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像
原文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盪之鳴。其躍野，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言哥)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樂也者，郁於中而泄於外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
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敓，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
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
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以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
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耶？何為乎不明其善鳴者也？
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游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
東野之役於江南野，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譯文
孟郊像大概所有事物不得其平就要鳴，草木沒有聲音，風吹觸動它而鳴。水沒有聲音，風吹盪它而鳴。水波湧起，是被外力激起的；水流急速，是由於受到阻塞；水的沸騰，是由於用火煮它。鐘磬本來沒有聲音，敲擊它而鳴。人的發表言論也是這樣，有不得已的感受而後言論，他的歌唱是有思緒的，他的痛哭是有所懷抱的。所有從口中發出的聲音，大概都是由於有不平的吧！音樂，是把鬱結於內心的向外傾泄，選擇那些善鳴的器物而利用它們來鳴。鍾、磬、琴瑟、簫、笙、塤、鼓、木等八類樂器，是器物中善鳴的。天的四時也是這樣，選擇那些善鳴的來鳴。所以利用鳥在春天鳴，利用雷在夏天鳴，利用昆蟲在秋天鳴，利用風在冬天鳴。春夏秋冬推移變化，它們必定有不得其平的地方呀！對於人也是這樣的。人的聲音的精華是語言，文辭對於語言，又是它的精華了，尤其要選擇那些善鳴者而假用他們來鳴。在唐堯、虞舜時代，咎陶、大禹，他們是善鳴的，就用他們鳴。夔不能用文辭來鳴，而能自用《韶》來鳴。夏王太康敗德，他的五個弟弟用歌來鳴之。伊尹為殷商鳴，周公為周朝鳴。所有記錄在《詩》、《書》等六藝中的文章，都是鳴得很好的。周朝衰微，孔子等人為此而鳴，他們的言論影響巨大而深遠。解釋經義的書上說“上天要讓孔夫子成為製作法度曉諭人民的人”，這難道能不信嗎？在這之後，莊子用他那廣大而不著邊際的文辭來鳴。楚國是大國，它滅亡了，有屈原來鳴。臧孫辰、孟軻、荀況，是用儒家之道來鳴的。楊朱、墨翟、管仲、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這一班人，都是用他們的學說來鳴。秦朝的興盛，有李斯鳴之。漢朝的時候，司馬遷、司馬相如、揚雄是最善於鳴的。之後魏、晉時，鳴的人都趕不上古代，然而也未曾斷絕。就是其中那些善於鳴的，他們的聲音寡味而浮淺，他們的節奏頻繁而急促，他們的文辭無節制而悲傷，他們的思想鬆弛而放蕩，他們運用言辭雜亂而沒有條理。這是上天厭憎他們的品行而不予關注嗎？為什麼不鳴他們所善鳴的呢？
唐朝有了天下後，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都用他們的特長來鳴。生在他們後面的孟郊，字東野，開始以他的詩來鳴。他的詩中有的（水平）高於魏晉，努力不懈趕上了古人；孟郊詩歌之外的作品也接近漢的水平。跟隨我一起遊學的，李翱、張籍就更傑出了。這三個人的鳴確實很好，但還不知道天要調諧他們的聲音而使他們鳴國家的興盛呢，還是要使他們身受窮困飢餓，心思愁苦而自鳴他們個人的不幸呢？這三個人的命運，決定於天意。他們位高又有什麼可喜，他們位低又有什麼可悲？東野任職到江南，好像心有鬱悶而不能釋放，所以我用命運決定於天意的話來寬慰他。
