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開元禮》

《大唐開元禮》

《大唐開元禮》修成於唐代開元盛世,這一時期也是中國古代社會的全盛期。

基本信息

大唐開元禮

出版前言

《大唐開元禮》《大唐開元禮》

禮學是儒學的核心內容之一,禮治社會是歷代聖賢所希冀、追求的社會形態。禮的特點,正如鄒昌林先生所云:“禮在中國,一乃是一個獨特的概念,為其他任何民族所無。其他民族之禮一般不出禮俗、禮儀、禮貌的範圍。而中國之禮,則與政治、法律、宗教。思想、哲學、習俗、文學藝術,乃至於經濟、軍事,無不結為一個整體,為中國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之總名。”而在中國古代禮學史上,《大唐開元禮》無疑是最為重要的典籍之-。

《大唐開元禮》修成於唐代開元盛世,這一時期也是中國古代社會的全盛期。《開元禮》的纂集是“功成制禮、治政作樂”傳統的產物。主持、參與編纂此書者,如張說、蕭嵩、王仲丘、徐堅、李銳、施敬本等,皆為名相碩儒,天下之選。他們折中唐代《貞觀》《顯慶》二禮,依吉禮、賓禮、軍禮、嘉禮、凶禮的次序,詳盡而完備地記載了以皇帝為中心的國家典禮儀制,兼及地方政府的祭儀和官僚家庭的吉凶之儀,其結構之縝密,敘述之精詳,都是前所未有的,堪稱中華禮學的曠世大典、不祧之宗。故宋代周必大《擬開元禮序》曰:“惟開元皇帝,勵精政治,有意太平,故能遴選儒臣,釐正鉅典

《大唐開元禮》
惟[徐]堅等辯博通貫,體上之意,故能不泥不肆,克輯成書。自時厥後,朝廷有大疑,不必聚諸儒之訟,稽是書而可定。國家有盛舉,不必蕝野外之儀,即是書而可行。世世守之,毋敢失墜,不其休哉。”其後雖有踵盛增華之作,如中晚唐的《開元後禮》 、《曲台新禮》,北宋的《大常因革禮》、《政和五禮新儀》,直至《大金集禮》、《清集禮》,均系承襲《開元禮》而來,但就規模和影響而言;則難與《開元禮》比肩。此書不僅是中國古代禮學的圭臬,更遠播東亞、東南亞,對於整個漢字文化圈的禮樂律令制度都產生過重大影響。池田溫先生指出,渤海、新羅、日本、高麗都曾請求唐朝傳寫《開元禮》,日本的禮樂制度更是全面借鑑唐禮而來。

《大唐開元禮》涉及唐代社會的各個方面,蘊涵著豐富的學術內容。例如,皇帝郊廟封禪之禮,不僅反映了古人的天人觀念,而且展現出皇帝制度鞏固發展的進程;釋奠先聖先師之禮,昭示著道統與政統的關係;自百官至庶民的婚喪儀制中有唐人的家族倫理觀念;諸國朝覲之儀中可見唐朝泱泱大國的氣度及中外交通的盛況。此外,《開元禮》還保存了大量的唐令、唐式,是唐代法制史不可多得的寶貴史料;其中有關經義、禮法的論爭,則是研治中古思想史、經學史的重要素材。正如池田先生所說:“從來中國哲學的研究,少有未經古典學者之手的,而禮制的分析研究對歷史學、人類學、文化和思想研究的學者來說,卻留下了廣闊的領域,此書給立足於新視野的學人提供了無限豐富的寶庫。”

《大唐開元禮》一向流傳不廣,學者罕有其書,今據洪氏公善堂刊本影印,並媵以王涇《大唐郊禮錄》(《適國從書》本),以饗讀者。

【內容簡介】

本書是介紹中國唐代禮節制度的著作。《大唐開元禮》涉及唐代社會的各個方面,蘊涵著豐富的學術內容。例如,皇帝放廟封禪之禮,不僅反映了古人的天人觀念,而且展現出皇帝制度鞏固發展的進程;釋奠先聖先師之禮,昭示著道統與政統的關係;自百官至庶的婚喪儀制中有唐人的家族倫理觀念;諸國朝覲之儀中可見唐朝泱泱大國的氣度及中外交通的盛況。此外,《開元禮》保存了大量的唐令、唐式、是唐代法制史不可多得的寶貴史料;其中有關經義、禮法的討論,則是研治中古思想史經學史的重要素材。

