 （選自浙江教育出版社《古文鑑賞大辭典》俞灝敏 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