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朋黨論》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號醉翁，晚年又號六一居士，北宋吉州永豐(今屬江西)人。北宋時期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和詩人。仁宗天聖八年(1030)，中進士；慶曆三年(1043)，任諫官。為人耿直，敢於諫諍，在開明派范仲淹和守舊派呂夷簡的鬥爭中，站在范仲淹一邊，受到排擠、打擊，屢遭貶官。晚年官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死後諡文忠。
歐陽修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他重視人才培養，積極推行詩文革新主張，提倡效法韓愈，在散文、詩、詞等各方面都有很高成就。他的散文具有說理明白、平易流暢、委曲婉轉、情文並茂的獨特風格。他的《六一詩話》，開創了詩話這一文學形式。有《歐陽文忠公集》、《新五代史》和《新唐書》 (與宋祁合撰)等。
創作背景
歐陽修書法作品慶曆三年(1043)，韓琦、范仲淹、富弼等執政，歐陽修、余靖等也出任諫官。這時開始實行一些政治改革。從范仲淹、歐陽修等人相繼貶官開始，他們已經被保守派官僚指為朋黨。此後黨議不斷發生，宋仁宗在寶元元年(1038)還特意下過“戒朋黨”的詔書。到了慶曆三年，呂夷簡雖然被免職，但他在朝廷內還有很大的勢力。為了反對改革，以夏竦為首的一夥保守派官僚就正式攻擊范仲淹、歐陽修是“黨人”。范仲淹以直言遭貶，歐陽修在朝廷上爭論力救。只有當時的諫官高若訥認為范仲淹當貶。歐陽修寫給高一封信指責高不知道人間還有羞恥之心。高將此信轉交當局，結果歐陽修連坐范仲淹被貶。還有一些大臣也因為力救范仲淹而被貶，當時便有一些大臣將范仲淹及歐陽修等人視為朋黨。後來仁宗時
《朋黨論》范仲淹與歐陽修再次被召回朝廷委以重任，為了辯論這種言論也為了為自己辯護，歐陽修當時擔任諫官，就在慶曆四年(1044)向宋仁宗上了一篇奏章，叫《朋黨論》，給夏竦等人以堅決的回擊。《朋黨論》這篇著名的政淪文，在革新派與保守派的鬥爭中，同樣是很有戰鬥意義的。
歐陽修幼年喪父，家境貧寒，苦讀而中進士，後歷任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等朝廷要職，因彈劾政敵夏竦、呂夷簡等人，曾遭遇政敵的朋友圈子的惡意攻擊，被政敵指責為在朝廷拉幫結派搞朋黨，因而也曾屢次被罷職貶官，可謂仕途多舛。歐陽修故而憤筆寫就這篇雄文，算是對政敵的一種理論清算，也算是一吐胸中塊壘。
內容介紹
這是一篇駁論文。文章起筆不凡，開篇提出：君子無黨，小人有黨的觀點。對於小人用來陷人以罪、君子為之談虎色變的“朋黨之說”，作者不迴避，不辯解，而是明確地承認朋黨之有，這樣，便奪取了政敵手中的武器，而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開關一句，作者就是這樣理直氣壯地揭示了全文的主旨。它包含三個方面內容：朋黨之說自古有之； 朋黨有君子與小人之別；人君要善於辨別。作者首先從道理上論述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的本質區別；繼而引用了六件史實，以事實證明了朋黨的“自古有之”；最後通過對前引史實的進一步分析，論證了人君用小人之朋，則國家亂亡；用君子之朋，則國家興盛。文章寫得不枝不蔓，中心突出，有理有據，剖析透闢，具有不可辯駁的邏輯力量。
原文
《朋黨論》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土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
嗟呼！治亂興亡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譯文
《朋黨論》臣聽說關於“朋黨”的說法是自古就有的，只希望吾君能辨識他們是君子還是小人罷了。大體說來，君子與君子，是以理想目標相同結成朋黨；小人與小人，以暫時利益一致結成朋黨。這是很自然的道理呵。