孟郊
孟郊（751—814），字東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縣）人。中唐著名詩人。他壯年屢試不第，四十六歲才中進士，五十歲時被授為溧陽縣尉。懷才不遇，心情抑鬱。在他上任之際，韓愈寫此文加以讚揚和寬慰，流露出對朝廷用人不當的感慨和不滿。文章運用比興手法，從物不平則鳴，寫到人不平則鳴。全序僅篇末少量筆墨直接點到孟郊，其他內容都憑空結撰，出人意外，但又緊緊圍繞孟郊其人其事而設，言在彼而意在此，因而並不顯得空疏游離，體現了布局謀篇上的獨到造詣。歷數各個朝代善鳴者時，句式極錯綜變化之能事，清人劉海峰評為“雄奇創辟，橫絕古今”。
賞析
唐代散文大家韓愈以創作散文著名，他的《送孟東野序》又是用力之作，成為他的散文的名篇之—，選入《古文觀止》，更為著名。他對孟郊（字東野）特別推重，寫了《薦士》詩：稱，“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萬類因陵暴。”接下來就介紹孟郊：“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騖。”對這樣一位詩人，給他寫送別序，自然是很用力的。但對這篇序，卻有不同看法，這裡試就寫作角度來探討一下。
何悼在《義門讀書記》講《昌黎集》里說：“但吾終疑‘不得其平’四字，與聖賢之善鳴及鳴國家之盛處，終不能包含。此韓子之文，尚未與經為一耳。”就是說，這篇序的主旨有問題。這篇序的開頭說：“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那應該指有才能而受壓抑的人，感到不得其平而鳴。可是文章里講了當權的得意的人物，他們在歌頌國家的興盛。他們不屬於被壓抑而有不平的人物，“不得其平則鳴”好像不包括他們在內。這是說這篇的主旨同文中所舉的例證不合，有問題。但林雲銘的《韓文啟》里卻提出另一個意見。他說：“凡人之有言，皆非無故而言，其胸中必有不能已者。這不能已，便是不得其平。”“俗眼錯認‘不平’為不得用扼腕，何啻千里？獨不思篇中言皋陶，言禹，言伊尹，言周公，皆稱其鳴之善。其不平處豈亦為不得用而然乎？”他認為當權的得意的人有話不能不說，這也是不得其平則鳴。不得其平則鳴同當權者的歌頌盛明並沒有矛盾。吳楚材、吳調侯在《古文觀止》里說：“此文得之悲歌慷慨者為多。謂凡形之聲者皆不得已，於不得已中又有善不善，所謂善者又有幸不幸之分。”這裡講的，先說不平則鳴多數指悲歌慷慨，但這種善鳴又有幸不幸，幸指當權者的歌頌，不幸指被壓抑著的鳴不得意。以上三種說法，何體認為不平則鳴就指被壓抑者的鳴他的不得意，不能指得意者的歌頌：林雲銘認為只要有話不能不說都是不平則鳴。所以得意者的歌頌也是不平則鳴；二吳認為不平則鳴多數是指悲歌慷慨，但得意者的歌頌也可稱不平則鳴。
對這三種說法應該怎樣看呢？看原文：“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音，其皆有弗平者乎？”“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 在這裡，打雷是由於雨塊帶有多量異種電的雲相衝擊而成，是有不平的，風鳴是由於空氣的流動也有不平，鳥鳴蟲鳴大概為了求偶，不是什麼不平。人們的言語，高興時發笑歌，得意時發歌頌，都說不上不平則鳴。因此把各種鳴聲都說成不平則鳴，是不恰當的。韓愈為什麼這樣說？就是要安慰孟郊。孟郊處境窮困，要到江南去做溧陽尉的小官，他的不平則鳴，是鳴他的不得意。韓愈要安慰他，說不平則鳴不一定是可悲的，要是你得意了，進了朝廷，為朝廷歌頌，也是不平則鳴。這樣的安慰其實是不恰當的。孟郊的不平則鳴，是鳴他的有才而不得意。假使他進入朝廷，替朝廷歌功頌德，那就不屬於不平則鳴了。就“不得其平則鳴”這個主旨說，同文章中寫得意者的歌頌相矛盾，是有問題。這個問題卻並不損害這篇文章的成為名篇。
