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從卡里加利到希特勒》
全名為《從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德國電影心理史》（From Caligari to Hitler. A Psychological History of the German Film），1947年成書於美國，作者為德國著名電影理論家齊格弗里德·克拉考爾，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出版
意義
這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是一份魏瑪共和國（Weimar Republic）時期電影史研究的成果。克拉考爾在1941年4月25日到達美國後便著手這項準備多年的計畫，他當時的身份是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Modern Art）電影資料館館長艾里斯·巴里（Iris Barry）的“特別助理”，此項研究先後得到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和古根海姆基金會（Guggenheim Foundation）的資助。
在這部作品中，克拉考爾通過分析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的德國影片，檢視了從1918年至1933年的德國歷史，藉以展現“一戰”後德國人的心理圖景。在二十年代的德國影片中，他追蹤到一些反覆出現的視覺和敘事母題（motif），他認為這些母題暴露了德國人對混亂（chaos）的恐懼和對秩序（order）的渴望，以致他們甘願臣服於威權統治。克拉考爾在書中開闢了探查電影美學、一個民族（魏瑪時期德國人）的普遍心理狀況以及同時期社會、政治現實之間關聯的新領域，並提出一項驚人的（時至今日仍有爭議的）主張：作為通俗藝術的電影為人們洞察一個民族的無意識動機和幻想提供了可能。
支持克氏得出這一結論的是其多進路的研究方法。在《從卡里加利到希特勒》一書中，他運用了現象學的（他認為“與別的藝術不同，電影捕捉社會生活最易逝的和最具偶發性的特徵”）、心理分析的（他明確談到電影的“症候價值”【symptomatic value】）、馬克思主義的（認為電影映射歷史）、形式主義的（導演們常常“描繪看似熟悉的事物同時又讓它們看起來完全不同”）、社會學的（運用類比、同質的關係網路從事物的表象進入理性分析層面）和圖像學的（圖像學母題的連貫性保證了作品的整體性和分析的一致性）方法。不過，對於這些方法的使用，克拉考爾沒有進行層級劃分。
本書一經出版，回應者便分為贊同與質疑兩方，值得注意的是，兩方的態度和評價都圍繞克氏的方法明確與展開。贊同者評價本書為世人認識電影與歷史及社會的關係提出了獨特的新視角，對魏瑪時期內涵豐富的電影史的各方面都做出了準確且令人信服的論證，此外，作者運用類比的方法在看似無關的母題之間尋找關聯，又在魏瑪時期影片的諸多母題與納粹電影母題之間建立聯繫（“高山電影”和里芬斯塔爾影片中的“雲層”母題；弗里茨·朗作品中民眾組成的裝飾畫面與里芬斯塔爾作品中的民眾畫面及旗幟飄揚的裝飾性場面），這使得書名的副標題名副其實：電影預示現實，電影成為現實，電影映射德國人的心理現實；批評者則認為該書的分析“過於簡化”（L. M. Hanks, Jr.），克拉考爾的論據是“對心理分析最簡單、機械的運用”（Remszhardt），他將心理分析模式運用於集合性主體的做法也受到質疑和否定，批評者對本書令人著迷的整體論述也提出抗議，認為克拉考爾所進行的類比既是論據亦為結論，它們合為一體，每個部分似乎都彼此支撐，這大大增加了其分析的可疑性，更有激烈的看法以為，這部著作的成功恰恰在於它迎合了特定的歷史要求，因為“影像、象徵、隱喻”可以解釋“不可言說”的納粹主義、戰爭及大屠殺，又或克拉考爾在德語影片中尋找法西斯美學來源的選擇既源自其解剖自體已死的德國生活的衝動，也是對自身遭遇表達反抗的方式。（有關討論可詳見Leonardo Quaresima為該書2004年英文版所寫的導讀）
不過，儘管對克拉考爾的方法各有歧見，對於他在準備和寫作本書過程中進行的篇帙繁多的研究和資料整理工作，學者們無不表達感佩之意。克拉考爾在書中不但詳細分析了《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The Cabinet of Dr. Caligari）、《最卑賤的人》（The Last Laugh）、《大都會》（Metropolis）和《藍天使》（The Blue Angel）等公認的經典影片，也對相關時期多路徑的影片創作潮流及其代表作品進行了介紹，為人們更全面地了解德國默片黃金時期的創作提供了寶貴資料。
由於克拉考爾在書中雖不乏爭議卻極富原創性的分析，他為嚴肅地展開電影理論研究所做的貢獻，以及作為其所分析的影片之同時代人為世人留存的珍貴的時代記錄，本書被列為電影史學者、電影理論家、電影學生和影迷的必讀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