然而臣又認為小人沒有朋黨，只有君子才有。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小人所喜的是利祿，所貪的是貨財。當他們利益一致的時候，暫時互相勾結而為朋黨，這種朋黨是虛偽的。等到他們見利而各自爭先，或者到了無利可圖而交情日益疏遠的時候，卻反而互相殘害，即使對其兄弟親戚也顧不得。所以臣認為小人無朋黨，他們暫時為朋黨，是虛偽的。君子就不是這樣。他們所依據的是道義，所奉行的是忠信，所愛惜的是名譽和節操。用它們來修養品德，則彼此目標相同又能夠互相取長補短；用它們來效力國家，則能夠和衷共濟，始終如一，這就是君子的朋黨。所以做君王的，只應該廢退小人虛偽的朋黨，而任用君子真正的朋黨，只有這樣，才能天下大治。
堯的時候，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黨，君子則有八元和八愷共十六人為一朋黨。舜輔佐堯，廢退四凶小人的朋黨，進用八元八愷君子的朋黨，堯的天下得以大治。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夔、后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廷之上，彼此遞相稱美，互相推舉謙讓，共二十二人為一朋黨，舜一一任用他們，天下也得以大治。《尚書》上說：“紂有臣億萬，便有億萬條心；周有臣三千，卻只是一條心。”紂的時候，億萬人心各不相同，可說是不成其為朋黨了，然而紂卻因此而亡國。周武王的臣子三千人結成一個大朋黨，但周卻因此而振興。東漢獻帝時候，把天下所有名士都看成黨人而予以囚禁，直到黃巾軍起來，漢室大亂，這才悔悟，把黨人都予釋放，可是局面已經無法挽救了。唐朝晚年，又逐漸興起朋黨的說法，到昭宗時，把在朝名土都殺了，有的還被投到黃河里，說是“這些人自稱清流，可以投他們到濁流里去（讓他們變成濁流）”。然而唐朝也即隨之滅亡了。
那些前代的君主，能讓人人各懷異心不結朋黨的，莫過於紂；能禁止、斷絕好人結為朋黨的，莫過於漢獻帝；能誅殺清流朋黨的，莫過於唐昭宗時代。然而都因此致亂而使他們亡國。而彼此稱道讚美、推舉謙讓而自信不疑的，莫過於舜的二十二臣，舜也並不懷疑他們且都予以任用。然而後代的人並不譏諷舜被二十二人結成的朋黨所欺騙，反倒稱讚舜是聰明的聖人，因為他能辨識君子和小人呵。周武王時代，推舉他的國里臣子三千人合成一個朋黨，自古以來結為朋黨的，從人數之多與規模之大都莫過於周，可是周卻因此而振興，那是好人即使很多他們也總覺得不夠的緣故呵。
唉，這些治亂興亡的史跡，做君王的很可以引為鑑戒呢！
結構分析
《朋黨論》全文共分五段。
第一段：“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吾子、小人而已。”“朋黨”，指同類人因某種目的而在一起。“自古有之”的“之”是代指“朋黨之說”的。“幸”是希望的意思，“惟幸”，說只希望。“其”，代“朋黨”，為第三人稱“他們”。聽說有關朋黨的議論，是自古以來就有的，只是希望國君能辨別他們是君子還是小人罷了。
第二段：“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以同道為朋”，就是因志同道合而結為朋黨，“以”是因為的意思，“以同利為朋”，就是因利害關係相同而結為朋黨。接下去，作者以設問的方式提出問題：“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這裡用“然”字轉折，問道：我以為小人沒有朋黨，只有君子才有，那原因是什麼呢? “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這是說小人所喜好的是祿利，“祿”是俸祿，小人所貪的是財物。“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黨引”是結為朋黨，互相援引。這句說，當他們利害相同時，暫且互相勾結援引而成朋黨，那是假的。“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及”是到了，“其”代這些小人，“賊害”即傷害。