《開元禮》的形成

有關《開元禮》編纂經緯的資料,在卷首(本書2-6頁)已作了歸納,因而只將大致輪廓敘述如下。
開元十四年(726),通事舍人王嵒上疏,請改撰《禮記》 ,削去舊文而以今事改編之。當時的皇帝玄宗詔集賢院學士等詳議此事,同院代表右丞相張說奏論:《禮記》是漢朝所編,遂為歷代不刊之典,今去聖人時代久遠,很難加以改編。然而,今之五禮儀注是貞觀、顯慶兩度所修,前後頗有異同,其中或未調整,望與學士等更討論古今刪改行用。玄宗從其意,初令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銳、太常博士施敬本等調查編撰,歷年不就。張說死(開元18年12月),蕭嵩代集賢院主持(開元19年2月),令起居舍人王仲邱擔此事,見成。傳載參加《開元禮》編撰者還有賈登、張烜、陸善經、洪孝昌之名。開元二十年(732),撰成一百五十卷奏上,名為《大唐開元禮》。同年九月五日頒所司行用。

《大唐開元禮》

從陸善經(《玉海》卷46引《集賢註記》 )、洪孝昌(《職官分記》卷51引《集賢註記》)同於開元十九年入集賢院起,至蕭嵩統轄指導編纂而成,一年有餘。《開元禮》的編纂特點,是先將貞觀、顯慶兩禮折中繼承,由集賢院負責進行此項事業。
唐初貞觀盛時,曾動員結集房玄齡、魏徵、李百藥、長孫無忌、顏師古、令狐德棻、孔穎達、于志寧等名相大儒,編纂《大唐儀禮(貞觀禮) 》一百卷(吉禮六一、賓禮四、軍禮二十、嘉禮四二、凶禮六、國恤禮五,計一三八篇),於貞觀十一年(637)三月起用。十餘年後,高宗治世,計畫改纂,由長孫無忌、杜正倫、李義府、李友益、劉祥道、許圉師、許敬宗、韋琨、史道玄、孔志約、蕭楚材、孫自覺、賀紀等作了一百三十卷的《(永徽)顯慶禮》,顯慶三年(658)正月附高宗序後頒行於內外。
然而, 《顯慶禮》的出現,沒能代替《貞觀禮》。武后時代以後,兩者合併參照使用的不少。因此,禮官在施行中,也希望有恰當固定的儀注。《開元禮》的編纂使此問題得以解決。吉、賓、軍、嘉、凶的基本框架原封不動地繼承下來,折中綜合先行兩禮後的《開元禮》,不僅從卷數上凌駕於兩禮之上,從內容的整齊劃一上也開創了新紀元。
此時的背景,恰逢開元極盛時期,經過宮廷學院--集賢院的練達之士的纂集,此書與同院數年後完成的那個《大唐六典》 ,一併成為具有豐富多采文化生活的集賢院對後世的一項特別重大的貢獻。

《開元禮》的內容

一看本書的總目(本書7-11頁)便知,《開元禮》以精密敘述皇帝為中心的官僚國家的儀禮次序為主,加上對若干個地方官舉行的祭儀、官人家庭中舉行的冠、婚、喪、廟等禮的記述而成。標示公共典禮的體系,成為此書的趣旨所在,不厭其煩地詳盡描述,對太常寺等的禮官來說,於是便成了不可缺少的公務規則。
作為國制規則的一個方面,禮制也當然與法制的令、式有密切的聯繫,在仁井田升先生的研究中這已是明確了的。如此書開頭序例三卷的內容中,可以看見相當多的祠令(序例上)鹵薄令(序例中)、衣服令、祠令、儀制令、喪葬令、假寧令(序例下)等文字。又,在此書中也存有與禮部、太常、光祿等相對應的律令規定。像這樣狹隘意義上的法制史資料,此書含有的豐富素材也是不可忽視的。
五禮的內容匯總了全部一五二卷(吉禮五五、賓禮六、軍禮二三、嘉禮五十、凶禮十八)。《開元禮》中的五禮排列在唐代存有吉、賓、軍、嘉、凶( 《六典》卷四,現行本)與吉、嘉、賓(或賓、嘉)、軍、凶( 《玉海》卷六九引《集賢註記》、《通典》卷一0六)兩種。在此,為便於一覽,合併現行本禮目一五二篇如下:

