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萊妮·里芬斯塔爾的宿命與悲劇——政治藝術化的電影導演
“1935年3月28日晚上，柏林最大的劇院烏髮劇場開始聚集起大批的觀眾。這些人舉止優雅，男人們都打著黑領帶，而女性觀眾則幾乎人人身穿質地考究的第裙。不久，當快要到放映時刻的時候，身著白色裘皮大衣與露胸晚禮服的美貌的德國女演員、電影導演萊妮·里芬斯塔爾從汽車裡走了出來。她臉帶微笑，向等待在劇院前面發出歡呼的密集的人群招手致意。許多等候在那裡的人把手伸過警戒線繩子想要觸摸她，甚至還有人向她送去飛吻。……今晚，她為了出席她的最新作品《意志的勝利》的首映式而來到了這個場院。這個電影是她為德國總理阿道夫·希特勒所製作的。……在里芬斯塔爾與她的陪同人員在貴賓包廂落座不久，一輛黑色的本茨轎車輕捷地馳入劇院的停車場。司機從車上跳下來，打開後面的車門，總理希特勒從車中走了出來。在他下車的一瞬間，外面的人群中出現一陣騷動。……他伸出右手做了一個納粹式的致意，馬上就消失在劇院裡了。”這是美國人格倫·B．英菲爾德所寫的《萊妮·里芬斯塔爾——墮落的電影女神》一書中的開頭部分。從這本書我們得知，當一個女人的名字與阿道夫·希特勒與他的第三帝國聯在了一起的時候，她的一生就不會再是平淡無奇的了。
介紹
拍攝於1934年的《意志的勝利》是一部怎么樣的電影?它為什麼會引起如此熱烈的關注?請看納粹宣傳頭子戈倍爾的評價：“這是去年製作的電影中最傑出的作品，就反映現實這一點來說，我們認為這是部與現實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的電影。這部電影通過令人耳目一新的各種場面，描繪出了我們政治活動的成果。它將我們總理的偉大展望加以影像化了。因了這部電影，總理才第一次在銀幕上被以最為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加以描寫。此外，這部電影成功地擺脫了陷入簡單宣傳的危險，將我們偉大時代的激越的鏇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藝術高度。”戈倍爾的話已經說得非常明顯，《意志的勝利》是一部與納粹政治有關的電影。這部電影是里芬斯塔爾於1934年納粹在紐倫堡召開黨代表大會時拍攝的。在拍攝這部影片時，個性強悍的里芬斯塔爾不惜冒著與主管納粹宣傳的戈倍爾鬧翻的危險，堅決按照自己對國家社會主義的政治理解與電影美學觀念，以一種集藝術性與記錄性於一體的凌厲風格記錄了奪取政權不久的、自命為德國救世主的氣焰囂張的納粹黨代會的全過程。
其實，里芬斯塔爾在拍攝《意志的勝利》之前，她就已經為1933年的納粹黨代表大會拍攝過一部名為《信念的勝利》的紀錄影片。但是，這部電影由於受到了戈倍爾的處處干擾而只拍成了一部新聞簡報式的東西。戈倍爾懼怕里芬斯塔爾的受寵會影響他對德國電影的控制。但當里芬斯塔爾後來向希特勒告狀時，希特勒馬上做出了有利於她的決定。希特勒向她保證：“你可以絕對隨心所欲地拍攝。”因此，他這次得以率領170多人（其中77人是攝影師）的大隊人馬來到紐倫堡安宮紮寨，全方位深入拍攝這次納粹黨代會。
在拍攝《意志的勝利》時，里芬斯塔爾完全按照自己的理解與電影美學觀來處理這個極容易拍得乏味的政治會議。比如，由於國防軍出場時正好遇到陰天，因此無法拍攝出影調明快的畫面，所以她就刪除這部分影片。當德國國防軍的將軍問她“國防軍的畫面完全沒有了嗎”時，她的回答是“當然”。對於納粹高級幹部的鏡頭分配，她也無視納粹黨內的排名順序逐個拍攝，而是根據自己的鏡頭美感來拍攝，因此引起許多人的不滿。而對那些納粹幹部的夫人們，她也只把她認為漂亮的夫人拍攝進畫面，而許多上了年紀的醜陋的納粹幹部夫人就失去了出鏡的機會了。當納粹第二號人物魯道夫·赫斯向她提出這一點時，她有恃無恐地諷刺說：“要是那些大人物們跟長得再美一些的人結婚就好了。”從這一點可以看出，里芬斯塔爾非常自覺地從審美角度來為納粹打造形象。為此，她不惜冒犯納粹的高官。但是，這並不是如她所說的從純藝術角度出發的拍攝，而是她自覺地以納粹的意識形態為尺度所做的形象把關。其實，經過美的外衣的包裝，意識形態將以一種更具殺傷力的方式滲透人心。它使人在毫無防備的狀態中就接受了它的宣傳意圖。當然，希特勒對她的無條件支持也是她有恃無恐的重要原因。
