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主義從典範、語言和理性的觀點看》:《相對主義:從典範、語言和理性的 -百科知識中文網

內容簡介

《相對主義:從典範、語言和理性的觀點看》通過分析相對主義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如“典範”、“語言”、“理性”等，嘗試從根本上來說明相對主義是不成立的。首先“典範”不是拉卡托斯所理解的“硬核說”式的，而可以是其要素間具有“家族相似性”。所以典範是可供我們學習的範例，而非阻礙。其次，語言之間“不可通約”並不意味著溝通的徹底崩潰。真正的雙語人可以實現跨典範的理解，語言內部的創生能力也能夠克服“不可翻譯”。最後理性未必是層狀結構，而可以是網狀模型，所以價值觀層面的爭議也可以理性地討論。而且理性概念所蘊含的批判性，有助於我們對自己的典範始終進行批判反思，並使之更具開放性。作為案例研究，《相對主義:從典範、語言和理性的觀點看》也討論了中國科學的傳統、語言與理性等問題，並和西方科學傳統做了比較研究。

編輯推薦

《相對主義:從典範、語言和理性的觀點看》是由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
在科技與社會（STS）領域，清華大學學長中群星燦爛，新時期的清華大學人文日新，1985年成立了中國第一個STS研究機構，1995年發展為人文社會科學學院STS研究所，2000年組建了清華大學STS中心。
目前，清華大學STS中心（暨STS研究所）有科學技術哲學碩士和博士學位授予權，合辦核心期刊《科學學研究》，已然成為清華大學文科的重點學科，學科建設和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以“自然、科學技術與社會綜合研究”課題被列為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985重點項目為契機，在清華大學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我們組織編輯了這套《清華科技與社會叢書》，旨在不斷推出高水平STS研究成果、繁榮STS學術研究、推動STS學科發展。

第一章導論1
一、邏輯實證論的“原罪”1
二、相對主義與科學哲學的“新紀元”5
三、克服相對主義的現代意義9
四、論文的結構和重要術語的澄清12
第二章從典範的觀點看15
一、導論15
二、“典範”概念的哲學分析16
(一)“典範”概念的由來16
(二)庫恩之“典範”概念18
(三)和傳統的比附22
(四)典範的性質24
三、西方科學的典範轉移27
(一)典範轉移的歷時性27
(二)科學革命中的繼承32
(三)再論典範的性質——“硬核說”與
“家族相似說”37
四、作為典範的中國古代科學傳統41
(一)中國古代科學有無典範41
(二)世界觀43
(三)方法論44
(四)價值觀45
(五)符號通式48
(六)中國科學的典範轉移51
五、小結54
第三章從語言的觀點看57
一、導論57
二、邏輯實證論的語言觀57
目錄相對主義：從典範、語言和理性的觀點看三、“不可通約”概念的分析63
四、批評與回應65
五、現代語言學的觀點72
(一)索緒爾的語言學72
(二)喬姆斯基的普遍語法76
六、洪堡特的語言哲學78
(一)洪堡特論語言78
(二)洪堡特論漢語85
七、小結：語言的隔絕88
第四章從理性的觀點看92
一、導論92
二、理性與相對主義93
三、對待不同文化的諸多看法98
四、對文化相對主義的批評103
五、“理性”概念的分析108
六、理性的“層次結構”和“網狀模型”112
七、中國古代科學中的理性118
八、小結125
第五章結語127
一、“典範”概念是否導致相對主義127
二、文明衝突抑或學習130
三、徹底衝突的典範131
四、回顧與展望133
附錄張東蓀論漢語對中國古代思想的影響136
一、語言與基本關懷137
二、哲學思想140
三、範疇理論144
四、語言與邏輯151
參考文獻154

序言