吉禮

1冬至祀昊天於圓丘29興慶宮祭五龍壇
2正月上辛祈谷於圓丘30皇帝視學
3孟夏雩祀於圓丘31皇太子釋奠於孔宣父
4季秋大享於明堂32國學釋奠於孔宣父
5立春祀青帝於東郊33仲秋釋奠於齊太公
6立夏祀赤帝於南郊34巡狩告圓丘
7季夏祀黃帝於南郊35巡狩告社稷
8立秋祀白帝於西郊36巡狩告宗廟歸佟於祖
9立冬祀黑帝於北郊37皇帝巡狩
10臘日蜡祭百神於南郊38封祀於泰山禪於社首山
11春分祀朝日於東郊39時旱祈於大廟
12秋分祀夕月於西郊40時旱祈於大社
13祀風伯、雨師、靈星、司中、41時旱祈岳鎮以下於北郊
司命、司人、司祿42時旱就祈岳鎮海瀆、久雨禜祭國門
14夏季祭皇地祗於方丘(后土同)43諸州祭社稷
15孟冬祭神州於北郊44諸州釋奠於孔宣父
16仲春上戊祭大社大稷45諸州祈社稷、禱諸神、禜城門
17祭五嶽四鎮46諸縣、諸里祭社稷
18祭四海四瀆47諸縣釋奠於孔宣父
19時享於大廟48諸縣祈社稷及諸神、禜城門
20祫享於大廟49諸太子廟時享
21禘享於大廟50王公已下三品已上時享其廟
22拜五陵51王公已下三品已上享其廟
23太常節巡五陵52王公已下三品已上享其廟
24孟春吉亥享先農耕藉53四品五品時享其廟
25皇后季春吉己享先蠶親桑54六品已下時祭
26有司享先代帝王55王公已下拜掃(附寒食拜掃)
27薦新於大廟、季夏祭中霤於大廟
28孟冬祭司寒納冰
賓禮
1蕃國主來朝4受蕃使表及幣

《大唐開元禮》《大唐開元禮》

2戒蕃國主見5燕蕃國王
3番主奉見6燕蕃國使

軍禮
1親征類於上帝13遣將出征宜於大社
2宜於大社14遣將告於大廟
3告於大廟15遣將告於齊太公廟
4禡於所征之地16祀馬祖
5於所國門17享先牧
6告所過山川18祭馬社
7宣露布19祭馬步
8勞軍將20合朔伐鼓
9講武21合朔諸州伐鼓
10田狩22大儺
11射於射宮23諸州縣儺
12觀射於射宮

嘉禮
1皇帝加元服26皇太子納妃
2納後27皇太子正至受群臣賀
3皇帝正至受皇太子朝賀28皇太子受宮臣朝賀
4皇后正至受皇太子朝賀29皇太子與師傅保相見
5皇帝正至受皇太子妃朝賀30皇太子受朝集使參辭
6皇后正至受皇太子妃朝賀31親王冠
7皇帝正至受群臣朝賀32親王納妃
8皇帝千秋節受群臣朝賀33公主降嫁
9皇后正至受群臣朝賀34三品已上子冠
10皇后受外命婦朝賀35四品五品子冠
11皇帝於明堂讀春令36六品已下子冠
12皇帝於明堂讀夏令37三品已上婚
13皇帝於明堂讀秋令38四品五品婚
14皇帝於堂讀冬令、39六品已下婚
於明堂及太極殿讀五時令40朝集使禮見及辭
15養老於太學41任官初上
16臨軒冊皇后42鄉飲酒
17臨軒冊皇太子43正齒位
18內冊皇太子44宣赦
19臨軒冊立王公45群臣詣闕上表
20朝堂冊諸臣46群臣起居
21冊內命婦47遣使慰勞諸蕃
22遣使冊授官爵48遣使宣撫諸州
23朔日受朝49遣使諸州宣制
24朝集使辭見50遣使諸州宣赦書
25皇太子加元服

凶禮
1凶年振撫10會葬
2勞問疾患11致奠
3中宮勞問12皇后舉哀弔祭
4皇太子勞問13皇太子舉哀弔祭
5五服制度14皇太子妃舉哀弔祭
6皇帝為小功已上舉哀15三品已上喪
7敕使弔祭16四品五品喪
8會喪17六品已下喪
9冊贈18王公已下喪、禮制通議