讀這篇文章，“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這個主要論點是激動人心的。這使人想起，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里憤激地提出：“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這個發憤著書的命題，到韓愈筆下，成為“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把內容擴大了。發憤著書，限於著書，能著書的人比較少。“ 不得其平則鳴”，能鳴的就多了，寫詩是鳴，呼號也是鳴，說話來鳴不平也是鳴，實際上是把發憤著書的命題擴大了，普及到所有有不平的人。因此，這篇文章光就他提出這一個命題，就可以成為名句了。這說明寫作要成為名篇，就要能提出激動人心的命題來。讀者接受了這個命題，自然要讀下去。碰到能發揮這一命題的話，自然能打動讀者，看到矛盾，不能發揮這一命題的話，自然划過去，不放在心上。經過讀者這樣去取，矛盾被拋棄了，能說明命題的被記住了，這樣，這篇文章在讀者的記憶中還是成為名篇。
文中寫歷代的善鳴者，有孔子之徒，有莊周，有屈原，有先秦諸子；漢有司馬遷、相如、揚雄；唐有陳子昂、李白、杜甫等。這些都可證實和加強不得其平則鳴這個主旨，最後歸到孟郊。這說明，寫文章，除了要提出有力的主旨以外，還需要有豐富的材料來加以證明，文章才有力量。反過來說，要是提不出有力的主旨，人云亦云，即使內容說得很妥貼，讀者看過也就忘掉，成不了名文。沒有豐富的材料，內容就嫌單薄，缺乏說服力，也不行。
韓愈這篇文章，還有一個特點。他論歷代的善鳴者，在先秦諸子中特別推重莊子，超出於其他諸子，把莊子與屈原並提。他這樣寫：
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
下面列舉墨翟、老聃、韓非、孫武等十四人稱為“以其術鳴”。這樣的寫法，正是把莊子突出，幾乎把他同當時被尊為聖人的孔子和偉大詩人屈原並列了。孟子和其他諸子都退在後面，這是韓愈的創見。在他以前，劉勰《文心雕龍·諸子》里，論到諸子文章的特色，像“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一段，提到管、晏、列子、鄒子、墨子等，就是沒有莊子，把莊子列在以上諸子之下，蕭統《文選》，不認為諸子是文。韓愈把莊子這樣突出，是有他的卓見的。再像說：“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把司馬遷放在第一，這也是他的卓見。劉知幾在《史通·六家》里就尊班固而貶低司馬遷，韓愈根本不提班固，而把司馬遷列在第一位，這是對司馬遷散文的極力推重。後來的古文家接受他的意見，也推重司馬遷，但又貶低相如、揚雄。他又推重相如、揚雄，這說明他的散文成就，在辭采方面又吸收了相如、揚雄，做到了“沉浸濃郁，含英咀華”，有他的特點。這是他的散文，同宋代歐陽修的散文平順通達的不同的地方。下面對魏晉作家，評為“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雜亂而無章。”這也顯示了他的獨特看法，根本不提人名。這種看法把魏晉作家貶得太低了，但也為後來古文家所接受，所謂“文起八代之衰”。在以上的敘述里，顯示出他對歷代作家的評價，有他的獨特見解。其中像推重莊子和司馬遷，更為卓見。這些卓見超越前人，也是這篇文章成為名文的原因之一。在寫法上，《古文觀止》里評為：“句法變換凡二十九樣。如龍之變化屈伸於天。”這是指他講各種鳴的寫法，確實有變化，是句法上的特點。這種變化是同他對歷代作家的評價不同結合的。
林紓在《韓柳文研究法》里又指出這篇文章的毛病。韓愈稱：“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林紓說：“陳子昂諸人，正以詩鳴者也。此數人既以詩名，則說到東野，不套用一‘始’字。”這是用詞不當。還有，把陳子昂、李白、杜甫不稱為以詩鳴，用來陪襯孟郊的以詩鳴，這樣來突出孟郊，不免把孟郊推得過高了。總之，這篇文章有毛病。但仍不失為名篇之—。說明決定文章的能不能成為名篇，還得看主旨有沒有創見，敘述有沒有提出新的見解來，有沒有新的表達法；要是主旨有創見，敘述有新的見解，又有新的表達法，即使文章本身有缺點，還是有可能成為名篇的。
特色
(1)運用比興手法,從物不平則鳴,寫到人不平則鳴.
(2)言在彼而意在此,體現了布局謀篇的獨到造詣.
(4)句式錯綜變化,文章波瀾起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