一、問題的緣起《相對主義：從典範、語言和理性的觀點看》一書，是根據我在1997年1月至2001年1月在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攻博四年期間，所寫的博士論文《從典範、語言和理性的觀點看相對主義》修改而成。
研究起源於問題。我選擇相對主義（Relativism）這一問題作為我的博士論文，是因為它是現代西方科學哲學中主要問題之一。相對主義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普羅泰哥拉（Protagoras），但科學哲學中的相對主義產生，主要來源於20世紀60年代以來對邏輯實證主義的批判。它的主要觀點在於否定科學中的絕對“客觀性”與“理性”，認為客觀性與理性都是相對於典範（Paradigm）(或世界觀、文化、傳統、話語、視角)而言的，因此不同典範之間是不可比較的。它們具有相同的權利，一樣地好。
邏輯實證主義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活躍於維也納大學的一批學者提出的，它的核心人物有石里克(MoritzSchlick)和卡爾納普(RudolfCarnap)等人。他們從主張“科學的哲學”(ScientificPhilosophy)，反對傳統思辨哲學（speculativePhilosophy）出發，進而將研究的興趣專注於科學，最終形成了“科學哲學”(PhilosophyofScience)。他們的哲學觀點，不僅在哲學界大行其道，而且很受科學家的歡迎，有“正統哲學”或“標準觀點”之稱。
但是，用邏輯分析的辦法來處理所有的科學哲學問題，顯然是不充分的，會遇到很多邏輯困難。由於邏輯實證論強調用清晰的方法表達思想，因此他們的錯誤也以非常明顯的形式凸顯出來，遭到了後人的批評。
例如，蒯因(WillardVanOrmanQuine)批評了邏輯實證論兩個教條：(1)分析命題和綜合命題的二分法，分析命題的真值來自於意義，與事實無關，綜合真理則來自於經驗事實；(2)還原論，每個有意義的命題都等價於一些術語的邏輯建構，而這些術語可以指向直接經驗，即有意義的陳述可還原為直接經驗。
邏輯實證論的“意義標準”也受到了挑戰。由於具有難以克服的邏輯問題，邏輯實證論的“意義標準”從“可證實原則”改為“可證偽原則”，最終進一步放寬至“可驗證原則”。但“丘奇公式”(ChurchFormula)的出現，卻使得“可驗證原則”也難以實現。於是，意義標準從“可檢驗標準”發展到了“可翻譯標準”，並最終由亨普(CarlGustavHempel)提出了“網路結構”，認為有意義的不是單個的科學理論，而是整個理論體系。
相對主義：從典範、語言和理性的觀點看是否存在中立的觀察語言的問題，還牽涉到“可翻譯論旨”。根據這一論旨，相互競爭的理論可翻譯為中立的觀察語言，由中立的觀察語言來檢驗理論的真假；或者舊理論可以完整地翻譯為新理論語言，在新理論中得到完整說明，即舊理論可以視為新理論的某種極限形式。然而，“觀察—理論”的二分法受到了波普(Karlpopper)的批評，他認為“觀察滲透著理論”，因此沒有先於理論的中立觀察。蒯因的“翻譯不確定性”(IndeterminacyofTranslation)，以及庫恩(ThomasKuhn)的“不可通約”（Incommensurability）更是直接否定了“可翻譯論旨”。
邏輯實證論主張用邏輯語言或人工語言作為普遍語言，來分析和規範自然語言。並且將傳統哲學的謬誤歸咎於語言的不合邏輯地錯誤使用。邏輯語言作為普遍語言或規範語言的觀點，後來被原創者之一的維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本人所拋棄。他提出了“語言遊戲”(LanguageGames)的概念，認為邏輯語言只是諸多語言遊戲中的一種，不能涵蓋所有的自然語言。
邏輯實證論者希望用科學方法來說明科學的理性：符合科學方法的就是理性的，不符合科學方法的就是非理性的。卡爾納普試圖用歸納邏輯來作為科學方法：對於給定的證據，歸納邏輯可以計算出證據對理論的支持程度。但古德曼(NelsonGoodman)的“綠藍色(Grue)論證”表明，用“驗證程度”來建立歸納邏輯的辦法未必能夠成功。波普否認歸納法在科學的作用，並且承認科學發現“沒有邏輯的通道”，但他將“假說否證法”視為科學驗證的方法。“杜桓—蒯因論旨”(QuineDuhemThesis)則否認，單個假說可由觀察所否證。在缺乏了科學方法之後，還能怎樣說明科學是理性的呢？