《大唐開元禮》《大唐開元禮》

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國自古以來尊重禮典,除經書中列有《儀禮》《大小戴禮》外,《史記》、《漢書》以後的正史志類中,也包括禮儀志等,記錄了歷史上禮制的變遷。再,朝廷的諸禮儀注類,更是不勝枚舉。其中,《開元禮》以一百五十卷的數量,占據了古代中國禮典中的首席。在質量上,也以完整的結構和詳盡的敘述,永遠成為了後世依據的典範。
開元十三年玄宗廟中舉行的標誌禮治完成的封禪,張說、蕭嵩等文人宰相領導纂集的象徵國威的此書,不僅僅限於唐朝,在整箇舊中國,被尊為禮的考核者的圭臬(《四庫提要》之語),也決不是偶然。以集結中國古代文化諸要素,達到最後成熟的玄宗朝作為背景,《開元禮》可以說是標誌上古以來的禮制發展,經過古代王朝的洗鍊又形成了的固定形式。
作為禮制,被認為是與一般庶民沒有關係,只是修飾王侯貴族權威的附屬品,一點也不過分。近代歷史學索性對它敬而遠之。十數年前的筆者正當學生時代,大學所學的課程練習就是以食貨志為主,與今天西嶋定生先生所講的禮儀志、祭祀志相同。此事證明,研究的深化,也需要對禮進行了解的現實。
禮作為儒家的思想體系而被升華,常與法家理論結合運用,支撐著當時的統治體制,形成了舊中國的政治特徵。從掌權者與天的關係,到上下身份秩序以至中華與外藩的交涉,不依靠禮制規定也不行。貫穿於歷史現象背後的禮的觀念、結構,逐漸被引起注意。
再,每個具體的禮儀,從冬至日皇帝在圓丘上祭天之後,宇宙自然的運行正常,人們的生活平和安定,統治者舉行的シムボリツク祭祀系列活動,不論哪一種都含有自古以來的傳統行事。稱它為漢民族數千年的精神文化、物質文化精華的結晶,並不過言。從來中國哲學的研究,少有沒經古典學者之手研究的,而禮制的分析研究對歷史學、人類學、文化和思想研究的學者來說,卻留下了廣闊的領域,此書給立足於新視野的人提供了無限豐富的寶庫。