這幾句說，到了他們見到好處而爭先恐後，或者好處已經搶光了，交往也少了，則反而互相殘害，即使是兄弟親戚也不能相保。所以，作者重複說：“故臣謂小人無朋，偽也”。再說君子，他們的行為完全兩樣：“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 “不然”，即不是這樣。“守”，是堅守、遵循的意思。“忠信”，是忠誠、守信，“名節”是名譽、氣節。君子所堅守的是道義，所力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以之”的“以”，是憑藉的意思，“之”，代上面所說的“道義”、“忠信”和“名節”。這幾句說，憑藉道義、忠信和名節來修煉自身，那么君子就有了共同的道德規範，相助而得益，憑藉這些為國效力，那么君子就同心協力，始終如一。接著，作者用“此君子之朋也”一句，強調這些作為與小人截然不同。因此，他得出結論說：“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退”是斥退，罷黜，“用”是進用。這幾句說：所以做國君的，只要斥退小人的假朋黨，用君子的真朋黨，那天下就安定太平了。
第三段：作者舉了大量的歷史事實來說明：“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共工，驩兜等四人”，都是古史傳說中兇狠邪惡之徒，“君子八元，八愷”之“元”，是指善良的人，“愷”是指忠誠的人。傳說高辛氏有八個有才德的後裔，叫做“八愷”。舜輔佐堯黜退四凶小人的朋黨，而進用元，愷君子之朋黨，因而堯的天下得到大治。
舜之時呢？文章寫道：“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說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皋、夔，稷、契等賢臣一起在朝中做官。“更相稱美，更相推讓”的“更相”，是相互的意思，“更”，讀第一聲。“稱美”，是稱頌人家的美德二好處，“推讓”是謙虛禮讓。這樣，他們團結一心，舜對他們都加以任用，天下也獲得大治。等等。
第四段：作者帶有總結性地論述：“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夫前世之主”的夫是發語詞，沒有實義。“莫如紂”的“莫”是代詞，為無指代詞，代人，當“沒有人”講，代物，當“沒有什麼”講。這幾句說，前世君主，能使人人不同心不結為朋黨，沒有人像商紂王那樣，能禁止善良的人結成朋黨，沒有人像漢獻帝那樣；能殺戮品行高潔、負有時望者的朋黨，沒有什麼時候像唐昭宗統治時那樣。這些國君都把他們的國家搞亂了，滅亡了。“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士，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這裡說，互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生疑心，沒有人像舜的二十二個臣子，舜也不懷疑他們而都加以任用。然而後世的人不責備舜被二十二人的朋黨所欺矇，反而稱頌舜為聰明的聖人，是因為他能辨別君子和小人啊。這幾句里，“誚”是責備的意思，“以能辨”的“以”是因為的意思。“周武之士，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舉”是全，“其”是代詞他，即周武王，這句說他全國所有的三千人臣民，全部結成一個大朋黨。“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多”是人數多，“大”是範圍廣，這句說，自古以來，結成朋黨人數多而且範圍大沒有哪個朝代家周朝那樣的。“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用此以興”的“用此”，就是因此。“善人雖多而不厭”說好人雖多而不滿足，也就是再多也不嫌多。“厭”是滿足。
文章末尾，作者又強調了一下：“夫興亡治亂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鑒矣。”“跡”是歷史事跡，“鑒”是借鑑。這是說上述的興亡治亂的史跡，做國君的可以借鑑。很明顯地請求宋仁宗納諫，用君子之真朋，退小人之偽朋，以使國家興盛起來。