在《意志的勝利》的拍攝中，個性強悍的里芬斯塔爾充分展示了自己的電影製作作風。凡是與她的美學要求衝突的事物，不管作為影片的內容來說有多重要，都會被她加以毫不留情地排除。電影中的所有畫面都要確保在最美的光線下、最美的角度下以正確的曝光與拍攝角度加以拍攝。而為了獲得這種畫面，她不惜動用幾十台攝影機從各種角度一起拍攝，然後從以這種方式拍攝到的大量膠片中選擇她所需要的畫面。她從十七萬英尺的膠片中剪輯出這部電影。作為一個才能非凡加之訓練有素的舞蹈演員，她對電影節奏與動感表現得恰到好處的把握，使得這部電影成為一部在視覺表現上酣暢淋漓的作品。鏇律、節奏、動感之間的銜接、轉化可謂達到天衣無縫的地步，而由不斷變化的畫面所生成的節奏感、高翔與陶醉的感覺成了她的電影的基調。里芬斯塔爾也擅長運用靜止的畫面，使其作為停頓休止符收到一種戛然而止的效果。納粹主義思想在她的壯觀畫面的演繹下，變成了一種令人陶醉的視覺幻想曲。這部電影與其說是她受了納粹思想的影響的產物，倒不如說是受大會現場的那種法西斯狂熱與陶醉的影響的產物。她用攝影機這個工具，在大會現場體會法西斯主義的狂喜並將其升華為一種法西斯主義的視覺美學。與此同時，這部電影也成為電影史上的一部成功地將政治活動藝術化的經典之作。
這部宣傳納粹是戰敗德國的救世主，鼓吹民族主義的“民眾共同體”的納粹理想的電影受到了希特勒的獎賞，里芬斯塔爾也因此奠定在德國電影界的女王地位。希特勒深知宣傳的力量，因此對電影也極為重視。當他看見里芬斯塔爾的影片後，有一種如獲至寶感是可想而知的。不可否認，曾經有志於成為一個藝術家的希特勒至少在判斷這部電影時是有眼光的。他非常明確地知道自己在宣傳方面的所需。顯然，里芬斯塔爾的這種高亢的、煽情的影像風格正合希特勒的胃口。他需要這種以亢奮、狂熱的視覺形式使人無暇分心作他想的電影對大眾進行政治催眠。如今，能夠實現這種催眠的人就在眼前。里芬斯塔爾是第三帝國中最能領會他的政治意圖的電影人才了。而里芬斯塔爾也確實有著很高的領悟力。她對希特勒的審美趣味與政治目標可說是心領神會。在當時的德國，只有里芬斯塔爾能以這種無與倫比的壯觀畫面為納粹的主張做出最有成效的注釋。
里芬斯塔爾1902年8月22日出生於柏林的一個經營暖氣與通風設備的商人家庭。由於家境優裕，她可以盡情地根據自己的愛好發展自己。她最初曾經上過美術學校，但在某一天看到了一張招募舞蹈演員的廣告後，瞞著家人悄悄報名應考。雖然沒有入選，但卻激起了她對舞蹈的興趣，於是又進人舞蹈學校，在美術與舞蹈兩個方面埋頭學習。由於她的努力與天賦，她的舞蹈才能受到了重視，結果這導致她從美術學校退學成為一名專業舞蹈演員。1922年，里芬斯塔爾在慕尼黑作為一個舞蹈演員正式出場。但就在她正要在舞蹈方面大顯身手時，她卻因腿傷而面臨從藝生涯天折的危險。就在這時，又一張決定了她的命運的海報出現在她的眼前。這是一張宣傳在20世紀20年代德國盛行一時的高山電影《命運之山》電影海報。當里芬斯塔爾從電影院出來時，她已經認定，電影是她今後的工作。於是她給這部電影的導演阿諾德·范克寫了一封自我推薦的信箋。她在信中自信地說“請讓我主演你的電影，只有我才是你的電影中的女主角”。范克與她見面後，感覺她的容貌與形體足以勝任高山電影的要求，但她的腿傷無法保證高山電影的順利拍攝。當里芬斯塔爾知道了范克的擔憂後，二話不說就奔赴醫院作手術。這是一個賭博。