邏輯實證論的理論困難，為種種“後實證論”(Postpositivism)思潮尤其是相對主義打開了方便之門。所以勞丹(LarryLaudan)稱邏輯實證論為相對主義的“先輩的原罪”(SinsoftheFathers)。
庫恩在1962年出版的《科學革命的結構》(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s)，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的。這本歷史主義的代表之作，最初是從科學史的角度討論“常規科學”與“科學革命”。但特定的歷史背景卻“時勢造英雄”，使之成為批判傳統科學哲學的轉折點，並使相對主義成為科學哲學的中心問題之一。
二、典範與相對主義
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庫恩提出了“典範”的概念。“典範”一詞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很遠。早在古希臘，柏拉圖就用它來指理念(Idea)作為實物的榜樣，我們所畫的圓就是將理想中的圓作為典範，模仿而成。在英文中，一個“典範”就是公認的模型或模式。它經常在文法中，用來表示詞形的變化規則，有重複套用的意思。德國物理學家、哲學家李希騰堡(G.C.Lichtenberg)在1789年用這個概念說明科學是有結構的。維根斯坦也提到了這一概念，他把存放在巴黎博物館的鉑制米原尺，作為長度計量的“典範”。
庫恩在使用“典範”概念時，定義得比較含混。它大致可以包括：(1)符號通式，即科學概念或術語，如牛頓力學的F=ma；(2)共同信念，它包括形上學的世界觀，如近代科學相信所有自然現象都是微粒運動及相互作用的結果，或是理論模型，如把電流想像為水的流動；(3)共有價值，科學共同體培養了科學家共同的鑑賞力，如用簡單性、一致性、精確性來判斷理論的好壞；(4)範例，例如普通物理的老師用演示實驗來表示物理學的基本概念。
庫恩認為，科學的發展就是在“典範”內部從事“解謎”活動的常規科學和“典範轉移”的科學革命，二者交替的結果。但他認為，擁有不同典範的科學家仿佛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因此“典範轉移”就像宗教皈依（Conversion）或心理學的格式塔(Gestaltswitch)轉變，要么一成不變，要么徹底轉變。
伴隨“典範”概念而來的還有“不可通約”概念。“不可通約”一詞最初來自古希臘。畢達哥拉斯學派（PythagoreanOrder）發現勾股定理之後，很快又證明了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斜邊和其直角邊，找不到某刻度的尺子來共同測量。因為等腰三角形的斜邊與直角邊的比為2的開方，不能寫成分數m/n(其中m、n均為整數)的形式。
庫恩借用這個詞來表示，兩個典範之間找不到共同的基礎，來理性地比較其高低。“不可通約”之意思可以分析為三個層面：(1)科學標準的不同(如什麼是科學的問題)；(2)概念的變遷(相同的概念有不同的含義)；(3)世界觀的差異(要么一成不變，要么整個轉變)。
“典範”及“不可通約”概念，對科學的“理性”與“客觀性”都提出了嚴峻的挑戰。邏輯實證論雖然通常更喜歡用“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來取代“客觀性”，並且把實在論這一類的討論當作形上學，存而不論。但邏輯實證論的觀點還是比較偏向實在論。而且按照邏輯實證論的想法，科學發展過程是科學理論的不斷積累，其實預設了科學理論是對經驗世界的真實描述，科學的發展就是對經驗世界的真實描述不斷累加。
波普雖然以“不斷革命說”取代了邏輯實證論的“累積說”，但他仍然保留了“逼真性”(verisimilitude)這一概念：新的理論比舊的理論更加逼近真理。因此，科學仍然可以視作對實在世界的客觀描述。他所提出的“三個世界”理論，更是充分表達了他對“客觀知識”的信仰。