《開元禮》的流傳

開元二十年九月頒行的此書,參照利用同一集賢院從開元十年到二十六年撰集,並於二十七年二月奏上的《六典》,可以說是理所當然的。從天寶末年到安史之亂,經過的是動亂期,沒有餘暇顧及典禮。不久,自建中到貞元的中唐是重編期。貞元二年(786)六月十一日敕中,特為能習《開元禮》者設立開元禮舉。測試本書大義一百條、試策三道全部通過者越格授官,通過大義七十道、策二道的及第。開元禮舉及第者以任太常寺、國子監等官,作為參與禮制實際事務,如校書郎、秘書省正字清官等的職務的唯一途徑。
自貞元十七年(801)七月太常寺進《大唐貞元新集開元後禮》二十卷,到當時《開元禮》作為禮官依據的基準的時代,慢慢地經過半個世紀,需要改制、纂輯新例的趨勢已有了預兆。
元和三年(808)宰相鄭畋的:“伏奏所見前項《開元禮》、 《六典》等先朝之制,不能充分適用”的上奏(呂溫代鄭相公請刪定施行六典開元禮狀、《呂叔和文集》卷五),與上述諸事合併考慮的話,便可判斷《開元禮》並沒有實際套用。唯如《開元禮》、《六典》法典似的全面地實行,比對開元盛世,元和新政更符合的話,鄭畋的意圖,作出如此的表現,也是可以理解的。
杜佑那不朽的著作《通典》(貞元十七年(801)上進)卷一0六-一0四,將《開元禮》全部要領細緻歸納,作為《開元禮纂類》收入,認為其中有價值的重要的典型的決不會漏掉。在《通典》中採錄此書的內容,使多數讀書人能夠看到。宋代以後經過重複刊刻,在廣泛範圍內得以普及。
本書龐大的內容和複雜的敘述,對利用者來說,其入門、概要是非常必要的。已有經編纂者們之手作有《開元禮義鏡》百卷(一作義鑒,宋諱)。在北宋的《崇文總目》中有:“唐蕭嵩撰。既定《開元禮》,又以禮家名物繁夥,更取歷代沿革,隨文釋義,與禮並行”(《文獻通考》卷一八七引)的記述。北宋初,盧多遜等在編纂《開寶通禮》的機會中增補《開元禮義鏡》而作了《開寶通禮義纂》(《文獻通考》卷一八七引《崇文總目》)。其他還有編纂人不詳的《開元京兆義羅》十卷、《開元禮類釋》二十卷、《開元禮百問》二卷等。《義羅》網羅了《義鏡》之遺,《義釋》中增加了唐禮中名物的注釋(《文獻通考》卷一八七引《崇文總目》),《百問》是利用古今異制設立出問答百條而成。( 《直齋書錄解題》卷六禮注類)。
這些簡便注釋、問答的簇出和流行,可以看作是開元禮舉施行的回應,可以推測哪個都是應試者非常重視的實用書籍。
元和十三年(818)八月,有禮官王彥威奏,集錄開元廿一年至元和十三年與五禮有關係的敕格、儀注、禮科等,成《元和曲台新禮》三十卷。可以認為,《開元禮》作為基礎,成為以後新制的補續和禮制運用的固定形式(《唐會要》卷三七,五禮篇目條)。
唐滅亡後,《開元禮》也沒被徹底摒棄,編纂朝廷禮典之時,常常頻頻參照使用。從今天傳存的《太常因革禮》(治平二年(1065),一百卷,缺十七卷)、《政和五禮新儀》(政和元年(1111),二百廿卷,缺廿卷)的宋代禮制中,也很容易看出受了《開元禮》較大的影響。
紹興二五年(1155),福建同安縣主簿朱熹作縣學釋奠時,索求《政和五禮新儀》,縣中沒有,而參考《周禮》、《儀禮》、《唐開元禮》、 《紹興祀令》制出《釋奠禮》。可以窺察到當時地方縣衙也保管利用《開元禮》的實情。讀著名宰相周必大(1126-1204)所作《開元禮》擬序(《詞科舊稿》卷二,本書4-5頁)時,也可感到當代對本書的尊重。
然而,元明以後,刊本中沒有如此浩瀚的文字,也的確少有傳抄。慶幸的是明皇宮中有此完整本傳承,《文淵閣書目》(卷三元字號第一廚書目禮書)中(1441)著錄有“《唐開元禮》一部十五冊完全”。
清朝考據學者根本不用此書,經學大師朱彝尊(1629-1709)晚年讀《開元禮》,有康熙三五年(1696)七月下旬簡單書跋( 《曝書亭集》卷四三,本書五頁)。

《大唐開元禮》
據陸隴其言,朱彝尊是在胡兆龍(1627-1663)家中鈔得《開元禮》,此書後於徐乾學(1631-1694)的傳是樓所藏( 《三魚堂日記》卷八,康熙二廿年癸亥八月七日條吳任臣語)。徐氏收藏此書,完成了被認為是對考證禮學有相當貢獻的代表作《讀禮通考》,進而成了以秦蕙田為首,集中盧文、王昶、錢大昕、王鳴盛、戴震等參加的《五禮通考》,有運氣成為禮學紀念碑的重要前提。
乾隆帝纂集《四庫全書》之際,《開元禮》是由浙江省進呈。在《浙江省第十次呈送書目》中登錄為“十二冊”,在《浙江采進遺書總錄簡目》那裡是“商邱宋氏寫本”。然而《四庫全書》中收的卻是兩淮鹽政采進本。
今日學界所知的《開元禮》版本是清末才出現的。就是經安徽省寧國府涇縣人洪汝奎(公善堂)(18-86)之手,作為《洪氏唐石經館叢書》的一種,於光緒十二年(1886)出版的那個。兩淮鹽運使等中的洪氏仗其財力,彙刊有關宋學的主要著作十九種,《開元禮》也被採擇其中。想像此本便是《四庫提要》卷首中記載的有關依據本中,特別提到的沒有標點的四庫全書本。但每半頁十行,行二十字,卻與四庫全書本的八行廿一字或廿二字的行款不同。近代研究全都流行使用此版本。