因為如果手術失敗的話，她的腿就可能永遠不能彎曲了。但是手術成功了，她得以在《聖山》中擔任主角。《聖山》大獲成功，里芬斯塔爾也一舉成名。在她主演了幾部高山電影后，她以她的兼揉冷峻與奔放的演技征服了無數觀眾，成為高山電影中的一個大明星。同時，熱愛戶外活動的里芬斯塔爾也成為了一個聞名遐爾的登山家。但是，里芬斯塔爾的企圖並非僅止於一個演員。她憑著極高的領悟力開始自己撰寫劇本並在說服電影公司的扶持失敗後自己投入拍攝。1932年，里芬斯塔爾主演、導演、編劇、製片的高山電影《藍光》獲得威尼斯電影節的銀獎。這表明她作為一個電影人的才華受到了國際電影界的極大肯定與承認。就在她的事業出現輝煌的同時，她也因與希特勒的相識而走上了一條不同於普通電影人的波瀾起伏的人生道路。
里芬斯塔爾是在1932年與希特勒相識的。她本來是在朋友的聚會上聽到關於希特勒的談論的。但人們對他的議論分成截然不同的兩種評價，這不由使她感到好奇。於是她就去聽了他的演講，結果，她對希特勒的演說的評價是：“好像是奔騰而下的瀑布。”她主動給希特勒寫信表示支持，而希特勒接信後馬上安排時間接見她。在見面時，他向里芬斯塔爾這個電影明星保證，一旦大權在握，要請她為納粹拍攝電影。
而一旦真的成為希特勒所惟一信賴的電影攝影師，則里芬斯塔爾與希特勒的關係就不免引入猜測。而有關她是希特勒的情人的傳言則一度甚囂塵上，這更使她成為第三帝國的一個炙手可熱的人物。而她本人在第三帝國時期則對此傳聞不置可否，以便獲取最大的活動空間。但不管怎么說，兩人的特殊關係卻是不可否認。連她自己也承認，她可以很方便地與希特勒見面並要求兩人獨處。而她與希特勒的相互欣賞也是有目共睹的。在接受一家報紙的採訪時，她曾經這么說：“對我來說，希特勒是歷史上最偉大的人。他非常樸素，而又充滿男性的力度，真是一個完美無缺的人。他為自己是毫無所求，沒有任何欲求。真是一個美好、明智的人。他全身放射一種光芒。德國的偉人中，不管是弗里德里希大帝、尼采、還是俾斯麥，他們身上總會有缺點。希特勒的追隨者們也不能說是沒有缺點。只有希特勒是沒有缺點的。”就在她如此肉麻地吹捧希特勒時，希特勒正在對德國猶太人進行一場滅絕種族的大屠殺，而她的許多德國電影界的猶太人同行也紛紛去別國避禍。但里芬斯塔爾卻能對此視而不見。
1936年，里芬斯塔爾拍攝了《奧林匹亞》這部反映柏林奧運會的電影。可以這么說，《意志的勝利》的成功是她得以拍攝1936年柏林奧運會的政治保證。里芬斯塔爾以她特有的形式主義美學手法將納粹德國的形象以藝術化的方式推向了世界並為納粹德國打造了它熱愛和平的假象。由於《意志的勝利》在政治上的成功，使她確信在拍攝《奧林匹亞》時，仍然可以用與《意志的勝利》相同的手法來表現這個政治意義大於體育比賽本身的體育盛會。
在拍攝這部電影時，里芬斯塔爾以納粹國家機器為後盾，動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不擇手段地展示納粹的美學意識。她把在拍攝《意志的勝利》時的經驗作了更為鋪張的發揮，使這部電影成為一部納粹唯美主義的登峰造極之作。她帶領龐大的拍攝隊伍進駐賽場，以高速攝影機、水下攝影機、長焦鏡頭等當時的先進設備，大張旗鼓地展開拍攝。為了獲得表現動態的新穎角度，她甚至不惜冒著妨礙比賽的批評，在場地上開挖溝槽，把攝影機埋人地下，以仰視的角度拍攝運動員。她還租賃飛機進行航拍。里芬斯塔爾的這種上天入地、大事鋪張的恢宏氣勢，令人感到她與她所要拍攝的奧運會的關係完全顛倒了。不是她為奧運會拍攝《奧林匹亞》這部紀錄電影，而是為了她拍攝《奧林匹亞》才開了這個柏林奧運會。她在拍攝期間口口聲聲地說，“奧運會開十四天就要結束，而我的電影至少要讓人家看二十年。”的確，從某種意義上說，她達到了這個目的。這部電影后來在威尼斯電影節上得了金獎，在巴黎電影節上得了大獎，而且至今仍然是一部研究納粹美學的一個經典電影文本。儘管她在戰後為自己辯護說自己的電影是“非政治的”，甚至以自己在政治上是“幼稚的”來開脫自己。但從效果來看的話，這部作品將從一戰的廢墟中重新崛起的納粹德國的強盛與野心作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宣傳，是一部將法西斯美學視覺化、將法西斯政治藝術化的登峰造極之作。