但庫恩的“典範”概念，卻對“客觀性”形成了真正的挑戰。如果科學發展是典範發展與典範轉移交替進行，而典範之間又是不可通約的，那么我們如何說明新理論才是對實在的客觀描述？會不會舊典範更符合實在呢？例如古希臘的“原子論”曾經長時間地被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學說所壓倒，卻在近代化學中重新復甦。誰能保證我們今天的科學典範才是客觀實在，將來不會被新的典範所取代呢？
科學的“理性”也在“典範”、“不可通約”概念的衝擊下，出現了問題。因為“不可通約”概念否定了跨典範理性比較的可能性。首先，語言上的不可通約就阻礙了跨典範的溝通；其次，評價上的不可通約也否認了不同典範擁有同樣的標準或價值觀，可能按各自的標準各有各好，最終無法比較；最後，如果不同的典範是不同的世界觀，但沒有一個共同的世界觀來作為絕對參照系，那么所有的典範或世界觀都具有同等權利，無法做出理性的選擇。
因此，諾特丹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主任麥克穆林(EarmanMcMullin)承認，在“理性”的問題上，“三十年後，《科學革命的結構》仍給我們留下了議程。”
庫恩對科學的“客觀性”與“理性”的挑戰，促使了科學哲學中相對主義的興起。相對主義認為，沒有絕對的“客觀性”與“理性”，客觀性與理性都是相對於典範(或世界觀、文化、傳統、話語、視角)而言的，因此不同典範是不可比較的，它們具有相同的權利，一樣地好。
三、問題的意義
相對主義是現代西方科學哲學的中心問題之一。印第安納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的教授、美國《科學哲學》雜誌的主編考特格(NorettaKoertge)將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女性主義(feminism)和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三種思潮稱為科學哲學的“新紀元”。其實這些新思潮都涉及到相對主義的問題。
建構論又可稱為“社會建構論”（SocialConstructivism）。它與捍衛科學客觀性的反建構論主要分歧就在於：科學知識是客觀的還是科學共同體的建構。建構論認為所謂的科學知識，也就是科學共同體共同接受的信念。因此，科學知識的建立，就是相信這一理論的科學學派戰勝反對派的結果。但這一結果並不是客觀的、必然的，而是偶然的、社會性的。如果反對派別的人數更多，效率更高，在爭論中占了上風，那么科學知識也就隨之逆轉了。
而反建構論者認為，科學研究中的社會因素不會影響科學知識的客觀性。科學更多具有的是自然本性而非社會本性。某個科學家可能是為了教職或是金錢而從事科學研究，科學的社會建制在某些時候也可能阻礙了科學的發展，但並不因此影響科學知識的客觀性。
但問題是，我們如何知道科學知識是客觀的呢？庫恩的“典範”概念以及伴隨產生的相對主義問題，徹底動搖了科學的“客觀性”：既然不同的典範是不同的世界觀，而典範之間又是“不可通約”的，那么誰能保證現在的典範才是客觀的，將來不會被新的典範所取代呢？因此建構論的產生，與庫恩對傳統科學哲學的批判有著密切聯繫，和相對主義的問題是分不開的。
女性主義認為，女性有獨特的認知方式。這一認知方式雖然被占據科學主流的男性科學家所壓制，但也幫助了女性科學家取得卓越成果。她們重視“陰性”價值，如主體性、合作、情感、移情等；主張為了女性在科學研究中獲得平等地位，不僅女性要改變，科學自身(如課程、實驗室、理論、研究綱領等)也要相應變化。
女性主義的發展壯大，其實也和相對主義有著密切聯繫。如果按照傳統科學哲學的觀點，自然科學是對世界的惟一的客觀描述，那么女性主義最多只能豐富科學研究的主題，但不會影響科學內容的客觀性。相對主義否認了人類對世界可以有客觀的、惟一的描述。既然沒有了客觀的“看”(see)，只有不同視角的“看作”(seeas)。而這些視角之間又是“不可通約”，享有同等的權利。這裡沒有對錯之分，只有視角不同。女性主義為看待世界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因此理應和傳統科學所提供的男性視角享有同等的權利，甚至可以作為男性視角的補充，從而深刻地改變科學的面貌。