《開元禮》現存寫本不多,我國的靜嘉堂文庫中有陸氏十萬卷樓傳來的舊抄本。此本十行二十字,現分裝成十六冊,原為八冊本,每冊首印有“竹坨藏本”,是朱彝尊舊藏中的紀念本。作為整體,本文與洪氏刊本屬同一體系,沒有大副度變動,如皇帝、制、敕、太廟、高祖、太宗、睿宗等語之上有一字位置的空格等等,大致所傳原本就有。寫本中經常隨處見有誤脫,但可資參考。
靜嘉堂還有島田重禮舊藏本,這是全四十冊,每半頁十行,行二十一字的近代寫本。看來依據的是上面提到的陸氏舊藏本。有綺麗外觀的書,看來寫字生對中國的典禮不熟悉,誤寫多,卷五六缺後半部,等等,不能說是善本。
中國的四庫全書不用說,那以前的寫本有多少部、保存如何。台北國立圖書館中藏有八冊本的清初鈔本、三十六冊本的東北大學舊藏鈔本、二十冊本的孔氏岳雪樓本。
《開元禮》現行本的流傳大體忠實於原文這點,對照《通典》 、《開元禮纂類》便很明顯。異同之處大致都是局部順序的散亂、相似句子的脫落或重複,各別文字的魯魚之誤等,關於其它異本的寫本還尚未發現。
再,此書由清末溧水人朱紹頤作校勘記、朱紹亨作跋的宣統元年(1908)朱氏清稿本八冊(未見),保存於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

《開元禮》與日本

禮對保持與中國交涉的東亞周邊諸國來說,也是需要非常重視的對象。因有關具體的外交禮儀、朝貢手續即使不作為必要的典範來學習,在後進國家的國制形成時,也會逐漸自覺留意禮在實際施行中所起的作用。
從《開元禮》完成才六年後,便有渤海使者求寫“唐禮”和《三國志》等而被許之的記載(《唐會要》卷三六蕃夷請經史條,《冊府元龜》卷九九九外臣部請求)那裡可以窺見。也有朝鮮半島新羅神文王在其六年(686)二月遣使請禮及雜文章,便令從吉凶要禮和《文館辭林》的規戒中抄出五十卷賜之(《舊唐書》卷一九九上新羅傳、《唐會要》卷三六、 《冊府元龜》卷九九九、 《三國史記》卷八新羅本紀)。到十一世紀的高麗朝時,《開元禮》有關官制的部分仍在參考使用(《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八人物條)。
按此周邊諸國的行動,唐禮進入日本索性是理所當然的了。我國大寶、養老令的喪葬令服紀條依據的不是唐令是唐禮。七世紀末,為政者參酌唐禮是豪無疑問的。入唐留學生下道朝臣吉備真備歸朝時,給朝廷獻上龐大的一百三十卷的《唐禮》,正是天平七年(735)四月的事(《續日本紀》卷十二)。從同時獻上律管、《大衍曆》、《樂書要錄》等這點上,也可明顯看出有意在禮樂、律歷體系方面輸入繼承。從《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四家禮,成於九世紀末)的:“江都集禮百二十六卷、唐禮百五十卷(以後的《開元禮》是重複)、唐永徽禮百卅卷、唐開元令(禮)百五十卷”的著錄中,了解到傳入我國的隋《江都集禮》和唐《(永徽)顯慶禮》、《開元禮》兩者都是完整本。
最近的彌永貞三氏的研究中,明確了我國的釋奠是繼承了唐禮的經緯,顯示出有關弘仁、貞觀、延喜大學舍式等的條文,幾乎是從《開元禮》中抄出的。又,例如平安朝初期,橘廣相( 《三代實錄》卷二十,貞觀十三年(871)十月五日)、都良香(《三代實錄》卷三一,元慶元年(877)四月一日)、菅原道真(《菅家文草》卷七,元慶三年三月二五日)的奏議中,都引用了《開元禮》,可見唐禮參照的頻繁。
不過儘管這樣,唐禮的徹底攝取也是一部分,在日本全面採用禮的體系是不可能的,我國編纂的《儀式》,其規模和性質上與唐禮有非常大的差別。從坂本太郎先生的“我國的儀式對比唐禮的龐大重複來說,有了整理緊縮……對其形式主義來說,我們的是實際主義的……想儀式的狀態比律令的狀態也更有其徹底自主的傾向……認為平安時代初期是唐風盛行的時期,宮廷儀式頗採用唐風,儀式的書寫等也大體照原樣採用其風,是不符合事實的。那裡留有脈脈相承的日本的自身覺悟”的一段話中,便可體察到其間的情況。
浩瀚的《開元禮》也一條條被忘卻了,從《道憲入道藏書目錄》中沒有記載來推測,早在平安末就散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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