里芬斯塔爾以電影這種手段，通過強烈的藝術表現為塑造納粹德國與希特勒的國際形象所達到的效果是任何其他宣傳手段所無法比擬的。法西斯美學的一個本質特徵是空洞、高亢與不容分說的感情裹挾。它需要一種不及思索的頃刻之間的捲入。而里芬斯塔爾的影像確確實實有這樣一種魔力使人進入一種迷狂的狀態，不由自主地接受來自銀幕的精神洗腦。在這部電影中，她以大開大合的手法形象地闡釋了納粹的“權力意志”與“超人意識”的意識形態觀念。電影中的解說詞中充斥著“戰鬥”、“征服”的辭彙，好戰氣勢咄咄逼人。《奧林匹亞》對力與速度的讚美無法不使人聯想到納粹一貫宣揚的日爾曼人種優越論。在這部電影中，對法西斯主義與“超人”意識的傾慕被她的影像合法化了。里芬斯塔爾的電影在客觀上為希特勒的第三帝國的大眾催眠與國際政治宣傳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奧林匹亞》由《民族的節日》與《美的節日》兩部影片構成，該片經過精心編輯，於1938年4月20日希特勒生日之時公映。對於愛好藝術的希特勒來說，沒有什麼是比這個電影更好的生日禮物了。據說，遠在莫斯科的史達林在看了這部電影后也給她發去賀信，表示讚賞。里芬斯塔爾的電影肯定在某些方面打動了他。1938年，里芬斯塔爾應邀訪問美國，希特勒本意是讓她作為一個民間使者去說明納粹的“和平”意願並為《奧林匹亞》作宣傳。但她卻受到了好萊塢電影界的抵制，只有沃爾特·迪斯尼將這個在威尼斯電影節上以《奧林匹亞》使他的《白雪公主與七個小人》屈居第二的里芬斯塔爾奉為上賓。
正如一個德國電影導演在戰後所指出的，“即使將希特勒與納粹領導人的鏡頭從萊妮·里芬斯塔爾的奧林匹克電影中剪除，做成一個非納粹化的版本，它仍然充滿了法西斯主義的精神。這部電影將體育處理成一種儀式化的英雄的、超人的偉業。這在解說詞中體現得特別明顯，電影中反覆出現‘鬥爭’、‘征服’這樣的字眼。此外，在穿過森林的馬拉松比賽的強調一種北歐神秘感的畫面中也體現了這一點。同樣的，在《低地》(里芬斯塔爾拍攝的一部電影)中，對高貴的山地人與文明程度低下、原始的低地人作了清晰區別的煽動性的要素很突出。阿諾德·范克的高山電影也是基於這種對比的東西。把里芬斯塔爾的乍看之下與政治沒有關係的電影與赤裸裸的宣傳作品區別開來是如何的困難，這隻要從這裡舉出的兩三個例子就可以明白了。它們都是從同一種精神出發的東西。”
戰後，這個以電影為納粹張目的文化人自然要受到盟國的清算。她先是被美國軍隊逮捕，在被美軍釋放後，又成為法國軍人的階下囚，被關入英斯布魯克女性拘留所。隨後，在西德的非納粹化運動中，里芬斯塔爾在第三帝國時代的作用一直成為一個焦點。儘管非納粹化委員會對她最後做出的結論不是 “納粹分子”，而是“納粹同情者”，但她仍然面對大量的各種指責。她反覆辯解說自己是一個只在藝術上追求完美的人，竭力迴避對她成為納粹的宣傳者的指控。她始終認為，自己的電影“全部都是真實的，因為不要解說，所以沒有傾向性的說明。那是歷史，是歷史本身”，是“單純的報導，事實的電影化”。但是，她的辯解沒有奏效。美國猶太人作家蘇珊·桑塔格在《迷人的法西斯主義》中揭發道，里芬斯塔爾在拍攝《意志的勝利》時為了得到理想的畫面，而讓納粹高官重新舉行忠誠宣誓以便拍攝。她因此尖銳地指出：里芬斯塔爾的電影“不僅僅是一種現實的再現，更是為了製造記錄而製造了現實，並最終以記錄取代了現實”。的確，在美與政治糾纏得如此難分難解的時代里，她的影像能夠只放在美的範疇中加以孤立地審視嗎?