曹天予把“後現代性”近似地概括為：“沒有可用宏大敘事法描述的歷史：因為經驗的斷裂，沒有始終同一的個人；沒有一種話語有前後一貫的意義；沒有作為表象的知識；不存在具有普遍邏輯和客觀真理的科學；剩下的只是語言遊戲自由地在權力關係網中遊蕩。”
庫恩以及相對主義對於後現代哲學產生也有很大的影響。例如，曹天予認為庫恩的“典範”概念作為歷史發展的結果以及科學探索的前提，進一步把歷史的和概念的相對性引入了對科學的理解之中。在他對“後現代”的定義中，“沒有作為表象的知識”，“不存在具有普遍邏輯和客觀真理的科學”，都可以歸功於庫恩對“現代性”的批評。
科學哲學“新紀元”的三大思潮，都或多或少地與相對主義的問題相關。由此可見，相對主義確實是現代西方科學哲學中的中心問題之一。
相對主義不僅僅是純粹的科學哲學的學術問題，它甚至體現到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如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SamuelP.Huntington)提出的“文明衝突論”就預設了相對主義的問題：不同文明的語言和價值觀是如此的不同，因此既不能實現跨文明的完全溝通，也不能建立普遍適於所有文明的價值標準。所以文明間的差異不可以通過理性的討論而消除，而只能以衝突的形式來解決。
只要回顧近年來的南斯拉夫局勢，以色列—阿拉伯衝突，北愛爾蘭問題，魁北克公決等，都是文明衝突的最好注釋。當然，最突出的是2001年的“9·11事件”，它凸顯了阿拉伯文化與西方文明的衝突。由此可見，對相對主義的克服，並不只是純學術的研究，它也能為人類所面臨的嚴峻挑戰，做一些基礎性的工作。
四、本書的內容與貢獻
本書的第一章“導論”介紹了相對主義產生的理論背景，以及克服它的現代意義。承認庫恩對邏輯實證論的批評是成立的，但卻未能接受其相對主義的結論。因此試圖通過分析“典範”、“語言”和“理性”等基本概念，來解決這一問題。
首先，本書的第二章“從典範的觀點看”，仔細地分析了庫恩所提出的“典範”概念的性質。相對主義通常把“典範”看作是有本質屬性的理論體系，或如拉卡托斯(ImreLakatos)所理解的“硬核說”式的，從而強調了“典範”的整體性、規範性。但這樣的理解忽視了“典範”概念的示範性、開放性、發展性。
筆者批判了對“典範”概念的“硬核說”式的理解，認為某些要素之間具有“家族相似性”（Familyresemblance），而被認為屬於同一個典範。“家族相似說”是維根斯坦提出來反對“本質論”的，引入這樣的理解可以更為突出“典範”概念的示範作用，從而使得典範不再是鐵板一塊、固定不變的理論體系，而是開放的、可發展的。
“家族相似說”也使我們回到“典範”概念的原義——“示範”的意思，因此典範是可供我們學習的範例，而非阻礙。典範轉移也未必是徹底變革，而可以在革命中有所繼承。所以本書按港台的譯法，將paradigm譯作“典範”，而不是內地通行的“範式”，就是為了突出“典範”是我們學習的榜樣，而非固定不變的理論體系。
其次，本書的第三章“從語言的觀點看”，仔細地討論了科學哲學的語言觀，並處理了“不可通約”的概念。引入了現代語言學的觀點，如索緒爾(FerdinanddeSaussure)、喬姆斯基(NoamChomsky)以及洪堡特(WihelmvonHumboldt)的語言哲學，批評了邏輯實證論的語言觀，從而使得庫恩的“不可通約”概念及其理論意義更為彰顯。
但語言之間的“不可通約”並不意味著庫恩所說的跨典範溝通的徹底崩潰。藉助人類的普遍語言能力，真正的雙語人可以實現跨典範的理解。此外，現代語言學確認了語言內部的創生能力，這一能力可以用語言創新的辦法來克服“不可通約”的問題。
最後，本書的第四章“從理性的觀點看”，分析了“理性”的概念。根據工具理性的觀點，我們只能評價手段的理性與否。這樣的評價體系是層狀的：上層的(如價值觀)可以評價下層(如方法論和理論)，但反之不然。因此價值觀的比較只能是相對的，非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