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本卷收入的兩本書是我在家庭社會學領域的一點探索心得。《生育與中國村落文化》寫於20世紀90年代初,該書
以我國南方與北方各一個村莊中所蒐集的資料為依據,比較了生活在不同環境中的人們在生育觀念上的巨大差異,並探討了這種差異所具備的理論上的意義。《一爺之孫》是通過對北京一個大家庭(六代百餘人漂自同一個祖先)的研究資料寫作而成的。書里描述了這個典型的中國家庭人際關係及其模式變遷。由於這項研究採用的是深入訪談的方法,當然就得到了不少有趣的故事。對於費孝通先生所說的社會學研究要“出故事”的教誨,我始終念念不忘,並引以為研究的真諦和樂趣之所在。
作者簡介
李銀河,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美國匹茲堡大學社會學博士、北京大學社會學博士後。1952年2月生於北京。主要著(譯)作有:《女性權力的崛起》、《同性戀亞文化》、《中國人的性愛與婚姻》、《中國婚姻家庭及其變遷》、《中國女性的性與愛》、《他們的世界—中國男同性戀群落透視》等。李銀河研究員是中國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會學家,也是當今中國最著名的社會性學家之一,並於1999年被《亞洲周刊》評為中國五十位最具影響的人物之一。相關評論
李銀河在研究中國農村生育文化時,提出了一個新的觀點:傳統文化的本質,來自於村落。在中國,有一個現象不論南北都有,就是不大不小的自然村很多。這和耕作、生活方式有一定的關係。另外,中國農村住得很緊密,起碼和外國農村相比是這樣。因此就出現了這樣一種現象:在村里沒有不透風的牆,你的事別人都知道,別人的事你也知道。這就是信息共有。如果按人類學裡信息學派的意見,共有的信息就是文化,村落文化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了。
據我所知,李銀河當初想用“村社文化”這個說法,但是別人說,“村社”這個詞已經有了,不能賦予它新的意義。這當然是對的,但是我很為李銀河喪失了“村社”而可惜。咬文嚼字地說,“村”是什麼意思不必解釋了,“社”的意思是土地神。這和她要說明的現象很吻合。在村里,三姑六婆就是土地神,無所不知,又無所不傳。所以一個自然村簡直就是個人信息的超導體,毫無秘密可言。生老病死,婚喪嫁娶,什麼事別人都知道,所以簡直什麼事自己都做不了主。這種現象是很重要的。有人說,外國文化是罪感文化,中國文化是恥感文化。這個感覺相當犀利,但只是感覺而已。罪感當然來自上帝,假如你信他,就會覺得在他面前是個罪人。但是假如你不覺得有好多人在盯著你,恥感何來呢?如果沒有信息共有,恥感文化也無法解釋了。除了生育,在村子裡還有很多個人做不了主的事,比方說,紅白喜事。這些事要花很多的錢,搞得當事人痛苦不堪,但又不能不照規矩辦。也許你樂意用傳統、風俗來解釋這種現象,但你解釋不了人們為什麼要堅持痛苦的傳統,除非你說大家都是受虐狂,實際上又遠不是這樣——有好日子誰不想過。村落文化是一種強制的力量,個人意志不是它的對手。
李銀河認為,傳統觀念、宗族意識等等,在現在農村里也是存在的,但是你不能理解為它們保存在個人的頭腦里。實際上,它們是保留在村落文化這個半封閉的大匣子裡。這也是個有意義的結論。我們知道,在蘇格蘭有個半封閉的尼斯湖,湖裡還有恐龍哪。在中國村落里保存了一些文化恐龍,也不算什麼新鮮的事。不管怎么說,現在是共產黨的天下,宗族和孔孟哲學沒有合法的權威性。真正有權威的是村落。辦事都要按一定規矩辦,想問題要按一定方式去想,不管你樂意不樂意。這既不是因為古板,也不是因為有族規,而是因為有一大群人盯著你。我相信,這樣的解釋更加合乎實情。她描述了這樣一幅生活圖景:你怎么掙錢,別人不管;但你怎么過日子,大夥就要說話了。在這種情況下,日子當然難有嶄新的過法。
李銀河的《生育與中國村落文化》所依據的是在山西、浙江兩地的調查。她的見解十分敏銳,遺憾的是實證功夫稍有欠缺。假設她的調查不是在這兩地的兩三個村子,各百十戶人家裡,而是在散布在全國的上百個村子、上千戶人家裡完成,就更有說服力。當然,這樣的要求近似扳槓。因為她用的是人類學方法,這種方法強調第一手資料,面對面交談,通過翻譯都會遭人詬病。人類學的前輩大師米德女士在薩摩亞實地調查多年,只因為聽人轉述,就遭人耍了。考慮到這種情況,談了百十戶,談得紮實,也就不錯了。最主要的是,她不是在文獻里找出個說法,然後在調查里驗證一番,而是自己來找說法,到調查里驗證,這是非常好的。其實她闡述的現象就在我們眼前,只不過我們視而不見罷了。北京城裡沒有村落,但有過胡同、大雜院,有一些人員很少流動的單位。在這些地方,隱私也不多,辦個什麼私事,也難說全是個人決策。因為這類現象並不陌生,你看了這本書,不會懷疑村落文化的真實性。
羅素大師曾言:不要以為有了實證方法,思辨就不重要了。實際上,要提出有意義的假設,必須下一番思辨功夫。這真是至理名言。據我所知,這番功夫她是下了的。假設婚喪嫁娶、生育不生育都是個人決策,那么就要有個依據——追求個人快樂或者幸福。在村莊裡,這種想法不大流行,流行的是辦什麼事都要讓大家說好,最好讓大家都羨慕。這是另一個價值體系。那么是否能說,他們的幸福觀就是這樣,另外的快樂、幸福對他們來說就不存在了呢?在結束了在山西的調查、浙江調查未開始時,李銀河給《二十一世紀》雜誌寫過一篇文章,討論了這個問題,在此不能詳加引述,以免文章太冗長。簡單來說,結論是這樣的:不管怎么說,自己覺得好和別人說你好畢竟是兩回事,不是一回事。村落中人把後者看得極重,實在是出於不得已。最重要的是,不能認為,對他們來說前一個問題就不存在了。以此為據,村落文化的實質就容易把握了。
李銀河把村落文化看作一種消極力量,是因為這種文化中人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到眼前這個自然村里,把寶貴的財力全用在了婚喪嫁娶這樣一些事上,生活的意義變成了博取村里人的嫉妒、喝彩,缺少改善生活的動力。這個文化里,人際關係的分量太大,把個人擠沒了。別人也許會反對她的觀點——他會說重視人際關係,正是我們的好處呢。在這方面,恐怕我要同意李銀河的意見,因為中國的村落文化和低質量的生活聯繫在一起,放棄村落文化到城市裡生活正是千百萬農民的夢想——所以它是那種你不喜歡、又不得不接受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不能給它唱讚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