戰後，里芬斯塔爾長期受到歐美電影界的長期抵制。她的許多電影計畫最終都因無法籌措資金而流產。她事實上已經進入了息影的狀態。然而，有著充沛活力的里芬斯塔爾是不能忍受這種沉寂的。不甘寂寞的里芬斯塔爾從1956年開始深入非洲內陸拍攝電影，並經歷了一場幾乎斷送性命的交通事放，但她仍然在傷愈後數次進入非洲腹地拍攝。1972年，她拿出了一本攝影集《奴巴》。在這本作品集中，非洲國家蘇丹某個部落的奴巴族黑人成為她的主題。但是，人們發現，她的奴巴照片依然是她的戰前的美學觀念的一個攝影變體。她熱衷於表現他們肉體的健美，卻無意展現他們的生活形態。他們赤裸的身體結果成為闡釋她的審美觀的圖像符號，而且是一種沒有深度的、空洞的符號。她仍然頑強地堅持自己的風格。她的影像中有著一種驚人的連續性或者說是一種冥頑不靈的狂熱。當有人問她：“在你的攝影集中，出現了許多年輕人與美麗的人，但實際上奴巴人中還有老人與孩子吧?’’對此，她回答說：“對我來說，作為被攝體，這些人沒有魅力。”顯然，她仍然是個只對“強者”、“超人”感興趣的人。從某種意義上說，她的這本攝影集所顯示的對力與美的禮讚，與她以前的電影中所展示的審美趣味一脈相承。也因此，奴巴族黑人的影像引起了蘇珊·桑塔格的理所當然的警惕。她針對《奴巴》寫了長文《迷人的法西斯主義》，深入剖析了法西斯美學的本質，並對里芬斯塔爾的復出表示了憤慨。
1971年，爭強好勝的里芬斯塔爾考慮到報出真實年齡不會準許她報考潛水執照，因此她在68歲上虛報年齡潛入印度洋海底，考取了潛水執照。從1977年起，她開始了水下攝影。她在水中所見的成果是兩本名叫《珊瑚礁花園》與《水中奇觀》的攝影集。1987年，她花費了五年多時間寫成的回憶錄《回顧》問世。而2000年傳出的最新訊息是，她在非洲拍攝時又再次受傷，現在只能臥床休養。
1993年，一部由德國與比利時合作拍攝的名為《萊妮·里芬斯塔爾的壯觀而可怕的一生》的傳記影片再次引起話題。里芬斯塔爾在這部電影中仍然對她的影片的歷史作用諱莫如深。她堅持認為個人是無法迴避歷史的包圍與糾纏的。但她也許應該知道，既然當初敢於進入歷史並成為歷史的一部分，那么就應該有勇氣對歷史負責。任何閃爍其詞都只能被看成是心虛的表現。一個敢於與歷史調情的人是要受歷史的嚴格檢驗甚至是報復的。她也許覺得歷史不公平，為什麼卡拉揚依然滿面春風地揚起他手中的指揮棒，而海德格爾的哲學居然也被奉為人類思想的寶貴財富，但為什麼只有我一個人要付出如此之多，憑什麼就只有萊妮·里芬斯塔爾一人要承擔為納粹張目的歷史責任?尤其當這個問題發生在一個美貌女人身上時，這似乎更容易令人產生一種側隱之心。的確，人們已經看到夠多的在一個又一個朝代中如魚得水地成為弄臣的“藝術家”們幸運的笑臉。相對於這些乖巧之徒來說，里芬斯塔爾算是付出得夠多的了。朝代有興亡，但一些乖巧的“藝術家”們卻好像總有辦法逃脫歷史的追究，一如既往地變臉，終生接受掌聲與寵幸。但是，對她來說，也許歷史是在從另一個角度論功行賞。歷史只從她的歷史作用與影響來加以清算。嚴厲的歷史懲罰只能落在真正的影響了歷史的藝術家身上。她也許就是這么一種該受嚴厲懲罰的藝術家。這種懲罰要與她當時所起的歷史作用成正比，而且與性別無關。這就是萊妮·里芬斯塔爾的宿命與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