文章不諱言朋黨，而是指出朋黨有原則的區別，“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並引證歷史來說明君子之朋有利於國，小人之朋有害於國，希望人君進君子之真朋，去小人之偽朋。文章避免了消極地替自己作辯解，而從正面指出朋黨的客觀存在，指出藉口反對朋黨的人就結為朋黨，說明朋黨有本質的不同。這就爭取了主動，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文章也由此具有深刻的揭露作用和強大的批判力量，而排偶句式的穿插運用，又增加了文章議論的氣勢。
評價
《朋黨論》歐陽修雕塑《朋黨論》是歐陽修最好的文章之一，也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運動中最好的文章之一，在漢語言文學傳世的政論散文中，也是最好的文章之一。
宋仁宗時，以范仲淹為首的歐陽修、尹洙、余靖等人推行改革新政，被政敵誣為“黨人”、“仲淹朋黨”。一個時期，“朋黨”之論甚囂塵上。當時“仲淹朋黨”正遭貶謫，歐陽修寫了《朋黨論》送給仁宗趙禎。
撇開文章的語境限制不談，作為一個中國古代文人，就他所能達到的那個“時代高度”而言，文章應該說寫得簡潔明快（全文約七百字），講理從容，言辭犀利，立論無可動搖。這樣的文章與當時“仲淹朋黨”的政治風潮相表里，所以很快就在東京汴梁傳抄開來。宋王朝整體來講，言路較寬，仁宗趙禎又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一位天性仁厚的君主，也是一個他那時代少有的明白人。他最後還是起用了這一批“仲淹朋黨”，這樣，就為積貧積弱的宋王朝嬴來了幾十年的相對安寧。
若干年後，大清王朝的雍正皇帝讀到了歐陽修的《朋黨論》。這位君主赫然震怒。他撰寫了所謂《御製朋黨論》，對歐陽修大加撻伐。雍正皇帝認為歐陽修此文破壞了天尊地卑的君臣之分，“不能與君同好惡。上下之情揆，尊卑之分逆，則皆朋黨之習為之害也。”於是，他那長期因爭儲鬥爭壓抑的內心在此也得到了宣洩，他聲稱：“假如歐陽修活在今天而發此言論，朕必誅之以正其惑世之罪！”
作品賞析
《朋黨論》歷朝歷代，朝野上下不乏朋黨。君子能結為朋黨，小人也能結成朋黨，不過君子之黨興國，小人之黨誤國甚而亡國罷了。“朋黨”不僅是一個政治現象，也是一個歷史現象。關於朋黨，歐陽修作了這片論說文，同時也是一篇辯護文（見文章背景）。這是一篇奇文，文章之奇在於沒有單純的從歌頌君子之朋興國、批判小人之朋的角度出發，而是著重從人君使人用人的角度出發作文。其說理之深，其用心之誠，實所共鑒。
中國文人的主流理想是“學而優則仕”，更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抱負，更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情懷，這是中國文化促成的一股巨大的洪流，歐陽修就是此洪流中人。參與政治運作、激揚政治熱情成了他作品中一個重要的主題，這篇《朋黨論》既是一篇政治上的辯護文，也是一篇偉大的文學作品。其不僅著眼於一時一地，而且是對當朝以後來的統治者的殷切勸諭。
文章用筆老道，筆鋒犀利。開篇即提出朋黨自古有之，重要的是人君能過識別是君子之朋還是小人之朋的論點。不怪朋黨，只提人君，可謂大識力，大筆力。繼而又論證小人之朋是偽朋，君子之朋是真朋的論點，證畢又回到人君當退小人之朋用君子之朋這一總論點上來。然後聯引數證，證明人君用好君子之朋能興國，用小人之朋能誤國甚至亡國的論點，為總論點服務。最後又規勸人君能夠鏡鑑古往今來興亡治亂之史，殷殷之情，躍然紙上。
文章用筆流暢如行雲流水，說理透徹令人醍醐灌頂。金聖歎批曰：“最明暢之文，卻甚幽細；最條直之文，卻甚鬱勃；最平夷之文，卻甚跳躍鼓舞。”非虛語也！
文忠公論朋黨，是在封建君主專制體制背景下論述的，然而“朋黨”是一個普遍現象，在當代對當權者仍有相當的借鑑意義和極大的警醒作用。望後來人能退小人之朋用君子之朋，不負文忠公之望，不負天下人之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